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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利润蔑视生命——河南“癌症村”死人就像家常便饭



作者:郭建光


王子清已记不清自己主持过多少次葬礼了。

自打他48岁那年起,癌症患者便在村子里多了起来,死亡接踵而至。每遇死亡,王子清必会到场,或主持,或与亡魂告别。多数情况下,他是主持者。

本来,作为子字辈的他,是没有资格主持这种仪式的。子字辈之上,还有祖父辈的玉字辈和父辈的德字辈。在村里,这种告别亡魂的庄严仪式,通常是由年岁较大且德高望重的老人主持。但如今村子里玉子辈的人已所存无几,而德字辈的人,或因癌症相继去世,或已“逃离”了这个村子。因此他这个小子辈,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了这个任务。岁岁月月,“送走一茬又一茬”。

“每死一个人,我的心就像刀割一样。”现年65岁的王子清步履蹒跚地走在村中,神情黯淡。有时,他还会停住脚步,摆摆手,不去追忆往事,“都是大好的年龄,死的太可惜了。真不知道啥时才是个头啊!”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

位于河南省沈丘县城东约10公里处的东孙楼村,共有1200多人。原先孙姓为望族,后王姓成了大姓。现全村王姓约有800多人。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村里的人出现了密集的反常现象:有些人腹泻不止,有些人内脏出现了各种不适。此外,偏瘫、智障、畸形和妇科疾病也频频出现。患者相继死去,少则一年内五六人,多则达20多人。死者经诊断多为食道癌、肝癌、胃癌、直肠癌、子宫癌、乳腺癌等等。

死亡像个挥之不去的幽灵,笼罩着这个村子。新起的坟茔、白对联、哀乐,一年四季绵延不绝。

王子清的族人便是这个不幸村庄的不幸家族。

1991年,小他5岁的弟弟食道出现问题,吞咽困难。次年,大他两岁的哥哥也出现同样病症。俩人的病后来都转化为食道癌。2004年6月,王子清的哥哥病逝。28天后,他的弟弟也撒手人寰。这边丧事还没料理完,3天后,他的一位叔叔也死于食道癌。短短一个月,王子清相继失去3位亲人。

而这仅仅是幽灵掀开的序幕一角。事实是,这些年,仅王姓德字辈的族人中,25对夫妇,便有19人死于癌症。而子字辈中不到80人,便有16人死于癌症。死者大都正值壮年,最大的70岁出头,最小的只有30岁。

“死人就像家常便饭一样。”王子清抽泣着,任由眼泪淌满褶皱的脸上,“我不知道村里到底死了多少人,只知道一个接一个地死。”

王子清本人虽然没有患上癌症,但胃穿孔也让他遭了不少罪。2004年,他花了5000元做了胃部手术,至今天气转凉,伤口就会隐隐作痛。为“转移痛苦”,他染上了抽烟的毛病,一支接一支,一会儿功夫,一包烟就空了。

在大多数地区,通常每个村里有一名医师就不错了,但在沈丘县东孙楼村却增加到了4名医师。刘德亮是村里最老资格的医师。他记得最忙碌时自己每天要跑三四家,“抗生素药供不应求”。村里的人口一度竟出现了负增长。

一位正在病床上输液的腹泻患者挣扎着坐了起来,插话说,就是现在,村里患腹泻的病人至少也不下100人。

不仅是东孙楼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沈丘县的黄孟营村、孟寨村、孙营村等,癌症患者的比例均大幅度上升。据该县政协常委、民间环保组织“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提供的资料显示:1990年~2005年间,2470人的黄孟营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366人的孟寨村,有103人死于癌症;1697人的孙营村,有37人死于癌症;1300人的陈口村,有116人死于癌症;2015人的大衤者庄,有145人死于癌症;1687人的杜营村,有187人死于癌症。而据沈丘县医院记载,1972年当地120万人中,只发现癌症患者12人,发病率仅为十万分之一。

由于癌症爆发的密度大、频率高,故上述村庄被当地人称作“癌症村”。3年前,河南省周口市有关部门,曾联手在沈丘县的“癌症村”做过一次癌症患者的入户统计,但该数据一直没有公开,沈丘县卫生局的一位副局长表示,不能向记者提供。


谁得病谁家就败

在王子清隔壁的一条小巷子里,原先住着16户人家,现在只剩下3户了。其中,有两户全家死于癌症,其余的因害怕也搬走了。

恰逢雨后,巷子里一片泥泞。在这条约100米深的小巷子里,已有很长时间没人出入了,显得分外寂静。有一户人家的房子是两层预制板楼,在这个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的村子里,这栋小楼显得十分气派。但如今铁门上的锁头已经生锈,门口杂草丛生。显然,这里早已人去楼空了。

“死的死,走的走。”王子清趿着拖鞋,在泥水中“啪嗒啪嗒”地走着,不时发出重重的叹息,“以前这里可热闹了,现在一点生气都没啦。”

这个东西长约1公里、南北宽约半公里的村子,上世纪90年代以前,曾和许多村一样,过着自给自足的闲适生活。农忙时,男人女人热火朝天地干活,换取一年的口粮。收成好的时候,兴许还会落些余钱,添几件衣服,买两件电器,乐呵一番。不忙的时候,男人们出外找些活计,或在本地打打零工。空闲时,招呼几个人喝上几盅,或搓一阵麻将。

可眼下,疾病和死亡像恶魔一样几乎缠扰着村里的每一户人家。街上偶尔遇到几个人,脸上也大都带着悲伤、无奈或茫然。有时能看到三五个人聚在一起,谈论的话题往往都和癌症有关。

一位癌症患者盖着一床厚被子躺在床上呻吟。经过化疗和放疗,她的头发已经稀稀疏疏,头皮清晰可见。裸露在外的胳膊和腿,瘦得皮包骨头。她紧闭双眼,嘴里不时嘟囔着什么。守在她身边的丈夫,愁眉不展,目光呆滞,偶尔下意识地给妻子掖掖被子。“家里有多少钱,也让病折腾穷了。”他说。

在这三间预制板结构的楼房里,大理石地板、雪白的墙壁、宽大明亮的窗户、墙上四大名楼的挂图,以及一台21英口寸的彩色电视机,多少彰显出主人的能干和富足。如果不是癌症拖垮了这个家庭,在这个举目都是低矮房屋的村子里,楼房主人的生活一定会让邻居羡慕。可现在,这间屋子里死气沉沉。

“谁得病谁家就败。”王子清说,有钱的人家,病人能多活两天,没钱的,就只能等死了。他一再表示,村子里钱都不好借,有钱也不敢借出去。“我们东孙楼穷,不是因为人懒,没能力,而是因为癌症。只要家里有病人,都得花上三两万块。”

王子清的一位叔叔患了胃癌,家里拿不出钱为他填这个无底洞,于是,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他上吊自杀了。“因没钱看病上吊自杀的,村里已有好几个。”他说。

人死了,葬礼照样得办。火化1000元,棺材1500元,孝服500~800元,灵车灵棚各100元,唢呐100元。各种费用算下来,至少需要5000元。因外出和死亡的青壮年多,棺材都没人抬,以至于吊车下葬,成了当地一个“热门”行当。

由于贫穷,村里如今盗窃成风。王子清家原来的围墙不高,人很容易翻墙进去。现在,他已把原有的围墙拆掉,准备加高。“我怕小偷。”他说。

村头墙壁上,到处是触目惊心的治疗腹泻、癌症的广告。有些患者无奈只能找江湖游医寻求安慰;有些患者则只能求助“神”的力量。

黄孟营村33岁的孔鹤琴,19岁嫁到此地,26岁得了直肠癌,4次手术,12次化疗,花了7万多元,如今家徒四壁,外债高筑。两年前,“感到无望”的孔鹤琴皈依了基督。每周五,骨关节变形的她,都要坐在轮椅上,让丈夫推着,到两公里外的王寨村做礼拜。王寨村基督教堂的信徒芦美英则表示,七八十名教友中,基本都是身体有病的人。

孙营村的村民孙振雨,不忍看着自己的乡亲们忍受癌症的折磨,于1999年,筹钱2500元,修复了村里的华佗庙,“初一十五,香火很旺”。但华佗庙重修后4年,孙的爱人得了偏瘫,至今卧病在床。可叹的是,连塑华佗像的匠人也因癌症而去世了。

与周边“癌症村”一样,东孙楼村能参军的人很少。有几年,竟没有一个体检合格的。

“人活得都没有希望了。”王子清说,“村里的人总担心,下一个死的会不会是自己。”


都是污染造的孽

王子清家正对着一个大水塘,塘边有几棵树,几只白色的鸭子在水塘内戏水。如果不与癌症发生联系,塘边树下,静坐垂钓,本该是件惬意的事。

像这样的水塘,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处,只是有些已经变成了倾倒生活垃圾的地方。在这个西北高、东南低的县域内,因河流冲刷,坑塘较多。加之,上世纪50年代后期,当地人鼓足干劲,大修水利。干渠、支渠、斗渠、毛渠,通向每一个角落。四通八达的灌溉系统,造就了这个曾经的鱼米之乡。

东孙楼村也有一个发达的灌溉系统。东南西北四条水渠,将村南两公里外的沙颍河水,输送到地里田间。这个处于沈丘县“锅底”的村子,即使在非灌溉季节,沟渠里也会积下不少的水。因此,这里几乎一年四季浸淫在水中。

在王子清的记忆中,沙颍河和渠塘里的水曾经清澈透明。上世纪50年代,这里的人上地,“从来不带水”。渴了,随便在渠塘中掬一捧水就喝。“甜着呢,比现在的自来水都好喝”。

可是,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沿河一些污染工业项目纷纷上马,沙颍河水逐年开始变坏变臭,致使源自沙颍河的灌溉沟渠的水也变得腐臭难闻。在王子清的带领下,记者沿着村里的沟渠水塘走了一遍。水面上覆盖着一层绿油油的浮萍,树叶、秸秆散落其中,蚊虫猖獗,臭不可闻。

据沈丘县水文站站长李斌提供的一份资料:沙颍河槐店(沈丘县城所在地)段,1990年、1994年、2000年均属劣V类水质,已失去各种水体功能。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公布的水质监测周报显示:2005年和2006年,此段水质分别有两次是Ⅳ类水,其余时间皆为V类或劣V类;2007年第20周和21周的水质也均为劣V类。水体中高锰酸钾和氨氮含量均超Ⅲ类水标准的数倍。

1994年7月中旬,淮河发生特大污染事故,在黑色污染团过后,水质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安徽省蚌埠市自来水公司取3000公升淮河水送到上海化验,结果对比美国环境保护机构公布的129种“首要控制污染物”,蚌埠三水厂和一水厂的源水分别查出90种和95种,其中,致癌物高达67种。

淮河60%的来水量源自沙颍河,而沙颍河贯穿沈丘全境。今年4月,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对沙颍河的监测报告显示,其水质全部为劣V类。

“作为淮河最大支流,沙颍河的水质污染可想而知。”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痛心地说。

有研究显示,这些高污染、富含各种致癌物的水,通过发达的沟渠逐渐渗透到地下水系统,破坏了当地的地下水水质。据当地人反映,自1990年代以来,压水井里压出的水混浊不清,能看到明显的杂质;有些地方的水,粘性特别大,能像油一样流成细线状;水烧开后,水壶上会留有厚厚的一层水垢;即使开水也苦涩难咽,喝下去后喉咙会发麻。有媒体称,“地下50米以上的浅层地下水已不能饮用”。而在沈丘,农户自家的压水井一般都在20米以上。

据阜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004年7月13日做出的一份水质检测报告显示:沈丘县黄孟营村一家的压井水送检样本中,有10多项指标超标,其中锰、硝酸盐氮严重超标。科学实验证明,过量摄入高硝酸盐氮的水或食物会引发消化道癌症或者肝癌,而高锰的暴露会对大脑产生危害,使一些大脑皮层坏死,对人的智力发育甚至大脑神经活动产生危害。

“都是污染造的孽。”王子清说,虽然他本人不能从科学上证明沙颍河水污染和癌症之间的因果关系,但生活经验和直觉告诉他,严重污染的沙颍河是癌症高发的直接元凶。

2005年,国家疾控中心曾对淮河流域癌症高发地进行全面普查,其中包括沈丘县全境,最终结论是:一、淮河流域沿河、近水区域癌症高发;二、癌症高发与劣Ⅴ类淮河水密切相关。

而沈丘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表示,虽然河水污染与癌症之间一定有关联,但关联究竟有多大,专家还在研究实验之中。


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

沙颍河由沙河、颍河于周口汇流而成,自西向东流经河南中东部,全长600余公里,是淮河最大的支流。沈丘,是沙颍河入安徽的最后一站。

“你们得利,俺们得病;你们升迁,俺们升天。”这是流传在沈丘县民间的一则顺口溜。主要针对的是坐落在沙颍河流域大大小小的企业,其中不少为高污染企业,比如造纸、皮革、塑料、酒类等等。这些企业中比较知名的有:项城市莲花味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莲花味精”)、扶沟县的扶沟味精厂、漯河的银鸽实业集团以及丁集皮革业等。过去这些企业的工业污水基本上都排放在了沙颍河中。据当地人反映,前些年,沙颍河水色如墨汁、臭气熏天,曾发生过呛死人事件。

驸马沟是项城市污水入沙颍河的一条人工河道。其污水源主要是城市生活污水和莲花味精集团的工业废水。

“以前这里臭气熏天,活像一个化肥窖,人人都得捂着鼻子走。”76岁的老船工连德财说。据老人描述,在没有污染之前,这里的水清澈见底,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到水里,岸上看得一清二楚。水里的鱼又多又大,经常能够捕到十几斤重的大鱼。而现在,这里的鱼几乎绝迹。即使偶尔能捕捞上一两条,也没人敢吃。在污染最严重的时候,“水里的鱼给什么喂,什么就死”。

据说,前几年,水面上到处漂着白沫。有一次,不知何故,驸马沟的水面竟然着火了,把泄水闸烧坏了。

“以前河里洗澡的人很多,每年都要淹死好几个人。”连德财说,“不过,水污染后也有好处,不会淹死人了。因为没人去游泳了。”

仅这条小小的驸马沟,污水一流就是十几年,迟迟得不到治理。而早在1994年国家就启动了治淮工程,历经10年,投资600亿,但至今未能实现“水体还清”的目标。淮河干流支流的治污任务,依然十分严峻。

“环保局是属地管理。很多污水都是从别处流到沈丘的,我们一点办法也没有。”9月5日,沈丘县环保局副局长徐启亮对记者说。沈丘县水文站站长也表达了水文站的无能为力。他说,水文站的权限只限于取样监测,并没有管理职能,因此,对治理帮不上真正的忙。他透露,有时地方政府出于利益保护,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干涉水文站取水样。

不过,在治污形成共识的今天,特别是在上级环保部门的重拳出击下,一些企业已经被迫加入治污的行列。比如位于项城市的莲花味精,这个昔日沙颍河的排污大户,曾屡被媒体曝光并被罚款,10多年被迫为环保交了7亿多元学费。项城市环保局前局长还因此“下课”,该市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市长,也因此被责令深刻检查。

“做好环保是首先对企业的效益负责。”莲花味精环保事业部负责人王飞对记者说,“我们企业曾经为环保付出过很惨痛的代价,几次差点被关闭,因此绝不能再走老路了。”

“淮河卫士”会长霍岱珊,在沙颍河治污问题上曾屡次和莲花味精交涉,可谓“老对头”。今天他也认为,莲花味精“的确下了功夫改造自己”。

“企业在主观上对自己负责了,在客观上就对社会负责了。”霍岱珊说,希望企业能够意识到,做好环保是分内的事,是真正对企业发展负责的事。

少了莲花味精的污水排放,驸马沟的水质,在当地人看来,已经稍有好转,臭味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远远望去,几个老人坐在树荫下乘凉,卖冷饮的小贩在吆喝生意,更远处的沙颍河大桥下,几个孩子正在水中攀登桥墩。

今天,最让霍岱珊头疼的不再是像莲花味精这样的大企业,而是许多名头不响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经常和政府职能部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如果仅仅依靠政府职能部门的人手,根本无法发现不达标的排放,更不用说治理了。“更何况,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刻意保护本地的企业”。

“政策宣传就像文工团。”霍岱珊说,“光有文工团不行,解决问题还要靠步兵,要打阵地战。”

“公众就是步兵,就是打阵地战的基础。”霍岱珊说,“组织公众参与,可以形成对排污口的实时监控。”他一再呼吁,希望政府搭建一个公众可以参与的平台,让污染源无处隐身。


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

王子清家先后打过4口井,依次是4米、15米、28米、40米。

井一次比一次打得深,但水的口感并没有明显变好。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水到底安全不安全,会不会让自家人远离癌症。每逢周末,在外工作的儿子和在城里上学的孙女,总会带些纯净水回来,这样的水,全家人才敢放心地饮用。

3年前,在霍岱珊的联络下,亚洲博爱救助基金会为东孙楼村的全部村民安装了水过滤器。尽管“这些设备并不能根本改变水质”,但村民们还是松了口气。此后河南省财政每年安排40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解决重污染地区群众饮水安全问题。沈丘县也在这一年修建了污水处理厂。同年,有关部门还为东孙楼村打了一口200米的深水井,并提供了主管道、潜水泵和无塔供水装置。入户管道需各家自行购买,为此,王子清花了800多元。

2006年1月26日,即春节前三天,村里人第一次吃上了深井水。王子清把所有盛水的家伙都接得满满的,痛痛快快享受了一番。然而16天后,水停了,王子清获知的消息是试运行。4个月后,深井水正式供应。不过,“经常是三天两头没水”。

今年8月初,深井水又停供。王子清只能重新饮用40米的压水井的水。可是,几天后,他的胃开始不适,“一天到晚折腾个没完”。其间,他的老伴过生日,因为没水,他只得用摩托车载着老伴,到沈丘县城过生日。

“潜水泵的功率太小,负荷太大。周边几个村的水,都是接东孙楼的水,电机超负荷运转,烧坏了。”深井水管理员说,“潜水泵是水利局提供的,我到水利局找过,可水利局说没有配件。”

这位管理员表示,自己曾和厂家联系过,但总也联系不上。“电机坏了,潜水泵就不能用了,得换新的”。

然而换潜水泵又产生一个问题:“水利局不给换”,村里又没有钱,他不知道到哪儿去弄钱。“我也想过集资,但又怕集资违法。”管理员说,他只得挨家挨户做工作,一家收三五元,先把大功率的潜水泵买回来,以便尽早让村里人喝上“比较放心”的深井水。

另一个让他头痛的问题是,1元/吨的水费,还不够付电费和管理费用。“实在没钱,那就只好断水了。”管理员摇了摇头。

“以前,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村子里能打上一口深井。”王子清俯身望着井底,“可是三天两头断水,成本又那么高,以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虽然深井水供得断断续续,可毕竟隔三岔五有了水吃。然而,有了深井水,并不意味着癌症病魔从此就远离了这个村庄。霍岱珊以前联系过的一些癌症患者,相继都离开人世,现在不断仍有新的患者的名字传入他的耳朵。

王子清也常常担心,活着的人会有各种隐疾。他希望有关部门能为村里的人做一些专项检查,建立村民医疗档案,并派专人检验一下深井水的水质,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虽然新农村建设的口号,在东孙楼村喊的与外面的世界一样响,但老王真诚希望“不要仅仅是一阵风,仅仅是应付检查”,而是能确实给村里改善一下环境,比如道路硬化,渠塘净化,等等。

“命都没了,经济发展了又能怎样?”王子清质问。

对于东孙楼村出现的新问题及群众呼声,沈丘县卫生局一位副局长称,有关部门曾做出过应对措施,但这些应对措施还没有公开,不便透露。

不过,霍岱珊倒是带来一条好消息:一位日籍华裔将为村里提供生物过滤技术,据说应用此技术,届时就可喝上“达标”的水。

“莲花味精总经理高君也说了,他们公司将积极对待沙颍河的污染问题,要为历史的欠债填坑(埋单)。”霍岱珊说。

尽管东孙楼村治污的脚步在加快,可村子外的污染仍在继续。途经纸店镇一带,依然可闻到刺鼻的气味。司机介绍说,那一带的皮革厂很多,污染特别严重,许多树都死了。记者沿途看到,沟渠里的水黑乎乎的,像是粘稠的发酵物,沟渠边的几行树,叶子已经完全脱落,毫无生机。

一只野鸭子在不远处的水塘里游弋,司机放慢车速,瞟了一眼。

“这年头,能看到野鸭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


摘自《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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