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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都是失败者——悼梁从诫


作者:曹长青




一九八O年夏天,美国大英百科全书访华团在北京拜会邓小平,中国百科全书高级编辑梁从诫担任翻译。当他逐一将客人介绍给邓小平,其中介绍到一位年届九旬的女编辑,她曾在美国国防部工作过,邓突然兴奋起来,用浓重有力的四川话说∶“咱们是同事喽,都是打仗的!现在失业了,没仗可打了,但还是和平好!”当梁把这席话翻给女编辑,她吃惊得差点从藤椅上掉下来。她事後不解地对翻译说∶“我怎麽跟他是同事,不可思议!”

一九九一年八月,梁从诫先生到夏威夷东西方中心参加学术会议,当时正好我在那个中心做访问研究,他到我家做客,在交谈时,他兴致勃勃地讲了这段轶事,并谈起他和父亲及祖父这三代知识份子在中国的命运。


考上举人,考官赐婚

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见到梁从诫的人,都自然地把他和他的祖父联到一起,因为他祖父是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从诫谈起祖父,也肃然起敬。

他讲述说∶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20岁考上举人。当时朝廷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後为礼部尚书)李云端。李特别欣赏祖父那一手好文章,看到那纯熟的文字和老道功力,以为祖父是中年以上。待当堂见面,才发现梁启超是个英俊少年,李考官当堂决定,将妹妹赐给祖父为妻。梁从诫笑道∶“就这麽决定了我奶奶是谁。”梁启超毫无选择馀地,只有叩头谢恩。稍後,一位地方主考官对李云端说∶让你抢先了一步,我原想把女儿给他。

康梁变法失败後,梁启超随老师康有为出逃日本。在日本办报,初与孙中山合作,後因观点不同而分道扬镳。

辛亥革命後,袁世凯复辟,著龙袍称帝。梁启超对此坚决反对,动员学生蔡锷将军起兵讨袁。58岁时,梁因病逝世。

梁启超在日本留学时,有了儿子梁思成。梁思成自幼聪颖过人。当时美国倡议把1900庚子年八国联军的清廷赔款减退,为中国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用这笔“庚子款”建了“庚子学校”,专门培养中国理工人才。

梁思成和太太林徽音都考入这所学校,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拔去美国继续读建筑。梁从诫回忆说∶“父亲不仅学习超群,还是能工巧匠,去美前,曾亲手做了一个铜镜送给母亲。他们到美国後,母亲成为第一个在美读建筑的中国女生。”

“1929年,他们学成返回中国,父亲在东北大学创建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抗战前,父亲到北平中国营造学社工作。当时月薪四百银元。”面对北京飞涨的物价和知识份子的穷酸处境,梁从诫感叹说,当时四百银元相当值钱,因一个保姆月薪才两个银元即可生活;差别非常大。据可查到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年发薪帐目,图书馆长李大钊月薪六百银元,当时任馆员的毛泽东才拿六个银元。北洋军阀政府也很厚待知识份子。


设计国徽、纪念碑

“七.七” 事变後,梁思成一家逃离北平。梁从诫问母亲为什麽要逃,林徽音说∶不愿当亡国奴,不愿看日本旗。他们在长沙租屋住下。但日机第一次轰炸,就把他们的住屋炸毁,庆幸那天全家外出。梁从诫说,他仅有的童年记忆是跟母亲在瓦砾中挖家里的东西,母亲找能用的炊具,他找积木。那年他五岁。

不久他腿上长了疥疮,母亲患了严重肺病,一家人贫病交加。长沙无法存身,全家又移居到重庆乡下。一天,梁从诫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重庆,我们往哪儿逃?林徽音指著门前那条河说∶投河去死!幼小的梁从诫惊恐地拉著母亲的手说∶那我怎麽办呢?林徽音一字一句地说∶国之不存,怎顾得你!她就是这样一位执拗、方刚的女性,这种刚烈的性格给她一生带来悲剧。

一九四七年底,第二次来美深造的梁思成决定回国,很多朋友劝他不要回去,因当时国、共逐鹿中原,中共胜势已定。梁思成苹说了一句话∶共产党也要造房子。

回国後,他在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教授,夫妻俩全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他们夫妇深得周恩来器重,不久,梁思成出任了国旗设计小组组长,後又出任天安门广场英雄纪念碑设计组长。国徽全国招标,林徽音的设计草图一下子“中标”,中共要员毛、刘、周、朱都画圈同意。一时,梁思成夫妇成为新政权的“红人”。


北京古城墙万万拆不得

但好景不常,很快他们与党发生冲突,起因是拆北京城墙。当时的北京城墙可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城墙,环城长达四十公里,有七百年历史,元朝就开工,明初建成,比明末建的八达岭还早,可谓真砖真墙真古董。中共要拆,梁思成和林徽音都坚决反对,认为无论从历史价值、建筑价值、美学价值,或者从给後人留点古迹的角度,都万万拆不得。

倔强的林徽音直闯当时北京市长彭真的办公室,跟彭真大吵一顿。彭真既不懂建筑,也不懂美学,说不过林徽音,只得端出“底牌”∶这是毛主席的指示。毛当时批示∶城墙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挡农民的。今天党与人民心连心,不需要墙。林徽音只好退一步说∶可以把它改建成环城公园,在城墙上栽花、种葡萄藤,再放上长椅,在各处修登城墙梯道,在交通要道开口通车,这样,北京市民皆可在此休息娱乐,又可淡化“封建象徵”。

梁从诫说到此,特别感慨∶如果当年能采纳我母亲的意见,今天北京城墙将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壮景,不知游览外汇能增加多少,因为仅仅一个光秃秃的长城,就有成千上万的外国游客;而且北京城墙还可解决北京公园少,游人拥挤,以至假日傍晚谈恋爱,公园一条椅子要同时挤两、三对的窘困现状。


毛泽东的话就是“圣旨”

林徽音那时还没认识到,毛泽东已经成了新的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无论彭真、彭假,都只有叩头领旨去执行的份。林徽音一次次打报告,找中央领导都无济於事,最後绝望地提出∶拆就拆吧,能不能留下城楼,左右再各留五米墙,给後人一个纪念?但她的话和所有专家、学者们的一样,都一万句不顶一句,因为毛泽东的指示,在那个时候,就“一句顶一万句”了。

拆墙就在林徽音的眼皮底下开始了。那轰轰的推土机和铲车,像碾碎她的心。还有什麽能比捣碎伟大的古迹更能让一个学贯中西的建筑学家心痛!她未曾痊愈的肺病加重了,她的执拗使她怎麽也想不通这一切。於是,生气、愤怒、痛苦。在又气又病的夹击下,於一九五五年溘然长逝。

怀抱一腔爱国热血的梁思成惊呆了,他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但更让他不可理解的事随之而来——横扫千军的文化大革命铺天而至,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游街,最後被赶出清华,下放到江西农场。一九七二年他死在那里。


死後周恩来才想起他

中国的事情很怪,梁思成死了,周恩来才想起了他,要为他开追悼会。梁从诫清楚地记得,当时中共元帅陈毅的追悼会比他父亲的正好早开一个星期,而且就在同一个礼堂。梁从诫亲自去礼堂,把花圈上追悼陈毅的挽联换成悼念父亲的。

追悼会上,当时清华大学负责人谢静宜代表周恩来慰问家属,问梁从诫家中缺什麽,并说总理还记得林徽音。梁从诫当时感动得热泪盈眶∶总理那麽忙,要管整个国家的大事,还记得他母亲,还能准确叫出名字。

我沿著这个话题请教梁先生,“既然周恩来那麽器重、赏识你母亲,那为什麽拆城墙时,她不去找周恩来,毕竟周恩来是个聪明人,懂得古迹的价值。”梁从诫回答说∶“出於私人感情,我感谢总理对我家的关心。但是┅┅”他沉缓了一会说∶“抛开这些,平心而论,周恩来的最大本事就是把毛泽东的一切错误能说到让别人接受。”


梁从诫成了“梁三子”

梁从诫身上自小就显现出祖父和父亲的遗传与影响,他也聪明、好学、刻苦。二十二岁大学毕业,一九五八年又考上研究生,导师是苏联专家,攻读世界史、美国史,研究罗斯福新政。毕业後到云南大学任教。一九六二年,刚满三十岁的梁从诫调回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准备一展才华。

但文化革命来了,作为一个名门後代,他自然成了革命的对象。梁从诫的名字变成了“梁三子”∶批斗的牌子写著∶保皇党的孙子,反动学术权威的儿子,修正主义的苗子。批判後,他被下放到江西乡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这一下放就如同抗日战争那麽长∶八年!专业完全荒废了,世界史淡入记忆深处,“罗斯福新政”在脑袋里旧得发黄,但他学会了种地、扶犁、焊接,会开各种型号的拖拉机;他像父亲一样,也有著能工巧匠的素质,居然学得一手好木工,到过他家的朋友发现,那精巧的桌椅柜和书架等,都是主人的手艺。

八年後,他被允许返回北京,但没有单位要他。後来,主持中国大百科全书工作的阎明复(六四事件後被撤职的开明派统战部长)请他去做了编辑。他英语很好,七九、八O年,他有两次机会在北京为美国访问团会见邓小平做翻译。

中共是最善於做“统战”工作的。梁启超的孙子这块招牌也许会派上用场,於是梁从诫被请进全国政协,做了委员。但梁从诫身上流动著母亲那种刚直、执拗的血,一次阎明复问他对“政协”的看法,他直率地说∶一个政而不协——既无政治地位,又什麽大事也不找它协商。


三代人选择越来越小

梁启超、梁思成、梁从诫,三代人走了一条共同的忧国忧民、报效国家的典型中国知识份子的人生道路。我请教梁先生怎样看待他们三代人的共同点和差异。他不假思索地说∶最大的共同点是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爱国心。为了这种责任、爱国,而不顾个人;但三代人都是失败者。他们都不喜欢政治,但政治都找上门来。

“为什麽都是失败者呢?”梁先生回答我说∶因为中国政治文化是不能听,也不允许有不同声音的文化。而他们三代人恰恰都说的当权者之外的声音,结果都遭厄运。其实,他们是秉承一片爱国之心,他告诉我,一次他与阎明复讲,中国需要这种“爱国的反对派”。他用英文强调说,是“loyal opposite”。

谈到三代人的不同,他有些悲怆地说∶一代不如一代。学问祖父最大,父亲在建筑学上很有成就,我只是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比祖父和父亲都深,在社会底层八年,直接感受到老百姓的痛苦。

梁从诫先生已是第三次访美。我问他感受,他直截了当∶“多元。这里让人有更多选择。我们三代人的最大悲剧是选择越来越小。”我回应道,人们都说晚清是腐败的大清王朝,但它还产生了梁启超。但共产党建政後,又产生了什麽呢?梁从诫先生感慨地说∶如果他有祖父当年那样的环境,今天也会更有成就,不会跟祖父差距那麽大。而他的人生,没有自己的选择,大学毕业就到“人事厅”报到,以後工作、研究、居住地,都由党安排,他从不属於自己。连思想和学问也不属於自己。他告诉我∶三十年前他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在云南大学当教授,写了一本《世界史》送给他看。他仔细一看,书里很多观点还是三十年前他讲授的。而他的这些观点又是当年他的导师、苏联专家教他的,全是以苏联“十月革命”为世界中心的世界史。今天写来,显得荒唐;但仍在写、仍在出。


复杂的民族情结

梁从诫後来做了北京文化书院副院长。虽然一生坎坷,但他仍对国家有著深深的爱。他告诉我,母亲也是这样,当年肺病非常严重时还坚持画“国徽”草图。後来手都拿不动笔,呼吁困难,还支撑著画完大纲,最後细部由父亲和朋友等完成。

为什麽这样一些有才华的知识份子要追随中国共产党,并且对党一次次犯错误都给予原谅呢?梁从诫分析说,“这里有一个民族情结,有个大背景——中国近代史,是中国人挨洋人打,受洋人气的历史,鸦片战争、甲午海战、火烧圆明园,中国人都一败涂地。一九四九年新政权的建立,使知识份子感到中国统一了,独立了,在外国人面前站起来了,变成了世界大国。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压倒一切,这就是‘原谅’的心理因素。包括我本人,在文革後期已看出这个国家的整体性问题,但仍对党和国家有著爱的感情。党犯了错误,我替党难过、害臊,虽然自己不是党员。但一代代知识份子的爱国情操受到挫伤。”说到这里,梁从诫比喻说∶“如同一场恋爱,你对她一片好,结果换来一场臭駡,这种伤了的感情很难恢复原状。”


一出国,就“出事”

这是梁从诫第三次出国访问。他说想找个命相学家看一看,怎麽他一出国,就“出事”——一九八六年底他来美国访问,中共高层“地震”,总书记胡耀邦“辞职”;一九八九年四月访美,北京发生“天安门事件”;这次来美,他和我一起坐在电视机前,看苏联政变那惊心动魄的一幕。

我说,“你下次出国,这个世界,能出‘事’的只剩下中国了。”


——原载美国《世界日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五日

作者注∶今天看到梁从诫先生去世的消息,一阵伤感。把网络时代之前的旧文打字(只有个别字的修正),发到网络以悼念梁先生。他们祖父三代人失败的原因,值得所有中国知识份子思考——二O一O年十月二十九日。

虽然网络上及维基百科等,都是用“林徽因”,但当年跟梁从诫访谈时,他用的是“林徽音”。後来梁从诫给他母亲出了本文集,分别在台湾天下出版社和中国百花出版社出版,书名也是《林徽音文集》,所以,为尊重梁先生的意愿,本文用的是“林徽音”。据查,林徽音是梁从诫母亲的本名,後因跟别人重名,改成林徽因。但梁从诫执意用“林徽音”这个原名,没有问过其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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