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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杨沫》节选



作者:老鬼


  (一)

  1914年8月25日,母亲杨沫生在北京,原名杨成业,在家里排行老二。哥哥杨成勋,长杨沫12岁。二妹杨成亮,小杨沫4岁。三妹杨成芳,即白杨,小杨沫6岁。

  杨沫是个圆脸,大金鱼眼睛,扁鼻子,阔嘴,胖乎乎的。自幼有点“笨”,3岁才会说话,少哭少笑,安安静静,外号“老乖子”。

  杨沫的母亲叫丁凤仪,湖南平江县人,出身书香门第,曾在长沙女子师范学校读书,俊美出众,懂诗文,远近闻名。

  杨沫的父亲叫杨震华,湖南湘阴人,出身农家,中过举人,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商科,先后创办新华商业讲习所、新华商业专门学校和国内第一所私立大学———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为国家培养了许多新式商业金融人才。他头脑聪明,又懂商业,通过办教育为名,募集到一大批捐款,低价在热河省滦平县买了不少土地,收取农民地租,以此维持学校的运转,他自己也很快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渐渐沉醉于声色犬马之中,不管全家老小。

  很多人都羡慕大户人家,其实大户人家的孩子并非个个都幸福。

  杨沫虽然有亲生父母,事实上却好像是个孤儿。衣服破了,没人缝;生病了没人照料;身上长了虱子,没人管;季节变化,该换衣服了,没人提醒……平时吃饭、睡觉都和佣人在一起。她衣衫褴褛,处境还不如阔人家里的一条小狗。

  她下学回家,母亲丁凤仪总不在,即使在家也冷冷冰冰,不理睬她。她得了痢疾,拉肚子拉得面黄肌瘦,母亲无动于衷,不闻不问。还是嫂子悄悄用自己的钱托人买药治好了她的病。

  父亲杨震华有钱之后,整日出没于娱乐场所、妓院、百货店,并娶了姨太太。但丁凤仪很厉害,不断跟他争吵,还一个一个打跑了他的姨太太但丁凤仪打跑第一个,杨震华再偷着讨第二个,打跑第二个,再讨第三个……反正他有钱,这位大学校长风流成性,后来干脆搬到外面居住。家里除了哭喊就是吵骂,逢年过节也如此。

  到讨了第五个名叫红凤的姨太太时,丁凤仪没力气管了,杨震华就长久留下这个女人。为丈夫的行径所寒心,丁凤仪心灰意冷,她想你既然不管家,凭什么我管?气愤之中,她整天与一帮阔太太们打牌、看戏、串门,过着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对孩子完全撒手不管,还常常动手打。

  她把孩子当成出气筒,懒得费口舌,说打就打。用笤帚疙瘩、鸡毛掸子打或者手拧,甚至牙咬,因为咬比较省力,又解恨。她相信“棍棒出孝子”的古训。

  当时,丁凤仪晚上常常出去打牌,留下杨沫一人守在那个空荡荡的房间里。一个深夜,杨沫已上床睡着,被开门说话的声音惊醒。在昏暗的灯光下,她看见丁凤仪正要向外走,急得哭了起来。她不顾一切地跳下床,追了过去,要跟妈妈在一起。年幼的她害怕黑暗,害怕妖怪。可万万没料到,丁凤仪却狠狠抽了她两个嘴巴,怒吼道:滚回去,睡觉!

  这个家是个破碎、畸形的家。

  大约1924年以后,也就是杨沫10岁时,这个富裕家庭开始衰败。滦平的农田不断变卖,家里不再租包车,佣人也逐一辞退,宅院不断出卖,变得越来越小。到后来连白杨奶妈的工资都无法付,只好让奶妈把白杨带到她昌平小汤山农村的家里寄养。那时候,白杨才4岁。


  (二)

  所以杨沫后来填履历表时,“出身”一栏中总填破落地主。

  这个缺少亲情温暖的家唯一的好处就是藏书很多。孤寂的少女杨沫,识字之后,就用看书来填补精神的空虚和情感的冷漠。

  1928年杨沫14岁时,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那年全校共招生22人,编为一班,均住宿。

  这时候,杨沫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淡漠了,而更喜欢读中外新小说。

  因家境的衰落,生活越来越窘迫,杨沫回到家中,常常是有一顿,没一顿,饿肚子习以为常。等1931年上到初三年级时,父亲为躲债,逃之夭夭,全家更加贫困。为减轻家里的负担,母亲打算把大女儿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这样既省了一笔开支,家里又能有个依靠。

  一天,丁凤仪突然打电话把杨沫叫回家说:“孩子,咱家现在维持不下去了,你父亲跑了,就剩下咱们母女几个。现在有个机会,你可以嫁个军官,不愁吃,不愁穿,有房住,有钱花。咱们家的生活也能有个依靠,你看行不?”

  杨沫说:“不,我还要念书呢。”

  丁凤仪说:“那我实在没力量供你上学了。就剩下那么两个钱,我还得留着养老呢。”

  此时的杨沫,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她鼓起勇气,对母亲说:“哪怕借钱,我也要熬到毕业。”

  母亲没料到女儿竟敢跟她顶,勃然大怒:“不嫁,你就别再进这个家门!好,你上学去吧,从此以后,你的饭费学费,我概不管!想一辈子当大小姐让我养着呀,没门儿!”

  杨沫愤然返回学校。最初杨沫以为母亲不会真的不给自己饭费,这只是她的气话。某日,她收到了母亲的一封信,声明从此她上学的一切费用自己解决,家里不再管。受此突然一击,杨沫当场昏了过去。

  1931年暑假前的几个月,杨沫的饭费是同学们自发地捐钱提供的,其中有个失恋的音乐老师也曾给过她资助。

  杨沫暗恋这个音乐老师,可音乐老师却热恋着另外一个女同学。杨沫跟那个女同学很好,常帮音乐老师与那个女同学搭线,然而那个女同学偏偏不喜欢这个音乐老师,让老师伤透了心。杨沫常常安慰痛不欲生的音乐老师,为他出谋划策,照顾他,陪他说话。老师很感激杨沫,却始终没有接受她的感情。

  解放后,这音乐老师还来看过杨沫,早已没有当年的英俊和倜傥。大冬天穿着单鞋,全身给冻得瑟瑟发抖,临走时杨沫送给了他一双棉鞋。杨沫感激地说这个老师品行很好,始终像亲哥哥一样对待自己。

  孩子般的初恋带给杨沫的是忧愁与迷惘。

  这一时期,母亲还看了很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书籍。当时“叛逆女性”这个词儿非常时髦,杨沫也很神往。其中美国著名舞蹈家伊莎多拉·邓肯既让她惊骇,又让她敬佩。受邓肯影响,杨沫喜欢大海,追求爱情自由,有叛逆意识。

  暑假到了,杨沫终于读完了初三。杨沫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哥哥为争取婚姻自由,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但哥哥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没能力帮助杨沫。这时,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


  (三)

  李绍强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表哥帮忙。她表哥跟当时刚考入北大的张中行认识,又托张中行,因张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是香河县东河屯镇人,当时叫张玄,1909年生。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农村女子订了婚,1926年17岁时正式结婚。妻子是个文盲,小脚,相貌平平,性格温顺。张中行在外面上学,只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妻子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与杨沫公开同居,妻子也没一句怨言。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好奇和同情,答应见面谈谈。

  因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了面。在张中行的眼里:“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

  那时张中行在北京大学国文系读书。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跟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比跟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还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非常投机,彼此印象都相当好。

  到吃饭时分,张中行就请杨沫和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吃了午饭。之后,张中行立刻给哥哥去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缺,自己认识一个,很是不错,遂把杨沫介绍给哥哥。

  哥哥回信说缺人。于是,在1931年9月初,杨沫就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去香河之前,张中行又跟她见了两面。在其寓所里,杨沫感叹张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经恋恋不舍。

  当杨沫走投无路时,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生计问题。杨沫很感激他,同时发现他虽是北大的大学生,却没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谦虚有礼;肚里虽有很多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的尊重,绝不狎昵。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杨沫去香河教书没多久,大约也就两个来月,她母亲病了。打听到杨沫下落后,托人力劝她回北京,并答应以后还供她去读书。杨沫急忙返回家中。丁凤仪此时已经病重不起,危在旦夕。因感情破裂,她父亲和哥哥都没有回来。家中只有杨沫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她们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热恋。她没怎么照顾垂危的妈妈,却成天去找张中行,两人在公寓里厮守,形影难分。这个自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孩,现在为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望着母亲的病一天比一天重,她甚至没怎么觉得难受。

  在她少女的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冰冷,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了太多的伤害,张中行给了她呵护和尊重,让她尝到了从没感受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杨沫与他的恋爱,是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势不可当,很快就怀了孕。当她喜悦地把这个消息告诉张中行时,谁知他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愁眉不展,让杨沫十分困惑和吃惊。随之,对他极为不满。


  (四)

  后来,据张中行对徐然姐姐说:“你妈只看表面,不是我负心冷淡,当时生活艰难,加上她怀孕,就更困难,心情沉重,你妈就以为我冷淡了她……”

  杨沫非常敏感,认为自己怀孕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很好强,一赌气,也不再去找他。

  年底,母亲丁凤仪病死,这个家也随之就散了。杨沫没掉一滴眼泪,挤也挤不出。因杨震华另有外遇,丁凤仪死后,后事他根本不管。家中没钱办,丁凤仪的棺材就一直放在她的卧室里。次年年初,为给丁凤仪出殡,舅舅带杨沫到热河省滦平县去变卖杨震华的土地。得了一些钱后,才给放了两个多月的母亲出了殡,姐妹三人还分了一些剩余。

  1932年春,14岁的二妹杨成亮嫁到东北,给一个律师做姨太太。这个人是她在天津打官司时认识的。以后音信全无,仅在“七七”事变前来了封短信,说她在长春的生活没意思,并寄来一张像片。不久,1938年因病去世,年仅20岁。

  而三妹白杨却走上了当演员的道路。那是1931年秋季,联华电影公司要在北京办演员养成所,登报招募学员。眼看着这个家庭难以维持,就要垮台,为了谋生,白杨和成亮都去报名应考。哪知考试的那一天,成亮被票友拉去唱戏,白杨不得不独自前去。她年纪虽小,才12岁,居然录取了,从此进入了电影界。

  迫于生计,姐妹三人各奔东西。

  到了1932年夏,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可两个人感情上已有隔膜,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决定去小汤山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临走时,张也没有说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就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儿子留给一个奶妈照看。没叫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自己把孩子的事处理完毕。很快,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毕竟杨沫年轻,不难看,有文化,跟他农村的妻子没法比。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爱着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那时,张中行还是个学生,杨沫没有工作,全靠张一个人的生活费。他们的日子自然清苦。但张中行有学问,精通古书。他隔三岔五给杨沫写诗,让她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

  母亲说:直到1933年的一个除夕之夜,自己的生活才像缓慢行驶着的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从此,一泻千里地转向了另一条道路上。

  张中行与母亲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轻西。母亲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很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他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母亲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要求母亲给他做饭,操持家务,陪他睡觉,生儿育女,老老实实过日子。但母亲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女性。她渴望动荡,渴望着干出一番事业,渴望改变自己的平庸命运。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儿时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五)

她越来越感到跟张中行过日子庸庸碌碌,没有色彩。张虽也是个青年人,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和过小日子,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

  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等琐事费心,母亲情绪不好,两人的摩擦增多,不断吵架。

  张中行是北大高材生,根本瞧不起初中毕业的母亲。他数次警告母亲,然而母亲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跟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再告诉他,两人感情上的裂痕越来越大。

  母亲没事的时候,就看各种革命书籍。一次,她因为看书,忘了做饭。张中行回来吃午饭,见她还专心看书,不司妇职,生气地说:你这么喜欢看马克思的书,喜欢无产阶级,为什么不下煤窑去啊?为什么还穿资产阶级才穿的皮大衣呢?

  母亲有一件她妈留下来的翻毛皮大衣。母亲气极了,与他争吵起来。

  但张中行尽管对母亲不满,还是深深地爱着母亲。

  母亲曾向妹妹白杨透露过自己的苦闷。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

  母亲心情矛盾,下不了决心。毕竟是张中行在她陷于绝境时,帮助了她。

  白杨劝母亲:“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我早就跟他分手了。”

  妹妹的观点,在母亲的内心深处得到共鸣。她确实不甘心被圈在这个书生的笼子里,不甘心在老学究家里当贤妻良母。

  1936年春,丈夫大学毕业,在天津南开中学教书,他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不少。但母亲仍想出去工作,不愿靠丈夫养活。经过努力争取,疼爱她的张中行终于让步,母亲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

  解放之后,张中行还与母亲见过面。但与母亲相比,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只几十块钱,母亲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但他政治上还算平安无事,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随着《青春之歌》被改编成电影、京剧、评剧、话剧、评弹、歌剧、小人书……书中的人物也都脍炙人口,家喻户晓。张中行这个母亲的前夫,日子开始不好过,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小说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的典型。无形中,他被母亲的这本书弄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矮化了他,让他背上了一个落后分子的帽子,他对杨沫的评价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没有什么怨言。而他的妻子就非常受不了,对杨沫很有意见。

  有人让他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六)

  就这一点来说,真比当今某些人动不动就对号入座,跟作者打官司有气度,有风范。

  他虽然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很强,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率先受审查。文革中他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后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世纪80年代,还默默无闻。

  他的处境,不能说与母亲的《青春之歌》没有一点关系。然而张中行却始终没指责过母亲一句。每对人提到母亲时,他总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妹妹邀请大姐来玩儿。母亲就来到了白杨的住所,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许晴、宋之的、陆万美、邸力等等。

  母亲杨沫很早就接触过一个共产党员,他叫方伯务,后与李大钊同时就义。

  母亲说,她十多岁时,有一阵子,一个蓄着长头发,高高个子,长脸盘的大学生常到家里作客。因为都是湖南老乡,她父母亲对这个似乎是搞艺术的年轻人挺热情,称他为方先生。这个人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经常给母亲讲一些历史故事。他尊重小杨沫,见面总要客客气气跟她打招呼,注意倾听她的说话,回答她的问题,所以母亲见了他感到非常亲切。

  记得1927年4月的一个晚上,方先生又来了。那时,母亲才13岁,听方先生和她父母说了一阵话后,就睡着了。等她睡醒一觉后,听见外面还有方先生和父母的谈话声。母亲感到奇怪,这么晚了,方先生怎么还不走呢?往常方先生从来没呆过这么晚。接着,母亲又睡着了,不知道方先生什么时候走的。

  没过两天,母亲忽然看见《顺天时报》上有一条惊人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员被逮捕了,20个人中有方伯务的名字。母亲看逮捕的日期,正是那个晚上,就明白了方伯务总也不走的原因,可能是想在自己家里躲一躲。

  又过了些日子,仍是在《顺天时报》上,母亲发现了更加吃惊的消息:李大钊等20名被捕的人,其中也有方伯务,全部被判处死刑,绞杀了!

  什么,那个和蔼可亲,气度不凡的大学生给绞死了!母亲大惑不解。为什么要杀死他?他的死,使母亲难过,更多还是惊奇,迷惑。他有学问,待人谦和,温文尔雅,根本不是强盗土匪,为什么要杀死他呢?说他是共产党,那这样的共产党并不坏呀!反正方先生是好人,绝对是好人!

  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母亲的一生。

  原来,白杨的朋友许晴将白杨介绍到苞莉苞剧社。“苞莉苞”是俄文“斗争”的意思。这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那天来这里聚会的大都是苞莉苞剧社的成员。

  13岁的白杨这时正在北平演话剧,和演员刘莉影住在一起。她向母亲一一介绍了自己的朋友。

  刘莉影是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上世纪30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七)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聚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学运,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1936年这次去香河教书,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母亲有一个同事,叫贾汇川,也在该校教书,与马建民认识。下面是母亲叙说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1936年前,我曾听贾汇川谈起过马建民,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我心目中对马已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他来后,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他才到香河来躲避的。我对马非常同情,也非常愿意和他接近。马也是听了贾的介绍,对我很信任。印象中他鼓励我参加革命,并给我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因为马建民积极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很高兴和他接近。且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革命同志。马当时并没有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我心目中却想当然地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共党员。

  在我和马建民经过一段时间来往后,他和贾都对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为了使马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张再三地说,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找到了后,可以叫马去。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


  (八)

  马和张中行不认识。我记得他们俩从没有碰过面。

  我和马建民认识后,时间虽短,接近却频繁。这就引起了张一真的怀疑。他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非叫我辞职和他一起回天津不可。

  按张中行的说法,是收到了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果你还想保全这个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到天津去。

  母亲不同意。好不容易有个职业,还没有干上两个月,为什么又回去?但张中行苦苦哀求,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用,何必辛辛苦苦当孩子王,两地分居?在张兄弟两人的压力下,母亲只得和张一起离开香河,回到了天津。但仍旧暗暗与马建民通信。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是蒸汽。母亲二话没说,立刻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眼泪、情话一大堆。母亲看他那么痛苦,只好又跟他返回天津。

  这时母亲已经与马建民有了感情,既然不能公开通信,就由同学替她秘密传书。母亲受五四精神影响,思想开放,感情丰富,好就住在一起,不好就分,没有从一而终的那一套观念。她欣赏舞蹈家邓肯,敢于叛逆传统习俗、传统道德……妹妹白杨也相当前卫,自然对母亲有所影响。

  道不同不相为谋。此时母亲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不能忍受这种学究妻子的生活。整天就是买菜、做饭、刷碗、洗衣、扫地、睡觉。

  1936年6月,终于有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

  按张中行的说法,最后分手经过是:学期终了,我解聘,一同回到北京,投奔她哥哥的住处。不记得是因为有预感还是另有所图,我在母校新四斋借得一个床位。不久,我反复衡量当时的情况,头脑中忽然理智占了上风,确认为了使无尽的苦有尽,应该分手,另谋生路。记得是一个下午,在她哥哥的住处西屋,我向她说了此意。她面容木然,没说什么。我辞出,到北大新四斋去住,我们就这样分手了。其后很多天,我的心很乱,因为感情常常闯进来,与理智对抗。

  这时,马建民已从香河回到北平的《世界日报》,每月有二十来元的收入。母亲在197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说,这年(1936年)6月10日,他们两个结合了。

  应该说,是母亲抛弃了张中行。

  父亲马建民当年也是很英俊的,眼睛炯炯有神,鼻梁挺直,宽宽的肩膀,说话温和,举止沉稳。母亲把对党的热爱,全放到了父亲的身上。

  母亲后来在文章中写道:1936年10月后,马建民搬到我哥嫂家里,我们就结婚了。马建民的薪水比张中行少得多,两个人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母亲心甘情愿。

  白天父亲在报社工作,晚上陪伴即将生产的母亲。他很少说感情上的话,却喜欢分析当时的中国局势、共产党的主张以及听说来的红军长征传闻。母亲饥渴地听着,感觉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生活虽不及与张中行过得富裕,精神上却很愉快、充实。


  (九)

  她想起了那些纷纷坐牢的进步青年,猜测他们肯定都是共产党。她渴望自己能与他们为伍,多次向父亲提出了入党要求,父亲一次一次答应,却都没有结果。母亲挺着大肚子,整天在家闲得无聊,总缠着父亲要入党,要父亲帮她这个忙。她认准了一件事就死盯着不放。因为这件事总没进展,母亲非常着急,一度对父亲有些不满。

  刚刚与母亲同居的父亲,其实有个农村的妻子,但由于躲避敌人抓捕,被冲散了。他不停地安慰着母亲,劝她不要着急。因他有难处,自从同志被逮捕后,为躲避国民党的抓捕,他的关系已经失掉了一段时期,无法满足母亲的要求。

  11月,母亲生下了姐姐徐然。父亲明知道这是张中行的孩子,却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疼爱。细心给她换尿布,抱她,哄她,亲她的小脸。这让母亲有些出乎意料,她还担心老马会嫌弃这个孩子呢!心里暗想:共产党员就是好,没有一点封建意识,没有一点自私观念,胸怀多宽广!比那学究,真是高尚多了!

  1936年12月的一天,父亲让母亲写个材料,讲讲自己的出身历史。母亲问:写它做什么?父亲说:你总缠着我要干什么?母亲马上明白了,欣喜若狂。

  12月末的一天,父亲通知母亲,党组织批准了,她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母亲觉得幸福极了。她后来在文章里多次自豪地提到1936年12月她加入了党的怀抱。她非常看重这个。

  那时候入共产党,当不了官儿,长不了级,分配不了好工作,不会受重用,却有可能坐牢,甚至被杀头。为什么母亲还要冒着危险参加,图个啥?很简单,母亲就是觉得它好,它革命,它代表未来。母亲这时22岁。

  1937年七七事变后,母亲不愿在北京当日本鬼子的顺民,随她哥哥到上海投奔妹妹白杨。不久上海又发生战火,妹妹要去重庆,劝母亲也去。这时候,母亲收到了父亲的一封信,说他已回到老家河北深泽。母亲决定返回河北,寻找父亲。在兵荒马乱的时刻,她抱着一岁多的女儿徐然,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深泽县,随即与父亲一起参加了冀中地区的抗日战争。

  她自己在自传中这样写道:

  1937年12月,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
  1938年5月,调冀中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39年5月,调冀中十分区任妇救会宣传部长
  1941年春,因病到铁路西十分区易县的后方医院疗养半年多
  1942年1月,在平西游击区的挺进报社工作
  1942年4月,到华北联大文学系学习半年
  1942年11月到1943年3月,在十分区政治部临时帮忙
  1943年4月,回十分区任抗联会宣传部长
  1944年8月,调十分区黎明报社任编辑
  1945年11月,调《晋察冀日报》任编辑……

  看得出,母亲主要搞妇女工作和宣传报道工作,并不在第一线打仗作战。但就是这样,她作为根据地的文职人员,每天的生活也充满危险。她这个昔日的“大小姐”得以有了一段无比艰苦和难以忘怀的经历。

  她曾亲眼目睹叛变投敌的霸县县大队副大队长将丈夫抓走;她为躲避鬼子搜捕钻进狭小的炕洞里,几乎闷死;重病中,她曾被地主房东的儿子调戏过;还曾冒险藏在一卷苇席里,从鬼子眼皮底下溜了过去……  


  (十)

  这些是她北京的小市民生活根本没法比的。那么危险,那么刺激,又那么丰富多彩。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一二○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地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的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骨瘦如柴的母亲濒临死亡。组织上提出让她回北平治病,她却舍不得战友,舍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儿,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但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实在无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很压抑。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有些土里土气,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结果到妇联后,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母亲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1951年9月,在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保尔·柯察金身患重病写书的举动大大鼓舞了母亲,激励她快点把那部盘旋在脑海中很久的书稿写出来。她对自己说:不要总这么怯懦,成天酝酿呀,思索呀,准备呀,就是不动笔。保尔一个瞎子、瘫子都能写,我还犹豫什么呢?

  在疾病缠身的情况下,她开始动笔。9月25日那天,她草拟了全书提纲。最初的名字叫《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十一)

  自从一开始写,她整个身心都沉浸在自己所创作的那个虚幻世界里。全部精力被吸引进去,对疾病的注意力转移了,身体反而变好。不过她还是很注意,别犯病影响写作。为防治腿病,她想起了抗日战争中睡在老乡的热炕上,关节炎从没犯过。她就花了几十块钱,请人在小西屋里盘了个热炕,有钢丝床不睡,却非要睡在土炕上。

  花了十多天的时间,她终于修改完了全书的提纲。

  也就是在这个月,1951年9月份,母亲接到了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唤起了她心中一段很美好的回忆。

  1941年左右,母亲所在的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母亲因病随卫生部来到了铁路西的后方医院休养。病好了一些后,路东回不去,就来到了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手下当起了小报编辑。那时,母亲总打摆子(疟疾),每日或隔一日就先冷后热,缩在老乡炕上难受得低声呻吟。晚饭多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和房东大娘换碗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后,被有的同志反映了,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母亲得知后,心里很难受,可又不便说什么。路扬知道了这件事,悄悄来安慰母亲,向母亲解释道: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象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路扬说得母亲心服口服。

  自那以后,母亲对路扬就有了好感。那时母亲和父亲两地分居,感情上出现了问题。母亲觉得父亲待她不像刚开始那么好了,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路扬虽然比母亲小,却很有修养,对母亲体贴入微。

  用母亲的话来说,他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友情,当时母亲27岁,路扬24岁,以致这段友情曾经让母亲很痛苦。

  1942年春,母亲听说路扬私自脱离了部队,到敌占区了。从这天起,母亲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但1949年2月母亲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与6年不见的路扬重逢。当晚,路扬就找到母亲,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以后病好些了,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

  本来经过整风运动后,母亲已经消除了对他的感情。没料到,他这次见面又重提这个问题。他说,为了母亲,他1942年拒绝了李××。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母亲很高兴,并表示想和母亲“死灰复燃”。

  母亲的内心矛盾重重。她现在已经有了4个孩子,对方这么些年还在惦念着她,让她感动。最后理智还是占了上风,她坚决拒绝,害怕自己再重陷进过去的痛苦。

  路扬失望地走了。

  到了1951年9月,母亲忽然收到了路扬7月份的一封信,这使母亲又高兴又惊奇,两个人自从石家庄见面之后已中断了联系。他在信中说,他现在随19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母亲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给他回了一封信。

  这样两人又恢复了联系。


摘自《大众网-齐鲁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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