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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晚年三密友:赵元方、汪绍楹、马巽


作者:陆 昕




作者陆昕


  我的祖父陆宗达生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训诂学家。祖父一生,交游广泛,师友众多,且始终未离学术,所交自然也以学术界人物及文化人为主。我从幼年起便随祖父生活,对祖父的友人或有所耳闻,或有所亲见。而今,数十年光阴又逝,追思所闻所见,成此系列文章,以作纪念。

  说是纪念,不过也并非全是个人感情的印记。祖父与他的友人,和当时的社会生活、动荡时代关系密切,而他们的学术文化、生活情趣在一定的阶层中也有一定的代表性。及今,已几度换了人间。过去的人们已经渐行渐远,如果任其湮灭,殊为可惜。月色不分新旧,既曾辉映前人离去,也将照耀后人走来。因此,愿将自己有限的所知,连缀成文。不敢说价值有几,只作纸上鸿爪,以留岁月烟痕,俾今日谈文论史者得一二掌故。

  戊子年冬日  陆昕记


  我的祖父陆宗达(1905~1988),字颖明,又字颖民,一生经历曲折,结友众多。我是在1966年,也就是小学六年级后,才对那时与他交往的朋友有些印象。成年后,与祖父闲聊,知道了一些佚闻佚事。

  祖父晚年交往最多往来最密有三位。一位是赵钫(字元方),他的祖父荣庆是清朝末年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夫人为清末福建巡抚松寿之女。一位是汪绍楹(字孟涵),民国时北京有四大名医——孔伯华、施今墨、萧龙友和汪逢春,绍楹即汪逢春独生子。一位是马巽(字巽伯),他的父亲是著名学者马裕藻,民国初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


  一

  祖父与赵元方先生同年而大半岁。赵先生在他们年满六十时,为祖父制了一篇寿文,有“缅怀相识之初,时在己巳,陆子因朱虞卿之介,来学文词于吾师沈羹梅先生,一见欢然,颇同取舍”等语。朱虞卿是著名文物收藏家朱文钧(字翼盒)的长子,清史专家、文物专家朱家溍先生的长兄,与祖父同学。二人意气相投,私交甚好。沈羹梅是民国名士,吴县人。由寿文可知,是朱家济(字虞卿)引祖父去投师学文词的,故与同在彼处的赵元方等人相识。大家志趣相投,一见即为莫逆。他们那时都很年轻,除学文词、作学问,也常游乐,并好昆曲。朱家溍先生在其散文集《什刹海梦忆》中说,那时祖父在什刹海边上租了两间房,又宽敞又豁亮,北京喜欢昆曲的那些人都到那儿聚会,有赵元方及朱先生的长兄朱家济、二兄家濂、三兄家源、朱先生自己和其他一些文人学者与世家子弟。一些著名的昆剧演员也常来,如韩世昌、白云生、侯益隆等。当时的情景,令人怀念。赵元方先生在寿文中忆道,“冬夜歌阙,连臂履冰。月色如银,空池相照。虞卿引吭长啸,声澈碧霄。古寺寒林,亦生回响。”可见当时的豪兴和快活。

  “文革”初起,祖父惦记身为“资本家”的赵元方先生,让我父亲到赵家打探消息。因赵先生无儿无女,夫人又早亡,祖父就让我父亲将赵先生接到家来,避避风头。

  原来,赵先生解放前是天津中南银行的襄理,常住天津,解放后,才回北京居住,被聘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参事。平时没什么事,空闲时间很多,所以他作书写跋,常自署“闲闲”。赵先生的兴趣与金融并无关系,他喜欢文史,收藏文物,因有财力和眼力,是著名的文物收藏家。之所以被抄家,后来才知道,与收藏文物有关。原来,康生酷爱文物,“文革”一起,他感到机会来了,于是手拟了一份北京著名收藏家,尤其是藏书家的名单,找来红卫兵,密令他们去抄这些人的家,并再三规定两条,一是不准说出他们是谁派的,从哪儿来的;一是只抄文物,别的不要。(详见《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估计这也是赵先生人没被打,生活用品完好的原因。



陆宗达先生
  赵先生安顿下来后,与祖父朝夕相对,倒相互是个安慰。不过祖父得常常出去“运动”,恰逢这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我就成了赵先生的“伴儿”。赵先生不看书受不了。那时家里的书真多,到处乱堆乱放,院子里、廊子下、后院的厕中全是。于是赵先生整日这里翻翻那里找找,拿一些书页黄黄的古书或旧书看。有一次,他带我到后院厕中的几个书架上翻书。他在一大堆线装书中翻来翻去,忽然高兴地说:“嗬,得个宝贝!”一边说一边用力往外抽。我一看书名,是《欧美名家小说》选译,商务印书馆解放前出版的,书很厚,纸很重,拿在手里沉甸甸的。赵先生看了看,说:“可惜这只是下册。”说完,又弯腰躬身地翻书,想找出上册。我说:“出去吧,厕所里多臭。”赵先生说:“想看书就不能怕臭。”不过找了多时未能如愿。出来后,赵先生拿着书对我说:“你不是喜欢看书吗?这些可都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小说。虽然只是选译,但你看了可以先知道是怎么回事,好比把你领进门。”不过他没马上给我,自己先拿去看了,并且选了其中他认为最有意思的给我讲了讲。我印象最深的是雨果的《九三年》。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个炎热的午后,我家院里有一棵巨大的杏树,亭荫如盖,我们就坐在树下。赵先生讲得十分传神,我听得十分入迷。一直讲到落日西斜,地上满是被晚风摇曳的树影,如同我纷飞的想象。

  赵先生是传统文化的研究者。祖父讲,赵先生在历代官制的研究上学界很少有人能出其右。赵先生将学问拿来自娱,并不求名利,只可惜少有人知。赵先生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开启了我对外国文学的兴趣。家中有一套解放前沈雁冰、伍光建合作译校的《侠隐记》(今译《三个火枪手》),也是赵先生从乱书堆中搜出的战利品,并推荐给我看。这部书真迷住了我,一连好几天,从早看到晚,看得眼睛酸疼。

  “文革”后期,形势有所缓和后,家人让我随赵先生学两样东西,一是作诗,一是目录学。赵先生诗作得好,目录学是做学问的门径,而赵先生也是这方面的大家。但这两样我都没学到手:学诗始终学不好格律,平仄不调;学目录没耐心死记硬背,钻不进去。最后一扔了之。

  赵先生与夫人都不喜欢孩子,终生无后。夫人“文革”前去世后,赵先生并不十分寂寞,因为他有“孩子”,就是几只猫。赵先生酷爱猫,将猫当孩子。他养猫讲究,特别讲究颜色,比如他“文革”前养的几只猫中有一只的颜色是米色的,非常稀见,也许绝无仅有。“文革”开始,红卫兵下了“杀猫令”,认为养猫是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必须将猫交出一律灭绝。我家的几只猫都遭了红卫兵的毒手。赵先生请人将几只猫秘密带出城,到城外放了,期望它们能逃过厄运。

  我帮赵先生完成过一件“文化大事”。那是汪绍楹先生去世后,汪夫人将家中存书处理给中国书店,居间联系的是我父亲。赵先生知道后,等中国书店开好书单作好价后,从其中挑一部分买了。因为他的书都被抄得精光,读书人没书看最难熬。赵先生挑的书足足有一平板车,如何给他运过去是个问题。我自告奋勇,因我认得附近零售商店卖菜的小王,他每日蹬板车进菜,跑一趟没问题。而且他爱看书,尊重文化人。于是我们先到汪夫人家装了车,然后一路向赵先生家——西城翠花胡同疾驰。为什么疾驰?我们心里害怕,那些书不少是古香古色的线装书,是“四旧”之一,怕红卫兵或多事的人盘问。我们商量,万一有人问,就说送单位。说什么就来什么,果然有人蹬着自行车从旁边赶过来,我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儿。不过那人一说话我就乐了,“喝,哪儿弄这么多好书?”原来也是个爱书的。一搭话,他非要我们给他两本不可,要不就卖他两本,硬要跟着上单位。说着说着陆续有自行车左左右右地围上来,都是用羡慕的目光望着这堆书,有人居然伸手抽去一两本。我一边对付这些好书者,一边叫小王快蹬。现在想来,我们也是街头一景,那年头街上哪儿有蹬着一板车“封资修”飞奔的?总算有惊无险地到了赵先生家。赵先生非常高兴,我记得那堆书里有不少历代笔记掌故。



左起:陆宗达、赵元方、黄焯
  赵先生晚年以批点《红楼梦》为消遣。七十年代初尼克松访华,为迎接尼克松的到来文化禁令开了一个小口子,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发行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人们连夜上街排队购买,外加托熟人走后门。我排队买了一套,用牛皮纸精心包好,素不喜写字的祖父还主动用毛笔分别以篆文、楷书在书脊上题了书名。赵先生就在那时有了一部《红楼梦》,红笔小字,在上面批得密密麻麻,还刻了一方图章,名“晚红室”。

  赵先生是藏书家,因此也好写题跋。我见他为自己和汪绍楹先生的藏书写过不少题跋,考察版本,辨析异同,校勘文字,见识精当,功力深厚。他每得善本,总要招聚朋好,共同欣赏考订。这其中祖父和汪先生是必不可少的。每次他都要备一桌好饭菜,管这叫“文酒之乐”。我曾见过他给祖父的信札,如“今日又得佳书数种,明日午后可过来一聚否?已约得孟涵,彼言五时后可来。元方。”

  赵先生讲话很幽默。记得七十年代中后期,祖父与赵先生俱已年高体弱,交往不便,许多事由我中间传递。有回我奉祖父之命传一封信给赵先生,谁想信从信封里掉了,我还浑然不觉。拿给赵先生,赵先生一掏,空的。于是一笑,问我“形式倒还在(指信封),内容(指信瓤儿)哪儿去了?”

  赵先生所居是祖传的大宅子。我是通过赵先生家及其他几位世家出身的祖父的朋友们,才领会到所谓大宅子,都是进深横跨两条胡同。前门开在一条胡同,后门开在另一条胡同,因而一般总有三进甚至更多进院落。赵先生家有很大庭院,有假山水池,花草树木。他家里种植芭蕉,祖父于六十年代移来我家一棵,长得很快,又高又壮,芭蕉叶肥肥大大,黄绿相间,十分漂亮。我小时候总想这就是铁扇公主用来扇孙悟空的东西,因而对它充满敬畏和好奇。“文革”前那年,结了一个大芭蕉果,生了一对儿女,然后死了。两棵小芭蕉,一棵被我同学移走,没养活;另一棵因“文革”时大家顾不上它,放在廊子上挨了冻,也死了。



作者(左)与朱家溍
  祖父和赵先生俱好喝酒抽烟。我家里有一瓶英国威士忌,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带来的,上面有英国军队专用的说明。因年深日久,酒已变成琥珀色,瓶口处的锡纸木塞也黯淡发黑,一副久历沧桑的样子。祖父常说,这酒他要等临死之前喝。唐山大地震后,赵先生来家时,他拿出和赵先生分享了,理由是“现在人心惶惶,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不如你我现在就喝了它”。赵先生家有一个酒柜,里面全是他收藏的各种外国酒和喝完酒的酒瓶。瓶子各式各样,有各种动物、各种人物、各种建筑以及其他千奇百怪的种种形象的造型。赵先生的这个收藏柜不是买现成的,而是当初他找了工匠后,先数瓶子,算出数目,然后为每个瓶子量身定做,最后才完成这个柜子。赵先生曾给我两个瓶子玩,一个是小象,一个是大炮,而今早没了。

  说到抽烟,祖父晚年是烟卷和雪茄轮着抽,抽烟卷时多,抽雪茄时少,还抽过烟斗,用熊猫牌烟丝,不过抽烟斗时候很少,嫌麻烦。赵先生晚年只抽雪茄。尤其令我吃惊的是,一次我陪祖父去看赵先生,说话间,赵先生打开身旁一个小书箱,我以为他要拿书,没想到他从里边摸出一包雪茄。我再一看,小书箱里满满的雪茄,好像是人字牌的。这时我才注意到,床上、柜子里、椅子上、桌子上,到处都放着雪茄,抽屉里也是半抽屉的烟。聊起来,赵先生说,人老先老腿,怕这腿不行,每天有劲没劲你得到外头走。前两年摔了一跤,虽然没摔坏,但不敢走了,从此不出屋。不出屋子得买东西,东西里头这烟最重要,因此谁买东西就托带个十盒二十盒的,越攒越多。他们抽烟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两个人将烟夹好叼上,点火后谁都点不准,反复七八次,次次如此。最后赵先生说,“咱们这样,你给我点,我给你点,能点准了。”

  赵先生身材不高,我见时已经谢顶。脸很圆,眼睛很大,皮肤很白。尤其是他的手,虽然人已年老,但手上的皮肤仍显得很细且白,且手很柔软。我常想,赵先生的先祖属蒙古八旗贵族,随清军入关,凭战功历代显贵。可这双手如今不能弯弓射雕,斩将擒王,只能于纸上挥洒纵横。若说文化的同化,真不可等闲视之。

  赵先生逝于八十年代初,在家里床上。那天他似乎忽然想说句什么话,刚一欠身,人即逝去,属于无疾而终。


  二

  汪绍楹先生如何与祖父相识,我不是很清楚,但汪先生是属于和祖父最早相交的朋友。我家里有一些汪逢春先生的书札笔记,其间有一册日记就记有某年秋夜,天甚寒,汪逢春先生夜间休息时,隐约听到前面客厅中喧笑阵阵,是赵元方、陆颖明与绍楹等人掷色子,行酒令,酒兴甚豪。

  汪绍楹先生身材不高,面容清癯,背已微驼,未说话总带三分笑,一说话总是“是是是”。备有一方手绢,经常说两句就擦一下鼻子。凭他在我心中的印象,怎么也想不到他年轻时还担任过法官。祖父有次和赵先生闲谈时也说:“你看孟涵这个样儿,他怎么还去当法官?”审的大概也都是些偷鸡摸狗的小案子,听说也就当了短短几个月,又开始钻研起他喜爱的传统文化。

  汪先生家住和平门外西河沿一带,祖父带我去过几回。那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庭院,幼时给我的印象好像院子大得没边儿,四周的房子都退得远远的。进屋之后,那房间也好像一间连一间,一间套一间,可就是这么多房,却堆得到处都是古香古色的家具和古书,方桌、圆桌、半圆桌、长桌,书柜、大柜、角柜、多宝柜,那颜色非红即紫,一片深沉黯淡,而这些地方又几乎无所不在地堆满了书画,锦函牙轴,缥缃满目,古意盎然。所以每次去了他家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走,因为这里阴暗潮湿,到处散发一种霉味,实在不适合小孩子。不过汪夫人很好,很亲切,每次都拿很好吃的糖给我,吃完后还给我许多带回家。现在想来,汪先生和夫人一生未育,家里哪儿来那么多糖?看来汪夫人是深感寂寞,才如此喜欢小孩子。

  汪先生一生没有正式工作。他对传统文化的研究极其深入,长于目录之学,精于校勘,曾为中华书局校点《二十四史·隋书》(与阴法鲁合作)及《搜神记》、《搜神后记》、《太平广记》、《艺文类聚》等书。说来有一事甚遗憾,汪先生解放后无正式工作,被中华书局聘请后,书局一度想为其转正,但汪先生不同意。不同意的原因是作为书局的编外人员,拿到的钱多一些。而转为正式职工后,相对要少一些。没想到“文革”一来,书局正常工作全部停止,汪先生一下没了生活着落。他本生性懦弱,胆小怕事。“文革”中怕抄家打人,又忧柴米油盐,急惧之下,生了重病,整日不能离床榻,家里只能靠汪夫人支撑周旋。

  那时祖父不知怎么知道了汪先生的情况。但他自己正因“学术权威”处于风口浪尖,朝不保夕,不能亲去探视,于是让我代往。我那时不过十二岁,是个小学生,不招人重视。不过祖父为慎重,让我晚上去,并交我一个信封,里面装了点钱。那晚我来到汪先生家,觉得偌大的院里黑灯瞎火,只先生住的屋里有幽暗的灯光。进去后,汪夫人招呼我,对躺在床上的汪先生说:“孟涵,陆大哥让小昕来看你了!”

  虽然这已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可印象就像昨天那么深。我看见汪先生躺在一张单人小床上,他人本来就瘦小,这时几乎缩成了一团。他似听见又似没听见汪夫人的声音,半天才半睁了一下眼,说了句根本无法听清的话,马上又闭了眼,稍微侧过身去睡了。四周那些或红或紫的橱柜桌椅,在昏暗凄迷的灯光下越发显得高大阴沉,那些又黑又黄的碑帖书籍也为虎作伥似地增添着阴森森的气氛,我真是觉得中国传统文化好恐怖!

  不久以后,一天晚上,汪夫人突然风风火火来到我家,一改平日的从容优雅,对祖父哭着说:“大哥,孟涵没了!”祖父祖母急忙安慰她。那夜,祖母整整陪她坐了一夜,说了一夜。后来,汪夫人到天津去投亲,终老于亲戚家。


  三

  祖父的第三位好友是马巽。其父马裕藻与祖父的恩师黄侃同属章太炎门下,学问精深,德高望重。他比较赏识祖父,所以毕业时将祖父留下,又想送祖父去日本学习。我猜祖父肯定是因为和马裕藻的关系而同马巽伯相识,并结为好友。

  马巽伯先生是在日本念的小学、中学而后毕业于庆应大学、回国后先在交通部做事,解放后在科学院科技情报研究所工作。如果说祖父、赵先生、汪先生外观上即能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而马先生则不然。他人长得非常精神,举止透着潇洒,细高身材,方脸高鼻,眼睛很大,且总是很有神,从没透出疲倦。那时虽不能穿西装,但也总是穿浆得很硬的衬衫,熨得笔挺的西裤。且直到六十多岁依然精力充沛行动敏捷。印象中的一件事是,我家院子下水道不好,一下雨,院子就积很多水。我和妹妹小时候一逢下大雨还把脸盆放在水上,穿雨靴在水中拿棍捅着玩儿,可知水有多深。有年马先生和马夫人来,正赶上院中积水,两人都没穿雨鞋。只见马先生裤腿一挽,说:“没事儿,我蹚过去。”然后又对马夫人说:“我背你过去。”边说边背起马夫人走过来,嘴中还念念有词,“马大爷背马大奶奶过河。”那年他已近七十岁。而且冬天他就一条单裤,问他冷吗。他说,没事儿,在日本练的,不怕冷。

  他与赵先生和祖父一样,都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美食家,不过他更多了一份享受,那就是如果别人想吃西餐,得到外边,而他在家中就可享受。原因是马夫人受过西式教育,擅长英语,在外交人员服务局教外国人中国文化,同时也长于做西餐西点。最让我难忘的是,唐山大地震后,马先生当日即来看祖父。他在谈话中说,“我来时路过奶油厂,平时奶油太贵,不舍得买。这回奶油厂塌了一部分厂房,在门口贱卖奶油。我买了一大包,回家可以让佩青(马夫人的字)做奶油汤、红菜汤。”不久,马先生又带了一个大号砂锅到我家,略带夸耀地说:“我刚去看了元方,他很好。没想到他家附近的杂货店卖这种大号砂锅。喝好汤非得用砂锅熬,小砂锅熬不了多少,我一直想买个大的哪儿都没有,今儿碰上了。”



左起:马巽伯夫人、马巽伯、作者
  马先生也酷爱养猫。当时我家有一只漂亮的波斯公猫,马先生非常喜欢。他家有只母猫,想抱去配,并幻想生出的小猫一定都非常漂亮。但我祖母坚决不同意,为此马先生头回将不高兴挂在了脸上。最后祖父居间调停,答应可以抱走,但五天之后必须归还。五天之后,马先生虽然将猫如约奉还,可十分遗憾地说:“这两猫天天打架,你追我跑,每天打碎一个花盆,可最后还是没配上。”并不住向祖父道歉,“大嫂生我气了。”

  马先生生活情趣很丰富,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也十分深厚。“文革”末期他给祖父写信,用一种白色略暗裁好的丝帛,毛笔竖写,行书如龙飞凤舞,潇洒飘逸,真是字如其人。马先生的妹妹,名马珏,当年在北大读政治系,是名动一时的校花,用祖父一位学外语的朋友的话说“像大理石雕出的那么美”。张中行先生说他在北大时,只能远远地望一望。前些年。张先生还设法见了她一面,后来生出许多感慨。朱家溍先生说他青年时曾在北大听课,因为家世关系,与马珏半熟。那时马珏是大学生,朱先生还是中学生,马珏将他看成了弟弟,比较亲切。弄得一些学生很好奇很羡慕。也就是因为太漂亮,不知毕业没有,马珏就匆匆嫁人,以后命运有些坎坷,一直在微山湖工作,晚年才回到北京。我想马先生长得如此精神,可能也是家庭遗传。但我看马裕藻先生的照片,却难以联系。

  马先生的叔叔马隅卿是著名的古代小说研究者,自号“平妖堂主人”,斋名“不登大雅之堂”。他曾制了一盒信笺,取图《金瓶梅》。“文革”中,家中什物乱七八糟之际,我偶然于乱信札堆中看见一笺纸,名“西门庆趁醉烧阴户”。下署“不登大雅之堂制”。制作得精美逼真,可也真是不登大雅之堂。当时看得脸红心跳,赶紧扔了。可“文革”后才知道这是极富盛名的东西,极少又不外传。后来我和马先生聊这事,他说:“这是我给你爷爷要来的。当时我们都有事求对方。他这事我给办成了,我那事他可没办。”又连问我那笺纸还在吗?我见他墙上挂着谢稚柳的画和启功的字,是祝贺马先生新婚。便说这很难得。马先生说:“是太难得了。字是你爷爷找启功写的。你爷爷那时有什么事启功都很快就办,不光写字,还连写带画。启功往往还问一句,几天交卷?”

  马先生的才学,在解放后没有充分得以施展。“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形势的不断变化,他的才学日渐受到重视。他在日本庆应大学的同学以及海外的朋友们也纷纷来探视他,一双儿女也都去了日本留学。

  想起这样一件往事。约在“文革”末期,有一回我随祖父去赵先生家,祖父告诉天津有两个姓阴的朋友要来,赵先生说:“是吗?得请他们吃饭呀!不过我这身体去不成了。我凑个份子吧。”后来吃饭那天,好像是在砂锅居,有阴家兄弟,有郑天挺一家人,有章川岛及其家人还有马先生和我们。大家聊得甚欢,快吃完时,我和马先生的公子走到外面谈话,他长我几岁,感慨地对我说:“咱们年轻人听他们老年人说话真没意思。他们说的事咱们不知道,他们的那些学问也跟不上时代。青年就应该有青年人的追求。”我心里不大赞成他的看法,可也觉得他说的有一定道理。没想到,时过境迁,他们那些个事儿,他们那些个学问,今天重又得到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和价值,不禁兴起了河西河东之叹。


  摘自《博览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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