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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多菲俱乐部真相



作者:侯凤菁(原新华社驻匈牙利首席记者)


中国有不少人将裴多菲俱乐部误认为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罪魁祸首”。实际上,那个事件是匈牙利社会矛盾长期积累爆发的结果,而裴多菲俱乐部只不过是个很普通的学术团体,其领导成员都是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根本没有能力发动和组织那样一次全国性的行动。不过,历史也让它在那个事件发生前的特定时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苏联军队在一九四五年解放了匈牙利,长期在苏联流亡的拉科西·马加什等人回国领导匈牙利共产党。在此后几年由各政党联合执政的人民民主时期,国家政治生活比较民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一九四七年斯大林改变了政治主张,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尽快将国内其他政党排挤出联合政府,加速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进程。匈共一九四八年取缔了其他政党,本身与社会民主党左翼合并建立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独掌政权。拉科西·马加什取得了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权,“拉科西主义”在很短时间内形成并得以发展。

所谓“拉科西主义”,其实就是“斯大林主义”在匈牙利的翻版。其本质是在奉行个人迷信的条件下强行“全盘苏化”。“拉科西主义”的主要具体表现如下:

一、大搞个人迷信,独断专行;宗派主义严重,残害干部与群众

拉科西这个具有丰富斗争经验和曾在反革命的法庭及监狱里大义凛然的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榜样面前失去理智。他被吹捧为“英明领袖”、“匈牙利伟大的儿子”、“人民的领袖”、“杰出的思想家”和“斯大林最好的学生”等等。党和政府的文件、新闻媒体及文艺作品对他的歌颂达到肉麻的程度。这从为他歌功颂德的两句诗中可见一斑:“风儿停止了喧哗,好让人们听清拉科西的讲话”;“最好的父亲拉科西,劳动人民热爱你”。

在那个时代,拉科西的指示在匈牙利就是圣旨。他伙同格罗、雷瓦伊和法尔卡什结成“四人团伙”。主宰着党内外一切事务的决定权,党的政治局、书记处形同虚设。后来拉科西还兼任总理,政府工作也在他的掌控之中。

“四人团伙”在清除了社会上的“阶级敌人”和制造了一系列冤案清洗了前其他政党的领导人之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又把斗争矛头转向党内。他们首先清洗战时在国内坚持地下斗争的共产党领导人,捏造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监狱。著名的“拉伊克案”就是这样的代表作。

拉伊克·拉斯洛曾是战时在匈牙利坚持斗争的地下共产党总书记,解放后曾任政府内务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民众中颇有威望。拉科西为消除对自己地位的威胁,一九四九年选中拉伊克作为打击对象,以提高全党的“警惕性”。拉伊克及其他几个“同案犯”在狱中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只能出庭承认被指控的罪行。据史料记载:“拉伊克站在扩音器前,脸色苍白,毫无表情,嘴里不停地念着捏造出来的口供:他是美国的代理人,也是为旧警察工作的告密者和'南斯拉夫法西斯分子’的走狗;他准备搞政变,要谋杀共产党领导人。”其实早在一九三八年苏联就有过同样的场面,布哈林在法庭上也是这样“承认”自己是帝国主义的间谍。

审判的结果是拉伊克以“间谍”、“铁托代理人”和“托派”罪名被处死。拉伊克的妻子拉伊克·尤丽奥在这次审判中也被判处徒刑,直到一九五六年才获释。“拉伊克案”结束后不久,卡达尔·亚诺什等一批党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捕,军队中一大批将领和中级军官也未幸免于难。

拉科西一伙还大肆制造群众性恐怖。当时告密风盛行,窃听成为掌握群众思想动向的重要手段。许多有不同政治见解的人被关进“古拉格群岛”式的“拘留营”强制劳改。一些“阶级异己分子”被强行举家搬迁到荒凉的霍尔多巴吉草原去居住。首都的“不可靠分子”被赶往外地,往往只是因为他们有国外社会关系。在农村,富农是主要打击对象,共有七万户人家被列入“富农名单”,处处受到歧视,然而其中至少有二·二万户人早已失去土地。一九五三年六月之前,在这个共有九百五十万人口的国家,竟有一百五十万人受到过起诉。

二、急于实行工业化和追求高指标

按照斯大林“没有重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以及即将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预想,匈牙利从一九四八年起加快了工业化的速度,提出在五年内将这个农业—工业国发展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将匈变为“钢铁国家”。于是,正在执行的三年恢复计划成了雄心勃勃的工业化的开端。一九五O年开始执行的一五计划指标在一九五一年二月平均提高了一倍。原定工业增长百分之八十六·四,改为增长百分之二百;重工业生产从原定增长百分之一百O四提高到增长百分之二百八十;采矿业从原定增长百分之五十五点二提高到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二;冶金业从原定增长百分之十五提高到增长百分之一百六十二。为了实现这些计划,生产中不顾产品质量,只追求数量达标。这种高速工业化的项目还往往匆忙上马,普遍缺少必要的准备,其结果可想而知。

三、投资过度

原定一五计划的总投资为二百八十亿福林,一九四九年春天追加到三百五十亿福林,同年底追加到五百一十亿福林,一九五O年又追加到六百亿福林。在工业投资中,百分之九十的资金用于发展重工业,用于发展采矿业和冶金业的资金占工业总投资的三分之二。用于轻工业和农业的投资则少得可怜,影响了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造成市场供应紧张。与此同时,由于冷战加剧,军费开支大大膨胀,国防费用达到民用投资费用的一半以上。

四、急于改变生产关系

从一九四八年起,国家对所有一百人以上的工厂实行国有化,国营企业职工在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快达到百分之八十三以上。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又颁布国有化法律,对十人以上的企业也实行国有化。对小手工业进行的改造使小手工业工人的人数由一九四八年的十八·七万减少到一九五O年的二·九万。在农业上则急于实行集体化,确定在三至四年内完成这一任务。由于缺乏物质、社会和思想准备,只能依靠行政命令和暴力强迫农民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到一九五三年全国百分之十的耕地荒芜。农产品的市场供应量减少百分之二十。

五、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五一年初,由于投资不断增加,使国民经济的资金积累比重达到百分之三十五这一世界罕见水平。而匈牙利在战前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经济平衡发展时期,最好年景的积累比重只有百分之八。这样,国民收入的大部分资金被国家积累所吸吮,人民生活状况不断恶化。一五计划规定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百分之五十,但到一九五三年工人和职员的人均实际工资反而降低百分之二十以上,农民一九五二年的实际收入不足一九四九年的三分之二。到一九五三年,居民的消费总额已由原来占国民收入百分之七十五—百分之八十下降到只占百分之五十八。

城市居民居住条件恶劣,一九四一年停止的民居建设解放后一直没有恢复。许多工人、职员家庭蜗居于斗室,有的甚至住在简易的棚户房。在这福利条件很差的情况下,工厂、企业还大力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任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定额,使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损害。

六、在意识形态上严加控制

拉科西一伙除严格控制新闻报道、文学创作和文艺节目外,还经常对不同于官方立场的学术观点展开批判,思想界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拉科西等人追随莫斯科,把一种陌生的斯大林主义制度强加在本民族头上。到1953年斯大林死后,“拉科西主义”已使匈牙利全国民怨沸腾,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首都布达佩斯和外地的一些工厂、农村,反抗事件频频发生:工人企图罢工、农民抵制交售农产品。为了稳住匈牙利的政局,马林科夫、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亲自出马,将具有改革思想的纳吉·伊姆雷扶上总理的宝座,要求他尽快恢复国民经济和消除社会危机。

纳吉上台后大力推行称之为“新阶段”的经济、政治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受到全国人民的普遍拥护。然而,拉科西等人不甘心自己的权势被削弱,抓住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向莫斯科告状。由于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出于领导集团内部权力斗争的需要,苏联领导人这时又转向支持拉科西。

然而,这时的纳吉并非孤立无援。他的周围集结了一大批支持者。他们主要是党内一些作家、记者、科学家、艺术家、社会科学工作者等知识分子。他们大多是老共产党员,几乎都进过纳粹的监狱或曾被关进死亡集中营,也有些人是刚从拉科西的监狱释放出来的。至于普通百姓,他们虽然不懂那么多深奥的道理,但对纳吉与拉科西之间的政策差别全部心知肚明。


苏共二十大加剧匈党分裂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生前种种错误和罪行,这次大会以后,苏联反对个人迷信、“左倾极端主义”、“宗派主义”、“斯大林主义影响”的火力越来越猛,直接催化了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发生。

赫鲁晓夫的这个报告不仅对苏联国内,对全世界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受它冲击最大的要属东欧各国,因为斯大林的错误在这些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重复过。特别是匈牙利被推到了非斯大林化的前沿,因为过去在“全盘苏化”和迫害无辜共产党人方面拉科西都冲在东欧其他国家的前头。拉科西的处境很艰难,因为他既要完成莫斯科交给的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的任务,又要保全自己的威信和地位。苏联领导人也想保住拉科西。因此,匈牙利在贯彻苏共“二十大”决议方面一直迈不开步子。人们看到拉科西一伙不愿纠正过去的错误,仍想把国家固定在原来的轨道上,使反对派的阵营更加扩大。

当时反对拉科西的党内反对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团结在纳吉周围的那些怒气冲冲的党内知识分子。他们不仅公开揭露“拉科西主义”的罪行,还曾打算向莫斯科甚至向联合国告状。另一部分人是以卡达尔·亚诺什、卡拉伊·久洛和麦泽·伊姆雷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坚决反对拉科西的政策,但主张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反对把矛盾闹到街头上去,被称之为“民主反对派”。苏共“二十大”一方面坚定了反对拉科西的人的信念,另一方面也动摇了那些曾经顽强捍卫“拉科西主义”的人的意志,进一步加剧了匈党内的分裂,对拉科西政权形成巨大的威胁。这时,匈牙利已形成全国性的“民族对抗”。“对抗”的一方是党内反对派和奋起响应的广大人民群众,另一方是以拉科西为代表的匈牙利领导集团。

反对派阵营在日益壮大之时,极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公开发表政见和揭露拉科西一伙的错误与罪行的讲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裴多菲俱乐部应运而生,登上了历史舞台。


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

裴多菲俱乐部原是一个知识分子学习小组,成立于一九五四年底,归属相当于共青团的劳动青年联盟领导。它的前身是解放前地下共产党控制的一个从事资助工农子弟上大学的慈善团体。将其改建成裴多菲俱乐部的原本目的是想在现行制度允许的范围内,为党内年轻的知识分子提供一个讨论问题的讲坛。这个团体日常既研讨青年联盟的工作,也讨论一些社会所关心的问题。它只有一间办公室,设在劳动青年联盟中央。

党内反对派为推翻拉科西的统治而进行的斗争得到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成为在社会上进行舆论动员的有效手段。

从一九五六年三月中旬开始,裴多菲俱乐部活跃起来。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甚至做出决议,要求扩大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和在外地也建立这样的俱乐部。在这以后的日子里,裴多菲俱乐部先后举办了一系列大型研讨会,讨论经济、哲学、历史、新闻等专题。参加这些研讨会的有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作家、历史学家、教育工作者、科学家、哲学家等学者和社会名流,也有年轻的知识分子甚至还有人民军军官。很多解放前参加过党的地下斗争和抵抗运动的老战士也到会倾听和发言。

这些讨论会的会场总是挤满听众。座位不够,他们就站在走道、窗外或干脆在主席台上席地而坐。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裴多菲俱乐部的领导成员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全都主持和参加过这些研讨会。这不仅说明裴多菲俱乐部并非乌合之众,从中也反映出当时党分裂的严重程度。

五月以后,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更加活跃,发言者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越来越尖锐,情绪也越来越激动。

五月九日,裴多菲俱乐部举行研讨会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和匈牙利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就这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在会上发言。由于要求发言的人太多,研讨会不得不在五月二十日再次举行,重点讨论在国民经济生产中如何正确利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

在五月二十日研讨会上做重点发言的都是一些在青年知识分子心目中享有威望、熟悉经济工作和有改革思想的党内代表人物。他们是国家计划局的司长萨波·道马什、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和刚被恢复名誉的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多纳特·费伦茨等。做自由发言的也无一例外都是党员,其中一些人解放前就已加入地下共产党。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认为社会主义经过认真改革,仍有振兴的希望。

在上述两次关于经济工作的研讨会上,与会者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制订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计划的制订缺乏民主,其指标不切实际和无法完成。他们指出拉科西一伙片面发展工业造成许多恶果,且要求当局不加掩饰地如实公布经济项目资料和改变现有的工资政策、福利制度等。

五月三十日晚和六月一日晚,裴多菲俱乐部连续举办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讨会,与会者严厉批判当局编写历史的教条主义做法和官方的历史观,同时谴责斯大林主义伪造历史的行为。他们指出,现政权不是把历史当作一门科学对待,而是将其变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及“实现政治目标的辩护词。有些人在会上提出,匈牙利闻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契·捷尔吉一九二八年起草的所谓“勃鲁姆提纲”是正确的。卢卡契当年为匈牙利共产党起草的这个文件指出,匈牙利的迫切任务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实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卢卡契因这个观点与匈共的正统观念相背离而多年受到压制。发言者们认为,卢卡契当年的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

匈解放后的党史编写工作和学校的历史教学工作受到批评,也有些人就自己过去的历史著作的观点进行了检讨,表示从此将在新思想的指导下从事历史研究工作。

时任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科学和文化部长的安迪寄·伊丽莎白作为对立面在会上也发了言。匈牙利的历史学是她的管制领地,因此,她在发言中极力为党在历史学领域的工作辩护。

会后有报道说,在这次研讨会上,匈牙利历史学家们内心燃烧多年的要求民主与公开性的烈火“喷发”了出来。

六月十四日晚研讨会的题目是《苏共二十大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有一千二百多人参加。由于会场实在容纳不下如此众多的听众,会议不得不临时改换到经济大学的礼堂去举行。

七十一岁的卢卡契·捷尔吉也出席了这次研讨会,因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他多年来首次在公开场合露面。这位参加过一九一九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因与斯大林主义哲学观点相对立,被视作“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老牌修正主义分子”。他一九四九年—一九五O年受到系统地批判后被逼迫进行检查,从此在哲学研究上无所作为。在这次研讨会上,卢卡契与中央党校教员鲍洛格·埃莱梅尔和哲学家塞盖蒂·约瑟夫一起先后做了重点发言,他们的观点受到听众广泛的赞同。从而,匈牙利哲学界的状况明显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学术领域存在的两个学派中,卢卡契派将哲学研究当作思想创造,将目光聚集在哲学的根本问题上;而教条主义派则将哲学混同于日常的宣传、鼓动工作,将哲学庸俗化。许多人在会上诚恳地表示将改变自己以往对待哲学的教条主义态度。会议参加者还强烈要求为卢卡契“彻底平反”和为所有受到迫害的无辜者平反,从而在会场上激起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个关于哲学的研讨会也触及到文学界的状况和作家们受压抑的境遇。与会者尖锐地指出,一九四八年以后,匈牙利的文化界专门对有进取精神的打棍子,对无所作为的则温情脉脉。

裴多菲俱乐部六月二十七日在人民军官俱乐部举行的那场研讨会使它的影响达到最高潮。这天是一九五三年纳吉据以进行改革的“六月政策”确立三周年。那天晚上研讨会的题目是《新闻和报纸问题》,听众从下午开始就在会场外的街道上聚集。这次会议通宵达旦地进行。从下午六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次日早晨四点,共有六千多人参加。刚被释放出狱的拉伊克的夫人拉伊克·尤丽奥在会上要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她披露了自己在六年监狱生活中受到的非人待遇和拉伊克被处死前所遭受的骇人听闻的摧残。身为《匈牙利民族报》主编、优秀国际法学家的洛松齐·盖佐最后发言。这位戴着眼镜、别具学者风范的老共产党人面请公众谅解他过去犯的过错,然后讲述了所谓“纳吉事件”的真实经过。他说:“就在我们大谈党的民主、言论自由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时候,纳吉·伊姆雷却根本无权为对他的指控进行辩护。”听到纳吉的名字,听众自动起立又喊又唱,要求纳吉回到党内和政府中来,同时要求解除拉科西的职务。

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时期举行的这些活动的影响远远超出在场听众的范围。听众将他们耳闻的事情向工作单位的同事和外地的亲友们广为传播,从而产生了连锁反应。甚至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几个奉命每次去会场监视裴多菲俱乐部研讨会的秘密警察有一天向上级表示,他们已无法再去执行任务,因为他们自己也赞同发言者们的见解。

首都以外的各大城市也纷纷效法裴多菲俱乐部,建立了类似的论坛,劳动青年联盟中央委员会还号召青年们参与这样的活动。在纳吉的故乡考波什瓦尔,春天就组织了以匈牙利历史上抗击外来侵略的军事家兹里尼命名的俱乐部;索姆鲍特海伊市组织了沃什瓦尔俱乐部;维斯普雷姆市成立了鲍特沙尼俱乐部;德布勒森市有科苏特俱乐部。南部的佩奇市行动较晚,但后来也成立了当地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样,首都和外地的这些俱乐部的活动促进了反对派力量的迅速壮大,反对“拉科西主义”的活动虽然还没走上街头,但已扩展到党外。苏共领导人米高扬这个时期到匈牙利考察政治局势后写给苏共中央的报告说:“政权日益从同志们的手中丢失,敌对分子的平行中心正在形成……”拉科西也忧心忡忡地说:“我感到自己像坐在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上。”

就在裴多菲俱乐部六月二十七日最后举行的那次讨论会结束几个小时之后,波兰发生了波兹南事件,采盖尔斯基工厂的一万多工人罢工,走上街头举行示威游行。这使裴多菲俱乐部六月二十七日研讨会的性质显得更加严重。时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后来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安德罗波夫事后在向莫斯科递交的外交报告说,裴多菲俱乐部的这些研讨会从本质上看已演变成对党的领导的示威,超出政权的容忍限度。他认为匈牙利这个时期的局势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发生的事情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帝国主义向社会主义进攻的一部分。

六月三十日,拉科西召开劳动人民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谴责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反党、反人民民主制度”,并且断定是“主要由纳吉·伊姆雷周围所形成的集团所指挥的”。七月一日,内务部下令禁止裴多菲俱乐部继续活动。这样,裴多菲俱乐部的活动便告一段落,直到九月在新的形势下才又恢复。届时,全国的政治危机已一触即发,以“拉科西主义”为特征的那个时代已经躺在墓穴中。不久后的十月二十三日便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布达佩斯的数十万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拉科西政策并很快发展为武装暴动,最后被苏联出兵镇压下去。

总的来看,裴多菲俱乐部虽然不是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的组织者,但对这个事件的发生起到了舆论动员的作用,就如同匈牙利一九四八年革命之前科苏特主办《佩斯新闻报》发动群众一样。它通过举办各种研讨会向民众指出社会面临的危机,使人们有机会公开表达不满和提出民主要求,从而匈牙利党内的反对派与广大民众汇合到一起,猛烈地冲击了拉科西政权的基础。与此同时,那些主张对社会进行实质性改革的人还全面阐述了他们的理念与设想,为国家勾画了社会主义改革的蓝图,鼓舞人们努力去争取实现它。

发挥了历史作用的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就这样留在世人的心目中。


摘自二OO八年第五期《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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