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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思聪、父亲和我


作者:向泽沛口述 文靖执笔


我的父亲是庚款留学生,他非常喜欢音乐,吉他弹得不错,还写过电影剧本,但是爷爷坚决不让他搞文艺,所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商学院学了经济。毕业以后,父亲在美国工作了一段时间,生活得很好,后来听说成立了新中国,他赶紧回来,把全家从香港接到了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聘他为系主任。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带了一箱子78转的粗纹唱片,很多乐谱,另外还带了一把1/4的小琴,大概花了五百美金。四十年代,那个价钱都能买一把不错的成人琴了,但他不懂,其实那是一把真正的名琴,是有证书的。父亲先让我哥哥学,吱扭了两天,坚决不学,又让我姐试试,她是一拉就哭,最后把我叫过来,拉了两下,说:“好听不好听?”“好听。”“想不想学?”“想学。”

好,那就是你了。

一九五O年我五岁,起先我跟天津一个很老的老先生学了几个月,叫马道永,后来换了白俄老师古达迪耶夫。他在租界里教琴为生,每次都是父亲带着我去,古达迪耶夫会说英语,父亲就给我翻译。

当时我家和马思聪家非常近,就隔着一个结核病院,大概也就几十米的一段围墙,但并不认识。中共执政后,不断有外国人离开,一九五二年,古达迪耶夫也要走了,去巴西,但他特别喜欢我,说一定要给我介绍一个好老师。当时他在中苏友协里跟马先生认识,并且一起合过重奏,但是他说俄文、英文,马先生说法文,语言不通,所以也不是很熟。

那天正赶上父亲出差,古达迪耶夫一个人带着我去见马先生。听我拉了之后,他们俩各说各话聊了半天,知道马先生决定收我了,我们挺高兴的就走了。后来马先生说,那天他以为古达迪耶夫带了一个会拉琴的小娃娃来,是个没人要的孩子,问他们夫妇是不是可以收养。马先生觉得不错,想留下,但又觉得奇怪,怎么临了古达迪耶夫又把我给带走了?等父亲回来,又带着我到马先生家,他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所以从一九五二年起,我开始跟马先生学琴。那时候他刚四十岁,我七岁。过了两年,马先生到北京定居,我就每个礼拜坐一趟火车到北京上课。开头父亲带着,后来就是我自己去,父亲怕我走丢了,还在琴盒里搁十块钱,写个纸条:“叔叔阿姨,我迷路了,请帮我买一张去天津的火车票。”一九五七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有半年多没去马先生那儿,他给我家打电话,说:“泽沛怎么不来上课?”父亲说自己这边出了政治问题,怕牵连他。马先生说:“你的事儿跟泽沛有什么关系?你叫他该来就来。”就这样,我跟马先生学了十四年琴,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他被关进牛棚,是他的弟子中跟他学琴时间最长的一个。一般别的学生,比如林耀基 ,他是马思聪一九五二年从广州选来的,当时十五岁,他们一般只跟马先生学两三年。另外还有盛中国,比我大四岁,是我双料的师兄,他跟马思聪学过,我也跟他的父亲盛雪学过。因为马先生说,盛家的左手技术很好,所以让我跟他学了两年。马先生有这样的胸怀,并不把学生当成私有的,别人不许碰,但今天就不一样了。

我是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第一届的学生,不过那时候并不是专业附小,文化课还要到普通小学里上。的确,我是比较听话的那种小孩,虽然也挨过打,但在练琴上不含糊。每天早上先拉一个钟头琴,再去上学,下午两三点钟回家,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作业,玩一会儿又开始拉。除去吃饭,一直到晚上九点都在练琴,正是这样,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而且,因为我从小跟马先生学,从七岁一直弄到二十一岁,无论从持琴、运弓等等,都很像他,就跟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一样。马先生对我也基本满意,有时候拉得不好,他也不说话,把脸一沉——本来他的脸就长,那样就更可怕了,对我简直就是大祸临头,绝对回去得玩儿了命地好好拉。

我跟古达迪耶夫学到Kreutzer(克莱采尔)的练习曲,但是马先生又重新打了一遍基础。比如《克莱采尔》第二课和第七课,一个分弓、一个大弓,他让我天天练、天天练,前后三年不断强化,所以我的基本功是比较好的。而且,马先生特别注重音乐,不像现在许多人“技、艺分离”,你去了只是学技术,完全就是肌肉练习,非常枯燥,也非常的无趣。但马先生不是这样。拉琴毕竟不是体操,不能只把响儿弄出来,你要表达生命里的什么东西,这才是目的。所以他的学生发音都非常漂亮,比如林耀基、杨宝智、刘育熙、余富华、王华益、常希峰等等。

马先生说,一个孩子在音乐方面有没有才能,主要就两点:一是他对声音是不是敏感,就像学美术的是不是对色彩敏感一样,只有你对声音敏感了,能够捕捉到不同的声音,才有可能塑造不同的声音。二是这个孩子有没有想象力。音乐没有具象的东西,比如你说“苍白”,那是没办法形容的,但是一拉你就知道,这个声音很苍白,这就是想象力。比如在拉Fiorillo(费奥里罗)第二十八课的时候,我十一岁,马先生启发我说:“你把它想象成一条小溪。起先……接着……然后……”什么是“幽咽泉流水下滩”,马先生是作曲家,他在创作的时候有这个想象力,他在教琴的时候,就把这种想象力传授给学生。

马先生平时话特别少,课上也一样,但他会做示范,这一点他做得特别好。音乐本身就是一种语言,需要模仿,需要人“带”出来,就像小孩学说话一样。每个妈妈都会去示范,说你“慢——慢——来”,没见过哪个母亲说:“我听着,你说吧!”所以好的老师必然要做示范,而我最烦的就是那种“君子教学法”,上课连琴都不带,就凭嘴说。所以我那时候特别服马先生,他上课从来不用看谱。我跟他学了十几年,所有我拉的东西,从练习曲到大、小曲目,他坐在谱架后面都能拿起琴来就拉,而且全部是背奏。有时候他提醒你,说:“这儿是f(强)吧。”或者“这儿是cresc.(渐强)吧。”你仔细一看,哎,果然是这样。所以我现在教学生也是这样,从《开塞》到《帕格尼尼24首随想曲》等等,基本上都背得出来,那是从小训练出来的结果。

现在学琴的人很多,市场很大,一些人自己拉得不怎么样,甚至可能根本就不会拉琴,照样到外面教课。比如有个人在外自称是音乐学院的,但他只说了一半,其实他在音乐学院是烧锅炉的。现在就是这样鱼龙混杂。我们有一个学生,琴拉得不错,她爸爸是出租司机,不会拉琴,但也在外面教学生。还有一个学钢琴的孩子,每次上课他爸爸都拼命记,半年后竟然开班了。所以现在做学生也很难,要我说,挑好老师最简单的一条,就是看他上课带不带琴,一拉你就知道他的水平。要是他从来不示范,就凭一张嘴,然后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把架子端得足足的,那可万不能信。

另外,马先生从始至终都没收过我学费。有一次父亲提起这事儿,他说:“国家给我的就够了。”他是一级教授,每个月工资大概三百块,当时来说的确不少,而且据我所知,包括林耀基、杨宝智等等这些学生,他都没要学费。但是现在的风气完全不同了,一堂课五百、六百,就我所知道的,最贵的是一堂课两千,那么可能一些非常有才能的孩子就学不起了。再比如有的老师,今天下午三点我跟你约了,你没来,那钱你得交,因为时间我给你留出来了,这样的人不在少数。再比如,有个老师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住了十一个吹小号的外地孩子。你想想,三室一厅,都是吹小号的,住了十一个,怎么弄?每个人床费每月一千二,饭费每个月一千二,每个人上一节课是五百块钱,他一个上午能上八个:半个钟头一个,吹两下,行了行了,换下一个。最后考音乐学院,他就让一个考上了,别人问怎么回事,他说:“都考上了,谁住我那儿去?”就是这样赤裸裸的。如此下去,老师和学生之间就剩下买卖关系了,你来,好,交钱,上课,然后你走人。但马先生那时候的整个社会风气都和现在不一样,传业、授艺、培育人格,那才真叫教书育人。

马思聪早年留法,头一次是11岁去的,学小提琴,回来后没几年又去,这次专门学的作曲。所以他的基本功非常扎实,和声漂亮极了,那种精致、考究,虽然脱胎西洋,但又非常的中国味道,他是结合得最好的,无人出其右。而且,马先生平时话很少,很内秀,不会海阔天空跟你吹,但是他喜欢琢磨,肚子里的东西特别多。比如绘画,马先生自己不画,但是很懂,家里大大小小挂着很多,其中就有齐白石送他的。有时候他给我上课,忽然就指着墙上的画,让我去体会中国文化中的那种内涵和修养。有一回他带我到蒋兆和家,就是画《流民图》的那位老先生,那次马先生特意带上我,就是要让我去听。他们聊了差不多得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聊天、我喝茶,在旁边学了很多东西。

有的人一辈子就会拉琴,但马先生不是这样。他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个非常儒雅的、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你和他接触,你就会知道。所以他的作品看似简单,但越品越有味道,有一种跟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似的娓娓道来。比如《思乡曲》,那是马思聪一九三七年写的《绥远组曲》(又称《内蒙组曲》)中的一首,旋律其实就是从“我在城墙跑马,眼泪流花花……”那首歌里抓过来的。马先生在给我拉的时候,不像现在人那样一板一眼,而是很自由的,虽然也在拍子里,但是一张一收、一张一收,表达出一种叹息,在一种半清醒、半沉迷的状态下,思绪冲出你的屋子,自由地飞到你遥远的家乡去。而且,马先生非常喜欢研究,他把绥远民歌都吃透了,在处理的时候借用了“缩腔”——这在民歌里很常见,但现在极少有人这么演奏了,还是按照西洋歌剧的理解,好比外国人唱《茉莉花》,在中国人听,还是太“洋”了。

另外,马先生一般不拉特难的东西。他17岁成名,技巧很好,但平时不显摆的,只有一次露了一回。一九六三年“上海之春”全国比赛时,东北的阎泰山也来了,那是“东北一霸”,拉得很棒的。他来找我,希望能跟马先生上一堂课。马先生说:“行啊,来吧。”那时候,大家水平都不高,那天阎泰山拉的是帕格尼尼的协奏曲,就算是最顶级了。阎泰山拉完以后,马先生没说话,拿出琴来,从头到尾哗啦哗啦又来一遍,而且是背奏。阎泰山佩服得不得了,说:“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其实马先生平时很少拉这种炫技的作品,他是很儒雅的一个人,偏爱那些非常细腻的、有内涵的曲目,所以那也是我头一次听他拉这么难的东西,真是大开眼界。

马思聪是一九四九年周总理从香港招回来的,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首任院长,在天津住一个单独的小洋楼。当时吕骥是副院长,是延安系统的,后来还有一个赵沨,过去是地下党,他们主持工作多一些。而马先生除了开会,很少掺和外面那些乱七八糟事儿,他的生活非常静,心里也非常的静。有一次我问他:“您这个‘院长’怎么不管事儿啊?”他说:“管事儿?那我这院长就当不成了。”那时候正是运动最激烈的时候,他也挨过批。先是一九五六年讨论“音乐的方向”,他挨过批,后来是向党提意见,一定要他说,结果反右又挨批。后来四川的一个什么人,说马思聪独奏的那些曲目都是“封资修”的东西,是给老爷太太们听的,于是又挨批。

一九五七年,我父亲当了右派。过去他是天津民盟的负责人。“三反五反”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姓曽,非常聪明的一个女孩子,被冤枉致死,跳楼自杀了。后来让给党提意见的时候,本来他不说,但是学校党委书记让他一定带头发言,于是他就提起这件事,要求不要扩大化。父亲后来被打成右派,他不服,还抗辩,结果弄成“极右”,被《人民日报》点了名。因为这个问题,一九五八年没让我上附中,所以初中我是在普通中学念的。一九六二年形势变了,政治气氛缓和了一下,我才插班进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高中部。

到了一九六五年,又不行了。那时候特别讲出身,我又是右派家庭,算是“黑五类”,加上琴又拉得好,全国比赛拿过名次,所以从一九六四年开始,老在班里挨批判,成了“只专不红”的典型。还有一个陈佐湟,他是我同班同学,当时是学钢琴的,也是出身不好——但比我好一点,所以后来把他分到了“全总”(中华全国总工会)文工团,把我分配到了平谷,在农村文化馆教舞蹈,顺便也作曲、打快板、组织表演队、画毛主席像,一直干到被革命群众“揪”出来、当了“反革命”为止。

我是一九六五年八月去的平谷。本来院务委员会通知我,让我到农村呆一年,然后回来继续上大学,但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开始了,我就一直呆在那儿。那时候马先生是“黑帮”,关在学校的牛棚里,红卫兵说他姓马,让他吃草,用军用皮带打他,有一次皮带扣打在脑门上,那血当时就流了下来。还有一个老教授叫章彦,据说是红卫兵抄家,翻出他过去上海音专的毕业证,上面有国民党党徽,因为这个把他们两口子都抓起来,后来章彦被打昏了过去。

当时音乐学院东门对面有个家属院,附近的“地富反坏右”都集中全关在那儿。有个叫“西纠”(西城纠察队)的红卫兵组织,打死里面很多人,后来都没法追究,其中就有中央音乐学院的红卫兵。比如我们有个吹长笛的同学,一个人就背负好几条人命。还有一个女孩子,以前我们同班,她爸爸是部队的领导,文革初她给自己剃了光头,叫做“光头党”,整天穿着马靴,拿皮带抽人。亏得当时我没在音乐学院,不然多半也是被打死,或者像刘诗昆那样。他家在天津是十大资本家之一,“封资修”典型,但这个人很聪明,转得得快,他的夫人又是叶剑英的女儿,大概跟这个有点关系,所以他在文革刚开始红过一阵,参与了文化部“一·一九”夺权,很风光的,但是后来又被打下去。因为他钢琴弹得好,在国际比赛上得过奖,红卫兵说:“让你弹!”啪,把他的手给打断了。

一九六七年马思聪“叛逃”,中央军委派专案组到平谷调查我,因为第一我父亲是右派,第二我跟他学了那么多年,第三我家是建国后从香港回来的。结果平谷一看是中央军委派人来,立刻当成一号案子来办,审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出来,而且的确也没有什么。文革开始以后,我基本就没见过马先生,一次他们让我去看他劳动,我说我不去。当然我也没办法救他,但我不愿意看到他们那样待他。

但这么大的案子轰轰烈烈地上马了,最后什么结果也没查出来,说不过去的,所以最后给我定了一个“反革命叛国分子”,开除公职五年,留用两年。我家本来有七把好琴,到平谷时,我带的是最次的那把,都是五十年代初马思聪带着我父亲在天津挑的。过去天津有很多白俄、犹太人,离开时候留下一些好琴,几百块钱、或者一两千就能买把相当不错的了,放到今天大概得卖到一二十万(马先生用的那把兽头琴是他在东北买的,当时就一万二)。结果文革时候抄家,七把琴全没了,最后就剩下一个琴头。

当时受株连的人很多,马思聪的大哥(马思武)就是在这个时候跳楼自杀了。我哥哥原来在天津教书,文革开始以后把他开除了,准备弄到乡下去,他就拿着户口本跑到昆明,我嫂子一家帮他落了户口,又找了工作。结果天津大学专案组追到昆明,说:“他弟弟是反革命、叛国分子,他爸爸是右派,这样的人你们也敢用?!”我哥哥当场大吐血,后来昆明的医院诊断是侵润性肺结核晚期,给家里下了病危通知书。父亲跟我说:“你去看看吧,生离死别,也许就看不到了。”我到医院一看,他身上盖着白被单,就俩眼珠是黑的,整个脸跟被单一样白。结果打了一个月结核病针,再照片子,肺上连一个阴影都没有。那肯定是医院搞错了,大概是哪个肺结核来了,大夫当感冒给打发了,然后把他的片子搁在我哥头上。这就算是捡了一条命,但是身体垮了,很多年才养过来。

“反革命”的帽子一戴就是十年,一九七八年底,我平反了。第二年春天,我到北京交响乐团做了首席和独奏演员。

一九八五年,马思聪平反了。他托女儿马瑞雪从美国带来坦普尔大学的报名表,说连房子都替我找好了。那时候,团里很多人出国考学的录音带都是我拉的,但我觉得,既然已经是首席了,学历并不是很重要,何况马先生说,他很快就回来,所以我没去。

一九八七年,马先生动了一个心脏手术,据说成功率是百分之九十几,大家都以为没问题,但他就赶上那百分之一,没两天就去世了。消息传来的那天,我心里难受极了。跟马先生学了那么多年琴,可以说是情同父子,他也视我如己出。过去他住西城马勺胡同1号,国家给他配了专车,并且有专职司机,有时候他带我和马如龙到颐和园,他在知春亭那儿站一会儿,这就是休息了,然后我和马如龙两个人在外面推汽车玩儿。等大一点儿了,有一次他带我去佛香阁,看飞檐上的铃铛,他念起陆游的“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我问他什么是“画角哀”?他说,那里有音乐,你听:

叮当——

叮当——

我父亲是一九八三年去世的。一九五四年,他被调到天津大学经济系,当了右派以后,又调到化工系,但一直都在劳动,中间教过一段英文,文革开始以后又是劳动。父亲当了21年的右派,骨头很硬的。那时候批贝多芬、莫扎特,后来又批德彪西,他跟我说:“我始终相信,贝多芬和莫扎特永远都是人类的精神财富。”一九七八年父亲平反,天津大学请他筹建系统工程系,他拼命工作。那年,他发着烧到昆明开会,到医院一查,直肠癌晚期,住了一个月的院就去世了,累死在任上。

我很怀念我的父亲,如果没有他,我也同样走不到今天。五十年代的时候,他常带我去剧院,梅兰芳,小白玉霜,还有河南的常香玉,这些我都听过现场。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在北京、天津演出,两场我都听了。当时的票价不低,但父亲就是要培养我,而且几个孩子里他最喜欢我:因为,我是要去完成他的梦想的。


摘自《记忆》三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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