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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阴路的前世今生


作者:达奇珍


山阴路的由来

山阴路地处上海东北角的虹口区,宽仅十余米,长不到七百米;若算门牌号,总共才三百来号,与浩浩荡荡动辄以数千号排列的南京路淮海路等大马路相比,犹如涸辙之于江河。然而短短一条山阴路,名气却不小,说起上海的历史,尤其是文化发展史,乃至日军侵华史,无论如何是绕不开这条路的。

半个多世纪前,我出生在山阴路,在那里一住就是四十多年。如今虽然已经迁离那里,但因为新家离旧居很近,所以依然与山阴路藕断丝连,经常都会路过那里,或购物,或访友,或仅仅是漫无目的的散步。大概是因为渐渐老去的缘故,一种怀旧的情愫常常油然而生,并且与日俱增。于是每每走在山阴路上,脚步便会越来越慢,总希望能捕捉到更多关于山阴路前世今生的点点滴滴。别梦依稀,恍如隔世,别样情愫,欲说还休。

予生也晚,关于山阴路的前世今生,其实我知之甚少,这条路上最值得寻访、回味乃至研究的许多人物和事件,大多发生在我尚未出世的年代;虽然如今资讯发达,尤其是无所不包的网络,几乎没有查不到的讯息,然网上得来终觉浅,事实上也确实有许多网上得来的资料错误百出,甚至是凭空臆造以讹传讹的。于是想方设法寻访到几位出生在山阴路的耄耋老人,有的是先父的朋友,有的是同学的长辈,有的则是初次谋面的陌生人。老人们的回忆与查阅到的资料互为印证,才算拼凑出一幅百年山阴路的大致轮廓。

山阴路原名施高塔路(Scott Road),是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于1911年(也有说是1912年)越界修筑的一条南起四川北路北至祥德路的马路,全长仅651米。所谓越界筑路,就是从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时期起,英、法租界当局在屡屡扩充租界的同时,不断在上海租界以外的华界修筑道路,并进而在事实上取得一定行政管辖权而附属于租界的“准租界”区域,习惯上称之为越界筑路。

有资料称“施高塔”是英国的普通男子名,我不知道以Scott来命名马路,是否为了纪念某位叫Scott的人物,就象法租界命名霞飞路(Avenue Joffre 今淮海路)是为了纪念法国的霞飞将军一样。但我同时又大胆设想:或许这个单词应该少写一个字母t,即“Scot(苏格兰)”。同学的父亲,一位年近九旬的老人证实了我的想法:山阴路早先属于英租界,施高塔就是Scot的译音。

1943年汪伪政府接收租界时将施高塔路更名为山阴路。关于此次更名,有说是出自《世说新语.言语》中的“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这种说法无疑有点牵强附会;也有一说是以山阴这个地名来命名的。山阴是始于秦代的一个旧县名,在现在的浙江省绍兴市境内。1912年山阴县与会稽县合并为绍兴县,同属浙江省会稽道。上海道路以地名来命名大约始于民国,此说似可成立。又因为汪精卫祖籍山阴,我猜想或许哪个部下为讨汪的欢心,以汪的故乡旧名山阴来为施高塔路更名也未可知。

山阴路发端于四川北路与甜爱路的交叉口,中间连接了两条同样既短又窄的小路。这两条由不规则小块花岗岩铺成的俗称“弹咯路”的小路,一条叫吉祥路,另一条叫四达路。我原来一直以为旧时的山阴路贯穿了欧阳路,一直通到我小时候还是大片农田而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的谈家桥,与山阴路连接的祥德路是解放后新起的路名。但是同学的父亲告诉我,山阴路以前是英租界,而祥德路则为华界,两条路历来是各自为政的。最近从家里找到残存的半张1947年版的上海地图上也确实查到了祥德路的存在。


记忆中的山阴路

山阴路上的建筑,虽然大多都成了如今市政府挂牌的保护建筑,但与上海西区的丁香花园、马勒别墅、沙逊别墅等旧时豪宅相比,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便是与几步之遥的多伦路上的那些保护建筑相比,也难望其项背。如果说,那些建筑如大家闺秀,那么,山阴路的建筑充其量只是小家碧玉而已。但是,就一条长不过数百米的道路而言,山阴路上令许多专家学者都叹为观止的多样性的建筑风格,却是其他道路难以与其媲美的。从四川北路底拐进山阴路,相继有西洋公寓式的山阴大楼,四达里、恒丰里等高墙深院的石库门,大陆新村、文华别墅等附有小花园的新式花园里弄,以及181号、242号等独立花园洋房;而属于新式里弄的留青小筑、松云别墅、东照里,更是上海极为罕见的面对面背靠背的联体建筑;而且,即便是在同一类风格的建筑中,还有简洁与繁复、简朴与奢华的区别。一条小小山阴路,集中了如此丰富的建筑样式和多姿多彩的建筑风格,难怪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都赞叹不已。从我小时候开始,这里就是美术院校的师生们一定不会错过的写生地;常常是老师带着学生,在窄窄的人行道上一溜排开架起画架,对着各式建筑勾画敷色。

山阴路在我童年的印象中是一条静谧整洁的小路,没有一辆接一辆的公交车,更没有呼啸而过的大型货车;除了居住在这里的几户军队高干的小车偶有进出,其他的机动车很少见到,甚至连自行车都不多见。那时候道路两边的行道树,大多是速生的白杨树,并不象网上流传的那样,早就有了像淮海路衡山路那样浓荫蔽日的法国梧桐。如今粗壮高大的法国梧桐,其实是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夕栽种的,也就是举世瞩目的《上海公报》出台的那年。

那时上海的城市绿化,白杨树是主角。春秋时节的杨树还不错,枝繁叶茂,绿意盎然。但一到夏天可就苦了路上的行人,杨树最容易生虫,而且是一种令人惧怕的害虫,上海人俗称“杨辣子”。随着白杨树渐渐退出上海人的视野,现在这种面目可憎的软体虫也已经难得一见了。这种毛茸茸的小虫颜色非常艳丽,长长的身体上纵向排列着大红、草绿、鹅黄和孔雀蓝的条纹,浑身布满金色的绒毛,最可怕的是虫身上的刺毛会随风飘扬,落在人的皮肤上,立刻就会突起个硬硬的红疙瘩,中间针尖大小一个黑点,就是刺毛虫的刺,让人感觉又痒又痛。最可恶的是手不能碰,一碰更痛得够戗。那时流行的土办法,就是剪一小块橡皮膏布贴在红疙瘩上,然后突然撕掉橡皮胶布,以图把刺粘出来。我试过许多次,可往往是徒劳的。还有一种办法,说是把刺毛虫踩死,然后取其肚子里的糊状物涂在伤口上,据说就可以止痛,理由是“以毒攻毒”。我没有试过,主要是觉得太恶心,所以也不知道究竟管不管用。这种疼痛要持续好几天,可是往往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只因为一出门就是白杨树,躲都躲不了。

那时的山阴路,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在园子里或阳台、晒台上种些花草树木,比较常见的有棕树、樟树、松树、柏树、玉兰树、枇杷树、海棠树、芭蕉树等,针叶的阔叶的热带的寒带的常绿的落叶的,五花八门,堪比一座小型的植物园。春末夏初时的山阴路最美丽,缠绕在墙头和阳台上的藤蔓植物生机勃勃,色彩缤纷;春天有粉红或大红的蔷薇、雪青的紫藤花,夏天有橘色的凌宵、紫色的喇叭花……而给一点点雨露阳光就神采飞扬的爬山虎,更是将一幢幢小洋楼装点得分外妖娆,仿佛裹上一层厚厚的绿丝绒。住在里面的主人神清气爽,走在路上的行人则心旷神怡。

我出生在山阴路上的祥德村,这是一条只有八幢小洋楼的袖珍弄堂。这条里弄解放后被归入“新式里弄”一类,用现在商品房的分类标准看,其实就是“联体别墅”。祥德村的漂亮在山阴路一带是出了名的,奶黄色的拉毛墙,双坡红瓦屋顶,绿色铁皮屋檐,二楼有挑出的黑色铸铁露台,每幢楼前都有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园虽小,内容却很丰富,有树有花,甚至还有一小片草坪。美术院校的学生到山阴路写生,祥德村出现在画面上的机会最多。

大约是五十年代中期,不知什么原因,祥德村被划出了山阴路,归入祥德路。这对一般居民来讲问题不大,但是我父亲因为朋友多,在没有电话的年代,朋友间的联络几乎全靠书信,路名一改,信的投递就出现了问题。那些朋友老是把我家地址写成山阴路2弄,而经过重新规划后的山阴路2弄已另有所属,于是寄给父亲的信件总要先送到那里,然后再因为“查无此人”而转过来。好在我家的达姓十分罕见,时间一长,那些非常敬业的邮递员看到姓达的信就会直接送来我家,省却了往返周转,这情况一直持续到文革期间。

我家对面是两排青砖砌成的三层石库门建筑,坚固的雕花石框紧箍着两扇黑漆大门,门中央悬着两个铮亮的黄铜环,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建筑,这里过去叫积善里,后来变成山阴路340弄。马路正对面的青庄则成了山阴路的收尾号343弄。因此,我居住的祥德路2弄就成了山阴路和祥德路的分水岭。如此一来,我就算不了正宗的山阴路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山阴路的紧邻而已。然而当时山阴路的名气比祥德路大得多,而且过去的地图上是根本查不到祥德路的,为了少费口舌,当别人问我住址时,我总是习惯说在山阴路附近,这恐怕也可以算是最原始的“傍大款”了。

山阴路上的弄堂全部是东西走向,因此大部分房间都是坐北朝南,只要是晴天,房间里总是洒满阳光。由于这样的排列布局,面对马路的都是山墙,起承重作用的山墙上面只能开窄窄的窗,因而不象其他马路那样能破墙开店。小时候只有东照里门口有家大同杂货店,恒丰里门口有家新生南货店。我常在大那里买冷饮和零食。棒冰四分钱一根,雪糕有大小之分,小的八分,大的一角二分;那时小孩的零用钱少得可怜,因此我们的消费原则是求量不求质,宁可吃三根棒冰而不买一根大雪糕。常买的零食有三分钱一包的香瓜籽、五分钱一包的甘草橄榄、五香话李、杨桃等,最贵的是话梅,要一角钱一包,难得吃上一回。不过这两家店都不卖糖果,只有山阴路口四川北路上的文美和华中食品店有卖。但是从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期那段大饥荒时期,糖果从来就是有钱无票都买不到的奢侈品,一年中只有春节时候才能多吃到几颗。在留青小筑门口有两家私营的袖珍烟杂店,一家叫永生,另一家叫永什么的忘了,据说这两家店主是兄弟。兴业坊门口则有一家酱油店和一家粮店,以及一家洗熨店。山阴路口还有一家卖副食品的供销合作社。

那时食品店或南货店出售货品都用纸来包装。开始是用坚固耐用的牛皮纸,后来改用薄了一半的黄色土纸,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则改用旧报纸代替。小些的包装是三角形,大些的是四方形。那时营业员的包扎功夫都很了得,无论包什么,都包得有棱有角。有几次我将拆开的包装想依照原来的折痕再包回去,却无论如何也复不了原。更令人惊奇的是,营业员能将两瓶酒或酱油等用绳子扎了拎着走,甚至还能将好几瓶扎在一起。这种包扎方法现在的营业员恐怕是没几人会了,任何商品只要往塑料袋里一扔,再简单不过了。只可惜白色污染愈演愈烈,虽然出台了禁塑令,好象依旧是塑料袋满天飞。

短短的山阴路上理发店倒有两家,一家在吉祥路口,另一家叫四明的理发店在山阴路口的新华书店隔壁。新华书店的前身,就是大名鼎鼎的内山书店(鲁迅先生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开设的书店)。当时的理发店流行在大门口悬挂用五彩缤纷的珠子串成的门帘,煞是好看。有的还在门帘上串出各种图案,如和平鸽、玫瑰花等。有几次母亲在四明理发店烫发,我就围着珠帘转过来转过去地看不够,真想自己也拥有一条挂在房间里。

山阴大楼下有一家类似于如今的社区医院的地段医院。解放初期叫联合诊所,里面的医生护士都是原来私人诊所里的。私人诊所在公私合营后变成了地段医院,里面医生的医术都很不错,有些还是民国时期的“海归”。记得母亲带我去看病时,总会认准一位叫应策的医生,他原来也是自己开私人诊所的,公私合营后成了长春路地段医院的院长。

山阴路与四川路交界处有家国光水果店。店里放水果的木格子,一字朝外排开,后面的墙壁上则镶满了镜子,这样,一个苹果透过镜子的折射就成了两个苹果,店堂里的水果就更显得琳琅满目。买好的水果,营业员会放入简易的小竹篓里,然后在盖子上放一张大红的印着商店名称的红纸,用草绳扎好了递给顾客。这种既环保又方便提携的包装,如今早成了历史。假如将这样的水果篓子衬以蓝印花布来装点橱窗,我认为会显得既素朴又雅致。

山阴路上的虹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名气很大,因为是市级重点小学。学校边上有一家叫做万寿斋的点心店,店里的南翔小笼包近年来经电视台美食节目宣传而名声大振,天天座无虚席,不少顾客还开着轿车慕名而来,没有座位就在车子里大快朵颐。网上说这家店已有五十多年历史云云,其实纯属无稽之谈。六十年代的时候,那里是一家糕团店,我经常去那里买青团和黄松糕,所以很熟悉。至于改卖小笼包,那是后来的事情。

山阴路上的住户,在过去大多属于中高层的职业人士,除一些资本家、买办外,主要是医生、律师、教授、洋行或大公司职员等,如果按早年人人都要填写的无数表格中必不可少的“成分”一栏,当属“高级职员”一类。

五十年代,走在山阴路上的男人大多是西装革履,头戴鸭舌帽或六角法兰西帽,有的手里还拿着根斯迪克(stick)。女人则穿着西式春秋大衣或剪裁合体的旗袍,手臂上挽着皮质小包或那年月时兴的草编包。男孩子穿白衬衣隐条花呢西式短裤,女孩子穿背带裙,背带是宽宽的呈倒三角形,不论长辫还是短辫,发稍上都系了蝴蝶结。我小时侯的蝴蝶结就有格子的、带小花的和各种纯色的,装了满满一抽屉,母亲每天给我换一种。人们见面都客客气气的,说话声音也都轻声轻气的。弄堂里马路上很少见到面红耳赤剑拔弩张的场面。


人荟萃的山阴路

与旧时富豪闻人云集的徐汇区卢湾区或商业发达的静安区黄浦区相比,地处上海东北角的虹口区显然寒酸了许多。不过,若论文化底蕴,虹口区却是可以理直气壮地骄傲一番的,因为这里曾留下了太多文化名人的踪迹,成就了太多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重大事件。而这些踪迹与事件,大多与山阴路有关。究其缘由,或许正应了“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古语。

大陆新村

山阴路上最令今人如雷贯耳的文化名人,无疑非鲁迅莫属了。鲁迅故居在山阴路中段的大陆新村(今山阴路132弄9号)。大陆新村始建于1931年,是由当时的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投资建造的。建筑样式为砖木结构的新式里弄,红瓦红墙,楼高三层,共有六条弄堂,六十个门牌号码。

大陆新村的房子与山阴路上其他花园洋房或新式里弄相比,外观并不十分出众。虽然也带有花园,但极逼仄;山墙及山花的形制很简单,没有许多漂亮的纹饰;窗户是木制的,没有采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最流行的的钢窗钢门。不过,由于大陆新村六条里弄六十幢小楼形制规整风格统一,形成一片颇具规模的红色小区矗立在短短山阴路的中段,所以显得气势不凡。

鲁迅故居在五十年代就被列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馆名是由周恩来题写的。 因为领袖的推崇,鲁迅虽然早在1936年就已作古,但历经身后数十年政治风雨而大旗不倒,所以名气大得无人可敌。

那时候的鲁迅故居好象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进去参观的,据说要单位介绍信之类的手续,还有就是国外的旅游团,以日本游客最多。我家虽然离鲁迅故居仅咫尺之遥,但我第一次进入鲁迅故居,却要到参加工作后的上世纪80年代初。那次因中央电视台在鲁迅故居内拍摄电视剧,我作为一本电视杂志的记者去剧组约稿,才得以进入故居。大陆新村房间的格局很小,故居里的陈设也很简单,与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居家没什么两样。只记得二三楼之间的楼梯口吊着一只竹篮,忘了是谁告诉我的,说是鲁迅的家庭生活清贫简朴,买不起水果,只能给儿子周海婴买些地梨(荸荠)充当水果,这篮子就是用来装地梨的。

记得小学时参观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里的鲁迅纪念馆,里面有一玻璃橱窗,陈列着鲁迅穿过的一件灰蓝色棉布长袍和一双黑胶鞋。讲解员满怀深情地告诉我们,鲁迅先生的生活如何如何艰辛,穿着如何如何简朴。这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中烙下深深的记忆,同时也成就了一种思维定势:凡是革命者,生活都是十分清苦的。最近几年,陆续读到一些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文字,其中陈明远有篇题为《文化名人的经济背景:何以为生》的文章,关于鲁迅的生活状况,作者依据翔实的史料,详细罗列了其一生从事公务员、教师、大学兼课以及写作翻译编辑等的收入,得出的数字无疑令绝大多数人都会瞠目结舌,鲁迅几乎每月都有五百元大洋入账,按可比物价指数折合,相当于现在的一万多人民币,远远高于当时普通的大学教授及公司职员,绝对属高收入阶层。所以他才能隔三差五地与朋友去高级餐厅吃饭、喝咖啡,这在当时显然不是一般人的经济状况所能承受的。

还有几个数字也很有趣,鲁迅从1933年4月般进大陆新村9号,直至1936年10月19日逝世,一共在此居住了三年半。据陈明远统计,鲁迅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共与许广平看了95场电影,且每次去都乘坐出租汽车。有网友回忆,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时候,山阴路上的恒丰里门口还有一家仅一辆轿车的出租车行。而那家以“四万万同胞乘坐40000 车”(叫车电话为40000)为号召而名震上海滩的祥生出租汽车行,也就在离山阴路不太远的同属虹口区的大名路。

我国文坛另一耆宿茅盾先生也先后在大陆新村居住过。1927年8月,国共第二次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后,茅盾与夫人孔德祉一起从武汉经牯岭回到上海,因通缉在身,秘密入住景云里11号(今东横浜路35弄11号甲)。茅盾住在三楼,与叶圣陶、鲁迅为邻。1927年他在此地首次用“茅盾”的笔名写作,出版了《幻灭》、《动摇》、《追求》三部中篇小说,从此声誉鹊起。1928年2月,听从陈望道的建议,茅盾离开景云里东渡日本,他住过的三楼就让给了冯雪峰居住。

1930年4月,茅盾从日本回沪,先寓居在静安寺附近,与鲁迅等人一起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任行政书记。

1933年4月,茅盾化名“沈明甫”,迁至大陆新村3弄9号(即现在的29号)。1933至1935年,茅盾在这里与鲁迅一起编写了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草鞋脚》,并创办了《译文》杂志。期间茅盾还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1935年3月下旬,茅盾迁出大陆新村搬到沪西居住。

1946年3月,茅盾夫妇从香港返沪,重又入住大陆新村,不过不是原先的3弄9号,而是与鲁迅同弄的1弄6号。同年7月,他在此地起草致国际人权协会的电文,抗议国民党特务杀害李公朴、闻一多。12月茅盾夫妇应邀到苏联访问,返沪后又在此地完成了著名的《苏联见闻录》一书。

不知道什么原因,茅盾三次入住山阴路大陆新村,且先后达数年之久,如今这里却没有留下任何纪念性质的铭牌或有关说明文字,不能不让人感到些许遗憾。

大陆新村8号,也就是鲁迅故居的隔壁,是新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拓者、鲁迅纪念馆第一任副馆长谢旦如(1904-1962)的家,至今他的儿子仍居住在这里。

谢旦如出身于鼎食之家,但父亲去世早,于是遵母命进钱庄当学徒,与应修人、楼适夷同事。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谢旦如阅读了大量新文化书刊,并与应修人、楼适夷一起创办了上海通讯图书馆。1924年,谢旦如经应修人介绍,加入由冯雪峰、潘漠华、应修人、汪静之发起的“湖畔诗社”,出版过诗集《苜蓿花》。他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开的书店是当时“左联”的秘密联络点。

1931年,左联五人被当局杀害于上海龙华,“左联”决定出版《前哨.纪念战死者专号》。谢旦如与鲁迅、冯雪峰等一起参加了编辑,而且还筹集经费,在他创办的公道书店楼上秘密印刷、装订该书。

同年5月,这位同情革命的富商,接受了冯雪峰的请求,说服了夫人和老母亲,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到他家避难。谢旦如守口如瓶,家人都不知道客人的真实身份竟是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

   瞿秋白在谢家深居简出,除了与鲁迅和冯雪峰等极少数人秘密会面之外,集中精力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中的多部文稿,都是在这里完成的。1935年6月,瞿秋白被处死的消息传到上海,谢旦如悲痛之余,将瞿秋白遗著中的译文类文稿交给鲁迅编辑,又出资出力支持鲁迅出版瞿秋白的遗著《海上述林》。

   抗战期间,谢旦如积极参加救亡的文化活动,并协助许广平编辑鲁迅翻译的《译丛补》以及《鲁迅全集》的出版,后又参加《鲁迅风》的编辑工作。八.一三淞沪抗战时期,谢家老宅及家中财物全部毁于战火,谢旦如随身只带出一只皮箱里,存放着瞿秋白、丁玲、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手稿和书信,以及方志敏从狱中传出的《清贫》、《可爱的中国》等手稿。

为了不破坏鲁迅纪念馆的原貌和结构,后来谢家还将自家底楼让出,作为纪念馆的售票处。

鲁迅研究学科的奠基人之一唐弢先生也曾住过大陆新村,只是我不清楚他具体住在几号。唐弢一生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时评,并以《晦庵书话》的形式记录了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动。唐弢也是权威学者,曾参加过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还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辑录、考订了鲁迅佚文。他的一系列关于鲁迅创作的著述,在鲁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声誉。唐弢又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论方面有重要贡献,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3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被列为高等院文科通用教材。

我父亲的挚友、著名学者范祥雍先生也曾在大陆新村居住过许多年。范先生是著名的中西交通史学家,他校注的《洛阳伽蓝记》、《管城硕记》、《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宋高僧传》等,无不享誉学界。我父亲与范老的交往,居然始于是当年遍布上海的有轨电车。当时四川北路武进路口有家古籍书店,父亲和范老经常光顾那里。彼此在书店里打过几次照面后,都觉得有点眼熟,终于有一次在回家的一路电车里攀谈起来。当知道两家不仅都居住在山阴路上,而且只相距一百多米时,不禁抚掌大笑,遂成莫逆之交。文革前,父亲与范老每星期要见面两三次,不是你来就是我往。范老家也很宽敞,在大陆新村56号占了两层楼面。父亲曾带我去过几次,满目所见都是红木书橱和砖头样的书籍,令当时的我乏味透顶。范老出身贫寒,完全凭自己的刻苦自学,最终不仅成了著名学者,还在上海复旦以及江西吉林等地的大学或研究所带研究生。而他夫人则出身富贵之家,是早年复旦毕业的女大学生。我曾听母亲说起过,当年他们两人的婚姻也是冲破了封建家庭的门第之见才得以结合的。

旧时家庭的男人基本是不理家政的。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我母亲去北京看我大姐,无奈之下,父亲只得自己摸索着学习煮饭烧菜。是时恰逢范老的太太也因出差而离开上海一段时间,我父亲还颇为得意地向范老传授做饭经验。多年之后,从范老女儿那里得知,说他父亲将我父亲传授的做饭经验用蝇头小楷认认真真地记录在小本子上,什么“煮饭时听到噗噗的响声,就得把煤气火头关小,否则饭会糊掉”等等。听得我忍俊不禁开怀大笑。

文革初期,父亲在抄家后不久就因悲愤交加死于心肌梗塞。当时父亲的朋友几乎都遭劫难,想来吊唁,却又止于恐惧。但是范老得知噩耗后,不顾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立即赶来悼念。以后他过段日子就会来看望我和母亲。而此时的他,也早已被造反派赶出大陆新村,搬进他家后面一条名为曙光村的弄堂,一家五口挤在一间逼仄的小房间里。

2007年,一部凝聚了范老四十年心血的力作《战国策笺证》,历尽坎坷,终于在王元化先生的关心和推动下,被纳入国家级重点出版计划,由上海市古籍整理规划小组主持并资助而得以出版。范老地下有灵,也当备感欣慰了。

与范祥雍先生过从甚密的唐豪先生,当时也住在大陆新村。唐豪(1897-1959)字范生,江苏吴县人,是近代中国武术史学科的奠基人和中国体育史研究的积极推进者。20年代末在中央国术馆任职期间开始撰写文章,大力提倡武术的“科学化”,主张发展质朴实用的武术而排斥内容花假的流行套路,批判武术界的宗派门户之风和附会释道、以虚妄荒诞惑世的不良倾向。自1930年始,唐豪努力从事武术史研究,先后撰写《太极拳与内家拳》、《少林武当考》、《内家拳》、《戚继光拳经》、《中国武艺图籍考》等专著和论文。

著名出版家赵家壁,文革期间也曾在大陆新村53号(192弄)居住。他在三十年代出版编辑了《良友文学丛书》《良友文库》和《良友画报》等,最著名的是他编辑出版的十大卷《中国新文学大系》。由他主持出版的书籍刊物,因编辑认真印刷精良,在当时享有很高声誉,被鲁迅誉为“良友式”。解放后的赵家壁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副总编辑。

十年前,我为上海文艺出版社拍摄专题电视片时,作为该社出版史上重头戏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肯定是不能遗漏的。而作为该大系的第一任主编,是时的赵家壁先生已作古多年。于是我打听到赵家的地址,专程登门拜访了赵老的儿子,并从他那里获得了赵老的照片,然后编入电视片中,如此才算弥补了些许物是人非的遗憾。后来听范祥雍先生的女儿说起过,大陆新村并非赵老原先的住处,也是文革初期被扫地出门后的落脚点。

大陆新村还住过复旦名教授陈子展先生。陈子展(1898-1990),湖南长沙人,著名的中国文学史家、杂文家。我听范老说过他的“高考”经历:由于出身贫寒,当年陈老赤脚从乡下到长沙赶考,却因为看错考期而失去考试机会。漫天大雪中,他呆呆地站在第一师范校舍前,不由悲从中来,放声恸哭。哭声惊动了校长徐特立,徐老出来问清原由,把他让进校长室,在面试了他一些有关知识后,当即破格录取了他。

陈子展在1927年“马日事变”后遭通缉避居上海,1932年主编《读书生活》。1933年起至五十年代初,一直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30年代曾发表大量杂文、诗歌和文艺评论,后长期从事《诗经》、《楚辞》研究。著有《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诗经直解》、《楚辞直解》等。他与我父亲过从甚密,还差一点成为邻居。我父亲去世后,他与范老一样,也是在第一时间赶来我家吊唁慰问的。

大凡五十岁上下的人都记得文革前有部《战上海》的老电影,剧中那个开始顽固死守后来投诚起义的汤恩伯将军的部下刘义,也是大陆新村的居民。我对刘义知之甚少,在百度上键入“战上海刘义”,得到的解释是:“刘义,电影中用的是化名,此人原名刘昌义。上海战役结束后,刘昌义先到华东军官训练团学习,后被安排为上海市救济委员会顾问。他的官兵大部分改编为解放军,南下作战。解放后,刘昌义历任上海市人民代表、上海市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常务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民革上海市委会顾问。1985年8月1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给刘昌义颁发了起义证书。”

在网上又查到一篇1995年第5期《红岩春秋》中的文章,说道:“1949年5月上海解放战役,地下民革同志刘昌义率部起义时,身兼三职: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北兵团司令、五十一军军长。当时汤恩伯、陈大庆等已离开市中心区,住在吴淞,准备随时逃往台湾。实际上刘昌义是国民党留在上海市区的最高将领。上海解放后,不明真相者,对刘昌义起义,误导讹传,歪曲事实,特别是有一部电影《战上海》,以文艺手法,臆造刘昌义(电影中改名刘义)是‘兵临城下,被迫投降’,影响面广,辗转误传,是非不分……”这篇文章让我看得扑朔迷离,可惜网上不全,既无作者姓名,也无完整文章,本人对此人此事也就无法进行查证。


东照里

大陆新村的对面是山阴路133弄,过去的东照里,又称日照里。这里的12号曾是瞿秋白的故居,但是与十步之遥的大陆新村鲁迅故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瞿秋白故居既破败又少人知晓。尽管这里在1984年5月就被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不知道是因为里面依然住着居民,还是瞿秋白头上的那片历史功过的乌云尚未散去,门口那块仅一尺见方的金属铭牌,实在简陋得令人惊讶。虽然弄堂口也悬挂了一块约一米长一尺宽的木牌,上面刻着“瞿秋白故居”几个大字,但白底黑字的木牌早已污渍斑斑,走近了细看才发现污渍下的那五个字迹原来是墨绿色的。木牌的上方和左方各有一块某某律师事务所的牌子,右面则是街道设置的金属框玻璃面的宣传栏。在充满现代感的金属和玻璃的簇拥中,“瞿秋白故居”的木牌显得格外寒碜寒酸和寒心。

1932年2月,瞿秋白避难来到北四川路拉摩斯公寓的鲁迅家中。自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解除了他在党内的一切职务后,一介布衣的他,将大部分时间投入了学习和写作中。

1933年3月,鲁迅通过日本友人内山完造夫人租到了今东照里12号的亭子间,让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了进去。亭子间在二楼,约20平方米。据说房东是位广东籍中年寡妇,泼辣而好事。房客则多为日本商人或浪人。这些人经常到瞿家来串门,问这问那。这既妨碍秋白工作,又影响安全。为了闭门谢客,瞿秋白只好躺在床上看书,杨之华则在房门口的煤球炉子上为丈夫熬药。浓郁的中药味在整所房子里弥漫,令人倒足胃口。如此一来,房东和房客们只得退避三舍不再骚扰。

   瞿秋白搬入新居后一个月,鲁迅也从北四川路上的拉摹斯公寓迁居到大陆新村9号,两家近在咫尺,彼此的往来更为密切。杨之华回忆说:“那时候,鲁迅几乎每天来看我们,和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秋白一见鲁迅就立即改变了不爱说话的性格,两人边说边笑,有时哈哈大笑,驱走了像牢笼似的小亭子间里不自由的闷人气氛”。

在东照里居住的时期,瞿秋白也曾以“鲁迅”的笔名为《申报》写了许多杂文。为了便于保存,鲁迅把这些杂文编人了自己的集子里,并书写了一副对联赠给瞿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鲁迅的友情对自叹“没有一个朋友”的瞿秋白来说,不啻寒冬中一抹温暖的阳光。


千爱里

山阴路靠近四川北路的那头,有一条很有名的里弄叫千爱里(今山阴路2弄),最初系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的产业,建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据说取“千爱”之名,是因为日文中的“千爱”两字的含义与汉语相近,有“爱之千家”之意。当时在此居住的均为日侨,寓居在3号的就是鲁迅的日本朋友内山完造先生。

内山完造在28岁那年(1913年)受日本基督教会办的大阪大学眼药总店参天堂的派遣,来到中国当推销员。1916年内山完造回日本结婚,随后偕夫人美喜子重返上海。他俩先在虹口北四川路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18弄)租屋寓居,为了贴补家用,在住所楼下开了一家小书店,取名“内山书店”,出售一些宗教、医药和左翼的文学作品。随着书店的生意日益红火,内山也逐渐闻名。1929年书店迁到施高塔路11号(即现在的四川北路2048号工商银行)。从此,内山辞掉了推销员的工作,专心致志经营书店业务和从事写作。此时,他的寓所也从由魏盛里迁到了千爱里。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日本侨民开始陆续来上海定居。二十世纪初,日本人大批来到上海。虹口的北四川路、吴淞路一带已发展成日本人的居住区。三十年代的上海,日本人的数量已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侨民。日本人在虹口一带除建造住宅区外,还设立神社、寺庙,建立海军陆战队指挥部等。虹口北四川路千爱里一带花园里弄住宅就是一例。

千爱里3号即内山完造书店的后门,内山书店实际上也就是如今所说的“前店后家”的格局。那是一幢坐北朝南的新式里弄花园洋房,砖木结构的假三层。在这幢小巧精致的的寓所里,内山先生全家一直寓居到抗战结束。

内山完造在这里与诸多中国左翼作家结下友情,他多次掩护鲁迅于危难之中;1928年2月,他帮助受通缉的郭沫若去日本;1930年4月,陶行知遭通缉时在内山书店避居;鲁迅夫人许广平被捕,经他担保获释;开明书店经理章血琛、总编夏丐尊被捕,也经他营救获释。为此,他多次受到日本军特机关查询。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左翼书籍大多被查禁,由于内山书店受治外法权庇护,因此成了左翼书籍的发行处。鲁迅著作及左翼作品在这里出售。内山完造曾三次协助鲁迅举行木刻展及开办木刻讲习班。1925年11月,内山完造先生第一本随笔集《活生生的中国》出版,鲁迅先生为其作序,内山称其为“天下最好的馈赠”。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他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并被聘为《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1938至1944年,内山又撰写了《上海漫画》、《上海夜话》、《上海风行》、《上海霖语》等书。1947年12月8日,当局将他遣返回国。

1949年后,内山完造被选为日中友好协会理事长,三次代表友协访华。1959年9月内山完造应邀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十周年庆典来华,20日突发脑溢血在北京去世,与前妻美喜子同葬于上海万国公墓。现在的千爱里3号和山阴路口工商银行的大门边还分别挂着“内山完造故居”和“内山书店原址”的铭牌。

千爱里还居住过一位曾叱咤风云的女性张琼,不过大多数人包括我对之都闻所未闻。张琼(1902-1981)原名朱舜华,湖南汝城人。1914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1919年在毛泽东、杨开慧的帮助下,加入新民学会。1922年,由杨开慧、刘少奇介绍加入GCD。二三十年代从事工人运动、学生运动,以后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张琼1956年获得上海市初等学校优秀教师称号,1958年参加全国勤工俭学代表大会,曾多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接见。


花园里

山阴路145弄,原名花园里,是一排灰色拉毛墙的三层建筑。这里的2号曾居住过另一位著名日本友人尾崎秀实。尾崎秀实1901年生于台湾,其父的汉学功力颇深,因此尾崎的中文也很了得。尾崎大学毕业后成为东京《朝日新闻》社记者,1928年至1932年任该报驻上海特派员。他结识许多中国左翼文化人士,与鲁迅时有晤面,这在鲁迅1931年至1934年的日记中均有记录。尾崎曾在1931年将日本左翼记者山上正义翻译的日文版鲁迅《阿Q正传》赠予鲁迅,1934年尾崎最后一次赠予鲁迅的书籍是自己翻译的史沫特莱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

据日本友人增田涉回忆,鲁迅对尾崎印象甚佳,说他“不但知识面广,而且为人诚实可靠”。尾崎还与夏衍、冯乃超、田汉、成仿吾等往来密切,并参加他们组织的左翼文化活动。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回忆“左联”时,把他同当时也在上海的山上正义和美国左翼记者史沫特莱并提,说他们是“帮助‘左联’进行了许多工作的三位外国同志”,实际上却是“上海的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左翼人士的核心人物”。尾崎同受共产国际派遣来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苏联共产党员、德国人理查德.佐尔格合作,经常把日本在华的重要情报转报莫斯科,并经常“把一些国际上的革命动态”转告中国同志。1941年因“左尔格事件”被捕,1944年被日本政府以“红色间谍”罪判除死刑。

尾崎秀实著有《现代中国论》《中国社会经济论》《暴风雨中的中国》等。他在狱中写给妻女的书简集《流星般的爱情》成为战后畅销书。尾崎秀实的生平后由其弟、小其27岁的同父异母兄弟尾崎秀树整理成文发表。尾崎秀树也出生于台湾,是日本文艺评论家、前日本笔会会长,对鲁迅极其推崇,于1999年逝世。

花园里6号,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居。他1936年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1938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过上海人知道曾联松,大概也是最近几年的事。作为近邻的我,也是在他逝世后才得知他的故居。


恒丰里

从四川北路进入山阴路,右手边的前半部分是一大片由四达里、恒丰里和恒盛里三条弄堂组成的建筑群。这三条里弄的建筑式样大抵相仿,基本都是清水红砖的三层楼房,总共包括三百多幢房子;弄堂之间的小巷似纵横阡陌,四通八达,外来人走进去仿佛到了迷宫,所以居住在附近几十年的我,除了四达里外,一直搞不清恒丰里和恒盛里的具体区分。最近,我到这几条弄堂里走了几圈,终于弄清恒盛里的门牌号现在是属于宝安路160弄,而且四达里和恒丰里的大部分属于石库门,恒盛里则属于新式里弄,有矮墙围住的小花园,门楣和窗框的石头装饰很漂亮,后门有圆狐形门廊,三楼朝南有半圆形铸铁阳台。

在上海,统称为石库门的建筑其实也有等级之分,象恒丰里和四达里就属于石库门类别里的佼佼者。不仅外立面美观,山墙山花讲究,内部设施也比较完备,有当时颇为先进的抽水马桶。

恒丰里建于1925年,共有93幢房子,分属69弄和85弄两条弄堂。85弄是西班牙式双坡屋顶的花园里弄,69弄则是石库门建筑。

69弄90号过去是恒丰里104号,是座坐北朝南砖木结构的三层住宅。1926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党校就设在此地。是年2月在册的党校学员中,李硕勋(原国务院总理李鹏生父)、沈雁冰和杨之华等28人赫然在列。在为期八个月的时间里,学员们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概论》《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史》等十门马列主义理论课程。时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是党校的校长。他在1926年担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时,将机关设在了恒丰里83、84号(今69、70号)。

1927年,罗亦农与周恩来、赵世炎等共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罗亦农在中共五大时当选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当选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1月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组织局主任。1928年4月15日,罗亦农被捕,21日在上海龙华被枪决,时年仅26岁。

1927年,恒丰里69号成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联络点。“四.一二”政变后,陈延年接任江浙区委书记,在此设立办公机关。当时底层作会客室,二楼作会议室,三楼则为地下交通员住处。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撤消江浙区委,分别成立两省省委后,此地成为江苏省委机关。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在此召开会议,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宣布江苏省委领导成员:原中共上海区委书记陈延年任省委书记,郭伯和任组织部长,王若飞任宣传部长。会议进行到一半,忽然来人急报,有一联络点被捕的交通员知道恒丰里的这个秘密机关,于是王若飞当即结束会议,大家迅速撤离会场。

本来陈延年已安全撤离,但他下午三点又与组织部长郭伯和等人回来探视,见并未出事,便上楼继续研究工作。但不到半小时,警车呼啸而来,国民党军警根据指供,包围了这幢楼房进行搜捕。陈延年等人拿起桌椅板凳当武器反抗,最终寡不敌众,除两人从屋顶逃脱外,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韩步先等四人被捕。

   陈延年自知危在旦夕,仍自称是茶房,叫陈友生。国民党军警尽管心存疑虑,但见陈延年身穿短衣,裤腿上还扎着草绳,很像干粗活的人,于是在审讯记录上留下了“陈友生,被雇佣的烧饭司务”的文字。面对酷刑,陈延年与郭伯和、黄竟西坚持不供。韩步先不支,当堂指证了陈延年,使他的身份暴露。7月4日陈延年、郭伯和、黄竟西在龙华枫林桥被杀。

陈延年被人称为“小列宁”。7月4日深夜,据说被乱刀砍死。时年仅29岁。时隔一年,陈独秀次子、陈延年的大弟、时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长的陈乔年也被在枫林桥枪决,时年26岁。

1985年1月,恒丰里90号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原来挂在弄口的木牌现在已不见了踪影,90号门口一边悬挂着一块小小的上书“1927年江苏省委旧址”的白色铭牌,旁边还有一块班驳的小木牌,上面“虹口区青少年革命传统教育七号基地”的红字已模糊难辨。据2001年6月《申江服务导报》上一篇文章报道,90号的大门里有块刻着“陈延年在沪革命活动地”的石碑,但此处是民居,我去了几次,不论前门还是后门总是紧闭着。


恒盛里

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七君子”领头人沈钧儒,上世纪三十年代于曾居住在山阴路恒盛里12号。

上世纪30年代初期,恒盛里还曾居住过三位文学家--方光焘、胡愈之和章克标。章克标在《难忘1.28》一文里有这样的回忆:“就在那时(指1932年,作者注)我住在虹口区的北四川路底施高脱那里(现山阴路),战争发生就逃难出来,那里是日军登陆进攻闸北的要道。我同方光焘、胡愈之三人共同租住在那里的四达里,即东面的另一个里弄,名字已忘记的,建筑较四达里为好的三层楼名叫花园洋房,是胡先生去找到房子而租下来的,似是英国商业广告公司的产业,房租每月90元。四达里是个很大的里巷,有一二百号房子,石库门式的,但也是三层楼,有好多条支弄可走。我们进出就是要经过四达里的支弄才走上施高脱路,再到北四川路搭车外出。我们这些洋房,其实一共才一排朝南的十来号,而且只有这一排,名叫花园洋房,其实只有大门前一块小小草地罢了,并不成其为花园的,草地上面就二楼、三楼的阳台。说起来也不过是石库门的大天井那样罢了。房子的建筑是比较好些,房间也宽大,而且有浴室及卫生设备,前楼后楼分开,当中隔条走廊弄,后楼小些,不过是北向罢了。三楼上面还有一间屋顶搁楼,也可以住人,或安放物体。所以住三户人家,也并不挤拥。”

根据章克标的描述,他们居住的应该就是恒盛里,因为恒丰里和四达里都是石库门,唯有恒盛里才是花园里弄。

三人中的方光焘(1898-1964)是我国著名语言学家、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文学翻译家。曾先后留学日本和法国,在留学时期参加了“创造社”,1931年加入“左联”。他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理论、建立汉语语法体系以及普通语言学理论。1949年后曾任江苏省文联主席、文化局局长。

胡愈之(1896-1986)是我国文字改革运动和世界语运动活动家,亦为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1914年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为练习生,工作之余读英语夜校,并自学日语、世界语,开始发表著译文章。1920年和郑振铎、沈雁冰共同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九一八”事变后,与邹韬奋共同主持《生活》周刊,主编《东方杂志》等刊物。1933年初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GCD。抗战爆发后,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主任,主持出版《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组织编译出版美国记者斯诺的《西行漫记》,并首次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1949年后曾任外交学会副会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署长、《光明日报》总编辑、文化部副部长等要职。

居住在恒盛里的这三位文人中,胡愈之的大名耳熟能详,学中文的人对方光焘也略有所闻,但章克标的名字恐怕是近十年才“崭露头角”,知道其人也并非因了他的文章,却是他在1999年1月以百岁超级高龄在上海《申江服务导报》上征婚而声名远扬。之后他的征婚成为媒体竟相报道的热点,甚至世界各地的华文报纸也都赶来采访。在媒体的热炒中,章老如愿征得了新娘——一位小他43岁的东北籍刘姓女士。时年57岁的刘女士成了章的第三任妻子。章觉得刘“灵清聪慧”,遂以谐音将其改名为“林青”。

实际上章克标的名气并不逊色于其他两位大家。出生于1900年的他早年曾当过武侠小说泰斗金庸的老师,20岁时考入官费赴日留学。后来又考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攻读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当过一段时间教师后,章克标决定向文坛发展。1926年他在上海与胡愈之、丰子恺、叶圣陶等人共同轮值主编《一般》月刊,同时与滕固、方光焘等人创办我国新文学早期著名社团之一的狮吼社。1928年章克标又进入开明书店,主编当时影响广泛的开明数学教科书以及《开明文学词典》。一年以后,他又参与创办时代图书公司,这个公司后来成为三十年代中国规模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章克标出任时代图书公司的总经理,并主编《十日谈》旬刊。后来他成为《申报》“自由谈”专栏的主要撰稿人之一,跻身三十年代中国杂文高手之列。章还与林语堂、邵洵美等人一起创办了《论语》杂志。

由于历史的阴差阳错,使他这个青年时期就声名显赫的作家,却在105岁堪称人瑞时才得以老朽之身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成为作家中的“新秀”。章克标已于2007年仙逝,享年108岁。历经坎坷的他却能假以天年,不能不佩服他宽广的胸襟。记者采访他高寿的秘诀,答曰:一是每日三餐喝粥,二是每日多走路。 师傅教导:刨花直窜过肩膀,方显木匠功夫深。


四达里

山阴路的四达里曾住过当年的左翼文学青年沙汀。沙汀(1904-1992),原名杨朝熙,四川安县人,民国18年(1929年)来上海,先住东横浜路德恩里(今秦关路44弄)13号,自学并在中华艺术大学听课。民国19年与杨伯凯等在北四川路四川里(今1604弄)办辛垦书店,被推为董事长。民国21年10月,小说集《法律外的航线》出版,始用沙汀笔名,同年退出辛垦书店,迁居四达里,加入左联,民国22年任左联常务会秘书。同年秋,迁居姚神父路天祥里(今天平路)。

1928年19月,由张友松、夏康农创办的春潮书局在四达里104号成立,曾出版过《春潮》月刊和《二月》《小小十年》《小彼得》等书籍。

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主席俞国桢(1852-1932)也曾在四达里暂居。1932年“一.二八”事变引发凇沪抗战,19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当时江湾为战区中心,自立会总会所在的江湾永志堂和俞国桢住所均毁于战火。永志堂屋顶被炮弹击中,损失惨重。俞国桢只得临时将自立会总会事务所设在四达里林鸿斌住所。同年俞国桢应邀前往浙江温州讲道病逝于那里。


兴业坊

山阴路的兴业坊(165弄)建于1927年,是浙江兴业银行建造的职工住处。在兴业坊建成后两年,兴业银行又在狄斯威路(今溧阳路)建造了浙兴里。

兴业坊曾居住过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盛中华。盛中华的哥哥即被世界音乐界权威人士誉为“中国梅纽因斯”的小提琴家盛中国。值得一提的是,盛中华的父母均为著名音乐人,他们培养了十个学习和从事音乐的儿女,其中九个是小提琴家。长子盛中国9岁便在电台灌录节目,后来到苏联留学,1962年在第二届柴可夫斯基音乐比赛小提琴比赛中获得荣誉奖,是最早为中国赢得国际奖项的音乐家之一。近年来,时在电视上见到盛中国和他妻子、日本青年钢琴家濑田裕子女士回国举行独奏音乐会或慈善义演。其妹盛中华也是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文革期间我曾听朋友讲起去她家学琴的事,当时也没在意,所以不能确定她是否她一家都在此居住过。

1924年5月“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出版机构汗血书店在兴业坊10号宣告成立。出版了《汗血周刊》《民族文艺月刊》等刊物,数月后迁至霞飞路。


文华别墅

从大陆新村最后一排弄堂和曙光村中间走进几十米就是文华别墅(今山阴路208弄)。文华别墅也是三层红砖房,但式样明显好过她两边的建筑,三楼有挑出的半圆形铸铁阳台。这里的18号曾是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烈士的故居。黄竞武从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哈佛获经济学硕士。1929年归国后,任沅陵盐务稽核所所长,因革除时弊,为上级所忌而去职。抗战期间他任中央银行稽核专员,开始投身民主运动,担任民盟总部组织委员。抗战胜利后随中央银行复员回上海,即参加民建,协助他父亲处理要务。1947年民盟被宣布为非法团体,黄炎培受到监视不能公开活动,重要事务遂由黄竞武代为联系。1949年他在中共地下党的指导下,秘密进行两项工作:一是秘密发动中央银行员工,阻止国民党运送黄金白银去台湾;二是通过关系,对驻在上海的国民党武装策反。

不久,中共解放军向上海挺进。4月24日夜黄炎培在北平向上海广播,要求上海同胞“快作局部和平运动”,当时在上海的民建成员大都没有收听到这条广播讲话,约一星期后才有一位地下党员秘密告知竞武,并要他注意隐蔽,以防危险。秘密联络点的同志为他联系了隐蔽的地方,但他却执意留下工作。5月12日上午他有要事去中央银行,被潜伏在那里的国防部保密局特务逮捕,5月18日凌晨被害,年仅43岁。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政府经多方寻找才在南市车站路190号伪警备部检查处牢房旁的空地里挖出黄竞武的遗骸。但见腿折目突,惨不忍睹。周恩来、陈毅市长等都致电黄炎培悼唁慰问,并举行了隆重追悼会。黄竞武灵柩安葬于川沙烈士公墓。


209弄

1992年一个梧桐飘零寒气逼人的下午,山阴路上走来一对中年男女。男的略显清癯,上穿皮茄克,下穿牛仔裤,足蹬旅游鞋。他挽着的女子着一袭灰色薄呢风衣,一头齐耳短发倍显精神。在当年,他们的装束一望便知是海外华侨或港台游客。他们走走停停,时而看看门牌号码,时而对照手里的纸条,脸上露出茫然和失望的表情。在一热心路人的询问下,才明白他们是来山阴路寻根的。原来该男子出生在施高塔路,解放前夕举家去了台湾。如今耄耋之年的父亲思乡心切,特嘱儿子回来寻找故居,让他拍些照片带回台湾。他手中的纸条上是父亲亲笔写的地址:施高塔路100号。

热心路人对这地址同样茫然困惑:施高塔路即山阴路,这稍有点年纪的人都知道,但山阴路上却根本不存在100号这个门牌号码。于是古道热肠的路人又把他们带到自己一位龚姓朋友家,让朋友一起出谋划策。殊不知龚姓朋友也一头雾水。就在那对男女失望到致极时,龚问男士能否再提供一点线索,男士遂拿出父亲画的简略地图。根据画上房子的摸样和房屋走向,龚把他们带到了209弄。男士一进弄堂便高声欢呼起来:“对了!对了!就是她!就是她!”接着他熟练地找到自己过去的家——如今的山阴路209弄4号。

209弄与山阴路四达路口以及溧阳路的房子一样,都是青砖墙体、四面坡红瓦屋顶的英式洋房,每两幢连在一起,房屋和花园的格局很大。灰色的立面镶嵌着砖红腰线,圆形的门窗中央都有既美观又在力学上起到坚实稳定作用的拱心石。男子的父亲过去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职员,209弄就是银行为高级职员提供的住处。

几天后,当这对男女提着礼物专程来拜谢龚时,龚先生才知道,原来那男子就是台湾的著名导演杨德昌,而那位女士也就是他的太太,就是后来在大陆拥有无数粉丝的台湾歌星蔡琴。当时的大陆人对蔡琴还相当陌生,对杨德昌的大名更是一无所知。杨德昌自1982年和陶德辰、柯一正、张毅四人合作拍摄了四段式影片《光阴的故事》(In Our Time 1982)后便声名鹊起,而蔡琴则早被誉为台湾歌坛的“丝绒皇后”。


虹口血案发生地

工部局越界筑路时,施高塔路大概一直是筑到欧阳路前的,因为那一段路上的房子也都是很漂亮的花园住宅,而且我所居住的祥德路2弄原来的名称是“山阴路祥德村”,我家后面12弄叫山阴路七友小筑,48弄那排绿砖砌成的内有日式拉门的房子叫山阴路绿苑庄。发生在1940年的那桩惊天血案,也在当年被说成是发生在施高塔路。

1940年10月13日的《申报》有条醒目的标题:“虹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死;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事搜查并无所获。”报上所说的傅筱庵时为汪伪上海市市长,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傅筱庵(1872—1940)是镇海县城人。清光绪十八年(1892)入上海浦东英商耶松(一说祥生)船厂做工,在夜校学英语,得以初通英语。此人善于逢迎,不久就提升为领班。后结识上海商务总会总董严信厚之子严子均,兼管严家房产经租,认严信厚妾杨氏为“干娘”,辗转夤缘,投入清签订商约大臣、邮传尚书盛宣怀门下,拜盛为“干爹”,任招商局科长、董事及所属华兴保险公司副经理、经理。辛亥革命后,盛宣怀被通缉,托他代管在沪资产。傅随后又向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孙传芳频送秋波,曾被南京政府通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通缉令撤销,傅得以重返上海,复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董事长,充任美国钞票公司买办、英商耶松船坞及机器制造厂董事等职。上海沦陷后,于1938年1月附逆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

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责令戴笠干掉汪精卫。戴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至沪,策划刺汪行动,但被傅知道后向汪告密而使此事流产。戴笠将此事报告蒋介石,蒋即下令除掉傅筱庵。由于傅戒备森严,据说保膘就有23人之多,几次狙击行动均未奏效,遂决定从内线打开缺口。于是派杜茂在傅宅附近开一家酒店,伺机利用傅家人作内应。傅家有一仆人叫朱升源,三十年来随傅筱庵走南闯北,一直被傅视为亲信。朱升源生性嗜酒,不久便成为杜茂酒店的常客。朱、杜两人豪饮畅谈,引为知己,杜趁机进言,要他干掉傅筱庵。朱升源素对日本人反感,对傅筱庵出卖许天民等人亦心怀不平,遂同意杀傅。10月11日,傅筱庵忙于参加各种应酬活动,深夜才归,照例在净房睡下。朱升源入得房内,用一把锋利的菜刀朝正在熟睡的傅筱庵连砍数刀,身首分离,傅当场气绝身亡。他被割下来的脑袋后由日本军医用针缝上,缠以白布,再放在楠木棺材里,葬于上海沪西永安公墓。冢中枯骨,竟获日本天皇勋章。在汪精卫伪政府“开国盛典”三周年的那天,日本天皇下诏授给一批汉奸以日本勋章。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篆授一等瑞宝章,前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曾仲鸣授二等旭日重光章,伪上海市市长傅筱庵授二等瑞宝章。

刺杀任务完成后,在杜茂的接应下,朱升源从容出走傅宅,隐身人海。事后,国民党军统局给予朱重赏。据说他携妻去重庆后开了一家烟草公司。

旧时的傅宅今为祥德路26弄2号,当年是日本人为他物色的住处。


青庄

山阴路的末端有一条叫“青庄”的里弄(今山阴路343弄),是解放前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旧时的青庄,围墙是用漆成黑色的竹子编成的篱笆墙。我小的时候,这种篱笆围墙在上海城区比比皆是,透过竹子间的缝隙,隐约可见里面的花草树木和屋檐墙角,颇有些田园风情。旧时的青庄里边有一片如茵的草坪,草坪上立着一架墨绿色的儿童滑梯,我们小时侯都习惯加上个叠音叫“滑滑梯”。我常常在春夏时节冲着那架滑梯进到青庄里去玩。青庄里的小孩很少,印象中从未有人与我一起玩过。因为滑的人少,因此滑梯上也常常积满尘垢,每次滑过滑梯后,后屁股裤子上总会留下两块黑黢黢的污渍,“铁证”如山,在母亲面前想赖也赖不过去,每次回家就得换洗裤子,挨了母亲不少斥责。

青庄的1号住户显得与众不同。解放后资本家的汽车早就不见了踪影,汽车间也成了居民的住房,可是青庄大门口的汽车间里却总是停着一辆黑色的华沙牌轿车。每天早上司机将汽车开出,一位瘦小的老头从家里出来坐进汽车,在我们看西洋镜般的目光中威风凛凛地绝尘而去。夏天傍晚,我们在弄堂口乘凉时,那辆汽车又在我们的注目礼中回到了车库。稍长后才知道,那位拥有专车的老人叫吴耀宗,是当时著名的宗教领袖。

吴耀宗是广东人,1918年即受洗入基督教,后到美国攻读神学和哲学,获硕士学位后于1927年回国,任职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

吴耀宗抗战期间就常与周恩来有来往。1949年9月,吴耀宗代表宗教界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9月参与起草、发表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要求教会实现“自治、自养、自传”,断绝与海外教会的一切联系,建设“新中国下的基督教”。1951年,在基督教内开展控诉运动,批判亲美人士。1954年,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正式成立,吴耀宗出任主席。

青庄的3号住着另一位宗教领袖刘良模。我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印象,直到去年看了上海电视台拍摄的记录片《天下谁人不识刘》之后,才对这位名人“邻居”有了些了解。抗战爆发时,刘曾率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组织军人服务部和合唱团赴浙江省金华、宁波一带,宣传抗日和慰问抗日部队。1939年春,周恩来在视察新四军后路过金华时,对他开展抗日歌咏活动十分赞赏,鼓励他继续进行下去。他因此被国民党扣押。民国29年夏,刘良模被基督教青年会派赴美国求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美国人民支援中国抗战的团体组成了一个联合援华机构,他被邀担任该机构的正式“讲员”,介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从此,他到过美国许多大中小城镇,宣传中国人民英勇抗日的事迹。1949年应邀回国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事工部主任、全国青联副主席、上海市侨联副主席、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三至六届上海市政协委员、常委。在全国第一届政协会上,刘良模和徐悲鸿、梁思成等几位委员向大会联合提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的建议获得通过。

刘良模在我记忆中是个空白,但对他的太太陈维姜倒是不陌生。陈维姜皮肤黝黑,长相比较富态。她虽然也是全职太太,却是美国留学生。我父母与她都很熟识,见面总要打招呼。大跃进时青庄里开办了幼儿园,我曾在那里待过一阵子。某天,幼儿园老师正带着我们在青庄的草坪上散步,正逢陈维姜路过,我朝着她大喊:“陈维姜!陈维姜!”她一下子楞住了,诧异地望着我不知所措;老师立刻给了我额头上一个清脆的“毛栗子”,同时瞪大眼睛斥责道:“这么没礼貌!”一边忙着给陈维姜陪上笑脸。幸好陈维姜没把我的劣迹告诉我父母,估计她也不一定知道我是谁家的顽女,否则父母的一顿斥责是免不了的。

大概是念中学的时候,有些同学很不屑地提到家庭妇女,认为她们都是些没文化的文盲,我忍不住顶了她一句:“别小看家庭妇女,我们那里的家庭妇女还有美国留学生呢!”所指的就是陈维姜。不过我原先并不清楚陈维姜这个名字的正确写法,这次在网上搜索刘良模,竟意外地查到他夫人陈维姜。同时还有他们伉俪合作翻译的美国罗斯福夫人的著作《这时代的女人》和剧本《卡萨布兰卡》。从网上还发现,原来陈维姜还是当年的一位巾帼,她曾在“一.二九”运动中与史良、沈兹九等发起和筹备妇女界救国联合会,并且还是救助贫病女作家白薇的发起人之一。


292号

青庄斜对面292号是栋独立的花园洋房,其花园之大堪居山阴路之首。临街两扇灰色的大铁门永远紧闭着。里面的主人是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东海舰队司令刘浩天(1912-1984)。也是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和中共第九届中央候补委员。

小时侯我们从来没见有人进出这扇铁门,能见到的只是一辆黑色轿车从铁门里开进开出。铁门边有个电铃,附近的顽皮孩子老是恶作剧地去按电铃玩,他们按几下后就逃得无影无踪,等勤务兵出来开门却从不见一个人影。我倒是没有去按过。几十年后,我的四姐告诉我,她居然也是当年按电铃的捣蛋鬼之一。她们几个女孩子比男孩更狡猾,几个人藏在310弄的墙壁后面观察放风,派一个人前去按铃。那些上当的勤务兵后来学乖了,就守在门后等候,希望门铃一响他们立即开门就能逮住那些捣蛋鬼。殊不知捣蛋鬼们更胜一筹,按铃人是通过望风人的手势才行动,所以无往而不胜,害得那些勤务兵在寒冷的西北风里白白守侯半天却一无所获。

山阴路上象刘浩天这样的军干还有很多,大多是东海舰队和空四军高干。他们的住宅都深藏在弄堂的尾部最后一个门里,象191弄、209弄、275弄、299弄等弄堂,最后一家的大门和花园都比别家大,独立的洋房也比其他房子大,一堵高耸的围墙使之与弄堂其他房子隔离,显得神秘而又森严。从山阴路看191弄还一眼看不到底。

我所知道的住在山阴路的还有海军司令陶勇(1912-1967),但是具体门牌号码不清楚。陶勇也是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陶勇1967年1月却被发现死于一口深不没顶的小井中。陈丕显在2005年2月18日《缅怀战友曹荻秋、陶勇同志》一文中写道:

1月12日我失去人身自由之后,市委机关一个老同志偷偷将我的消息告诉陶。陶勇听后大怒,说:“说陈丕显是走资派,杀了的头我也不相信!他不是走资派,是红小鬼!”到处打听我的下落,曾亲自带车闯到市委机关找张春桥要人,因没找到张春桥只得作罢。陶勇打电话给担任过他警卫员的东海舰队机场负责人龚云池说:“老陈被抓起来了。你给我准备几个房间,我要把他弄出来,然后送到你们那儿去,你给保护起来。”

1月21日上午,陶勇又对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员廖政国说:“我有一个计划。我亲自带一个警卫排,悄悄冲到关老陈的地方,把他背了就走,然后秘密保护起来……”老陶啊,你对战友是多么的真诚啊!

可是,就在陶勇说完这话的当天下午,发生了所谓“陶勇自杀”的事件,据称陶勇是自杀于舰队招待所后楼花园的一口深不没顶的井里。没有多久,他的夫人朱岚也被迫害致死。“一月革命风暴”后,虽我全家只有一间房子,但我儿子小津还是把陶勇的儿子安排在我家住了很久。 ……


四达路拐角的洋房

山阴路口四达路上的一栋独立英式洋房里,曾住过海军政治部秘书长柳夷。他也是海军政治部文化部长、海军报社社长。文革中柳夷的女儿柳京燕跟我一样是病休青年。当时我和其他人都不明白,一个部队高干的女儿怎么也会沦落到街道当病休青年?至少也应该象一般军人子弟那样进军队当个文艺兵或卫生员之类的,但也不好意思问她。直至前些日子我终于找到了我原先街道的党委书记,他早先是从海军退役后转到地方上当干部的。他告诉我,原来那段日子正是柳夷被打倒的时候。柳京燕在我们的印象中人品极佳,一点没有当时的高干子弟通常都有的骄横之气,比一般百姓的子女还老实本分,说话轻声轻气的,无论对谁都很谦和。她后来的丈夫也是街道病休青年,一位普通邮电职工的儿子。由此也可看出柳夷夫妇的人品,无门第之见,有平民之风。我们曾在某年春节期间去柳京燕家里吃过饭。那时大概她父亲已经解放,家里有许多警卫员。我们吃的饭菜都是警卫员烧的,也都是他们端上桌的。只是菜做得比较粗糙,口味也实在不敢恭维。

原南京部队空军政治委员江腾蛟被捕前也住在山阴路。不过空四军的军官都住在山阴路左边弄堂底靠甜爱路的独立洋房中。听说李作鹏以前也曾住过。


242号

山阴路靠近四达路一带两边都有几栋独立的英国都铎式四面坡洋房,其中242号的房子颇为抢眼。沿街有棵高大的玉兰树,那革质的树叶墨绿墨绿,简直象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云,树冠足可遮蔽二十多平米。初夏时节,象牙色的玉兰花开满枝头,阵阵清芬随风飘溢。玉兰的花瓣很大,开到一定时候就会落下花瓣。每逢落下时就有人拣了回家,我开始以为是拿回家做书签用的,我也曾拣过几片夹在书里。花瓣干后,会呈现出一圈咖啡色的边缘。后来听人说别人拣回去是把花瓣在面糊里挂了浆放油锅里煎,做成一道香甜美味的点心。我听了不以为然,从没有尝试的念头,因为我觉得花香味做成的点心味道肯定怪怪的,绝对没有果香味诱人。

242号过去的主人是一位林姓的上海铁路局局长,其女儿叫林晓薇,好象是独生女,在江湾路小学读书时与我同学的姐姐是同窗。她中学进了外国语附中,那所中学因为政审标准特别严格,平民子弟通常很难进入,基本上都是保送的高干子弟。林是66届初中毕业生,文革中她与许多知识青年一起奔赴黄山茶林场,在1969年7月的一次山洪爆发中为抢救国家财产不幸身亡。这就是当年轰动全国的“黄山十一位知青英雄”。

我对林晓薇的印象还很深,因为那时她放学后经常在我家弄堂里跳橡皮筋。林晓薇个子不高,皮肤黎黑,一对眸子黑亮有神,说起话来声音很粗,就象变声时期的小男孩。如果她活着,如今也该进入花甲之年了。据说黄山茶林场和上外附中都有为烈士立的塑像以志纪念,可是在虹口区的政府网站中能查到陶华的些许资料,却没有林晓薇的信息。我还特意向当年在黄山茶林场与林晓薇一起“战天斗地”的我的同事打听,可他们却早已将此事淡忘了。


大跃进时期的山阴路

在1957年反右开始的第二年,全国人民迎来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高飘扬的激进年月。那几年的人们多数都有点激素亢进的味道,当年的口号现在看来真是不可思议,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无煤也炼焦,无焦也炼钢”,当年的粮食亩产量虚报为两三千斤,有个声名显赫的学部委员认为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他的科学计算更使亩产潜力精确为5.85万斤。 据说他的文章还引发了高层的担心:“粮食多了可怎么办?”文坛更是热闹非凡,一片姹紫嫣红莺歌燕舞。

1958年的大跃进,使得原本幽静的山阴路也开始热火朝天起来。我当时虽然还在幼儿园,可也已经亲历了大跃进的火热场面。记忆最深刻的当是全民动员消灭麻雀。那时,山阴路上每家每户的阳台上、院子里甚至房顶上,都安置了用稻草扎成并披着旧衣服的假人,用来吓唬麻雀,不让它有停留歇息的机会。然后里弄干部对着天空敲锣打鼓,居民则拿着脸盆锅盖等家伙,一边敲击,一边大声嚷嚷,对面积善里的房顶上也站着好多人在敲锣鼓家什。连我这个学龄前儿童也拿了一把铜匙拼命敲打一个搪瓷碗。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我也兴奋得满脸通红,一会跑出弄堂,一会跑上自家阳台。可怜的麻雀统统成了惊弓之鸟,慌慌张张在天上飞来飞去,有的被吓破了胆,有的则因为无处停留而累得筋疲力尽,纷纷从空中掉落在地上,被兴奋的人们束手就擒,成了居民委员会干部向上级汇报战果的战利品。

据统计,五十年代那场始发于消灭“四害”,演变为麻雀歼灭战的运动共消灭了两亿一千万只麻雀。消灭麻雀原本是为了保粮增产,然而城市里没有稻田麦地,因此对当时的我来说,消灭麻雀最直观的成果是树上的虫子增加了。那时因物质匮乏,几乎家家户户都养了几只鸡或鸭,以待春节时候享用。喂鸡鸭最好的饲料就是树上的虫子和地下的蚯蚓,这些事情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我们小孩头上,于是我经常会去马路上或附近的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采集虫子。为什么不是捉而是采呢?因为那时树上最多的是一种我们叫“皮虫”的虫子,它外面裹着一层软的像树皮一样的壳,而且能像蛛蛛吐丝那样吐出长长的丝,把自己悬挂在树枝上。所以不用捉,轻轻一采就到手了。这些虫子的天敌是麻雀,麻雀死光光,虫子家族就迅速膨胀起来,于是乐坏了我们这些以采集虫子为课余生活一部分的孩子们。上面提到的白杨树上的刺毛虫,我记忆中六十年代初期最多。盛夏时节,每棵树下的地面上都可以见到许多。现在想起来,恐怕与麻雀所遭受的灭顶之灾不无关系。

之后不久,全民大炼钢铁又开始了。政府一声令下,没用几天,山阴路上所有弄堂的大铁门,还有小花园的铁门都拆了。至于那些铁门后来是否真的炼成了好钢,那就不得而知了。

大炼钢铁需要建高炉,所以拆了铁门以后又开始拆砖墙。我家弄堂与对面积善里之间一堵三米高的围墙就是在那时被拆除的。拆除那天来了一队中学师生,手持铁棒榔头对着围墙乒乒乓乓一阵乱敲,把砖头全部敲成了碎砖块。现在想起来才觉得可笑,那些碎砖块怎么能建炼钢的高炉嘛!

那时,我的一个刚念小学的姐姐也被学校布置了任务:把家里的碎瓷片砸成粉末交给学校,据说那种粉末也是用于大炼钢铁的。家里没有碎瓷,母亲只好把一些有裂纹的碗给了姐姐。于是我象跟屁虫一样跟在姐姐后面,在弄堂里的水泥地上,姐姐用榔头砸,我用石块敲,几个瓷碗终于成了粗砺的瓷粉。

我居住的里弄对面是山阴路303弄,据说上海沦陷时期是日本军人的宿舍和马厩。在大跃进的时候建造了两幢简易的二层楼房。当时提倡“多快好省”,建造的速度很快,建成后居委会组织大家去参观。我母亲也去看了,回来说二楼的地板走上去是软的,走在上面“吓咝咝”(上海话害怕的意思)。然而值得一提的是,当年被认为建筑质量欠佳的303弄,直到现在依然完好无损,里面照样住满了居民。可见当时的建筑质量还是不错的,至少不知道什么叫“豆腐渣工程”。

大跃进时期,城市里也大办公共食堂,仅山阴路上,我知道的就有三家居委会办的食堂。城市里的食堂,不同于当时农村中吃饭不要钱,敞开肚子尽管吃的大锅饭食堂,城市里的居民食堂不仅要收钱,而且要收粮票和油票。其主要宗旨好象是为了解放劳动力,让家庭主妇从锅碗瓢盆中解脱出来,从而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参加到大跃进的各项运动中去。这样的居民食堂大概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所以生命力比大跃进强得多,一直到文革中还有一些仍在经营。

文革期间,与我相依为命的母亲分别到北京和安徽的姐姐处小住,为解决一日三餐,我就在山阴路上的兴业坊居民食堂搭过伙。搭伙费好象是每月每顿一元,若吃中午晚上两顿,就需要交两元的搭伙费。卖饭菜票的阿姨总是在开饭前坐在一个靠窗的角落,一面点钱数饭菜票,一面用她那猎鹰般的眼睛搜索饭堂里正在吃饭的人,看准了谁只出一顿搭伙费却在一天之中吃了两顿,立马就象老鹰捉小鸡般冲过去尖叫起来:“侬只出了一顿搭伙费,怎么又来吃啦?”那年月的人其实都很老实本分的,大多都不会为了揩一点油而甘冒被人揪出来示众的风险,但是也不太情愿白白放弃每一次付了搭伙费才能就餐的机会。所以,一天吃两顿的,大多是在每月30次就餐总数不变的前提下,将此顿换彼顿而已。我就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搭伙的时候说明是晚上一顿,有段时间因为临时换成做中班,就去食堂吃了午饭。那位十分敬业的阿姨立刻就认出了我,免不了的一顿急风暴雨式的大声呵斥,让我羞红了脸。不过,在众目睽睽之下向她解释了原因后,倒也就平息了。之后我再去吃午饭,就没有发生过类似的尴尬。

这两家食堂结束于何年何月,我就不清楚了,现在也已打听不到确切的消息。

大跃进时期,居委会打算在我家楼下开一家幼儿园。里弄干部几次三番上门,要我家把楼下让出来,但我父母考虑做了幼儿园后将嘈杂不堪,始终没有答应,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这家幼儿园开在了我们弄堂对面的青庄,一直维持到上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

当时,居委会动员居民为幼儿园捐献桌椅玩具,母亲将我的一个摇摇木马捐了出去。木马有半人高,马身是白色的,马鞍则漆成大红大绿的。那是我小时候玩的,待我大了能骑小三轮车的时候,那木马就被搁置在储藏室里。幼儿园刚开办时生源缺乏,为了支持居委会的工作,母亲将我也送了进去。我进去后先是急着找我的木马,但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几年后,那木马居然出现在我家附近的一户人家中,那家女主人曾是幼儿园的教师。她的一个女儿骑在上面摇着,其他两个女儿围着,吸引了一大帮弄堂里的孩子。因为当时搞捐献时居委会让各家在捐赠品上写下名字,父亲就把我的名字写在了木马的脸上。当那木马一出现,我立即就认了出来,只是原来写着我名字的地方被墨汁涂抹成漆黑的一块。我走近看了两眼,那女主人立即就将孩子叫回了家。从此再也看不到她家的小孩在弄堂里骑木马了。

幼儿园的日子枯燥而乏味,那时的老师,清一色都是在大跃进中参加工作的家庭主妇,毕竟缺乏专业知识,既不会讲故事,更不会教认字教唱歌。记得有次我趁老师不注意溜了出去,幼儿园旁边一幢房子里隐约传出《社会主义好》的歌声。那首歌可是大跃进时期的流行歌曲,就象文革时期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大约“上至八十三,小至手里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曲作者是李涣之。我至今还记得那首歌的歌词:“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反动派被打倒/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全国人民大团结/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

我循声找去,发现那幢房子底楼的前客堂里聚集了许多家庭妇女,正在跟随一个弹风琴的女子学唱这首歌。后客堂则在墙上挂了一块小黑板,也是一位女士在教几个家庭妇女学认字。我瞅见里面有几个左邻右舍熟悉的面孔,吓得马上溜回了幼儿园。

大跃进年代为了解放妇女生产力,街道还办了许多生产组,号召家庭妇女走出家门投入革命工作。记得当时有一部由张瑞芳、温锡莹出演男女主角的电影《万紫千红总是春》,说的就是女主人公如何冲破婆婆和丈夫的阻力,投身社会参加工作的故事。不过,我母亲始终没有出去工作,一方面因为小孩多,家务事根本忙不过来;另一方面也是性格使然,她似乎不习惯与陌生人多打交道。1959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班主任在班会上把每个同学都叫起来问:“你妈妈出去工作了吗?”一些母亲参加了工作的同学回答时都挺胸昂首,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于是受到老师的表扬。而问到我时,我只能低下头轻声说还没有。老师不依不饶地追问:“为什么不工作?”我只得红着脸撒谎说母亲病了。老师要我保证母亲病愈后一定要出去工作,然后才示意我坐下。

山阴路上的229弄门口当时有家生产组,沿街的窗口能见到里面工人工作的情形。那是一家为附近的国营厂加工避孕套的生产组,桌子上满是雪白的滑石粉。工人们忙碌地将避孕套沾上滑石粉,再吹气鼓起来检查是否漏气。常有淘气的男孩从窗口伸手进去偷避孕套,然后用嘴往里吹气当作汽球玩。那些阿姨看见后就大喊一声追了出来,然后在山阴路上进行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不过胜利者却总是那些像老鼠一样机灵的淘气男孩。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着装发生了很大变化。我所见到的山阴路上的男人不再西装革履,代之以藏青色的卡其布中山装。女人则换下了窄袖细腰束缚行动的旗袍洋装,甚至连风行于五十年代初的革命装——列宁装也被束之高阁,冬天穿中式对襟棉袄,春秋着宽胸阔袖的两用衫;而尽显女性曲线之美的旗袍,则在人们的视线中渐行渐远;高跟鞋也被收进壁橱,代以圆口平底布鞋。我家的壁橱和樟木箱里就塞满了父母的“过时”衣裳。女孩子辫梢上也不见了蝴蝶结的踪影。当时的学生没有学生装,但每逢“六一”儿童节、国庆节或学校的重要活动,无论男生女生,一律要求穿白衬衫蓝裤子。服装的式样和色彩渐渐趋于统一。


文革中的山阴路

其实,文革期间横行一时的“成分论”或为“血统论”,并非始于文革,而是在大饥荒刚过去的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大行其道了,文革期间只是愈演愈烈的大爆发而已。

文革前,住在我隔壁一个冯姓同学的姐姐从小学弹钢琴,而且刻苦程度在那年月很是罕见。我小时候因为多病,小学时期基本没怎么去学校上课。每天清早我在她行云流水般的琴声中醒来,晚上又在她抑扬顿挫的琴声中入睡。有时半夜醒来,还能听见那不绝于耳的乐曲。但是因为她的父亲57年被错划为右派,所以专业成绩再好也进不了音乐学院。此人文革后去了美国,博士毕业后成了一家著名乐团的独奏演员。

1965年我小学毕业,一个住在我家对面弄堂积善里的男同学,虽然一直是班上的学习尖子,但因其成分的先天不足,在小学毕业填报中学志愿时,被班主任叫到办公室,硬是劝阻他不要填报一所市级重点中学。我不知他是否听懂了老师的话中话,反正他后来是进了一所普通中学。这同学现在是知名的复旦大学教授,当然此是后话。

山阴路上的住户,前面已经说过,大多是高级职员或文化界人士,如果要在当时的山阴路上寻找红五类家庭,恐怕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些部队高干家庭。小时侯,学校号召学生要艰苦朴素,提倡“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一些家庭条件比较优越的同学,常常因为没有旧衣服备感自卑。为免受老师责备和同学白眼,有些同学特意在新裤子的膝盖或新上衣的胳膊肘处缝上一块补丁。我小学所在的班级,同学大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每次考试我们班级的成绩总是荣列年级之首,学校组织数学、作文、书法、朗诵比赛,我们班级也屡屡名列前茅,甚至将前三名尽收囊中。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中,我们班级的学生却经常需要接受老师特殊的教育:“别以为你们成绩好,你们平时功课不懂家里有人教,别的班级同学回家是没人教的。你们有什么了不起!”从那时起,我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出身的重大缺陷,一丝因成分而自卑的阴影已经开始笼罩幼小的心灵。

到了文革时期,山阴路首当其冲万劫不复的遭遇是可想而知的。

先是文革初期风起云涌的“破四旧立四新”。那时还没有红卫兵组织,但幼稚的学生们早已经按捺不住一触即发的革命激情了,不过那时候还只是对物不对人,我记得曾跟随中学里的高中生去看过破“四旧”,那都是到棚户区去砸一些瓷器或泥塑的菩萨,粘在门框上方的镜子以及屋顶上的啤酒瓶之类。棚户区有些人比较迷信,那是为了把邪气怨毒发射到仇家。还有就是站在马路上查“奇装异服”。所谓“奇装异服”,就是尖头皮鞋和窄管裤,还有所谓的男人的“飞机头”、“大包头”。学生们手拿剪刀站在马路上,看到过往行人中的“奇装异服”,不由分说,上去逮着就是一剪刀。裤子一直剪到膝盖处,尖头皮鞋让你脱下后光着脚走回家。据说那几天的黄浦江上漂浮着许多皮鞋,都是被革命学生查到后扔到江里去的。

尽管只是“破四旧”, 但山阴路上的许多住户已开始人心惶惶,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且特别敏感的知识分子,早已嗅出了危险的气味。于是许多人不等革命小将打上门来,就开始自我革命了。有些人把家里珍藏多年的胶木唱片砸了,把圣经佛经可兰经撕了;有些人通宵达旦清理自家的书柜,将一些疑是“四旧”甚至“反动”的书籍撕碎了扔进弄堂口的垃圾桶。当年的垃圾桶都很小,而且是几条弄堂合用,扔的人多了,垃圾桶一会就填满了,将周围地上也堆得满满当当。这立即引起了革命小将和居委会干部的警惕,于是居委会派专人把守垃圾桶,意在密切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是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称赞聂元梓的大字报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于是全国范围内大字报铺天盖地,“牛鬼蛇神”云集的山阴路,当然不会也无法置之度外。

山阴路沿街的墙壁上都被大字报盖满了,尤其是大陆新村、积善里以及303弄弄口的墙面。大字报白底黑字,人名都被红墨水打上“X”。不久,大字报还不断向“纵深”发展,一直贴到弄堂里面的墙上,以及 “牛鬼蛇神”的家门口,有些还配有极尽丑化的漫画。接着便是大规模的抄家,没有准确目标的红卫兵,开进那些看上去比较高档的花园洋房和花园里弄,几乎是挨门挨户地上门抄家。规格最高的抄家是造反派开着卡车来,车上放着锣鼓家什,狂热的红卫兵穿着当年最时髦的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间则是一条赫色的宽皮带,最醒目的当然还是手臂上那条印着三个黄色毛体“红卫兵”的袖章了。一路上锣鼓震天,高音喇叭里由领头的红卫兵喊着口号:“打倒XXX!”、“把XXX楸出来!”、“XXX罪该万死,死有余辜!”最常见的抄家就是一队臂戴红袖章的人,有目的或无目的地进入谁家屋里说抄就抄。而遭遇抄家的家庭,早已如惊弓之鸟,谁也不敢多问一句。

那段时间,山阴路上着实热闹非凡。有的人家甚至一天之内被抄几次,老子单位的造反派刚走,妻子单位的红卫兵接踵而至,甚至还有儿子女儿学校的红卫兵、红外围(专为出身非红五类子女设立的造反派组织)、红小兵(小学生的造反派组织)。为了抢功,撞车的两路人马还会发生激烈争吵。

抄家的队伍如果是本单位的,那还算是幸运的,因为毕竟还是同事,而且还会出具比较规范的收据。如果遇到并无任何关系的某中学的红卫兵小将,那真是惨了。我家就是某中学的红卫兵来抄的,连我的玩具和小人书都统统抄走。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家人都未受到皮肉之苦。我父亲一位住在山阴路口的曾翻译过黑格尔著作的彭姓朋友,不仅被抄了家,还勒令他喝下一瓶墨汁,说他是黑帮,心和肺都是黑的,所以就应该喝墨汁。

那时的山阴路,仿佛被兜底翻了一遍,昔日的幽静和祥和被从早到晚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所取代。山阴路上的大部分住户整天提心吊胆忧心忡忡,我三姐更是一听锣鼓声就心动过速,骤然升到每分钟一百多次。

山阴路上的批斗会也时有发生。我就亲眼见过一个同学母亲被红卫兵从家里楸出来在青庄前挥手高喊打倒自己的口号,她泪流满面的样子和颤抖尖锐的嗓音至今还会浮现在我眼前。

山阴路原先住户的住房面积也大大缩水,原来住一层或二层甚至整幢房子的,大都被扫地出门,全家老小蛰居在小小一间房里。因为住房被占,许多人家原来的家具书籍等,便失去了安身之处,只得被主人以极低的价格卖给废品回收站,或者让需要的人拣回去,甚至干脆扔进垃圾桶。我父亲的一位住在东照里的陈姓朋友,解放前是开工厂的,公私合营后靠定息生活。这样的资本家,文革一开始就是首当其冲的革命对象。几次抄家后,不仅被扫地出门,甚至连床棉被都没留给他家。母亲把我家几条暂时不用的旧棉胎送给他们,他太太一叠声地说谢谢,惹得我母亲在心里掉眼泪。要知道,文革前我家平时买的酱油都是2角7分一斤的,而她家是非9角7分一斤的鲜酱油不进门的。

大陆新村范祥雍先生的家也被抄了,之后被赶进后面的210弄,一家数口挤在一间十多平米的小房间;原来占据范老两层房子大半的古籍,一本也没剩下。

劫后的山阴路面目全非,花园里的花草树木大多被毁坏,有的树木甚至被连根拔走;我家小花园里的两棵柏树就是如此,也不清楚弄到哪里去了。青庄的那片草地变成了一片黄土地,滑梯也不见了踪影。过去每家每户盛开在阳台窗台上的花卉,只剩下尚未来得及丢弃的破败的花盆。不知从哪天开始,母亲在花盆里种起了小葱,既增加一些绿意,也可以节省一些买葱的钱。

1972年2月,山阴路忽然忙碌起来,马路两边原先的白杨树统统被连根挖出,换上了法国梧桐树。当年植树不象现在能将参天大树整体移植,新栽上的只能算树苗,大约一人多高,光秃秃孤伶伶的,没有一根分岔的枝杆和一片树叶。不久才知道,原来是为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而准备的。居委会通知各家:尼克松访华期间无事不得随意上街,尤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一律在家待着。即便待在家,也得老老实实,别隔着玻璃窗东张西望。尼克松到达上海的那天,我碰巧出门去与内蒙古插队回来的同学约会。走在山阴路上不见一个人影,就象走进寂静的墓地,不由感到一阵那年月特有的恐慌。这才想起我违反了规定,幸好没碰上麻烦事。

最近几年,随着人们怀旧情绪的日渐蔓延,关于山阴路的忆旧文章也越来越多,但是有一些显然是凭空臆造出来的。比如许多文章一说到山阴路浓荫蔽日的梧桐树,就想当然以为与上海西区早年法租界留下的梧桐树是一样的来历,甚至还有人诗兴大发,说鲁迅当年在梧桐树下如何如何,未免贻笑大方。

在那个“峥嵘岁月”的初期,山阴路最时髦的服装就是绿军装了。如果谁身穿一身绿军装,臂戴红袖章,腰扎一条宽皮带,会赢得无数注目礼和回头率。当然引起注目和回头的除了羡慕外,有相当一部分人的心里是充满了惊吓和恐慌的。

当然,在山阴路上能穿上绿军装的毕竟属于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只是穿着或黑或蓝或灰的两用衫;女孩子还流行剃革命头,长发短辫一律剪成齐耳短,走在马路上,从背影看基本上是分不清男女的。当年就有人将这种情景讥之为“黑乌鸦”、“蓝乌鸦”和“灰乌鸦”。

那时物质极端匮乏,一切都要凭票供应,买布需要布票,买肥皂需要肥皂票。为了节省金钱和票证,不论男女老少,几乎每个人的胳膊肘上都会套上一副用边角料拼成的袖套。考究些的人只在家里戴,不讲究的人则里外如一。袖套五色杂陈,给那片蓝黑灰的世界抹上了一层不协调的色彩。但爱美的女孩子还是千方百计地用假领子来扮靓自己。假领子其实是真领子假衬衫,是那年代人们为防冬季染脏棉衣领子的一项重大发明,即有衬衫领子但衬衣只做到齐胸的假衬衫。各个棉布店里都有出售假领子的专柜,只需八九角钱就能买一副的确良布料裁片,回家自己再加工。假领子的颜色倒是还算缤纷,还有各式格子的,大家把彩色的假领子翻在深色的棉衣罩衫外,不失为特殊年代的一道特殊风景。

与那年代阴晦的蓝黑灰色相映衬的,是铺天盖地的红色海洋。除了手里拿的红宝书,身上背的装红宝书的红袋子,墙上刷满红色标语,商店的橱窗除了以红布衬底陈列红宝书外,一概不能展示任何商品。


改革开放中的山阴路

文革结束,山阴路复归平静。然而就好比一件精美的瓷器被打破后,无论怎样修补也终难达到完美无暇的境界。

那些当年被扫地出门的住户,大多无法再回到自己原来的住处。原先独门独户的小楼,大多成了七十二家房客局促一楼的状况。前面提到的我父亲的老朋友范祥雍先生,在申请落实住房屡屡遭挫后,无奈之下,斗胆给邓小平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没多久区里就为他落实了政策,从曙光村里迁出后搬进四川北路上的川北公寓。虽然没能回到原来的大陆新村,但毕竟比一家老小局促一室的时候改善了许多。知足长乐的范老,每每提起邓小平,感恩之情就会溢于言表。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像我这样在解放初期鼓励生育的政策指引下出生的一代人,正逢结婚育子的高潮期,所以,原本就欠着许多历史旧账的上海住房,就愈加紧张起来。当时的山阴路尽管没多少空地,却也见缝插针地造起了一些火柴盒般的住宅楼。七十年代末,原先青庄的那片草坪上,盖起了两栋五层楼的住宅楼;积善里前面的山阴路310弄,原来是一大片空地,只有寥寥几间平房。八十年代中期,这里建造了一幢六层住宅楼。在刘浩天的院子里,也建造了一栋规模比原来房子大一倍的三层楼房,门牌号码由原来的一个分成了两个。

1972年种下的梧桐树苗已长成大树,树干越长越粗,树冠越来越大,两边的树冠合拢成一道道绿色的拱门,盛夏时节,走在山阴路上根本感受不到烈日的威力。梧桐树最大的优点是不长刺毛虫,对如今生活在山阴路上的小孩而言,几乎不知道刺毛虫为何物。

大约八十年代中期,昔日路人寥寥车马稀的山阴路开始通公交车。我家对面的青庄弄堂口设置一个70路公交车的站点,每当公交车进站,刹车时轮胎的摩擦声,起步时发动机的轰鸣声,打破了山阴路保持了几十年的静谧。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化,山阴路上破墙开店也多了起来。短短数百米的道路上,小型超市、银行、饮食店、食品店、水果店、花鸟店、宠物店……五花八门鳞次栉比。居住在山阴路上的居民,日常生活确实便利了许多,然而牺牲的却是山阴路原先的整洁与宁静。商店不仅开在马路两边,甚至还开进了狭窄的弄堂里,就连鲁迅故居所在的大陆新村,也开出了两家照相和设计的小店。黑色的花园铸铁门上涂满了花里胡哨的颜色,与鲁迅故居肃穆的氛围格格不入。

山阴路山阴大楼的沿街底层,有一家升丰书店,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那家书店虽然面积不大,书的种类却很多,但是盗版书也不少。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盗版书,质量远不如现今真假难辨的“高科技”盗版书,那时大概还是人工排版的,所以错字漏字甚至大段大段的遗漏屡见不鲜,而且纸张既薄又黄,正反面的字模模糊糊密密麻麻交织在一起,看得人眼花缭乱。记得有一次我买了一本春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里面同一个人物的名字竟然有三种不同版本,看得我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当然也不全是盗版书,小店也有小店的特色,一些因为受众面太窄而难以进入大型书店的书,经常可以在它那里觅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同学林达写了《近距离看美国》系列丛书,在一部分特定读者中很有影响,当时我所在的电视台《阅读长廊》栏目打算为这本书做一档专题,便嘱实习生去买书,岂料跑遍南京路福州路等多家大书店却一无所获。最后还是被我无心插柳地在这家小书店里找到了。

后来这家书店搬到了山阴路吉祥路口,面积依然很小。据说搬迁后就换了老板,老板加雇员总共才两个人。老板是个黑黑瘦瘦的中年男人,于书籍的出版营销一道极其专业,看样子应该是资深的业内人士;雇员是个肤色白皙相貌甜美的女人,像极了央视的新闻女主播海霞。我每每晚饭后散步路过山阴路,总要到书店里转转,与女雇员聊上几句,看到中意的就买上几本。

因为换了老板,店里再也难觅盗版书的踪影,而且所售书籍的品味也与以前大不一样,没有铺天盖地的教辅书,更没有星光眩目的八卦书,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大型书店怕影响效益而不愿意上架的冷门书籍。比如《万象》杂志,我寻找了好久而不得,这家小店居然每出一期都能准时上架,而且还能为顾客补齐以往遗漏的。有些已经卖完的书,他们能帮你再进;没进过的书,你把书名和出版社写给她,也总能如愿以偿。我曾托他们进过好几本市面上比较少的书,比如美国贺萧著的《危险的愉悦》,陈左高的《历代日记丛谈》,我都是从网上看到出版消息后,把书名抄给他们才买到的。几年下来,这家颇具特色的小书店名声日隆,很多人会从老远专程赶到这里来买书。对读者来说,这家书店最实惠还不止是能买到上品好书,凡这里出售的新书一律打九折。

山阴路上的第三中心小学旁边,有一家仅一开间门面的小吃店,专营南翔小笼包和三鲜馄饨,生意特别兴隆。近些年先后两次上了上海电视台生活时尚频道的美食节目,更是名声大振,几乎任何时候都座无虚席,有些人甚至端着小笼包站在马路上享用,还有人则开了小车过来,买到后就钻进车里捧着饭盒狼吞虎咽。我素不喜食肉汁肥腻的小笼包,然而身陷诸多媒体地毯式轰炸的广告攻势中,食指也不免小动起来,有几次想趁下午人少的时候去尝尝鲜,未料照样人满为患。

山阴路的274弄与其他弄堂不同,它一头连着山阴路,另一头则通向鲁迅公园围墙边的甜爱路,因此成了一条行人如织的交通要道。最近几年,弄堂里的住户纷纷破墙开店,从饮食店、水果店、服装店,到理发店、南货店……再加上打游击的各式地摊,把一条没有路名的交通要道塞得满满当当举步维艰。

夜晚的山阴路更加热闹,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喇叭声叫卖声吵嚷声此起彼伏。夏天的时候,从四川北路一拐进山阴路,立刻就会觉得气温升高几度,脑袋有些发胀。

山阴路的住户,老一辈的多已作古,年轻一代则大多搬离了旧巢。留守在山阴路的,大多是年事已高心若止水的老人,还有就是一些处境尴尬的60岁上下的准老人。曾在网上读到一位超市经理的“山阴路感言”,称山阴路为“破落户聚集区”,因为那里的人“购买力平平,眼界却特别高,好一点的东西卖不动。”看后五味杂陈,有点想笑却笑不出来,惟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超市经理出于营业额上不去的懊恼,说出此等怪话固然有点损人,但事实上却也大体如此。昔日藏龙卧虎的山阴路,如今仿佛成了一位固守着一份荣耀却又无力回天的垂暮老人。这恐怕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最直观的结果总是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

此时的山阴路上行人装扮也与全国一样,任何色彩任何式样都见怪不怪,所谓“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没有奇怪的,只有更怪的”。女孩剃光头露肚脐和男孩留长发着女装都是时尚,看不惯才是土得掉渣的土老帽。

2005年,虹口区政府斥巨资将山阴路打造成上海十二个“历史文化风貌保护区”之一。或许我的眼光太挑剔,也或许我习惯了过去的一切,尽管山阴路的修缮改造秉承了“修旧如旧”的原则,但我总觉得山阴路的旧时风韵最多恢复了十之一二。不知道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还是旧时的工匠技艺早已失传,原先一些极具风情的水泥拉毛墙,被灰色的水泥涂抹得平平整整,而最具特色的清水砖墙,则被刷成了深粉红或浅灰色,优雅素净的视觉享受荡然无存。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随着怀旧情绪的日渐浓郁,我几乎走遍了山阴路的每一条里弄。遗憾的是有几条弄堂进不去,因为大多数弄堂口都安装了有电子门禁的大铁门,不与居住在里面的人通话是无法进入的。而能进入的弄堂,则发现建筑的式样和格局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的外敞式黑色铸铁栏杆的阳台,如今大多被铝合金窗封成了一个小房间;假三层的红瓦坡顶,也因为扩大居住面积而抬升成一个个凸起的立方体;过去种花植草的小花园,现在几乎都铺满了水泥,就像农场里的打谷场……

山阴路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那种幽雅,那种安详,那种书卷气,恐怕是再也无法修补的了。

一条说不尽的山阴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沧桑,也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相信这样的记忆绝不会只属于我,所以催生了我用文字记录下来的冲动。虽然其中的一部分只是资料的罗列组合,但是,如果与我有限的记忆互为印证,能拼凑出一幅山阴路前世今生的大致轮廓,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2009-2-3


摘自《民间历史》(www.mjlsh.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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