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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文革前我与哲学翻译家马元德先生交往二三事



作者:李幼蒸


(一)六十年代初与马君因翻译理论争执而分手

一九五九年初我到北图读书不久,在楼上大阅览室里就结识了翻译家马元德君。“罗素”成了我们结识的触媒。当时马君正全力翻译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近现代部分。而我每天抽一两小时正在对照着看罗素的中英文版《自由与组织》。很快我们就发现彼此均属无单位人员,遂产生了结识意愿。此外,我们都是一早就到北图“报到”,闭馆铃响时才离去的全天侯读者,中午又一同在府右街北口排队吃素炒饼,所以很快就成为朋友。马君对罗素思想到了“崇拜”程度,把翻译商务的《西方哲学史》内部读物当成了极其重要的“使命”。他的翻译方法则是同时参考多种外语译本,务求准确畅达。每日一早穿著他那件从不更换的破旧黑呢大衣到馆后,就把存在柜台上的一大摞书搬到固定的桌子上,开始其一天的研读和译写工作。马君写得一手秀丽的钢笔字,稿面永远干净整洁,与我的潦草风格正相反。

马君从北大数学系因病肄业后靠译稿为生,虽也承译技术类稿件,但大多数时间均翻译他喜爱的哲学类稿件。除英语外,也译德文稿,特别是为内部机构译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稿。我当时刚开始学德文,对马君的学养非常佩服和羡慕,并随时向长我十来岁的他请教。结果马君对我那几年热中科学派哲学起了很大影响。马君自称患有神经官能症,待人接物有些过敏,而我那时年轻,也欠缺修养。彼此的友谊,几年后却因此中断了。其导火线为一极可笑的有关翻译问题的争论。马君当时以他惯有的武断口气作了如下普遍式断言:

“凡在西方留过学的人其英文哲学翻译的程度必差”

马君用此“抬杠”的语气意图逼我对此断言认可。我则绝难认从,以为其论必错。因为虽然不能保证留过学的英译中能力均佳,但多半是能力佳的比例较高。而马君的意思竟是要说“留学者英译中能力必差。”马君又对自己断言的理由不加解释,只是重复此武断的“定律”。当然这仅是我们之间无数小争论的一例。马君因脾气“古怪”,已与许多老朋友“断交”。表面上的“抬杠”为直接原因。就我的情况来说,肯定有我自己欠缺涵养的原因,未能体谅马君的健康因素。马君决定和我“断交”时的方式是,坚持约我到附近小饭铺吃一次炒饼之类午餐,须由其付帐,已示从此决不欠我任何人情。这样我们就在六十年代中期某时断绝了来往。后来文革开始,大家都去不了北图,也就没有了经常碰面的尴尬。

等到三十多年后返京时我们才再次见面。2000年底在京时我急于完办的一件事,就是看望马君。在电话中得其“谅解”后,我即去他在西直门宿舍拜访。首先为他后来在某工业大学英语教研室办理好退休手续、晚年生活可因此而无忧感到高兴(我进入哲学所后,对我尚怀怨怼的马君曾对张金言说:“他用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了”。二OOO年再见时我告他,我要求办理退休一事已遭社科院人事局拒绝。所以北图35年一别后,我又回到了“体制外”,而他却进入到体制内了。)我送给他一部译著《纯粹现象学通论》,他送我一部他译出的台版克拉克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一卷。我们又在附近小饭铺共进午餐。我于是向他道歉,表示当时的“争论”应该说是我错而他对了。我并向他解释为什么他的断言是对的。六十年代初彼此辩论时,他的断言乃根据其大量直接观察和体验,故就实际情况言可谓“八九不离十。”马君的“责任”在于未对其断言加以解释,而是对我这样一个当时对翻译并无经验的人,仅据个人直观力申己意。几十年后,我却基本上“认可”了他的断言,或“解释”了他的“定律”,乃因此时我已有了大量理论翻译经验并对港台学术翻译有了不少观察。一个事实是:为什么西方博士资历未能使他们的理论理解和翻译的能力必然较高呢?马元德的“命题”应该调整为:外语阅读能力和英译中理论翻译能力二者之间是不同的。进一步解释:1)书面外语再好,语感的准确度与外国人之间还是大有差距的;2)还有一个中文修养的问题,后者更不是外语经验本身能保证的。所谓留过学和没有留过学之间的差异完全在于是否肯花时间去细读原文和勤于查字典;也就是:一个留过学而不勤于查字典者,比没留过学而肯勤查字典者的翻译能力肯定要差。在此问题上,可以说,留过学没有,并非问题所在。而不少留学者往往容易自以为“懂了”而不肯勤查字典,所以出错机会反而大得多。在我现在看来,马君之断言所涉及的更深的方面则为:

~留学期间读书听讲固然机会多,但对理论细节思考的时间不多。文科答辩和考试往往不涉及专深的细节。

~此外,理论“细节”又往往涉及知识广度,后者是攻学分的留学生无时间充分顾及的。一句话,理论翻译涉及到的知识方面中有许多都是译者需要在博士课业之外另行补充的。但是如果留学生一以完成课业要求为足,因此没有积极动机读“课外书”,其知识广度反而受到限制。但对此他可能不以为意,因为课业程序和就业要求与此并不相关。

~留学生回国后也未必需要专深化知识来应付国内教学。于是国内教学过程反而是在低于外国教学水准情况下再次重复上述标准教学过程。国内留学回来的老师也就觉得“没必要”再花时间补课进修了。(个人求知好奇心和符合通行教学标准,分属不同动机和成就类型)

~如果说,“读懂”原文为英译中的首要条件,此“读懂”原则又可分为两类:一)真正读懂相关知识内容;二)字面上“读懂”。前者属“专家”工作,后者为“翻译家”工作。应该说大多数理论翻译者为后一类,他们虽有一般理论性知识,但不一定适巧有相关专业知识。有趣的是:“翻译家”可能比“专家”译得更准确,尽管他只是字面上“懂得”意思。因为专家虽然有系统的和专深的知识,他如不认真细致处理原著中每一句段的确义,往往会“望文生义”而发生不小的错误。许多“翻译家”对专家(包括留学者)的翻译能力有怀疑,即源于此。

~马君也翻译过许多科技稿子,其准确度和文字处理大多数都比专家工程师更可靠,原因即在于此。工程师往往“望文生义”,不细“抠”文义或少查字典。此时如遇到翻译家说他误解了专业性原文,往往不服气。社会科学类翻译亦然。

~社会科学界有许多翻译家,他们即精于在字面上准确把握句义者,虽然他们欠缺系统性知识,也不从事研究写作,但他们较善于处理理论类文句的翻译。在他们的经验里,“专家学者”往往会对本身专业性原典“囫囵吞枣”。“字面上的语言性准确读解”才是理论类翻译的最直接要件,对于准确翻译而言,它比专业知识甚至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专业知识范围有限,所译原典可能超出本人原有知识范围。此时他也必须先凭翻译经验把字面的确义搞清楚。)

~当然,如果专家能够认真读解原文和认真处理中文,其翻译成就必然会高于“翻译家”。马君的“道理”缘于他的实际经验观察;我当时的“道理”缘于对“一般性”规律的理解,而对马君断言中所“含蕴”的大量相关学术事理尚无体会能力。马君断言的重要意涵在于:“外文好”,“懂专业”和“留学博士”,都非理解原典和外译中的资格保证。其衍申含义是:文科留学博士制度本身并非专业精深的绝对保证。

~对此如无正确认知,国家学术发展将受到全面损害。我们必须在高级教育制度之外另立以学术真理追求本身为目标的观念和行为标准,而不是简单化地以为凡纳入博士制度训练轨道者即以为学术“上了轨道。”自然科学教育也许可以如此纳入标准程序,社会科学则不如是简单。

总而言之,理论翻译有其特殊的运作规范和实践经验。马君的批评意识之扩大含义为:他发现了许多留洋专家和外语系出身者(当时指49年前回国的留学生)读不通文科理论性原典。马君偏激表述中最值得我们重视的即为此一事实。我多年来对港台理论翻译的观察和批评也与此相类。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最后急于向他表达歉意的缘故。还有一个也许更重要的相关方面:百年来中国留学西方并获得博士学位者的经历和成果,往往被视为中国人文学术现代化发展方向的绝对根据。在此过程中形成的学术理论方向和学术实践方式已成为学术体制内的规划和运作之标准了。外文好和洋博士,不是翻译好的必然保障;当然也不是“学问好”的必然保障。这样,马君的“夸张式”定律,虽表述武断,却暗含着一个比翻译能力争论远为深刻的问题方面。


(二)马君曾误认我为数理长才而尽心助我

以上有关马君对翻译能力的夸张式“命题”,本来只是打算作为本文的一个引子(每次回忆文开头都限定了主题和两千字数,而一写起来就超越了主题,而牵扯的事项却又有其它一方面的谈述价值,遂不顾体例,照旧存留备考。因此“忆往叙实”也仅可视之为“资料罗列”了。又因为“明日还有新功课”,也不能再多花时间顾及修辞。)。本文的原定主题则是有关马君人格中常人不易看到的极其高尚的一面。马君在朋友中以脾气坏和好抬杠著称,连曾经最要好的马宗霍长公子史学家马雍,后来亦与其断绝来往。马元德君当然认为自己最重道义,友谊中断的过失都在他人。而马君也确有以道义自负的理由。现举一例以为马君重情义之证。我和他认识不久,他就对我讲述了北大好友傅正元的故事。解放后不久北大搞运动时,揪出了学生中一个亲美小圈圈,傅为其首,后来被逮捕入狱。(傅君七十年代末释放,不久后考上了中国社科院刚成立的社会学研究所付研职,并在美国专家授课班担任翻译。其英语和学识令美国教授惊叹,并被美国一英语考试机构聘为中国区英语审订专家。傅君后来赴洛杉矶某大学担任中国政治思想史教授,定居美国。)傅君的故事之所以成为我和马君间经常的话题,乃因马君自愿担负起在狱外为傅君操办杂务之事。马君并不时提到傅君家人对其在狱中情况不大关心,为此愤愤不平。马君对傅君佩服之至,称其为一表人才,聪明绝顶,因毕业于美国学校,英文与中文均佳,此外德文造诣亦颇高。傅君为物理系高才生,兼长文史,在马君心目中,傅君几近完人。马君遂把替傅君办事当成了自己的本分。一次告我,傅君托他代购一册英文版莎士比亚全集。他马上从旧书店买来送到了傅家。后来欣慰地对我说:看来傅君在里面能够看纯文学书,精神还没有垮掉。仅此一事,可见马君道义上过人之处。当时社会习气,遇此种情况,多避之惟恐不及,那有雪中送碳之理。而马君偏偏反其道而行之,在自己一日三餐难继之时,竟能心系遇难旧友,其人格之高洁,可谓万里挑一了。

马君的助人为乐风范,我自己也有深切体会。在另文中我曾谈过马君帮我卖了旧衣买到韦氏三版大字典的往事。那天马君在借到内部购书证跑到八面槽帮我办成此事后,吃力地把大字典提到我家里来,并得意地说:“有十七斤重呵!”。就好象字典的重量可以代表内容价值的重量似的。在我们最初相识的两三年中,正是从大跃进尾声转化为大饥荒开始的时期。精神的饥渴和肉体的饥饿在时间过程上相互重叠,马君遂参与了发生在我身上的戏剧性变化。马君见我有避世进学之勇,似乎大为感动,并把他因患病未能继续的学问事业寄托在我身上。为了帮助我自修现代数学物理,他竟专门到北大找老师江泽涵教授,请教如何选择最新概率论课本。马君为我热情规划了一个庞大的数理研习进程。从罗素的《数学原理》,抽象代数,量子理论,到概率论。马君告我的这些知识信息,也就是他在49年前后(马君四九年前即入学,因病而时断时续,故在北大见闻特多)北大数学系和一群学兼中西文理的同学们的精神追求方向。也是从马君处,我首次知道了“三论”:控制论,信息论,博奕论。在马君心目中,控制论创始人维纳和博奕论创始人冯—纽曼是当世思想界大英雄,我们必须努力追随大师脚步前进。马君的英雄很快也就成了我的英雄。我大概为此又卖过不少“破烂”(将来我要专门回忆我和缸瓦市旧货商店的“一段情”:文革以前这是我每一两周就要光顾一次的宝地。),才在八面槽外文书店二楼先后买下了几十本影印数理类书籍。

马君见我进学有“疯狂”之态,遂误以为我亦具数理资质,故愿倾力相助。当然,一切最后要还原到我的进学初衷——哲学;其基础,按照罗素、弗雷格、维特根施坦(马君某夜在小花园中为我生动描述了维特根施坦初见罗素时,两人在屋中度步长谈,从此导致维氏走向了哲学),首为数理逻辑的基础训练。我在自学了希尔柏脱和阿克曼的《数理逻辑基础》(中译本)与丘奇尔的《数理逻辑导论》卷一(影印本)后,打算继续向专家求教。在国内几十年我唯一写信求教过的专家是两位数理逻辑家:胡世华和莫绍揆。胡世华在回我的信时,先批评了我退学自修的个人主义,然后不无关怀地告我下一步该选何书。(马君本来劝我别找胡世华,因据说他“很进步”。结果胡世华的答复方式还算得体,本来他完全可以不复信的)莫绍揆却把我误当成了数理逻辑的“苗子”,来信极诚恳细心。马君亦从旁不断为我提供各种学习建议。在那全国战天斗地的大革命岁月里,我们两个脱离社会而衣食匮乏的“书呆子”,成天操心的竟是这些不着边际的事。后来证明,我决非数理长才,其后大饥饿则“帮助我”提早脱离了数理之梦。其戏剧性结果是,在每月粮票不到半个月就用完的时候,我唯一还能变卖充饥的物什就是非社会科学类的书藉了(社会科学类书籍为精神生存基础,当然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变卖)。先卖掉的一批是中学时代起购存的一套套翻译小说;接着把较值钱的英文影印数理书一次次地也卖掉(只留下了数理逻辑类这些与哲学密切的)以度生存危机。马君见证了我大饥饿袭来时的窘态,也亲见我如何与现代数理“调情”了两三年后,又将其放弃。哲学自修,数理自修,数学系读而复退,和大饥饿,这四件事缠绕在一起,构成了我一生最骚动不安的一段青年岁月。回顾起来,选择数理这麽沉重的“技术性准备”,纯因当时热衷于逻辑实证主义方向之故;倒也反映了我骨子里追求“确定性”、“基础性”、“明晰性”的思想倾向。后来渐渐认识到,对于我的伦理学精神目标而言,我须选择更“适切的”技术手段。上述“三性”都是相对于特定的“领域”和“层次”来定位的。数学推理的“确定性”和伦理学和政治学内推理的“确定性”,在构成和功用上是完全不同的。有人以为掌握了现代化的数理逻辑,就能在各个领域强化思维能力,这种简单化的想法是不正确的。正相反,很多在数理领域一流的人士,在社会人文领域内的思维能力,不仅不一定优秀,甚至于还会经常犯“逻辑性”错误。

在此段于艰困中求索真知方向的时期,马君把我的事当成了他自己的事。马君虽患神经气质类疾病,其孤立型记忆力却殊强。我借读过的英文书作者和准确书名如忘记了,他大多能代我记起,所以我曾戏称他为我的记忆库。他因不能系统读书,甚觉遗憾,往往在闭馆后一同走出时天真地对我说:“你看过的书,要对我说一说呵,别以为可以不用告诉我了。”我当然也正想发表一些读后感,两个人于是慢慢走向汽车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摘自《忆往叙实》


参见维一:《忆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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