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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不排队?



作者:雪科


不久前坐火车,一个平常的周末,从长沙去汉口。进站排队,本来不长的队伍,等到列车员开始检票,局面立刻大乱。后边的人一拥而上,队伍立刻粗壮几倍。一位扛着行李、领着小孩的妇女,被人流冲得东倒西歪。很多衣着时尚的年轻人,堂而皇之地从后边直插进来,显然对这种场面已经驾轻就熟。我一边耐着性子往前磨,一边想: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治一治不排队的毛病?当场想到两个,一是用几个彪形大汉充任纠察,手执皮鞭,照着不排队的就抽;再一个就是用粗钢管焊成通道,让排队的人像屠宰车间的牲口那样,只能按规定的路线行进。但再一想,两条都缺乏可行性:鞭子是奴隶社会的产物,与我们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制度格格不入;钢制栏杆也不能治本,中国需要排队的地方那么多,哪里去搞那么多钢管嘛。只有听之任之,反正乱挤一阵之后,大家都各就各位,火车能按时发出,不影响大局也就行了。这就便宜了那些不守秩序的家伙,守秩序的人永远吃亏。

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电视上有时宣传某国经济出了问题,银行遇到挤提,但画面上却比我们存款的排队秩序还好。由此我认为:不愿意排队似乎是中国人的一种本性,文革动乱时不排队,形势大好时也不排队。不仅卖浆引车者不排队,身份体面的人也没有排队的习惯。不信你在北京开两会的时候做个试验:散会时不要安排专车,让这些冠冕堂皇的人民代表去乘公交车,照样夹塞儿硬挤,比他们所代表的人民强不到哪儿去。

是不是可以得出结论:国人的不守秩序是因为资源不足造成的?我认为主要不是这个原因。资源充足与否,从来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今天的资源比20年前要丰富多了,但乱挤依旧。

有一个社会模型很能说明问题:乘飞机。飞机对号入座,资源是充足的。但登机时,照样争先恐后,照样后来居上。当然,挤的人有一个理由:上去慢了,行李就没有地方放,看来还是资源不足。那么下飞机的时候不用着急了吧?不行!我因工作原因经常乘飞机,每次都看到机舱门还没开,就有一些旅客逃命似地打开行李箱、拎下行李,挤在过道上,时时准备喷射而出的架式。这时他们并没有现实的利益。他们迫不及待地挤在过道上,已经是一种下意识,大概是觉得别人已经站起来,自己还坐在那里是,肯定会吃亏。

另一个社会模型是塞车。我曾在德国的高速公路上遇到塞车,其情形是,所有的车辆都放慢速度,前后保持一二十米的距离,缓缓前行。没有人往别人前边乱插。因为他们知道,前边有障碍,往前乱钻只会把事情搞坏。但中国人不然。只要有一条缝,他就要钻进去,本来别人还可以走,他一钻,大家都走不了。但对他来说,钻进来,就算都走不了,心里也安然;如果不钻进来,看着别人走,心里就难受。

这两个社会模型反映出,中国同胞争先恐后的心态,已经深入到潜意识,即使没有利益,这种心态也足以令他向前猛冲。

这让我想到了基因这个词。人与人的不同,是由基因决定的。民族与民族的差异,也是由基因决定的。正如我们无论怎样吃西餐、穿西装,仍不能改变我们是黑眼睛、黄皮肤一样,我们无论盖多少"欧陆风"的房子、引进多少外国机器,我们的观念还是国产的。21世纪了,我们的电视机从黑白到彩色,从9寸到背投、等离子,比起发达国家并不逊色,但荧屏上还是"谢主隆恩"、"吾皇万岁万万岁"的那一套,这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决定的。

最近读了一本谈健康的小书,一位保健专家针对中国人迅速发胖、糖尿病急速上升的现象提出一个论点,认为与中国人的"贫困基因"有关。什么是贫困基因?他解释说,在一个食物缺乏保障的环境里,能够最大限度地存储能量的人,容易捱过饥荒;而缺乏这种能力的人就会被淘汰。久而久之,生存下来的人就都具备了存储能量的能力,由于这是贫困的生活环境所造成,所以称之为"贫困基因"。所有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都具有贫困基因。这在食不果腹时,是生存的优势,而到了生活条件富裕之后,这种基因会使人过度存储热量,转化为脂肪,进而破坏代谢机制,引发糖尿病。统计表明,由不发达到温饱的阶段,糖尿病的发病率最高,欧洲、亚洲、美洲都不例外。

既然长期贫困的生活能给人培育出"贫困基因",那么,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统治不可能不给中华民族留下特殊的文化基因。我想,恐惧,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基因。

在三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时代,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中国历史,从大的局面来讲,总是分裂多于统一,战乱多于和平。即令汉、唐、宋、明、清,这几个中国人可以引以为光荣的辉煌王朝,也都是诞生于血海之中。一统江山之后,通常先用三五十年时间恢复元气,然后最多有一百年左右的盛世,比如文景、贞观、康乾之治,接着就又陷入到血海之中。秦末、汉末、魏晋南北朝、隋末、唐末、五代十国、南宋、元末、明末、清末民初,都是血流成河,人民生命贱如草芥的年代。就算侥幸生在盛世,如果运气不好,遇上冤狱,命运也一样悲惨。清代著名的文字狱大案,都发生在圣明的康、雍、乾三朝。再考虑到自然灾害、官吏盘剥、异族入侵等情形,中国人民的历史可以说尽是血泪。如果把中华民族看作一个生命,那这位老人真是历尽劫难,没有过几天好日子。元代词人张养浩说"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的就是这个惨痛。

在这个苦难的生存环境里,人民没有任何权利和保障可言。"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生命贱如土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没有什么财产是属于自己的。即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有种种无法预测的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俗语说"人有旦夕之祸福"、"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屋漏偏遭连阴雨",就是这种境遇的写照。所以鲁迅说中国人其实只有两种: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这种状态下的中国人,只能是听天由命、朝不虑夕、提心吊胆,如惊弓之鸟一般捱日子。一有风吹草动,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样的人群,哪有秩序可言?逃得快的,还有可能苟活;犹豫一点的,顾及一点礼义尊严的,早就成了乱军囊中的人肉干。几经淘汰,恐惧就进入了先民的基因。我们今天看广东、福建各地的客家民居,坚固如堡垒,这正是客家人恐惧基因的物化形态,反映出当时生存环境之残酷。

即使改革开放之后,这种恐惧也没有消除,只是恐惧的内容发生变化。没发财的,怕一辈子受穷;发了财的,怕政策变。更普遍的心态,是怕别人得了便宜,自己吃亏。我们坐飞机,广播说延误两小时,没人着急,因为大家都同样晚;但正点登机的时候,反而人人急得往前乱挤,因为怕别人走在自己前边。落后就要吃亏,不争就要受损,这就是恐惧基因在现阶段的具体表现。

恐惧基因与现代文明很难相容。那么它能否改造呢?我认为可以。西方国家,在15世纪之前,可以说是在黑暗中与我们平行前进,甚至落后于我们。长达1000年的黑暗中世纪,给欧洲人民留下了同样的烙印。可是,当我们以加速度向着封建统治的深谷堕下时,人家一个急转弯,迎着光明而去,东西方文明从此分野。这一道光明就是伟大的文艺复兴和思想启蒙运动,它照亮了欧洲,也改造了西方文明的基因。我们今天去欧洲走马观花转一下,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人家的生活很悠闲,心态很平和,秩序井然。没有防盗门,没有防盗网,上街不用把背包挂在胸前。开车不抢道,过马路不闯红灯。借钱消费而不是把钱存进银行;晚年有养老金保障而不是养儿防老。人家是如何做到的?简而言之:民主与法治。这既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也是根除恐惧基因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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