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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你所不知道的潘玉良



作者:高远


  

   

   


八年前我初到巴黎,因为办学生居留必须有银行的证明,所以把随身仅带的现金存进巴黎中国银行。几天后我收到银行的通知,告诉可以去开证明。

记得去的时候银行人不多,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老先生。老人七八十岁年纪,他因为耳背,听不清楚收银员讲话,所以反应有些迟缓。我见收银员越来越着急,也怕老人更上火,就走近赶紧帮他传译。他要给河北老家的亲戚汇款,听他的口音是保定一带人。

我开完证明,回头看见老先生还站在那里。我细看这位老人,他虽然年届耄耋,但是温文尔雅,气质不俗。老先生说要和我说几句话,我和他走出银行,到旁边的一个咖啡馆里聊天。

宋先生讲起过去,好像已经回到了青年时光。他说几年之后,他又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被法国一流的物理研究机构录用,一直工作到退休。宋先生讲起过去,乡音里还带着惋惜:“我和钱三强是一个研究所,他回国以后是我接替的他的位子。我太太是瑞士人,因为那时候孩子小,我没能回去。解放后严济慈请我去讲学,我真是高兴,他跟我说中国科大只能聘你客座教授,杨振宁获过诺贝尔奖,他是名誉教授。我不在乎这些,只要能让我为家里做事,我就从心里高兴。”

宋先生说他每月都从郊区来趟市里,到中国商场买几瓶酱油,因为家里太太和孩子们都吃西餐,他想吃中国饭的时候就往西餐里放点儿酱油。宋先生说这就有了回家的感觉。老先生说得轻松,我听得沉重,这样一位成就斐然的科学家,竟然还是以这样的方式怀乡与生活,就连银行里的收银员都把他呼来唤去,想起来既有些无奈又有些唏嘘。

宋先生告诉我,他要去另一位河北老乡家里,那个人叫钱直向,年纪比他长两岁。他说钱直向先生是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起者李石曾先生的秘书,李石曾是国民党四元老之一(其余三位是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宋先生说他每次来市里都到钱直向先生家里坐坐。我和宋先生分手时他叮嘱我,要我经常和他保持联系,他也会把我这个好心的小老乡介绍给钱先生。

大约几天之后,我忙完了手头的事情,按照宋先生留下的号码给钱直向先生打去电话。电话那头传来钱先生苍老而清晰的声音,我们约好下午见面,钱先生住在巴黎十三区中国城的一座高楼里。记得那是一个细雨迷蒙的下午,我赶到了钱直向先生家中。

当我见到钱先生时,竟然想不到他根本就不像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钱先生精神矍铄,和蔼可亲,耳不聋眼不花。我走进他的家门,看到屋子四周全是书柜,室内温馨雅致,古色古香。墙壁上挂有钱先生与中法几届最高领导人的合影。我当时就感觉到,老先生的身份可能极不寻常。

钱先生把我拉到身边,沏上龙井,拿出茅台。他说除了自己的家人,已经有三十年不与外界交往了。宋先生来家时专门介绍我这个热心的小老乡,钱先生非常高兴,所以想要见一见。

那天我和钱先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 后来我和他渐渐成了忘年交,我也时常去他那里,有时通通电话。我经常问他一些留法勤工俭学的事情,比如李石曾,汪精卫,张道藩,钱三强以及张竞生,徐悲鸿,常玉和潘玉良等人在法国的过往旧事,艺品人品。

我最感兴趣的是钱先生谈到潘玉良。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有关潘玉良的评述都有着太多的人为渲染,潘玉良的传奇一生,她的生活与艺术,只有她同时代的人才更有资格论述评说。

当我提到潘玉良,钱先生的神情好像回到了过去。他说最初认识潘玉良是在河北老乡王守义开的餐馆里,王守义是早期来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是潘玉良生活中极少的知心好友之一。

钱先生说王守义为人善良,做事厚道,他和周恩来、邓小平一起留学法国,是他们的好友。七十年代邓小平访问法国,王守义到机场迎接,两个人的亲热之情感动了在场的所有的人。后来邓颖超访问法国,几次与王守义见面,带总理问候好友。

王守义因为不擅长法语,所以在巴黎拉丁区开了一家中国餐馆,经常招待一些清贫的中国学生。钱先生那时在巴黎大学读书,因为有老乡的情分,他与王守义的交往比起其他人更近一层,因此也与潘玉良渐渐熟悉。

钱先生说潘玉良在巴黎的生活艰难,她作画的颜料都是王守义资助。潘玉良性格爽快,敢说敢为。她身材不高,留齐耳儿短发,喜欢喝酒,说话嗓门很大。钱先生说和她在一起,一般人不会把她当成女人,常常把她当成“哥们儿”一样看待。

潘玉良爱唱京戏,犹擅黑头(花脸),钱先生说她唱黑头不用假嗓,扮相也不用特意化妆,只要往台上一站,活脱脱的就是一个窦尔敦。那时候留学生的生活都比较单调,也只有唱几出京剧,聊表思乡之情。

钱先生讲道,那时候别看是玩儿票,但是大家的实力都很强。焦菊隐做导演,四大名旦之一程砚秋的公子在巴黎,时不常也来聚会一次。冼星海有时候来给同学们拉拉琴,他生活艰难,所以来得不是很多。钱先生说他原先有不少潘玉良送他的画作,后来因为搬家都不知道散落到哪里了。人在困苦时候生存都成问题,更顾不上画作的去处了。

钱先生说,几年前巴黎放映巩俐主演的电影《画魂》,他几十年没有进过电影院了,以怀老友,终于决定去看一次,回来后叹息了好几天。他说电影里巩俐演得根本就不是潘玉良,别的不说,就说一个长相太普通的女人在生活中所遇到的遭遇,和一个漂亮女人生活中所走的道路相比,那无论如何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钱先生回忆到,我们那个时候也经常开玩笑,大家都说见过的中外女子里面,没有见过像潘玉良这么丑的女人。可是在接触的所有女人当中,能像潘玉良那样有艺术才华,又对艺术如此执着的人,几乎是凤毛麟角,极少遇到。我从钱先生的话语里,能感觉到他对朋友的深深怀念和对自己青年时光的无限回想。

据说潘玉良晚年非常思念家乡,因为“文革”回不了国内,“文革”结束时,潘玉良已是风烛之身,不能再做长途旅行了。钱先生也说潘玉良晚年经常谈到死,或许是潘玉良太思念家乡了吧。

关于这一点,我也曾听朱德群先生说起过,朱先生说潘玉良晚年只要见到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死之前你要来看我,我会很感激你的。结果阴差阳错,在潘玉良去世时,朱先生正在外地办展览,未能见潘玉良一面。

潘玉良的墓地坐落在巴黎蒙帕纳斯墓园第七墓区,编号为143PA 1977。我想现今人们喊得热闹,现在专门到那里特意缅怀凭吊的游客,是少之又少的呢。

今年春节,我给钱先生打电话,钱先生和我说,高先生,你好久不来了,你什么时候来,我们继续喝龙井,品茅台呀。我一面应承着,说会有时间的,我过几天去看您。钱先生回答说,你们年轻人过一天是一天,像我这岁数的人,一天可就是当一年过呀。

我听钱先生说完话,心里一阵凄然。钱先生是他们那一时代硕果仅存的世纪老人,他是中国近代华人旅法史的见证人。

文章结束之时,我谨祝福钱先生与宋先生身体康健,全家幸福,安康常泰,百寿期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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