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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与鲁迅



作者:云儿


鲁迅先生在《“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中指出,真诚的人道主义者,在革命中起的作用极坏,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接着他就点出了罗曼·罗兰、爱因斯坦、高尔基等一串人名,作为一度犯了人道主义错误,附和着反动派的种种谣诼,非议革命的残暴,并且帮助反动分子者逃亡的典型例子:

“不过这里的吉诃德,也并非整个是现实所有的人物。原书以一九二二年印行,正是十月革命后六年,世界上盛行着反对者的种种谣诼,竭力企图中伤的时候,崇精神的,爱自由的,讲人道的,大抵不平于党人的专横,以为革命不但不能复兴人间,倒是得了地狱。这剧本便是给与这些论者们的总答案。吉诃德即由许多非议十月革命的思想家,文学家所合成的。其中自然有梅垒什珂夫斯基(Merezhkovsky),有托尔斯泰派;也有罗曼罗兰,爱因斯坦因(Einstein)。我还疑心连高尔基也在内,那时他正为种种人们奔走,使他们出国,帮他们安身,听说还至于因此和当局者相冲突。”

在这里被鲁迅先生点名批判的几个人道主义者里面,罗曼·罗兰、爱因斯坦等,都是公开支持社会主义,支持十月革命,对苏联作过高度赞扬的著名人士。一个让我一直觉得好奇的问题是,他们当年到底说了些什么大逆不道之辞,以致鲁迅先生要借吉诃德为名,指控这一类人,乃是帮着奸人“使世界留在黑暗中”,“放蛇归壑,使他又能流毒,焚杀淫掠,远过于革命的牺牲”?

弄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鲁迅先生的思想内涵,自然大有帮助。

罗曼·罗兰,是一位毕生都旗帜鲜明地支持十月革命理想的左翼人士,后来曾因为隐瞒莫斯科日记和攻击纪德公开苏联之行真相,颇遭人非议。然而在一九二O年代,他一面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意义,一面却对革命后苏俄政权钳制思想自由,大肆清除异己的残暴行径,感到极度不安。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六日,他在巴黎《人道报》发表了著名的《精神独立宣言》,表达了他的疑虑。这个宣言后来遭到了革命作家亨利·巴比塞的猛烈批判。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巴比塞在《光明报》上发表文章,称罗曼·罗兰主张的“精神独立”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幻想,敦促他放弃抽象的人道主义立场,站到工人阶级一边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学说,认清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才能求得个性的真正自由和独立。

罗曼·罗兰分别于一九二二年一月和二月连续发表两封公开信,回答巴比塞。他指出,因为两个原因,他无法认同列宁主义学说(他称之为“新马克思主义”):第一,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这个学说采取绝对主义的形式,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大符合人类真正的进步”;第二,它在俄国的实践已经被致命的、残酷的错误所玷污,“因为新政权的领袖们在贯彻这一学说时往往肆意抛弃最崇高的道德价值:人道、自由与真理。”

用恐怖手段残暴镇压政治异议,永远都是反动的。罗兰接着说:

“军国主义、警察恐怖或残暴武力,我不会因为它们不再是富豪寡头的专政工具,而是共产主义的专政工具,就把他们奉若神明。

“我一听你说暴力镇压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一件暂时的小事,就感到难过。因为我想,一位资产阶级的国防部长与公安部长,也会使用同样的说法。……为了目的不择手段,这话不对。对于真正的进步,手段比目的更重要。因为,目的(很少达到,而且始终不能完全达到)只改变人与人之间的表面关系。而手段却铸造着人们的思想,不是按着正常的节奏铸造,就是按着暴力的节奏铸造。如果是暴力的节奏,那么,任何形式的政府,都不能阻止强者压迫弱者。”

这时候,列宁眼中已经变得碍手碍脚的高尔基,于一九二一年十月十六日离开彼得格勒,经瑞典到达德国,在那里住了将近两年。当时他的思想,与罗曼·罗兰一样,按共产党官方说辞,是“坚持抽象人道主义立场”,“混淆革命暴力反革命暴力的区别”。基于共同的志趣,高尔基特意在一九二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致信罗曼·罗兰,支持他的论点,并且引为同道。他说,他自己一直信仰“人道、自由与真理”等崇高道德,并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六月,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又说,新政权的残暴作为,仍让他无法释怀。

就在这一年,苏俄最高革命法庭开始了对异党分子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高尔基忍无可忍,在国外发表了致法国作家法朗士的公开信,称此审判为“杀害那些曾经真诚地为俄国人民解放事业服务的人”,并请求法朗士向苏维埃政权“指出这种罪行是不能容忍的”。法朗士,他也是著名的左翼作家,后来成了法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向苏俄政府发去抗议电。

罗曼·罗兰也没有置身事外。他发表了另一封致共产党人的公开信,将当时苏俄国内的残暴镇压,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大屠杀相提并论。这位将人类希望寄予苏俄革命的左翼作家,苦口婆心地劝告说:

“暴力政策,特别是颂扬这些政策的拙劣文章,已经产生了使欧洲自由思想家的优秀分子,如伯特兰·罗素,乔治·勃兰兑斯,昨天的阿纳托尔·法郎士,与俄国革命分道扬镳的必然后果,正如法国革命的大屠杀,最终使得华兹华斯、柯勒律治和席勒这样的人脱离了它一样。不管你们是否对这些人嗤之以鼻,你们都丧失了他们身上的伟大的道义力量,而这种力量对于广大群众的影响力却是巨大的。我认为,这就是法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但愿俄国革命者考虑到这一点。谁瞧不起心灵的力量,谁就要遭殃!

“至于思想自由,比暴力问题更加直接地触动我。我坚持我的立场:不管哪一个政府,只要它反对思想自由这个基本本能,就是一个无法形容的错误。谁若是要把思想自由的要求,说成只是掩饰资产阶级利益和个人主义自私自利的借口,就必须用新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罩眼布,蒙上人的眼睛。然而思想独立是人类的基本力量,谁也驯服不了它。如果扼杀它,大约只会争取到假知识分子、投机分子和“广场集市”的懦夫们改变观点。但是真正有思想的人,将成为英雄,如果有必要的话,就成为烈士。因为信仰是从受压抑的信念中喷射出来的。请你们再三思考!请你们不要玩火!火会把你们吞噬的。”

此后多年,罗兰多次谴责苏联政府的“严重错误和罪行”,谴责苏联的书报审查扼杀了言论自由。苏联的肃反机关,被吹嘘成“对付反革命势力的坚强堡垒”,罗兰却称其为“令人感到无限憎恶的可耻东西”。他表示,他的立场就是,“反对一切压迫者——不管他们是红的、白的还是黑的(我不去区别堵塞嘴巴的东西是什么颜色!)”

与罗曼·罗兰相比,爱因斯坦是位科学家,对社会问题发表评论相对较少。但他公开赞扬社会主义。谈到对苏俄的看法,他曾坚定地表示,他认同列宁的伟大理想主义,但他反对苏俄领导人所采用的手段。

罗曼·罗兰等左翼知识分子的批评,哪怕是非常善意、非常温和的批评,都被苏联领导人看成是对革命政权的恶毒攻击,理所当然地要开动国家机器,予以坚决的回击。回击的主力,自然少不了苏俄文艺总管之一,鲁迅先生特别佩服的那位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他连续发表批判文章,痛斥罗兰“是一个有害的思想家”,“他从防御转向进攻,努力在接近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队伍中招募他那托尔斯泰式的和平主义的拥护者”,因而他“在宣传真正的人的理想和实现理想的真正道路这一伟大事业中成了我们的敌人”。

罗兰思想中最有害的成分是什么?就是反对滥用暴力的“抽象人道主义”,必须彻底肃清其流毒。于是,卢那察尔斯基部长同志的剧作,鲁迅先生击节赞扬的《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在一九二二年,在苏俄镇压异党分子的高潮中,应运而生,出版印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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