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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州的秦腔与茶及酒之关系


作者:杜元


兰州唱秦腔的地方都设有茶座,兼售啤酒、白酒、香烟、瓜子等哄嘴的东西,故此种地方也叫秦腔茶园(兰州鼓子也一样,听说也是推杯换盏之所在。兰州鼓子有较长的历史,据说是明朝朱元璋的后裔从南方引进,现在也不登大雅之堂,只在兰州的个别地方秘密集会弹唱,不设舞台,沦为下里巴人)。城中隍庙(据传建于宋,现在的建筑主要是明清格式,历代髹漆不断),曾在大门口的前院建有一木楼戏台,专演秦腔陇剧,一九八O年代初毁于火灾。后来隍庙整修,戏台用水泥建成仿古式,但一年也演不了一场。故实际意义上的戏院茶座,搬上了西边一侧的水泥仿古式二楼顶部,用绿色玻璃钢搭成一个长条拱形篷子,很隐秘的样子。这地方去过一次,就深刻得不能忘记。二OO五年春末的一日下午,我带着三岁的姑娘到隍庙逛,姑娘突然从店中跑到院中,指着楼上喊:“秦腔!秦腔!”且又哭又闹,非看不可。我只好满足她的意愿。从楼梯上去,绿棚子下是两排课桌,约有二十张,估计有四十条条凳。还未看清里边的人物,一股刺鼻的尿臊味就熏得我不知所措,即将晕倒。姑娘喊着要就近看,于是赶紧往前,坐在空位上。场子正中置一铁炉,烧一壶水,供看客喝茶。茶器以前还是瓷盖碗(兰州人叫它“三泡台”),现在被塑料杯替代(端在手里像小心捏着的软东西)。茶叶一般是云南产的春尖陈茶,茶中放冰糖、桂圆、枸杞、杏干、玫瑰花头(产自兰州市永登县苦水乡)等干果干花,唤作“八宝茶”(这可能让江南人极为不屑)。兰州人的喝茶以喝为主,不若江南人的品。如果不喝茶,即以啤酒代之(以中年人为多)。这场子有四五桌人,大部分人嘴里磕着本地产的大板瓜子,不使嘴闲着,同时喝十元以内的高度白酒。喝酒以斤论,也以喝为主,以醉为标准。所以场子中大部分人面红耳赤,气氛轻松热烈;台上的戏一折一折,男女演员脸上画得五麻六道,服具齐全,翎毛胡须俱在,腔调嘶哑高亢,一招一式,有板有眼;跑龙套的来回穿梭,动作夸张,也没有偷工减料的感觉。姑娘自小由喜秦腔的姥爷带着,也能喊上一两句,所以看的兴趣很大。但尿臊味阵阵袭来,回头一看,楼梯口处一侧是一铁皮制公用厕所(估计没有下水,是接在桶里的那种),一旁还有简易售货柜台。尿臊味一旦被闻,就会一股强于一股,一浪高过一浪。此时正好因剧情之故,舞台上放了一把火,便强扭着姑娘逃离(隍庙院中有一公共厕所,每次收费三毛)。

据说,兰州数隍庙的秦腔戏班最正宗,因为他们常年在此演出,有固定的看客(就像兰州所有的牛肉面馆都有不同的味道和固定的食客群体),如果常在隍庙周围转悠,定能看到不卸戏装的艺人在小摊吃烤肉、凉面、肥肠面,或与熟人搭讪。还因为戏班的成员大多来自西安、宝鸡等正脉秦地,最次也是陇东庆阳。如果按语言学方言科划分,庆阳语最接近关中方言,故甘肃陇剧亦属秦腔支脉。兰州没有土生土长的戏曲流派这与它的地理位置大有关系。风水先生说,兰州地区是中国地势的分界点,中国的两大高原——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在此相接,黄河又从这里穿山夺谷而去,所以,“留不住什么东西。”(包括出土的马家窑彩陶、齐家文化的玉器河西走廊汉墓里的宝贝等等)也留不住什么人才(如电视主持人、领导干部等等)。兰州古称“金城”,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现在也是各种人物的中转站。不难想象,这是一个旅人商贾汇聚之地,三教九流,语言混杂,城市人口来源不清,没有固定的生活习性。兰州方言在兰州城内还算清晰,往城外辐射,就含混不清了。解放前兰州的人口才有七万,因此产生不了戏曲,也产生不了戏曲文化。戏曲应该是地方文化(包括人口)发达的产物,非几个世纪不能酝酿。再譬如,兰州历来是移民之地,多民族杂居,它的方言里有许多莫名其妙、不可替代的语音,可能吸收了吐蕃语、阿拉伯语、蒙古语、波斯语等等。仔细听现在的银川、武威、张掖、酒泉方言,与兰州方言也有根本上的相似之处,只是音调上有所区别(也许与地势高低有关,与气候干燥的程度有关)。再一想,它们都在“丝绸之路”的一条线上。但敦煌也在线上,方言却不同(还有平凉、定西等地),它与关中方言似是近亲。推想而知,敦煌在郡县制里就大名鼎鼎,汉代就有关中的移民,且后续不断,故有“秦音”(张芝、索靖两位大书法家出在敦煌也不奇怪了)。兰州很难出生自己的文化艺术,这让政府领导不免尴尬,只好整理出一个永登产的“兰州太平鼓”,在兰州经济洽谈会期间,上大街很炫耀地打上一通,如同游街示众。要不,就请来临夏的“花儿”或十年不变的“大梦敦煌”(兰州歌舞剧团)做秀。“太平鼓”原出兰州市永登县境内(此地多出巫筮之徒,传说有吉普赛人血统),是一种把吊鼓带放到小腿肚边来回翻转击打的长型鼓,其起源无非是巫术或让声音能够远程传播。如果从文化学的角度出发,还不如把新石器时代先人为惊吓野兽而制的陶鼓改装上演为佳;可惜我不是政协委员,不能把这一设想变成提案。看来兰州只是兰州而已,以吃牛肉面、吃手抓羊肉、喝酒、喝茶闻名(吃“手抓”、喝“三泡台”也是近十年以来形成的气候)。而兰州的饮食,就牛肉面和手抓羊肉两项,还是临夏回族的贡献。“花儿”也势在必行。在黄河附近的露天茶摊附近,就有自发的、卖鸡蛋瓜子的男女回族蹲在树丛中尖声悠悠地对唱,两三句或一两句为一节,唱的人用手搭着耳朵(这是便于从远处听取对方的声音而遗留下来的手势动作。奇怪的是,本为纳听者的手势变成了唱者的手势),另一方按所唱之意,稍加思索,手搭耳朵,出口应对。因为离得近,对唱者也会眉来眼去,词义也多属男欢女爱。听的人围成几圈,或蹲或站,不时发出笑声——当然,只有懂临夏方言的人才能听“花儿”听得入港。维吉尔不是说“每一棵树都有它的故乡”嘛。

现在的甘肃没有古代的幸运,那时还有“陇西行”、“凉州曲”,使得汉唐的诗人写下旷世名篇,作家格非还以凉州为背景,虚构了一篇好读的唐代才子小说。如今在兰州,听秦腔喝茶喝酒,也是少数人的“雅事”,因为闲着的人实在是少数。兰州两百公里之内的语系复杂,流派交错,只“花儿”就有河湟、洮岷之分。当然民族属性是一大区别;民族之中又有地域之分。如回族,临夏回族的语言与兰州、定西、平凉等地就有不同。

上面说了,“兰州鼓子”(曲艺)几百年前从南方传入,先是在皇室后裔圈中落座,是属于上层建筑里的消费。后来经清而民国而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兰州鼓子”犹如凤凰落架,只能聚首普通百姓的宅院。其组织形式一般是二胡一人,三弦一人,扬琴一人,主唱一人;以扬琴为中心,梆子鐘铃为辅。听众十来个,东家以茶、酒、饭相待,乐人也乘酒兴,面红耳赤地奏唱不已,且曲调高古,缠绵悱恻,词语柔软,乃南人之言也(其兴衰迭变,自有音乐人类学的研究生研究)。乐人和东家不取他利,只是相聚而乐,以自娱为目的,根本藐视市场,移古人之风者也。甘肃临潭县洮阳镇的明人后裔(安徽人),至今还保留着明代的婚俗服饰,但“兰州鼓子”的艺人已是现代化打扮了,看不出与南方的瓜葛(报纸上说“兰州鼓子”是用兰州方言演唱,纯粹是一派胡言)。

秦腔与“兰州鼓子”的不同,就在于它是针对市场的,是与茶、酒、烟、鸡蛋、瓜子乃至饭菜等等消费物相关联的存在物。所以,说秦腔、陇剧,人人知道;说“兰州鼓子”没几个人说出一二来。当然,秦腔是大剧种,它的历史据说有好几千年了。有的人还说它产生于周武文王的时代(依此,河南豫剧就更早了,山西梆子也不落后)。如果我们现在的国都设在西安,或者干脆设在宝鸡的岐山(岐山以臊子面出名,也以出青铜器出名),那秦腔自然非国粹莫属。可惜京剧被政府列为国粹之后,秦腔只有在低层摸爬滚打,在嘶哑的挣扎中求发展了。三百年前徽班进京,借了皮黄二戏之大衣,从戏台上赶下昆曲之时,秦腔艺人应该清醒认识自己的前途。到了新中国,全国戏曲调演,周恩来总理劝秦腔艺人“注意保护好嗓子”时,秦腔的吼、它的沉、嘶、哑、悲,终于抵不过京腔的婉、溜、滑、柔了。所谓“妍因俗易”(孙过庭语),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关中人喜欢秦腔,如京人之喜京剧;关中人喜食油泼辣子面,犹如京人之喜炸酱面,一是品厚,一是论味。这与所处地理位置及人文环境关系重大,与方言之异同也更加重大。想当年周武王灭商纣,关中方言俨然成为国语,此后数代以关中语为官话,就如现河北以北(包括东北)都学说官话,于是演变为现在的北京方言和以此为参照的普通话,亦如兰州话是很多方言的混合体一样。京剧的诞生和繁荣与清朝宫人的喜好和语言环境实在脱不了干系(闹得外国人也来学,这与他们听多了洛克克式的歌剧或如钱锺书说的“通感”有联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在西安(兴国寺)上学时也学会了长安方言,偶尔也能听几句秦腔。那时的氛围,不听也没有拒绝的办法,就像在北京混过的人,能说几句北京方言,不足为怪。拿京剧与秦腔比,如同黄瓜比罗卜,面条比泡馍,子弹比炸弹。照此看,我宁愿选择威力大的、味道烈的。自古长安出人才,就画家来说,唐有范宽,一个足够;现在有长安画派的崔振宽也顶得住。而北京的画家,掐指头数上的,都是外地人。

话有些远。那么,秦腔与茶座及酒在兰州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兰州人说:“今天我们坐一坐。”即指吃饭而已。吃饭自然要喝酒。进了饭馆,小姐问的第一句话是“喝什么茶”,如此,在饭桌上好茶来酒去(菜来饭去就俗了)。如果说要去听秦腔,自然是指喝茶喝酒,少不了饭菜。无茶酒之兴,长时间不可能忍受嘶哑悲壮的秦腔。俗称“黄河新桥”(即一九O八年清政府从德国购买钢材,由天津德商泰来洋行喀佑斯承包修建的黄河铁桥之外,一九七九年在城关区建成的第一座水泥桥)南侧岸边,河堤的外边,亦即马路台面的下边坑中,有一处茶园(茶园在春夏秋三季的黄河边处处皆是,大小公园里无处不有),像开放的地下室,下有水泥平房一大间,约有一百五十平米,内有戏台和座位,座位前是茶几。靠堤墙是十来个有躺椅的茶座,台阶下是厕所。周围有槐树和柳树,一些树木从水泥堤墙中斜着身子探出来。同事中有一老者曾涉足于此,说一壶茶三元,座位免费。这与河边八元一位的茶座要便宜得多了,且有内部小食店供应廉价可口的饭菜,岂不美事。于是约四五人前去消暑,果然如闻。坐在园中,盛夏时节居然阴森得慌,喝茶论酒,不觉惬意,也是快事。喝酒自然也必择十元以内之酒,否则,搭配不当,有失清名。所谓“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者。茶、酒与秦腔的水准要自然相称,其喝者,止渴;其饮者,能醉;其听者,振聋;正在有意与无意,在与不在,或是与不是之间耳。如果茶园豪华,戏班名门,看客便要举着头,直着身,正襟危坐,目不转睛,支着耳朵仔细听,末了,要及时地、恰如其分地叫好;不能随便喝茶(那是摆设),更不能饮酒。散漫、无所谓、不经意,即是兰州的秦腔与茶及酒的关系,亦是人与环境的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在开放的、地下室般的茶园中,一旁房子中吼秦腔的声音基本上在那里回旋往复,影响不大。环顾四周,皆中老年人,且老者居多。中年人多饮“五泉”牌啤酒,老者饮十元以内的白酒。也有挎篮小商贩兜售鸡蛋瓜子。身在其中,无不有安度晚年之感。细观座位上的老者,划拳猜令,个个面红耳赤。浓妆女艺人戏毕,出来与他们谈笑自若,敬酒推盏,拍拍打打,靠酒力挑笑骂俏,自然得了得。看得起劲时,一老者从其上衣的胸口处掏出十元人民币塞给满脸脂粉的女艺人,说道:“披个红。”女艺人毫不客气地接过人民币,连喝几杯谢过,脸上上了妆的颜色,更是不堪夺目。老同事说,那披红是指披条大红锦缎被面之意。通常,一折戏结束之时,豪爽的看客掏十、二十元人民币,把一条大红被面请人送到台上去。其他看客不是叫好,便是打哨,一番热闹。这与京剧的有节制,有控制,恰到好处地叫好简直是天壤之别。估计旧社会是真把一条被面送到台上去的,可供戏班入账,或典作他用。现在大家什么都不缺,缺的只是钱,故那被面只是象征物而已,一条被面送来送去,成了脏兮兮的暗红色。估计戏班一天演下来的收入,也就百十来元。也许他们还要从茶座上分点利,要不,日子是难以维系的。第二次去此茶园,主要是想观察好戏老者们的神情姿态、言谈举止,觉得他们好不潇洒,是避过家中老伴的真名士。在这里,他们真情流露,无所顾忌,得到了文化和情感的双重娱悦。那日下午还正经看了一折,台上也演得起劲。突然外面狂风大作,骤雨瓢泼,电闪雷鸣,院里的茶客酒客全都挤到室内。接着大风又吹断了电线,室内一片漆黑。一时间听见有女人的叫声、口哨声……空气中弥漫着烟、酒和潮湿的肉体的复杂之味。我们几个同事立在门前,等待雨住。由于气压骤降以及雨水的缘故,突然从一旁的厕所里飘出浓厚而腥臊的尿水味来,令人几近昏厥。自此,我再也没有去过有秦腔的茶园,因为那腥臊之味使我铭刻在心,挥之不去。

不过,试想没有厕所的茶园里能座多久?能喝茶、喝酒听秦腔吗?

这个星期,我顺路在兰州雷坛河边的工人文化宫转了一遭(雷坛河已成不流之沟,过不了五年,垃圾便填平了它,房地产商人就会“平地起高楼”),本是想看看那里的字画市场。文化宫原名“金天观”,建于明建文二年(一四OO)观内供有雷坛神像,故又名“雷坛”,乃道教圣地,农历八月初八有庙会。观内原有唐槐36株,现存三株,一百二十年以上柏树三株。一九五六年“金天观”被改为兰州市第二工人文化宫(隍庙为第一宫)。登门进去,才觉得有七八年没有故地重游了。当年冷清幽雅的所在,已是人声鼎沸,被各色庄主占领。算了一下,有五家茶园,三家棋牌室,两家饭馆,约二十家字画装裱店,足有六家秦腔茶园。心中暗想,“真是柳暗花明”,过几天约他六七人,消磨消磨时光,且无尿臊之虞。转了一圈,发现文化宫中有好几处收费的公共厕所,不明就里的人要掏三毛钱的如厕费,而看客、茶客,出入自由,不计门票。故此,戏园发达,看客鱼贯。心想,文化宫这处古建筑群落,真是古颜焕发,楼阁亭台之间,古槐参天,丁香、迎春花含苞欲放。十几年前还有一处有几百年历史的牡丹花苑,据传,张大千曾莅临赏玩过。后因文化宫扩建寻找商机时被拆除,许多市民因此反对,报纸一度代表民意,论说了一番,终究不了了之,牡丹苑也不免“拆”之,建成了仿古式的“九间楼”(据说蒋介石曾在一处叫“九间房”的地方住过,是故)。不过,文化宫毕竟是有文化的地方,仍旧保留了古槐和楼阁亭台,以及几块残碑,还在已有的古建筑之间加建了新的铁皮仿古门市。这次去,又看了一下残碑。以前也看过,总记不住。这次专心记了一下,为了写在这里。有左宗棠的小篆书文天祥《正气歌》(残)。康有为把左推为书法家,是以其小篆称道(现在兰州字画市场,左季高的一幅行书对联,在五至八万人民币左右。这与左在陕甘总督时期立下的汗马功劳有缘分)。有一块清代重修观天台残碑,一块明代“血碑”残碑,像家族兄弟一样,都立在一处廊檐下,有一棵树身空朽的槐树作证(其树身被泥浆和砖块修补,从廊檐穿出,亦是祖国大地常见之景)。“血碑”印证了明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将领贺锦破金城(兰州城)时,明肃王朱识鋐被追杀死;肃王妃颜氏触碑而死的历史事件(在烈日当头,沙尘满街的今天,我不由得想象明代的那一时刻)。“血碑”原是肃王诗碑,立于当时北城墙上的“拂云楼”。据传,肃王妃还有赵氏、顾氏、嫔田氏、杨氏,当时率二百余随从于此殉国。清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左宗棠观其碑后书曰:“一日上北城,过肃王碑,见烈妃所在自碎首处,血痕喷洒,团渍缕注。军士告余,天阴雨湿,其痕视常日如明。精诚所至,曷足异也。”残碑上的书法如拳如斗,遒劲狂放,怒气外发,不亚于明代书家张瑞图的草书,可见书者早就预示了肃王与其妃子们的悲剧。现在,文化宫成了人民的乐园,中小产阶级的消费之地,让人无不高兴(十年前与同事在此地喝茶,吃一块五元一大碗的西红柿面片,遇大雨,记忆深刻)。此地的戏园各有特色,有不着戏服的清唱,有浓妆艳抹的表演。曲目都统一立在外边的红底牌子上,昼夜分场(猜想夜场更热闹一些),无非“三击掌”,“救母”,“取长沙”,“杀庙”等等。秦腔茶园的座位均是长式直立靠背沙发(颜色不辨),前置长条茶几,以便置酒水瓜子等等,不收门票,没有歧视性的包间。此外,文化宫还加有豫剧茶园一处,可见河南人的厉害。

虽说很久不逛茶园,隍庙的秦腔茶园肯定还在,因为隍庙是重修之后政府的保护之地。在兰州城中,除隍庙、文化宫、五泉山、白塔山里的一些古建筑而外(加上邓宝山将军的故居“邓家花园”和在市中心夹在两楼之间的一截城墙,墙中是墓室),连一九七O年代的建筑已所剩无几了(最近兰州的报纸在宣传政府将把兰州申报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事。当年拆城墙、拆(移)文庙,拆房锯树的时候,不提“文化名城”,现在正是提出的时候,难道兰州人不高兴吗)。你要是爬到兰州南北两山的顶上往下看,它就是一座巨大的纪念碑群,你就是一个向墓碑致敬的后人;再想一想,你面对的是一座考古学上的新城,你会发现很多新东西。风水先生说过,再看看向东而下的黄色的黄河,就觉得留不住,不长久。估计,黄河新桥下面的秦腔茶园还在(现在已有了数十座其它新桥,它的下面是高速路,不会再有茶园),因为它的存在符合这个城市的一切特点、要素、品味,以及中小产阶级的身份、地位等典型特征——吃喝便宜,消费低下,人情温热,平淡真实,世俗自在,及时为乐……即便是身处尿臊之地,只要不收如厕钱,“放水”自由,就是好去处。


3/30-2006窑街
4/18-2006兰州


摘自《橄榄树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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