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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胡杰新片《我虽死去》



作者:邵建


  二OO六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两点,去胡杰那里看他今年拍的新片《我虽死去》。这部片子属于口述影像纪录,悲剧的主角是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主述者则是死者的丈夫、时年八十五岁的王晶尧老先生。

  卞仲耘生前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中的党总支书记、副校长。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被本校红卫兵在批斗会上殴打致死。用带钉子的木棍活活打死一个人,而且是她们的校长;致死者居然是学生,而且是清一色的女生。放在哪里,这都是一个诡异的事实!对此,也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当时也在现场的王友琴女士有过一篇文章,题目就是“女性的野蛮”。

  “野蛮”似乎更多和男性有关,女性又何以野蛮?王友琴女士的解释是:“这类行为所隐含的思想方式,只能属于所谓“‘原始思维’”。又及:“女性是温柔的。然而,这温柔主要是在某种文化环境中熏陶培育出来的。在一种特别的情况下,原始的野蛮压过了女性的温柔。”

  也许我的看法不同。女性的温柔并不需要某种文化的熏陶,她们天性如此。倒是某种文化的熏陶,才使她们不但违逆原始天性,而且跌破普通人性的底线,做出类似法西斯的行为。

  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呢?“目的论”文化。

  看片时,我很注意片中她们的表情,那些女红卫兵的脸上充满了正义感,就是在打人时,她们的表情也是那么单纯、激昂、亢奋,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甚至,她们的眼睛告诉我,她们正在行使正义。

  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动机是崇高的,意图是正义的,就可以不惜手段,包括致人于死。这就是“目的论”文化。“目的论”又称“目的伦理”或“意图伦理”,它的逻辑是: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而“目的伦理”对正义的衡量,又仅仅在于目的。如果手段不正义而目的正义,目的就可以为手段“漂白”。此即西谚中“The Ends justify Means”(目的证明手段正当)。

  在我看来,打死卞仲耘,这正是女学生行凶时非但不自觉、反而以为自己正当的潜在缘由。否则,没有一个自以为崇高的目的,把人活活打死,常情下,女孩子下不了这个手。

  这是一个红卫兵为自己当年行为的辩解,它活生生地显示了,在“目的论”的逻辑中,罪恶如何转化为正义:

  “我要说,在红卫兵一代人身上发生的很多事情,其动机其潜力其源泉完全是正常的乃至是美好崇高的。……使我们追随毛泽东的最根本的原因毕竟不是丑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个红卫兵的忠诚和英雄的灵魂,其外在表现是愚昧、盲从、打架、凶暴,可是在他的内心中是正义的烈火、友谊的信念、斯巴达克思的幽灵,是壮美的精神境界和不屈不挠的追求。”

  如果说,文革的罪恶是这样炼成的(当然还有其他原因),那么,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文革非自文革始。胡杰片子中有一位重要的口述者(作家林莽),他目睹了卞仲耘被批斗及死亡的全过程。这位历史在场者有一句话使片子产生了历史的纵深,他说:“这师大女附中的前身是女子师范大学”。

  是的,就是这所女子师范大学,早在一九二五年,就上演过学生冲击校长的一幕,那就是当时震惊北京教育界的“女师大风潮”。一边是以许广平为代表的女学生,一边是女校长杨荫榆。双方互相激化矛盾,以至不可收拾(保守的杨当负更多的责任)。在“驱杨”运动中,学生多有过激举动。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一面倒地指责杨荫榆,却从未对学生采用的手段做过哪怕是稍微的反思。过程不必描述,我们只消看许广平给鲁迅的信,看她是如何向支持自己的老师汇报的:

  所可稍快心意的,是走至有一条大街,迎面看见杨婆子笑眯眯的瞅着我们大队时,我登即无名火起,改口高呼打倒杨荫榆,打倒杨荫榆,驱逐杨荫榆!同侪闻声响应,直喊至杨车离开了我们。这虽则似乎因公济私,公私混淆,而当时迎头一击的痛快,实在比游过午门的高兴,快活,可算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先生,您看这匹“害群之马”简直不羁到不可收拾了。这可怎么办?

  声口如见其人。然而,这只是一斑。至于她们把校长轰下台来、赶出会场,继而给校长室贴上封条,把东西扔出来,又在校门口贴大字报,警告校长不准进学校大门,且专门派人看守等,总之,如果读过一通“女师大风潮”,那么,即使在同情她们、并认可其一定正义性的同时,我也不得不指出其变态所在。就她们的语言和行为方式来说,它已然是文革的原型,而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在某种意义上,未必不是当年“许广平们”的变本加厉。

  古人云“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苹之末,侵淫溪谷,盛怒于土囊之口。”任何事都有一个过程,杨荫榆和卞仲耘虽然命运不同,又分属不同时代;但,在她们俩人相隔的这几十年间,并不难寻绎其中历史发变的“草蛇灰线”。

  年轻的许广平无疑认为自己所作的一切都没有问题,因为她的老师就是这样教导她的。

  鲁迅给许广平的信很直接:

  “我以为只要目的是正的——这所谓正不正,又只专凭自己判断——即可用无论什么手段。”

  这是“The Ends justify Means”的中国版。不仅如此,鲁迅对年轻人多次表述过同样的意思:

  “只要能达目的,无论什么手段都敢用……。

  革命者为达目的,可用任何手段的话,我是以为不错的。

  谋生之道,则不择手段。……以为‘问目的不问手段’是共产党的口诀,这是大错的。人们这样的很多,不过他们不肯说出口”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学生;有什么样的教育,就有什么样的收获。女师大附中的女生们为了革命,为什么不可以打死反革命的校长?

  “目的论”文化是二十世纪左翼激进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就这个世纪而言,它源远流长,并形成一种持续的精神遗传。文革有“目的论”的荼毒,而它的毒性至今仍在散发。所谓文革非自文革始,文革又非文革终。上述那个红卫兵为自己的辩白,是在文革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文化,有这样的价值支撑,便从体制和民间两方面潜伏了文革或类似文革的可能。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观胡杰新片,我的读感是,从“目的论”到“法西斯”,有时只有一步之遥。这是胡杰片中的一个定格:红色恐怖万岁!它坐实了“目的论”的逻辑:为了正义实现哪怕血流成河;因为它恰是用人血写就。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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