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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中的钱端升



作者:陈夏红


刚刚过去的二OO六年是“三·一八惨案”发生八十周年。因为中学语文课本中鲁迅先生的“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一文,我们对于这场惨案并不陌生。笔者稍微觉得意外的是,在读史过程中偶然发现著名的政治学者钱端升先生亦被裹挟在这场惨案中。

钱端升先生时年二十六岁,系清华大学教授。在此两年前,钱端升刚刚自哈佛大学拿得博士学位归国,可谓春风得意,用许章润先生的话说,“钱氏弱冠放洋,风华正茂归国,一九二四年秋,二十五岁执教清华,由常春藤盟校的天之骄子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大牌教授。”在三·一八惨案发生之前,钱端升先生已经成为清华校内有影响之人物,对于清华改制、国学研究院的废止、清华易长风波等重大事件中起了重要作用。

对于钱端升先生怎么会被裹挟到“三·一八惨案”中,钱本人的文字中对此并没有交代。笔者在阅读杨步伟女士所著《杂记赵家》的时候,偶尔发现了其笔下的“三·一八惨案”。众所周知,杨步伟女士系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先生之夫人,当时在市内开始生产限制诊所,这是一个相当于普及节育知识的私人医疗机构。“三·一八惨案”事发当时,杨步伟女士并不在诊所而在远在城郊的清华校内。

闲言不赘,我们且看杨步伟笔下的“三·一八惨案”和钱端升先生:

出事以后(有少数我的朋友在内)受伤的有的就逃到我的医院来,而少数学生也跟着跑来了,大家都狼狈不堪,血淋淋地撞门而入,给我的嫂嫂和看护都吓得要死,还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记得有顾淑型、钱端升在内。)我嫂嫂告诉我:并且有些人就到我诊室内去拿起药棉、纱布等就用起来了,看护叫着来帮忙,他们也不听,打长途电话到清华园。我和元任坐车进城,到了西直门,而城门又不开了。因为他们恐怕清华学校有再多的人加入请愿。第二天一大早,我一个人进城,到诊所门口一看,还有一个巡警站在那里问我是何人,不准进去。我说这是我自己的诊所,如何不准我进去。他说你为何窝藏匪人,你是不是也在内起事的人?我真气得不得了,我回答他说教育界的人对国家利害关系的请愿,怎么是匪人?我若在内为何才从城外跑来,青红皂白不分还做巡警吗?我打门进去看见诊所屋内乱得一塌糊涂,血布一地到处都有,顾和钱两个人还未走,脸色还是苍白的,钱还可以说话,而顾连话都说不出来了。他们以后说因为他们站在前面听见里面上头叫放实枪的,他们就关照学生后退,但是来不及了。他们五、六人往里面一退,所以没正式受伤,只是惊吓和气得失魂落魄而已。我给顾送回西河沿他姐姐处,我和钱就回清华园了。

杨步伟女士的记叙具体而真实。尤其对于在枪声和血泊中困守诊所一夜之后顾淑型和钱端升状况的描述,的确是相当传神。但是钱端升先生也仅仅是受惊吓而已,笔者手头《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中所载的“‘三·一八’受伤者调查表”中,并没有钱端升先生的大名。对于不才如笔者来说,钱端升先生受伤与否其实并不重要。能够亲历如此血案尽管可能会成为日后的某种资本,但就当时的情势而言的确是非常危险的。对于经历了如此危局而侥幸脱险的人们,读史者除了表示敬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较之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晚面对国民党特务啾啾枪声而继续发表演讲的钱端升(参加拙文“铁骨钱端升”),杨步伟笔下的钱氏当然更显得有血有肉。真正有那种面对枪口和子弹而从容镇定的知识分子吗?可能有,但笔者相信并不多见,毕竟对于死亡的恐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一种天性。当然,杨步伟的记述有意无意中提醒我们如何客观真实地观察和研究知识分子。

吴宓先生是年三月十九日日记载,“自是日起,以执政府门前枪杀学生惨案,放假,停课。二十八日起,复续放春假一星期,直至四月十二日始上课。在此假期中,校中多故,学生互争。当局召集临时教职员大会,举出委员十人,宓亦在内,应付此局。继又以近畿战事,设紧急委员会。又草拟对外宣言,表示对惨案之愤慨。又追悼韦生杰三大会。然与宓一己无深切之关系,故不悉记。”

除了在杨步伟的笔下记述了钱端升先生三月十八日困守诊所之外,目前笔者尚无确切史料证明钱端升先生还参加了“三·一八惨案”后续的活动。而与此没有多少关系的,则是钱端升开始在四月十九日,也就是“三·一八惨案”整整一个月之后,参加清华第一届教授会议,而这次会议正标志着清华进入教授治校的时代。

其实,正如吴宓先生所言,恐怕“三·一八惨案”后续的进展与钱端升先生一己亦无深切关系了,毕竟逝者冤死执政府枪下,生者则必须还生活在极权统治之中,一句话,社会在进步,生活也还得继续嘛。



二OO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凌晨于昌平军都山下


摘自《豆瓣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