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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忏悔我的“不美”



作者:沈昌文


1931年9月26日生于上海。

1951年考取人民出版社校对员,后任社长秘书、主任、副总编辑。

1986年到1996年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兼《读书》杂志主编。后发起创办《万象》,退休后一直活跃于出版界。

在出版界,他是一个灵魂般的人物;在读书界,他是一个旗帜性的人物。他主编的《读书》杂志,曾是中国读书类杂志的范例,延续了一代人的精神追求和文化梦想——

然而他说,我现在要做的,是要忏悔我这不美的一生。




学徒生涯

解放前的上海原来有一种传统的首饰店,叫银楼,专门做纯金纯银的首饰。你知道,金子里要加别的金属,才会有硬度,才能镶上宝石或者翡翠,更加精致。银楼标榜纯度,做不了太精巧的首饰,所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饰品最终是会被淘汰的。

这个行业在上海基本上是宁波人做的,都是招宁波农村的小孩子帮忙,多半是老板自己的亲戚,这样容易控制一些。做贵重金属的,职员一定要诚信,这个店的信誉才能保证。

我是13岁半(1945年3月)进入银楼拜师学艺。

我的父亲是有钱人家的没落子弟,他29岁就去世了,一辈子不做事。因为吸鸦片,他死的时候,家里的财产都败光了。据说抽鸦片是我祖母训练他的。过去的家庭认为,只要不嫖不赌,就能够保证家产。

我祖母相信这样的理论,抽鸦片的孩子不会变坏。因为抽鸦片的人什么都不做,当然也不会去嫖和赌。所以我父亲没有嫖赌的恶习,但是家产还是败光。

父亲死的时候我才3岁,但那天晚上的情景我还有些记忆。我妈妈、我祖母收拾了细软,祖母抱着姐姐,妈妈抱着我,连夜出逃。我就跟着母亲到了宁波。

所谓学徒,实际上什么都做,包括抱孩子、买菜、做饭、手艺活。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了,美国兵进上海。上海的局面大变,那些美国兵往往带着中国妓女来买首饰。这时候我就有点用了。因为我在租界里的所谓"工部局(SMC)"学校里上过学,同洋人有过交往。我每次看到那些洋人大兵顾客,就像其他小商贩一样叫他们"Hi, Mr.Truman(嗨,杜鲁门先生)","Hi,Mr.Roosevelt(嗨,罗斯福先生)"。那些大兵听了高兴,买卖就做成了。

另外,别人做首饰,刻字都写着"永结同心"、"花好月圆"之类旧词,而我就想出许多别出心裁的刻字,比如"妹妹,我爱你"之类。由于上面这类"小动作",我成了店里比较受重视的学徒,这使我有时间去读一些夜校而没有受到干预。

1947年上海的形势大变动,国民党要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黄金不准买卖。因此这个店就停业了。老板觉得我有用,只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做了佣人,没有薪金,但是有饭吃。这样1948年我就开始念书了。上海有这么一个好处,只要付得起学费,可以上很多学校。我前后念了十几个补习学校,学过会计、英语、世界语、无线电等,最后一个学校是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民治新闻专科学校是学分制,两年修90个学分,可以晚上去上课。我没上过高中,语文不行,第一学期的新闻写作课,老师陆诒先生只给了我50分(60分才及格)。

当时只希望做一个摄像记者。我曾经到影楼给模特们拍照,影楼很讲究模特眼睛和头上的光。我想如果没有事情做,到照相馆工作也是可以的。

我生活相当困难,念大学的学费如何缴纳是一个秘密。后来,在交待历史问题的时候,我交待出曾经给资本家做过假账,靠这个来缴纳学费。因为我学过会计,让我做假账的是一个玻璃工厂的老板,我根本不知道这个玻璃工厂在哪里,他把单子给我,让我做成怎样我就做成怎样。这个职业收入高,而且最让我心动的是,老板还有两个照相机,一个是CONTAX S3,一个是LEICA的,可以自由供我使用,我背着它们在上海街头上游荡,就像一个少爷一样,心里充满得意。

我是很愿意读书的,经常到上海三联书店去买书——1949年我报考三联书店,三联书店没有录取我,没有想到1986年做了北京三联书店的总经理。我当时并没有想搞创作,而只是要找个工作能够养活自己。我最大的愿望是做一个小学教师,但是这样的工作我找不到,因为我没有学历。

我周围没有知识分子,没有人能引导我。我常常侍候人们打牌,1947、1948年以后,店的房子空着,每天都要摆牌局,打麻将,来往的人特别多,有国民党人,有土豪劣绅,也有地下共产党员。我就在这样伺候人的生活中,了解到了许多事情。那些共产党人,头天刚从苏北来,穿着很破的衣服,过几天消失了,过些时候再见。他们服饰鲜明,态度轩昂。都是从苏北解放区来上海采购东西的,常买的是:盘尼西林,三十号真空管,机帆船。

我都帮不上忙,但是常常帮他们去买书买杂志。很熟的有虞天石、李俍民等几位。虞天石似乎地位较高,给我取个外号叫"小聪明",以后他们都这么叫我了。我向虞天石提出,要跟他们走,但是他们劝我不要走,说上海很快就要解放了。当时对共产党印象特别好,因为他们刻苦、正派。记得有一个苏北来的人,总同大老板们打桥牌,可是私下里我看他在拼命研读英文的桥牌手册,提高技巧。这真是"为革命工作而赌博",我佩服得不得了。


北京:命运的转折

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了一年多,1951年初人民出版社来上海招考校对员。当时报考需要单位的介绍。我的单位,我没有写银楼。那时我们几个同学,自己办了一份油印报纸,叫《学习报》。我填的就是《学习报》。大概成绩还可以,就考上了。在上海风雨飘摇这么多年,我当然巴不得离开上海,于是来到了北京,开始了出版生涯,时年19岁。

1952、1953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以后的事情,杨绛写的《洗澡》里有过描述。但在我们小知识分子中不叫"洗澡",我们叫"忠诚老实"运动,要向党交待自己的历史,要讲自己灵魂深处最坏的事情。

我这时候交待出来我曾经在银楼工作,而且给资本家造过假账。当时情势对我很不利,据说要把我"赶出革命队伍"。但是我运气很好,因为早先学过一些俄语,1951、1952年"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翻译出版了苏联的出版专业的一些书,其中一本叫《书刊成本核算》,也发表了一些文章。于是留了下来,并且不久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也不再做校对工作,做领导层的秘书。

1951年三联书店被并到了人民出版社,成为了它的一个编辑部,这样一来,命运又让我和三联书店有关联了,尽管它在刚解放之际没有要我。当时三联书店编辑部有许多有名的编辑,其中有国民党时期的北京市市长何思源,太太是法国人。我们当时有外语问题,就请教他。还有共产党一大的代表刘仁静,专门翻译普列汉诺夫著作。最让我受益的是一位朱南铣先生,清华出身,学贯中西,我跟他学了不少东西。三联书店的这一段历史,人们颇少言及,为一憾事。


夭折的爱情

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都很迷恋俄国小说和俄国歌曲———俄罗斯的爱情观是很奇特的,我当然会比较喜欢屠格涅夫。于是天天看屠格涅夫,比如《初恋》、《贵族之家》,不只读中译文,还读原文,很是迷恋啊。

当了秘书之后,我和社里的一位姓胡的女士谈朋友。她生性倔强,喜欢艺术,看重灵魂中的美和不美,她认为一个男孩子,如果参加了政治运动,就是不美了。我现在对她这种思想的来源,也没有弄清楚,也许是自幼丧母,却又聪明敏感,自学画画,身体又不好,总带着些病态,后来调去做了美编。她设计的封面好像也带着这些病态美。

反右派斗争的时候,我参加活动不多,但有次是不得不参加的。党支部反对我交她这样的女朋友,所以我再三要求她参加。她勉强同意了,但是提出条件,她必须保持中立。

我在会上发表了批判讲话,她事后对我说,我爱你是因为你的内心美,而我发现你批判别人时候的灵魂是最丑陋的。但她说这样的话,爱情的因素多过批评的因素。她是为了"美"的缘故放弃了"政治进步"。

当时不参加阶级斗争,和单位和革命青年就有矛盾。她的性格越来越阴郁,而我却越来越受到重用。1958年她受到了一个沉重的打击,单位给了她一个通知,要求她"退职",就是辞退了她。她没有了生活来源,身体又特别不好。虽然我要她放心养病,说无论如何都会保障你的生活,但她性格太倔强,也不让我去看她。后来竟然郁郁而终。

在20世纪60年代的党内运动中,我一直以此事做典型,以为自己问心无愧。可她对我这么好,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位女士……我却……

爱护我的党组织一直警告我,让我和她分手。我的所作所为,在名义上是对的、道德的,实际上……在爱情方面,我不懂怎样才讲得很深刻……就不提了吧。


忏悔我的"不美"

我小时候做过伺候人的营生,每天老板的牌局,我是当中最不起眼的人,听他们谈话,我才慢慢知道什么是人生。我是一个社会最底层的观察者,只有拼命吸收,我现在年纪大了,去回顾过去,还是会有很多的收获。

我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梦想。太功利太世俗,因此也就是我当年的女朋友说的那样,是一个"不美"的人。太现实了———在学习上,我现用现学,需要什么语言,我就学什么语言。

我至今不明白锻炼身体为什么要到健身房去骑那种模拟的车,徒然地耗费精力。你直接骑车上街去办事不就行了吗?可以骑车去卖菜,还可以省一些钱。

我整整干了50年出版。在《读书》做主编,一做就是10年。后来又提倡再办《万象》,主要是上海的陆灏、俞晓群的精诚合作,才把这杂志做到了今天这地步。

这些年,许多台湾漫画,如《蔡志忠漫画》、《朱德庸漫画》和《几米绘本》等都是我推荐到内地出版的。又到处帮忙帮闲,把干出版几十年的经验和资源再次整合"出卖"。

我是一个爱"吵闹"的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街巷到处跑,赴各种饭局,探听各种出版情报。我过去总要查工具书后面的INDEX,现在只要上网用GOOGLE搜索就行了,我简直高兴死了。我还在各个网站潜水,看到有好的文章就打印出来。

可我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老头的忏悔,忏悔自己"不美的一生"。

老了以后,常读基督教的书,发现七宗罪自己实在一宗都不少。一位长辈担心我近来行为嚣张,到处说明我只是辁才小慧之徒,是为评。

我很想概括出,我如何不美。我刚才讲的爱情故事,那些不能够说出的事情,我应该借助小说写出来,我不会写小说,但是还是很想写。

我很奇怪,20岁以前的生活怎么会影响这么深。那时我不过是上海的一个"小瘪三"。这可能和城市有关系。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正好遇到20世纪50年代,那时生活非常枯燥,我在北京无非就是写检讨书,那时的歌也很枯燥。北京的城市文化并没有真正产生。

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真的是十分的浪漫甚至是放荡。那时我不懂柴可夫斯基啊,我听的是周璇、白光,那时美丽的女士喜欢穿旗袍,不穿内衣,当时是很时髦的。

我一辈子是在吵闹中度过的,没有安静学习的时候。即使在学习英语时,周围都在放着周璇的歌…… 可能因为有这类不堪的阅历,我现在年过七十,依然背一个笔记本电脑,脖子上挂个U盘,耳朵上塞个耳机,连接MP3, 骑一破旧"永久",出入酒吧,口说broken English, 以荤面素底为幽默,招摇过市,不以为耻。人谓"不良老年",不亦乐乎?


选自《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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