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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徐景贤《十年一梦》的几篇感言



作者:京城孤魂、余大郎等


一、读徐景贤《十年一梦》

  “文革”红人徐景贤最近在香港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全书的行文表明其对几十年前的“梦境”仍有深深的留恋和怀念,对梦里岁月不乏粉饰之词。但即使这样,在徐景贤的字里行间也不时能看出那个荒唐年间的不少荒唐事。

  徐景贤回忆了当年赫赫有名的游雪涛小组的活动情况。这个小组是专门采用各种特务手法搜集各方情报供张春桥使用的。由于那些特务手法太过卑污,连张春桥本人都说“如果传出去的话,人家会说张春桥搞了一个特务组织”,“游雪涛这样搞法不行,他们的材料太悬了。谁相信了他们,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会犯错误的。”然而为了整倒对手,张却仍然对游雪涛特别关照,为其秘密安排了永福路二四四号的高级花园洋房作为活动指挥部,连徐景贤都是事后很久才知道这个地址。为了保密,永福路二四四号的门牌都拆掉了。游雪涛甚至向徐景贤炫耀说:“春桥同志说,今后他在北京的时间比较多,在上海时间少了,因此正在考虑谁来主持上海的工作。他征求我的意见,王洪文和徐景贤两个人,究竟谁比较适合。”可见张春桥对游雪涛的重视程度。

  有了张春桥支持,游雪涛的特务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不满足于仅在各个群众组织中打探情报,甚至“把手伸到南京军区许世友那里去了。游雪涛的胆子非常大,居然在简报里写许世友支持廖国政在上海夺张春桥的权,……游雪涛还把当时对南京军区不满的副政委、副司令、后勤部负责人等都请到他那里谈话,……摸了很多军队内部的情况,整理了一份《关于警备区整理春桥同志黑材料问题的点滴》,送到张春桥那里。”“(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国政很生气,说‘我们上海警备区有一只伸进来的黑手。’指的就是游雪涛和游雪涛小组。”当游雪涛更进一步和主持上海公检法系统的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对着干,互相进行侦察、反侦察时,张春桥害怕了,万一激起军方愤怒对游雪涛加以查办,必然会连累到自己。一九七O年八月张春桥授意徐景贤把游雪涛撤职下放劳动。也许是出于对这样的处理心怀不满,游雪涛对于一九七O年的庐山会议发表了同情陈伯达的言论,这说明游已经和张春桥不一条心了。游对陈伯达的态度就注定了游的结局。在清查五一六中,游雪涛被趁机清洗,宣布隔离审查。后来,五一六基本上都被平反了,而游却一直被隔离审查,一九七五年解除隔离送五七干校劳动。“文革”后,游被判刑十五年,成了“文革”名副其实的牺牲品,哪方面的好处都没沾到。游雪涛虽然吃准了张春桥与军方的不和,但他走得太远了,张春桥可不愿意为此引火烧身。

  张春桥和军队的矛盾由来已久。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初一次会议上,张春桥在讲话中传达“揪出杨余傅”时,竟然把揪出余立金说成是揪出吴法宪。这事使一向佩服张春桥的徐景贤十分不解,想不通为什么张春桥会犯这种低级失误。这也许是由于一贯与军方不和,张春桥对吴法宪一伙心怀不满已久,一时失口说出了心里话。这次“失口”事件,加上后来的一连串对张春桥不利的事态导致了“四一二炮打张春桥”事件。这后面是否有军方的背景?徐景贤没有明说,只是提到“王洪文给我送来一份材料,说国防科委在上海研究所有一些人参加炮打。我们说‘参加炮打的穿军装的人露头了。’我们怀疑,幕后是有人指挥的,要王洪文抓科技系统的炮打情况。”另外,李作鹏在“炮打张春桥事件”中代表军方作出的表态也是十分微妙:“第一,上海有人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我们军队不要介入。第二,已经贴出的大字报,要予以覆盖。第三,不要搞反击。”表面上看,这三条都是中立立场,细心的人不难看出军队态度的偏向,不然就不用禁止“搞反击”了。徐写道,“张春桥后来多次与我们谈话的时候,说到穿军装的人炮打,总是很恼火。”这场来头不清的“炮打张春桥事件”直到毛泽东亲自召见张春桥,对他说“你可以对那些炮打你的人讲‘无事’”,这事才算平息下去。

  徐景贤参加了一九六八年十月举行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根据徐的回忆,八届中委共有九十七人,扣除去世和当时被打倒、揪出的各种反革命、叛徒、内奸、特务,仍有资格出席全会的只剩下四十人,还不满半数。这样只得把去世的十名中委由十名候补中委补足,凑够五十人,超过中委半数,以便“合法”表决《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及其他几个文件。全会把文革小组和军委办事组,以及在京国庆观礼的造反派“扩大”了进来,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七十四人,这样从表面上看超过了全体中委的三分之二多数。这是中共党史上罕见的情况。

  在十月三十一日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议上,毛泽东特意点了陈毅的名字。“毛泽东说:对这些老同志(指参加‘二月逆流’的人),还是选他们当‘九大’代表;‘陈毅同志说他没有资格,我看你有资格,代表左中右的那个右,你有右的方面的资格’。”看来,陈毅在毛泽东的眼里一直就是“右”的代表,估计这笔帐从井冈山时期就开始记了。

  按照张春桥的部署,徐景贤后来在选举“九大”代表时给陈毅写了一封信:

    陈毅同志:
    党的“九大”即将召开,我们热烈欢呼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根据中央的决定,你作为“九大”代表将由上海选举产生。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上海市
    四十三万共产党员同意推选你作为右的代表出席“九大”,特此通知。

    现将“九大”代表履历表寄去,请填写后寄回,同时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

    敬祝
    毛主席万寿无疆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九大”准备工作领导小组

  在信里,徐景贤有意羞辱陈毅是“右的代表”,并要陈毅回信确认。在“文革”的淫威之下,陈毅不得不含屈忍辱回信表示接受了“右的代表”这个头衔,并对能有这个“右派代表”头衔表示感愧。在“九大”期间,张春桥指示徐景贤等人把陈毅叫来,在上海代表团内召开了批判陈毅的会议,把陈毅从井冈山到“二月逆流”的各种“反党罪行”来了个彻底清算,大批特批。直到大会秘书处的吴法宪把徐景贤、王洪文叫到办公室去,传达周总理指示,批陈要“适可而止”,并说“下一次会议是否就不开了?”虽说有张春桥撑腰,吴法宪的话可以不听,但周总理的指示徐景贤等人不敢违拗。陈毅又过了一关。

  徐景贤提到“九大”时,说“有一件事使林彪一直耿耿于怀:在一九六九年‘九大’结束之后,毛泽东曾经当着林彪的面说道,你年纪大了之后,谁来接班?并且提到了张春桥的名字。”

  可见,对于让张春桥作接班人,毛泽东是早有考虑的。甚至就在“九大”党章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字迹未干之际就属意张春桥了。林彪不是傻子,自然听在耳里记在心里,明白自己的“接班人”位子是随时都会被别人占去的。也许这就是后来导致庐山会议风波和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因素之一。

  徐景贤参加了一九七O年庐山会议华东组的讨论。对于开会情形,徐景贤做了详细的回忆,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的表现都有记录。然而却偏偏“忘记”了小组会上许世友等人拥护林彪讲话的发言,让人不由对其“记忆”的全面性产生怀疑。但是小组会上全场高呼“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打倒野心家!打倒阴谋家!”的火药味,也有几分说明了主持小组讨论的许世友的态度。

  徐景贤提到张春桥在会议期间对他说过:“毛主席对他(陈伯达)说:‘我这条船还没有沉,你这头老鼠就跑走了!’”这话很明确地表示毛泽东和林彪的分歧在庐山已经到了你“沉”我“浮”的程度。情况到了如此地步,难怪庐山后黄、吴、叶、李、邱的检讨一直无法令毛泽东满意。因为那些人和陈伯达“这头老鼠”一样是另一条船上的老鼠,而他们的检查从未表示要脱离与毛不跑一条航道的另一条船,回到毛当船长的船上来。

  在庐山会议中,徐景贤一伙不断地进行“小集团”的“秘密活动”。徐景贤自己就说:“这一天晚上,我们都集合在王洪文住所的客厅里,交流外出活动的情况。约莫九点钟光景,有一个穿军装的工作人员走了进来,把王洪文和我叫到客厅门外,轻声说:‘首长(江青)请你们去一次,车已经派来了。’”对此,徐景贤并未感觉有什么不妥。不过林彪一伙的类似举动后来却被称为党纪不能允许的“小集团”的“地下串连”阴谋活动,成为他们“反革命集团”的罪证。这种以胜败来论对错的程式直到今天仍然盛行,也可以算是富有传统意味的中国特色之一。

  徐景贤回忆说,“二陈合流”的提法是毛泽东在庐山提出来的:一九七O年九月六日下午,历时十五天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九届二中全会宣告闭幕。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毛泽东在讲话中,有一句话使全场为之惊愕,他说,这次庐山会议是‘二陈合流’。”这就是又把陈毅给抛出来了。陈毅本来就是以“右的代表”身份参加会议,所以一直是老老实实,但在林彪讲话之后,竟然也敢跳出来“乱说乱动”,要揪毛泽东的红人,这不能不惹得毛泽东勃然大怒,把陈毅和陈伯达相提并论。这件事也说明张春桥在人心中确实已是过街老鼠,连戴着“右的代表”帽子的陈毅都忍不住要踢上一脚。然而,毛泽东还是发扬了反潮流精神,力保张春桥有惊无险地过了这一关。

  九一三事件后,一九七二年中央工作会议上公布了毛泽东致江青的信,每个人都要对此表态。徐回忆说,邓颖超就此发言,“说她从三十年代起就知道了江青,读了报纸上发表的江青致唐纳的公开信,认为江青是一位杰出的女性,林彪一伙要收集江青的黑材料,不是什么‘黑材料’,而是‘红材料’,等等。这些发言都有简报为证。”当然,这并不能说明邓颖超与江青有什么特殊关系,但也说明了对于一个人不能仅仅从他说过什么话来判断他对某件事的态度。

  在“十大”选举中央委员中,上海候选人名单完全操纵在一小撮人手中。徐景贤等人按照王洪文、张春桥的指示,根本未组织任何党员代表进行讨论推选,在一夜之间就与上海同伙私下拟定了上海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经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确定后报了上去,至于‘十大’全体会议最后的选举,只是一种程序,结果所有的候选人全部稳稳地当选了。可是,这些新增选的中委、候补中委,大都不是‘十大’代表,没有到北京参加大会;他(她)们自己还都远在上海,蒙在鼓里。”有些当选的委员被连夜从睡梦里喊起来,到北京参加“十届一中全会”,他们稀里糊涂的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徐景贤的这些回忆清晰地给我们揭示了“文革”中的所谓党内民主选举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有人在年年不忘地拼命鼓吹“文革”的所谓“大民主”。还是请这些人看看徐景贤记录的“十大”中央委员的“民主”选举过程吧。

  在徐景贤笔下,毛泽东对于文革造反派的行动一直是情有独钟:一九六七年八月“毛泽东在上海期间,张春桥对我说,要在电视台的频道里多安排一些节目。我让电视台播放了上海工人武装冲砸上柴‘联司’的记录片,毛泽东在‘四一四’招待所里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对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王洪文表现出莫大的兴趣,非常欣赏王洪文调动30万造反派冲砸上海“工总司”和上柴“联司”的“革命行动”。由此开始,毛泽东一直关注着王洪文,直至后来发展到在“十大”上提名王为自己的接班人。

  为了使王洪文的接班人安排不至于显得过分突兀,毛泽东首先指名要王洪文担任“十大”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而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等人只能担任副主任,成了王洪文的助手。这种安排未经任何党内会议讨论,大大出乎所有人的意外,完全是毛泽东的个人意愿。

  但是,党内元老们并不甘心听任“文革派”轻易执掌大权,“在‘十大’召开以前,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党中央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提议,王洪文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名字排在周恩来之后,康生、叶剑英之前。…不料,周恩来说话之后,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吭气,李先念、纪登奎等闷声不响,张春桥、姚文元不便抢先表态,会场里沉默了半晌,使坐在一旁的王洪文感到十分尴尬。过了片刻,许世友嘟囔着说王洪文太年轻了,意思是他不赞成王当副主席。…经过叶剑英一再作工作,同时在副主席预选名单上又增补了一名军队干部李德生,这才使副主席的预选名单在政治局会议上获得通过。”

  为了清除元老派对王洪文抵制的影响,在全党面前表明自己的坚定挺王立场,毛泽东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巧妙的行动。“八月二十八日,‘十大’全体会议将在举行大会选举后闭幕,大会按时召开,却不见毛泽东登台,代表们心中正在嘀咕,只听周恩来宣布:‘今天大会,毛主席请假;毛主席委托王洪文同志代表他投票选举十届中委和候补中委。’”通过这一举动,毛泽东在全党代表面前清晰地表达了自己授予王洪文接班人身份的意愿,为王洪文顺利登场打好了基础。

  “文革”中,林彪集团和江青、张春桥集团的矛盾是一直存在的。陈伯达从江青集团改投林彪集团被说成是“船没沉就跑”的老鼠,结果进了秦城。上海也有一个类似的人物,就是张春桥文革初期说他在上海唯一要保的两个人之一,艾玲。艾玲是文汇报驻京记者,在“文革”准备阶段北京上海两地串联,为发动批海瑞立下了汗马功劳。张春桥对她十分欣赏,让她回上海担任了文汇报革委会主任。然而和陈伯达一样,艾玲后来逐渐转向了林彪一线,与上海的王维国建立了密切联系。张春桥“听说艾玲的这一动向,吃了一惊。他马上下令要徐海涛副政委核实消息是否确凿。结果徐海涛又一次报告就在上海市四届党代会选举市委领导人之前的那个中午,艾玲又被请到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去“吃饭”了。…一九七一年春末的一个傍晚,上海市四届党代会刚刚结束,…张春桥认为时机已到,那天薄暮时分,他突然把王洪文和我两个人紧急召到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张春桥开门见山地说:‘找你们两个来要办一件事: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要对艾玲进行隔离审查!’”艾玲就此被隔离审查。此事表明,早在九一三之前,林彪集团在各地的耳目就已经开始遭到清洗了。这不能不迫使林立果等人加快了行动步伐。

  徐景贤还记述了李先念对邓小平告御状的事,他说“到现在为止,我看了很多文章,从来没有人提到过李先念也向毛泽东汇报过邓的问题,而这是王洪文亲口告诉我的。…他(李先念)对毛说:‘最近,有一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李先念对邓小平讲话的反映,引起了毛的高度重视。”其实,在“文革”中,高层领导中这类相互揭发的举动是屡见不鲜,不然就很难自保。这也就是所谓的,与人斗,其乐无穷吧。

  在批邓中,为改变政治局里沉闷的空气,加强批邓火力,毛泽东调兵遣将,“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外面调进一些年轻人列席政治局会议,让他们发言,加强火力。这些年轻人是:从清华和北大调去的迟群和谢静宜;从外交部调去的王海容和唐闻生。…同时,毛泽东又委派他的侄子毛远新担任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把毛的指示带回政治局传达。……他们都是毛泽东身边的人。”这些“年轻人”不负重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把邓小平批得狼狈不堪。在“文革”中,毛泽东可以随心所欲的指定“身边的人”参加作为全党的最高决策机构政治局的会议,可见在毛泽东眼里,任何游戏规则都是摆设而已。

  此时邓小平又一次展现了他的政治智慧,“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后,邓小平不吭声,不表态,会后要求毛主席单独接见,他要面陈一切。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请求不予置理。”可以看出,毛、邓两个人都是一等一的政治高手,但邓毕竟不是毛的对手。邓小平在上海曾经私下找马天水活动,试图在“四人帮”的根据地里安插一个自己人。没想到,邓看走了眼,马天水虽然是老干部,但却是铁了心的“文革派”。马把邓的策反行为向“四人帮”作了揭发,成为批邓中的一个“重磅炸弹”。

  江青、张春桥在政治局也有同盟军,“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员,跟毛远新关系密切,我们与毛远新、陈锡联观点一致,每次我们到中央去开会,都要看望陈锡联和毛远新。”看来,徐景贤把陈锡联算在了己方阵营。另外,丁盛也是徐景贤眼里的自己人,他说,“一九七六年二月批邓打招呼会议期间,…江青来了两次,在我们房间里把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找来谈话,那时候,马天水的套间变成一个串连点。”王洪文到上海活动时,也经常请丁盛到自己在万体馆的特设包间里一边隐秘地观看体育比赛,一边进行密谈。

  批邓之后,“张春桥说:‘邓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毛主席有指示,今后只让他分管外事。’我们插嘴说:‘他已经不在中央担任工作了,怎么能分管外事呢?’张春桥笑笑,接着说:‘你们今后要注意,柳宗元有一篇文章叫《敌戒》,里面有两句话:‘敌存灭祸,敌去招过’。’”能猜透毛泽东心思的看来只有张春桥,毛泽东对林彪提张春桥接班绝非泛泛而谈。

  毛泽东在某种程度上保留邓的位置的做法并非谨小慎微,而是十分必要的神来之笔。因为在江青、张春桥集团内部也有内讧。先不说江、张究竟谁当老大之争,就是徐景贤也一直就看不上王洪文。在这《十年一梦》里,徐景贤以深文周纳的笔法,充分发泄了他当年被王洪文后来居上,压在手下的那口恶气。借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一事狠狠的讽刺了王洪文一把,说王“比刘盆子还刘盆子”。1975年徐景贤就曾给张春桥、姚文元写信,“揭发”王洪文说:“洪文同志显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而毛泽东保留邓小平在权力圈内的存在,至少可以使得江青、张春桥集团的内部矛盾得到缓和,保证枪口一致对外。

  徐景贤写的这本书里有不少地方使用了文学手法,写了许多不是亲身经历的事情。例如:

  “九月十一日上午十时许,毛泽东在专列车厢客厅里,找许世友和王洪文谈话。毛泽东见两人进来,微微欠动身子…。毛泽东把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推,并着重地说:要搞马克思主义……”

  徐景贤并没有参加这次接见,不知道他是运用的什么功法,竟然在不在现场的情况下能够看到毛泽东“微微欠动身子”、“ 右手用力地向前一推”。这些话当然无关大局,但是在有关大局时,徐景贤是否也把自己看不到、听不到的事情写得像真的一样呢?因此,对于书中并非徐景贤亲身经历的记述,看起来就非要十分小心了。另外,对于在“文革”中徐景贤曾经主持或者参与过的案件,如上海轰动一时的林昭、刘文辉、胡懋峰等“反革命”案件,徐洋洋洒洒40余万字的大作,竟然能对这些大案装聋作哑不着一字!由此就不难窥见该人思想角落里的“文革”情结和对那些日子的怀念。

  (小注:文中所有引文全部来自香港时代国际出版社二OO四年出版的徐景贤著《十年一梦》)


二、余大郎:读徐景贤《十年一梦》札记

  最近,因上海文革炮打派朋友的推荐,我浏览了徐景贤的《十年一梦》。

  这部书勾起了我对四十年前往事的回忆,许多熟悉的人事再次浮现在我眼前。考虑到上海是文革的策源地,是后来四十年中共“上海帮”的摇篮,而徐景贤这部书又大体忠实于历史,上挂毛林周邓陈康/王张江姚,下连工学红卫兵“一时之秀”,中间穿插着文革重大历史事件及关键人物,因此实为研究中国现代史之必读,所以我就斗胆在此推荐给网众。

  徐景贤,文革中上海称为“徐老三”(张老大,姚老二)。在一九六七—一九七六十年间,实际掌控着上海滩。一九三三年该徐出生于奉贤小商人世家(其父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化学系,一九二七年办中学为校长,同年加入中共),徐景贤文革中以上海市委写作班党支书记之身,听命张春桥/姚文元而造反,是以熟悉内情。他实际是以满腔热诚来歌颂文革及毛路线的,从而以铁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我党中央”把毛泽东与林江集团加以区分的无耻谰言。徐书中涉及当时许多二三流的人物,譬如王维国/陈励云/于会泳/游雪涛/艾玲等,爱憎褒贬皆流于笔下,但我看基本合于事实,可当文革人物百科词典来读。

  四人帮被捕后两天内,徐景贤积极准备了“民兵武装叛乱”。一九八O年在第一看守所,据现在纽约的“潘司令”告诉我说,是他通过康生秘书李鑫,向“华中央”通报了上海的武装叛乱企图,但邓仍不饶他云云。徐景贤毕竟是个“秀才造反,十年不成”的文人,所以第三天竟被华汪一杆钓进京,毛老头的文革十年春梦于焉破灭。但照以上两位的说法,历史本是偶然的组合,哪里有甚么人民意志/必然规律?这就难怪民运麦卡锡要卖力鼓吹天上掉下来的“大庆典”了!呜呼噫嘻,使我胡涂。

  读过一些《文革史》,深知都非出自第一线亲自参与者笔下。据说,徐景贤十八年刑满释放后,向当年的炮打为首分子胡/马/邱等通电道歉却未被接受。于是,七O年的大规模整肃“炮打中央文革派”就被写得十分简略,不知内情者看了简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那么就有炮打派内当家者,要求我来写一篇回忆—文革卅年时,胡平也对我提出过这构想—但都给我拒绝了。

  要知道,文革后全中国的所有造反派学生领袖全部完蛋,只有上海炮打派被“网开一面”,有的今日还是CCTV的“有问必答”名牌。而我对炮打的实际定位,对“张学说”的再评价,却与炮打主流完全不同,这就会牵涉伤害到许多乡愿的利益。我已被麦卡锡定位为“民运搅局大王”,难道还让当年战友来印证还是“炮打派搅局大王”不成?!去球。让它与草木同朽罢。

  因王洪文是我丈人老部下,本来是有发表其《日记》机会的。但是,一者传书人杨ⅹⅹ不幸被捕,二者内奸麦卡锡不断张扬,事乃寝。否则,王/关/戚家属还有不少材料要释放捏呢—即此可知卖卡锡之功。不过,徐景贤的回忆录既能问世,想来以上这些被束之高阁不会太久了罢?特别是在手机电脑电视化的今天!

  愿打开新闻自由上的坚冰,就从直面中共党史开始。


三、徐景贤在港出版回忆录《十年一梦》披露政坛内幕

  打开书的封面,最引入汁目的是二十幅照片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于一九九五年刑满释放后,不甘寂寞,破门而出,始是要求出席南洋模范中学校庆露面,遭拒绝后,又在海外杂志发表《邓小平“策反”马天水》等文章,窥测气候。去年年底,他又在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了《十年一梦》。封面上赫然写着这样一行大字:前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文革回忆录首次披露。据该书的出版说明上说:“从一九九二年到二OO二年,作者用了十年时间,写成了这部回忆录”。“十年磨一剑”,真可气谓是煞费苦心了。

  现在,让我们看看,这个“四人帮”余党在书里“披露”了些什么。

  打开书的封面,最引入汁目的是二十幅照片。其中十八幅照片是美化自己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计有“九大”会场内和毛泽尔握手的合影、被选为“九大”中央委员的照片,另有八幅照片是在各种场合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的合影,如周总理在文革中一九六七年第一次访问上海的合影,一九七二年徐率领中国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在北京受到周总理接见的照片,徐陪同周总埋参观的照片,一九七三年徐陪同周总理参观上海工业展览馆的合影,与周总理一起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登上上海大厦远眺的留影等,还有两幅是徐陪同邓颖超参观“一大”会址和鲁迅墓的合影,另有六幅足徐景贤和尼克松、金日成、李光耀、清水正夫等外国来宾的合影,另两张是二OO三年徐在海南省“天涯海角”和妻子旅游的留影,可惜的是,书中惟独没有一张和“四人帮”的合影。徐景贤在扉页坦声称:“忠实于事实,对历史负责,是我写回忆录的基本信条”,看这批照片,如果不知道徐的特殊政治身份,读者还误以为在读一本革命领导干部的回忆录呢!这里顺便提一下,即以徐景贤开篇最得意的—笔——率中国上海芭蕾舞团访问朝鲜而言,他在朝鲜受到金日成接见时,曾大放厥词,受到朝鲜外交部的抗议,经周总理向毛泽东反映了情况,毛泽东曾作过批示:“此人不宜出国”。这个重要情节,在“回忆录”里却没有一字提及。

  徐景贤在“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文革中犯下的罪行是避重就轻,对残酷迫害打击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是简单几笔带过。徐景贤残酷迫害上海市委领导干部陈丕显、曹荻秋、杨西光,是他造反起家的最重要政治资本,陈、曹、杨等一大批革命领导干部被批斗了几百次,徐景贤还创造发明了电视批斗大会的形式批斗干部,后全国推广。但他在“回忆录”中,此事也只字不提。在“毛泽东发动‘批邓’始末”—节中,徐景贤披露了所谓“李先念告邓小平的状”的材料,他以“王洪文亲口告诉我”为由头,提及关于李先念到毛泽东的书房里告邓小平的状:“最近,有—些讲话,我觉得有问题,味道不对,似乎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现在,毛泽东、李先念都已去世,王洪文也己不在人间,因为三个当事人不在了,徐景贤这样写是死无对证,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留下这样的文字材料,给后人研究文革史增加了复杂性。再退一步说,即使有其事,徐也无权在海外公布这个材料。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汇报艾玲浮沉记”—节中,徐景贤给老干部艾玲再加了“四人帮”审查她的罪名。如“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重点争取的一个对象”、“和王维国等一起吃饭”、“艾玲在北京的几所大学里听到—则传闻: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用党籍担保张春桥是叛徒”等等,这样的描写,是为他直接迫害艾玲的罪行开脱和辩解。事实是,在一九七O年三月的一个深夜,徐景贤派他的秘书亲自把艾玲从文汇报抓了起来,以“清查五一六”为名,秘密关押在少教所达五年之久。徐书中还说,到一九七五年下半年,释放艾玲是“张春桥终于发了善心”。事实是,当时有人向毛泽东反映,上海秘密关押了一批干部,毛泽东亲自过问了此事,并当面批评了张春桥,张迫于压力,才指令徐“对她解除隔离”。待释放时,一九三六年在延安入党、今年已八十二岁的艾玲已是满头白发,连话也不会说了。日前,在广州的离休干部艾玲读了徐的回忆录后,气得浑身发抖、心脏病发作。她说:“三十多年前徐景贤迫害了我的一家,想不到现在徐景贤还不放过我,重新编造一些莫须有的材料到香港卖钱,还要整死我。我要和他打官司。”

  徐景贤在“回忆录”中还用了不少篇幅写了所谓与“王洪文斗争”,刻意美化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与王洪文斗争的斗士。“王洪文与我争权”写了徐和王洪文的种种分歧等等。书中写道:“《支部尘活》还整理发表了我的讲话,这样一来,王洪文和工总司的—些人火了,他们说:‘徐景贤对我们工总司搞半周年活动公开批评,这是助长赤卫队保守势力,打击、压制革命造反派。’他们要和我大辩论,王洪文出不来上班了。”在书末,徐景贤又把他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张春桥、姚文元的信,批评王洪文的所谓“资广阶级生活方式”,作为附录列在书后,以示他对王洪文早有“先见之明”。其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不会忘记王洪文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后来上海,徐景贤对“王副主席”一副俯首贴耳的恭顺摸样。

  回忆录还泄漏了不少田家和政府的机密。回忆录中提及艾玲的丈大贺瑞林是“总参二部的副部长”,徐景贤在香港出版的书中多次提及“总参二部”,是一种严重的泄密行为。此外,他披露康平路大院洋房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个暗道,从暗道进去,里面是几个秘密房间。以披露所谓隐私来卖钱,徐景贤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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