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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剧大师尚小云往事



作者:章诒和


尚小云(1900——1976)男 汉族 河北省南宫县人 京剧旦角演员


王府书童

尚小云的家世是很有根底的,是清初诸藩之一的南平王尚可喜的后裔。父亲名元照,汉军籍旗人,充任那(彦图)王府的大管家。尚小云早年的家境很好,谁料想一场“义和拳”,把个家业丧失殆尽。他的父亲悲忿不能自解,一年后病故,全家生活便很难支撑了。经人介绍,母亲把十岁左右的尚小云送到那王府去当书童。尚小云眉清目秀,做事伶俐,颇得那王府上下的欢心。那王爷看他一天到晚喜欢哼哼唧唧唱个不停,觉得这孩子是个唱戏的料,便叫人把尚老太太找来,说:“价免了,把这孩子送到戏班吧!”

尚老太太一琢磨:当王府书童将来未必有出头之日。如在戏班唱红,母子俩可就有了出头之日啦。不过,她有个要求,就是小云身体孱弱,最好叫他学武生,锻炼一下身体。戏班本是量才器使,看在那王爷的份儿上,只好依从习武生。所以,后来尚小云在四大名旦中,武工最扎实,独坐头把交椅。能打能翻,火炽勇猛。晚年,除了尚小云,其他三名旦身体都发了福。尚小云成名后,他和母亲把那王爷和福晋的寿诞记得死死的。特别是老太太,总是在他们生日的前一个月,就撺掇儿子去那王府唱一个晚上的堂会戏(指富贵人家个人出资,邀集演员于年节或喜寿日在私宅内,或假饭庄、会馆、戏院为自家做专场演出。盛大的堂会戏能集中当地以及外地的所有名演员,其报酬也数倍于平日的营业演出)。尚小云凡新排尚未公演的戏,又都总是在那王府先露。特别是那王爷六十寿辰,在鼓楼宝钞胡同王府举办的那次堂会戏,大轴就是尚小云新排的《玉堂春》。它至今都被梨园行和老辈儿戏迷津津乐道,并被专业研究者列入二十世纪有名的精彩堂会戏。

这样的演出,尚小云分文不收。说:这是孝敬。


一晚上的戏,从头顶到尾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种。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尚小云的演出,往往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别瞧长,可嗓子是越唱越亮,大气磅礴,穿云裂石,故有“铁嗓钢喉”之称。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年),杨小楼新排《楚汉争》,杨小楼自饰项羽,约尚小云加入,扮演虞姬,英雄美人,称绝一时。后来,杨小楼与梅兰芳重排此剧,遂更名为《霸王别姬》。


脸上无汗,嘴不怕烫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尚小云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功夫,绝对功夫!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瞧瞧现在的大歌星,还没唱上两首,就青筋暴胀,大汗淋漓,难怪大型舞台演出和天字第一号的电视台晚会都要时兴假唱了。

尚小云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喜零食,饭局多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丑寅卯来。平素喜零食,吃完大花生,吃瓜子;吃又吃水萝卜。总之,嘴里小吃不断。冬天他离不了水萝卜和梨,一买就是一大堆。但一到有戏时,为了保护嗓子,零食就不吃了,吃饭也不沾荤,也不吃酸辣等刺激性的东西,完全吃蔬菜。逢有戏时,尚小云一般是上午十点起床,十二点钟吃午饭,饭后溜达溜达,三点钟又睡,四点半起来,喝点茶,就一声不吭地保养精神。平时他那么大的脾气,也不知藏到哪儿去了。无论是谁,不管你说什么,他都不理睬,一心想着晚上的演出。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完瓜子,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摩登伽女

名伶都懂时尚。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尚小云演过一批时装戏,其中一出叫《摩登伽女》,内容是讲佛教故事的。他演的摩登伽女,烫发,穿印度风格的服装,脚下是玻璃丝袜、高跟鞋,自己还把腿毛剃光。最后跳英格兰舞。为了跳这个舞,他专请了一位英国舞蹈教师来教授。这出戏还用上了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那时,多才多艺且扮相酷似今天男模特儿的杨宝忠正傍着尚小云唱二路老生(即扮演次要角色的老生)。每次演完《定军山》,杨宝忠就马上卸装,换上西服革履,拿起小提琴上场,为尚小云的英格兰舞伴奏。台上的那架钢琴,还是向著名学者吴晓铃先生借的呢。

对这出《摩登伽女》,评价不一。不过,只要演它,票价就要加一块钱。所以,尚小云平时不演这戏。如募捐赈灾义演,就拿这出戏。他办的科班“荣春社”经济上赔钱了,也拿这出戏。演上三场,钱就补齐了。


传艺

梨园行的人都知道,张君秋是得到尚小云的赏识和栽培的。一九八四年,适逢尚小云诞辰八十五周年。遥想当年,心存感激的张君秋说“对我来说,得以结识尚先生,实在是件意想不到的事。那时我十六岁,在王又宸的班社搭班。有一次在华乐戏院演《二进宫》,尚先生来看我的演出。演出刚结束,经理就来叫我,说尚先生在前台柜房等我,要见见我。我母亲和李多奎先生,陪着我到了前台柜房。尚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豪爽、痛快,见面后没说几句话,就表示要教我,让我到他家去。在那‘艺不轻传’的旧社会,尚先生如此主动、热情提携后进,实在令人感动。”

后来,尚小云得知张君秋与另一位艺人(李凌枫)的师徒合同尚未期满,不便行师徒之礼,也丝亳不予计较,仍热情如初。他一方面给张君秋说戏,一方面与张君秋同台演出。俩人同台演出的第一个戏,便是尚派经典剧目《福寿镜》。那时尚小云三十六、七岁的年龄,艺业兴旺。要是换了别人,正该趁这岁数给自己大赚大捞呢。


毁家办学

“荣春社”是尚小云开办的一个科班的名字。它在京剧史上是有名的。

他当初是为了培养儿子(尚长春),请了老师在家里学戏,再找了十几个年龄相当的孩子陪读。先头有十八个人,于是叫“十八子”,后再加十八个,便叫“三十六友”。可刚招完,又来了。几乎每天都有人要加入。干脆自家办个科班吧!从一九三七年初夏开始筹办,到一九三八年春天,学生已有二百余人。有了“荣春社”,尚小云从早上察看学生上课,到晚上亲临舞台为学生把场,几乎把整副身心都扑在了学生身上。精力旺盛的他一天能往“荣春社”跑几十趟,也不觉得累。他对学生的训练是严格的、也是严历的,脾气又大,一点差错都不能容忍,但有差池,一定责罚。对自己的孩子更严,严到不讲理的程度。同样的错,别的学生打五下,自己的儿子得挨十下。尚小云打学生的时候,他的夫人就在屋里打鸡蛋,而且是把蛋黄去掉,只留蛋清。因为挨完打的学生都要到尚夫人那里抹上蛋清。总之,学生没有不怕他的。仅通过一年的训练,“荣春社”的孩子们就有了初步的演出能力,可以拿出的剧目达一、二百出之多。

尚小云雇了三个裁缝,每年到有名的“瑞蚨祥”绸布店买许多布料。“荣春社”给学生统一制作服装。冬天是航空帽、青布棉袍罩大褂、白手套、口罩;秋天有一顶瓜皮小帽;夏天是竹布大褂。每人胸前佩戴自制的社徽。

十几个炊事员,负担四百多人的伙食。学生是两菜两汤,老师是八菜一汤。吃饭时,饭菜摆好,都不动筷子。单有个学生去请尚小云。他来到桌前,挨着盘儿尝菜。他吃着好,就点头说“你们吃吧。”如果他尝了以后说“不行,重做。”那就赶紧重做。如果下午学生有演出,到三点多钟,一人先发三个芝麻烧饼。为方便学生看病,尚小云特请一位陶先生为常年嘱托中医,请一位郭先生为常年嘱托西医,请一位徐先生专做正骨医生。此外,还联系了李铁拐斜街的顺田医院作为“荣春社”的专门住院医院,联系附近的原田医院为学生的急诊医院。

学生演出了。他们穿着统一的衣裳,排着队穿过琉璃厂走到戏院,接着,便有一辆黑色小轿车跟着开来。那是尚小云去戏院给弟子们、尤其是俩儿子(尚长春、尚长麟,均已病故)把场。开戏了,特别是到了压轴大戏的时候,尚小云准往舞台下场门台帘那儿一站,两眼炯炯有神,头发一丝不乱,古铜色长袍,挽着雪白的袖口,再加上好身材、好相貌,那才叫一个漂亮。他背手一站,就是一晚上。无论春夏秋冬,从未缺过一天。当然,他的辛苦也并非白费。每当观众看到他站在一边的时候,都报以热烈的掌声——尚小云心满意足,因为这是辛苦的回报。

艺人中“赌”是寻常事。尚小云很少赌。至多在腊月三十,和学生们玩玩状元筹(象牙做的牌,签状,上画人物并写着状元、秀才等字)。那他也是“放堂”(就是故意让学生赢)。即使他赢了,也把所有的钱、包括老本儿都留给学生,图个大家高兴!一到夜间十二点,不管尽兴与否,都不许再玩,因为他对学生的睡眠是绝对要保证的。

尚小云是东家,兼管理,又是教师,加上他自己还要演出,所付出的精力和财力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科班赔钱,他都一个人担着,更不指望学生为自己赚钱。一九四二年前后几年,为坚持办好他主持的科班“荣春社”,同时也为维持难以为继的“富连成”,他先后卖掉七所宅院的房产,其中一所有假山、游廊,相当的好。尚小云的“典房办学”,为一时佳话。

对于办学的认识,尚小云曾在一九三八年发表的一篇文章里做了很好的解释和描述。他写道“近些年来,大家感到梨园缺乏人材的危机,所以我才下决心办荣春社。过这种生活,又比唱戏难上十倍。在今日我才知道为人师表之难,但是我做事的勇气,被环境支配更觉热血沸腾。所以,抱定苦干到底的精神,或许也有最后成功的一天!”文章结尾处,他这样说:“说不定过几十年,舞台生活不知要变到什么样子。我再看着荣春社学生,每天过着快乐的生活,自然,我也生发出无限兴趣……”

月亮无声自圆缺。遗憾的是,尚小云办学没能“苦干到底”,因为时势变了。一九四八年,解放军包围北京城,“荣春社”亦走完了她的艰难又光荣的历程,宣告解散。学生走出了科班,也成了名。其中有的人在提高了政治觉悟后,忿忿道:“以往‘荣春社’学戏的那种苦法子,这也该是地主对我们的剥削吧!”话传到尚小云那里,耿介刚烈的他悲痛极了。要知道,学生的演出收入无几,而自己为了他们竟至倾家荡产,却从未惋惜过。万没想到政治如此轻易地攫取了人心。

如果有人问我:“荣春社”是什么?

我会说:这是一个奇迹。一个难以置信的奇迹,同时也是一个不会再现的奇迹。一个艺人办的科班,比我们众多的艺术院系不知高明多少。现在的教育部长、司长、局长、处长、院长,有几个能像他——有如父母之于子女、农夫之于土地般的抚爱后生?有几个能比得了他呢——以人格、资格、教法、身体、精神、才干、技能和感化力去有效地达到预期的育才目标?

没有了,永远地没有了。因为五十年来,凡是我们意识到要保存的,都已经失去。


白皮鞋

尚小云是有名的孝子,对母亲向来是绝对服从。老太太个子矮,要打儿子又够不着。尚小云就跪下让她打。

成名后的尚小云出门总是西服革履。有段时间,市面儿上兴穿白色麂皮皮鞋,可老太太不让他穿。因为老年间,平日穿“白”鞋不吉利。尚小云只好出门时先穿上一双老太太通得过的鞋,然后,到门房再换上预先藏在那儿的时髦的白色麂皮鞋。回来时,在门房换下白皮鞋,再进屋见老太太。那时,他已大红大紫。别瞧出门已有自己的小卧车,先头一辆是“别克”,后来换了一辆叫“雪佛兰”,可穿什么鞋还得听老太太的。

他不抽鸦片,但会烧鸦片。因为母亲及夫人都会抽,尚小云每天睡觉前要给她们烧烟。他不动烟酒,但并不讨厌别人有此癖好。有朋友来,他总是热情地递烟斟酒。


“尚五块”

在梨园行和朋辈中,尚小云生性豪侠,能急人之所急,以疏财仗义享名。同行里有人苦哈哈找上门,识与不识凡有求者,他亦不问情由,出手就给五块大洋。你可知,那年月一袋洋面才两块钱,三十五块大洋就能买一两金子啦!因此,他有“尚五块”、“尚大侠”之称。有时正和别人说着戏呢,听见门外小贩卖面茶、卖烫面饺的吆喝声,只要大家想吃,就让人叫进来,说“全包了!你们吃吧。”吃完这个,门外又来了卖别的东西的,只要大家还想吃,他还让人叫进来,全包,管够。那时,像袁世海、李世芳、毛世来、艾世菊等富连成科班的学生,都喜欢在尚家排戏。大家高兴,尚小云就高兴。

其他慈善事业,尚小云也从不输人。这个优点与他母亲的教育密不可分。尚老太太常说:“咱们当年穷苦无依,知道穷人的苦处。现在托老天爷的福,有碗舒心饭吃,只要力所能及,就应当多帮穷苦人的忙。”所以,尚老太太病故,身后哀荣可比谭鑫培出殡的风光。


一怒而去

一九四九年,尚小云参加了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荣春社”散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十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京剧服装的统称),要演出了,却迟迟得不到上级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管他的那些干部的态度。好像尚小云不再是角儿,什么事儿、包括戏里的事儿都不听取他的意见。与获得更多尊重、更多荣誉的梅(兰芳)、程(砚秋)相比,极具个性的尚小云更多地体味到粗暴、草率和冷落。他也是四大名旦,论人品、讲功夫,自己哪一点差了?“志高如鲁连,德高如闵骞,依本分只落得人轻贱。”尚小云吞不下这口气,终于离开北京,一怒而去。这一去,就是三年。

三年后回到北京,他住在校场六条一个有六、七个房间的小院。这房子在那时不过是北京中等以下人家的住所,与尚家从前住的椿树十二条的宅院,简直无法相比。这一挪动,似乎已是对他未来命运的预示。好在,尚小云安之若素。

北京市文化机关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在一份汇报里说:“我们对尚小云尊重不够,没有协助他把演出(指《洪宣娇》一剧)作为重点,反而态度比较粗率……”


这叫“名利心切”

一九五七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但他在北京的时候,就不怎么过问剧团的事。

一九五九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当年张伯驹夫妇捐赠文物,时任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茅盾)代表中央文化部签发了嘉奖令,我不知道中共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对尚小云变私产为公器的伟大爱国行为,有什么奖励和表彰。但是,当我看到这六十六件文物的目录清单,再联想到他后来的遭遇,心情异常沉重。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如用金钱计算,它们该值多少钱?起码是超过亿元的数字吧。尚小云不知道吗?知道,他和张伯驹一样,正是因为知道它们的价码和价值,才捐了出来。也就在这一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又送上一份关于尚小云的《情况反映》,那上面写道:“北京市希望他北京、西安一边一半,按照我们早先的意思,希望尚小云能把主要精力放在尚剧团,把剧团办好。这几年,他的名利心切,一直没有这样做,即使他到北京来,也无心过问尚剧团。”

“名利心切”?把一切都奉献、捐献给教育和国家的人,还叫“名利心切”?


国营

一九六O年,北京市文化机关决定: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将梅(兰芳)剧团、尚(小云) 剧团、程(砚秋已逝,由程氏弟子赵荣琛、王吟秋主演)剧团、荀(慧生)剧团改为国家剧团。


真是“退到了墙根儿”

一九六三年的夏季,北京市文化部门领导开会一致认为梅、尚、程、荀四个京剧团的问题,是“在政治上使我们很被动,业务上不能做到继承发展,经济上又亏损。既不能体现党的文艺方针,也失去了工作的意义。局面不能再维持了,一定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彻底整顿”。中央文化部也认为对梅、尚、程、荀四个剧团进行整顿的问题,是“无论如何不能再拖。再拖下去更会脱离群众,政治影响更坏”。于是,在一九六三年由北京市文化局正式派专人去西安与陕西省文化局联系,明确对尚小云由陕西省负责安排。北京市这边负责办理正式调动手续。在北京原属尚小云剧团的物资器材,清点造册,上缴,封存。这些东西将根据其他艺术表演团体的需要,调拨使用。

尚小云担任了陕西京剧院院长。可刚上任的尚小云在九月就返回了北京。赴京前,他分别向陕西省的领导辞行。他的回京举动,引起北京和西安两方面的紧张。北京方面怕他回北京,西安方面怕他不回西安,双方都派人做了跟踪调查。不久,一份关于尚小云先生来京前后情况的汇报送到了文化领导机关。那上面反映了以下两点情况:一、西安方面是希望尚小云在北京下榻民族饭店,住宿费由西安方面承担,但尚小云明确表示来京后,要住在自己的家。二、尚先生来京时搬运的家具很多,包括他的戏箱、沙发、地毯、甚至他夫妇在西安的床铺也运到北京。汇报里还特别写明“当初,他去西安时把戏箱油漆得和陕西省戏曲学校的戏箱一样颜色,而这次的戏箱颜色油漆得和从前的尚剧团的一样”。很明显,尚小云是想借机重返北京。北京是什么?在别人眼里,北京是首都。但在尚小云心里,北京就是家。“荆轲墓,咸阳道……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结果却令人意外——尚小云非但没有回家,在十月底反而正式办理了调干手续,连户口都迁到了西安。这与他当初去陕西时,北京市领导确定的“一半北京一半西安”做法相比,真是“退到了墙根儿”,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了。谁让自己现在是国家干部呢?一切纳入“组织”,人在“单位”里,由“领导”管着。自由职业者那种天马行空、随心所欲的日子都成了记忆。


三只碗六根筷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行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到了一九四九年,这就是个“问题”。“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红色革命政权的人说,尚小云不是什么北平梨园公会会长,而是新民会的会长了。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中共陕西省委领导人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有个名演员陪着,多好看呀。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用脚一踹,从车上踢下。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人用小车清扫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块沉甸甸的大牌子。他见头顶是青天白云,背后是人声鼎沸,锣鼓口号正热闹,心想:这多像一座露天舞台呀。于是,尚小云就开始默唱戏词儿了。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爱吃糖的他端起那碗糖水时,不禁想起年轻时唱完戏和朋友一块儿去买进口糖的情景……

元人散曲中有这样的一句:“问人间谁是英雄?”在中国,到底谁是英雄?


可别吃得太撑啦!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一九七四年,他来北京治眼疾。自己的房子被别人占着,他先住在亲戚(任志秋)家,但那里是江青的“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吴素秋——这个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也有点师生之谊的女演员,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艺人久历世故,多少带着一点势利,但他们又都能于衣食劳碌之中,存留一份真情。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一生颠簸、半世漂泊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

站在一旁的,还有特地来探望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她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蓦然一惊

这时,陕西京剧院催他回去做“政治结论”,尚小云当然也惦记着这件事,便风风火火地跑回去。到了剧团,两名工人宣传队的队员板着面孔向他宣布了结论:“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他一下子愣在那儿,半天没动弹。

此后,尚小云常失神发愣。屋外推门进来一个人,也会使他蓦然一惊。


人生最后一步

一九七六年三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进去就抢救。四月十九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送出病房,送入太平间的一路,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子女们决定要在西安殡仪馆向父亲遗体举行个仪式再火化,上边没批准。在他们向父亲遗体告别时,陕西省、西安市没有任何一级的领导人出席。

“独自走,踏成道,空走了千遭万遭。”其实,这没什么可奇怪的,也无须难过。一切都来自“中国特色”。


魂归故里

一九八O年,经官方批准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陕西有关方面在悼词里给他做的结论是“政治尚属清白”,“工作基本积极。”梅兰芳儿子梅绍武与儿媳屠珍,实在看不过去了,真是卡人卡到死。他们跟谁也没请示,当即修改了文字,把那些“尚属”、“基本”等字眼统统删去,并请周扬过目。在会场上,周扬说:“按修改稿宣读。”

梅氏夫妇还通过关系,在大堂摆上了邓小平和邓颖超送的花圈。顿时,尚小云追悼会的规格就提高了。这也属于“中国特色”。


“八音盒”

尚小云四十寿辰的时候,在北平沦陷的背景下,王瑶卿、王凤卿、余叔岩、时慧宝、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姜妙香、马连良等分作书画十二帧合为条屏作为祝寿。另有一位先生送了个进口“八音盒”。要知道这玩意儿在那年月,可是个稀罕物件。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林彪的毛家湾住所做了一次有限范围内的开放,展览其“叛党叛国”的罪行。尚小云的秘书张先生在参观时,突然发现陈列品中有只“八音盒”。他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尚家的东西。他要求工作人员将其取出细观。果然,那上面写着“绮霞(尚小云字)先生四十寿诞纪念”。自然,那主办者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不知道绮霞就是尚小云。在我看来,今人也未必知道。

真个是“桃花开了杏花开,旧人去了新人来。”与时俱进吧,我们需要知道和记住的是成龙、章子怡以及大红大紫却与艺术毫不相干的“超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看望过尚夫人(王蕊芳)。家中的简陋、简洁、简单,令人吃惊。我不由得想起一个著名票友(非职业性京剧演员、乐师之统称)的议论。他说:“四大名旦里,梅(兰芳)、程(砚秋)的生活待遇,自不用说。荀慧生留了个心眼儿,给自己保住了一所房子。只有尚小云,他可真顾前不顾后呀,把私产处理得干干净净,连一条后路都没留。到后来自己无容身之处,满目萧然。”

二OO四年,拙作《一阵风,留下了千古绝唱》在大陆、香港、台湾先后刊出后,尚小云的幼子尚长荣从上海打来电话。他说“你写的不光是马先生(连良),你写的是他们那一代。其中也包括我的父亲。”——我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从七所宅院、万贯家财到三只碗、六根筷,这也是翻身?

人家的宅院和钱财可是一板一眼、一招一式挣来的。


               二OO五年六月~十二月,于北京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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