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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进行社会实验的王仁舟

作者:郗豪生


“文化大革命”中,湖北省浠水县出了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就是“巴河一司”的“司令”(也称“第一号勤务员”)王仁舟。此人虽然已死了多年,但他的名字至今还经常为家乡人念叨着。

王仁舟原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学生,1963年因“思想反动”被开除学籍。作为“反动学生”,他自然只有一条出路:回原籍参加生产劳动。不过生产队还很照顾他,没让他干繁重的田间体力活儿,安排在养猪场养猪。他在猪场一边劳动一边读书,情绪倒还稳定,他吟诵李白的诗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相信自己总有闪光的一天的。1966年“文革”爆发,起初王仁舟静观待变,后来看到各级头头脑脑先后一个个成为“走资派”,被“造反派”带高帽游街示众,批判斗争,当地那些原本不可一世的干部们也纷纷倒台,成为老百姓的阶下囚,他也禁不住躁动起来了。他觉得自己最有资格当造反派,于是也扯起了一个组织,挂出了个“巴河红色造反者第一司令部”的大招牌(简称“巴河一司”)。由于他是个大学生,在当地小有名气,平时就有许多人佩服他,于是响应者甚众,势力一天天扩大,1967年春天以后更是快速膨胀,成为巴河地区占垄断地位的一个群众组织。

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王仁舟不像一般人那样成天忙于斗人、批人,而是着手进行一系列的社会实验。1967年春全国大夺权的高潮中,王仁舟也夺了家乡的“政权”组织,他将自己的这个政权组织称之为“廉价政府”。王仁舟被选为“廉价政府”的第一号勤务员。他下面有负责妇女工作的妇女委员,有负责政宣工作的政宣委员,有负责生产劳动的劳动委员等等。他在成立大会上说,1871年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成立的时候,说这是一个廉价政府,即政府工作人员由全体公民普选,而且工资普遍不高于一般水平,政府尽量节省开支,不增加老百姓的负担。可是我们现在的政府,却背弃了这些公社原则,老百姓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没有选举权,干部全都由上面调派,当官的一个个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们同解放前那些当官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这不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由此我们要以巴黎公社原则建立起一个廉价政府,工作人员由老百姓自己选举,必须真正为老百姓做事,是老百姓的勤务员。王仁舟在大会上豪迈地宣布:二十世纪人类第一个廉价政府,在中国巴河的土地上诞生了!

王仁舟对官僚主义的批评,对农民命运的同情,在广大农民中引起强烈共鸣,他的“廉价政府”理论,在百姓中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在当地的号召力比以前更大了,越来越多的人参加“巴河一司”。“廉价政府”成立后,王仁舟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例如打破原先的人民公社管理体制,按村组织生产单位,农民改工分制为工资制,村村兴办托儿所、幼儿园、老人院等等,还办了广播站、报社和文化馆等。我有几家亲戚在他的辖区之内,1967年夏天我从北京回乡躲避学校武斗的时候,去亲戚家玩,发现当地农民对王仁舟崇拜得不得了,有的甚至还说是毛主席批准王仁舟在巴河搞社会实验的。

王仁舟在巴河推行的社会实验,遭到以县城中学生为主体的“浠水革联”这个群众组织的激烈批评,说王仁舟是小资产阶级顽强的自我表现,他颠覆无产阶级政权,在巴河搞反革命的独立王国。激烈的“文攻”,逐渐演变为残酷的武斗。1968─1969年,“浠水革联”先后几次派出武装人员进攻巴河一司,说要捍卫共产党用鲜血打下的人民江山。“巴河一司”也不甘示弱,抽调大量青壮劳力进行武装集训,成立强大的武装力量,模仿当年红军的“反围剿”,同对立派展开神出鬼没的武装斗争,双方死了不少人。“浠水革联”曾对王仁舟发出了“通缉令”,王仁舟在“通缉令”发出后,还好几次化妆进县城以鼓舞本组织的士气。为了扩大影响,“巴河一司”曾在武汉举行抬尸游行,以争取武汉造反派的声援和支持。在当时的条件下,农民“工资制”难以为继,各种社会福利也没有能力维持下去,据说“巴河一司”阻截了行驶在巴河地段上的长江货船。浠水日益严重的武斗局面和治安形势,惊动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69年“九大”召开前夕,武汉军区派出一个师的军队到浠水制止武斗,强行收缴双方的武器,武斗这才渐渐平息下来。

我毕业后长期离开湖北,对王仁舟后来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只是听说他被抓起来了,并被起诉,被判了十五年,还没有服完刑,他就瘐死狱中了。王仁舟应该说不同于一般的“文革”打砸抢分子,不是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迷狂。他是有社会志向的,他在“文革”的乱局中乘势而起,不是为打倒或保护哪个人,也不是为个人升官发财,而是要进行社会实验。他是“文革”史上一个特殊的人物,他如果活到现在,我想他也许会大力支持开放改革的。他的悲剧,的确是时代的悲剧。


选摘自《多维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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