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   良

方  豪


一 一門英才

  馬良先生字相伯,亦作湘伯、薌伯。原名建常。兄建勳,字少良,曾入曾國荃幕,禦太平軍有功,任湘軍糧臺。弟建忠,字眉叔,早年赴巴黎留學,歸國後,協助李鴻章辦理新政。最著名的一件事功,是平朝鮮政變,並將大院君李昱應拘捕歸來;其次則為中法戰爭時,與美商其昌行締結協定,將招商局船隻懸掛美旗,乃獲保全。至所著「馬氏文通」,實經兄相伯先生刪訂而作;相伯為提掖其弟,不願分享盛譽,故未署名。
  建勳卒於光緒八年(一八八二),建忠則以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一九○○)義和團起事後,為李鴻章譯俄國長電,因公勞瘁而卒。

二 早歲事蹟

  先生生於道光二十年(西元一八四○年),江蘇丹陽人,寄籍丹徒。著「文獻通考」之宋馬端臨,為先生二十世祖。先生自云馬氏在明末利瑪竇入華後不久,即信奉天主教。
  自幼聰慧異常,童年時即問太陽說:「我認識你,而你不認識我,你不如我。」十二歲入上海徐匯公學(後改名徐匯中學)。徐匯公學有兩等學生,凡教中子弟,教會認為可造之才,能吸收其未來進神學院的,加授拉丁文,施以嚴格訓練。當時在公學執教的,有後為名滿學家的義大利神父晁德蒞(Angelo Zottoli),對先生特為器重。先生自幼愛好天文,嘗自問:「月亮是死的呢?活的呢?它能大能小,必然是活的,但它從何處出生?」到了月晦日,又必問父兄:「月往何處去?」入公學後,對當時所謂度數之學,尤為喜愛。
  十五歲讀拉丁文及法文,十九歲,法國駐上海領事即欲聘為祕書,先生辭不就,義正詞嚴的說:「我學法文,是為中國用的。」

三 神職的接受與脫離

  二十歲以後,先生進入大修道院,亦即神哲學院,先後凡十年。其間,並加入了耶穌會。依會規,必經過一段名為「出試」的時期。先生在「出試」時期,曾以家庭私產在蘇州、太倉等處賑災,因不合會中的手續,遭受申斥。施賑時,又染上時疫,病愈後,所讀書竟至全部遺忘;因此乃更勤奮向學,甚至在睡眠時,帳頂上所瞥見的盡是數目字,而夢中所遇到的亦無非測算公式。
  先生晉司鐸(神父)時日待考,約在三十歲左右。曾派往宣城、徐州等地傳教。但先生脫離神職,進入仕途,則確知為光緒二年(一八七六),所以他任司鐸的時期極短。
  先生脫離神職,和他以後辦教育的關係極大。當時神父還俗,為一極不名譽之事,亦為教會絕不能寬恕之事。還俗者惟有私自出走,且必遭受開除教籍的嚴罰;即或悔改,亦必降為普通教友,入苦修院終身贖罪;或受相當懲處後,仍不許結婚,而應行之義務,則不能稍予寬免。
  先生脫離神職原因,教內過去絕口不提,先生亦諱莫如深。晚年曾云其時在南京,隨侍者為一外國修士,所作伙食,幾於不能下咽。凡此云云,疑為解嘲之辭。或云乃其兄之友好慫恿而成。另一說法,則為先生所著「度數大全」一百二十餘卷,呈教會付梓,竟被棄置不顧,乃憤而離去。
  以當時上海教會情形而言,徐家匯等處重要文化事業盡由西人主持,先生若不脫離神職,勢必埋沒終身。

四 教育事業的發端

  從光緒二年(先生三十七歲)到二十二年(五十七歲),先生在宦途上的經歷,以及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六十八、九歲)先生應梁啟超先生約,出任政聞社總務員;還有辛亥革命時,在江浙聯軍總司令部、江蘇都督府、南京留守府等處任職等,均詳拙著「馬相伯先生事略」「辛亥革命時期之馬相伯先生」二文,均收入「方豪六十自定稿」,以與教育無關,茲不贅。
  先生的教育事業,實開始於為梁啟超先生傳授拉丁文。時在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那年七月,梁先生正在上海辦「時務報」,位於跑馬廳泥城橋西新馬路梅福里,馬先生和弟眉叔同住,與梁先生寓所「相隔甚近,晨夕過從。」是年冬,麥孺博先生和梁先生兄弟等三人,每晚必到馬先生處學習拉丁文。「梁任公年譜長編初稿」所收「時務報時代之梁任公」文中,敘述甚詳;又有一段說:」
  「馬先生以任兄年尚少,宜習一種歐文,且不宜出世太早,其主張與吳小村先生相同。
  時梁先生只二十四歲。
  「年譜初稿」又節錄是年九月十二日,梁先生給夏穗卿先生的信說:
  「弟近學拉丁文,已就學十餘日,馬眉叔自願相授,每日兩點鐘,一年即可讀各書,可無窒礙云。俟來歲相見時,君聽我演說希臘七賢之宏旨也。」
  四年後,眉叔去世,相伯先生至為哀痛。而光緒二十一年沈太夫人臨終時,拒不接見先生,說:「我的兒子是神父,你既不再是神父,我也再不見你。」尤使先生悲慟,乃向教會懺悔,在青浦佘山聖母堂,作一年退省,由沈容齊神父則寬督導。
  兩年後,先生即隱居徐家匯土山灣,蔡孑民先生元培、張菊生先生元濟、汪穰卿先生康年、胡炳生先生敦復、貝季眉先生壽同等,又向先生求教拉丁文。學生中以蔡先生最勤,時在南洋公學任教,每晨必步行四五里路而來,到土山灣時往往不到五點鐘。

五 初期震旦學院

  徐景賢編「馬相伯先生國難言論集」記先生自己說:
  「相當年創辦震旦,我因遊歷歐美各國,決心想辦新式的中國大學,和歐美大學教育並駕齊驅。這是理想。事實是這樣開始的,蔡孑民先生介紹了二十四名青年,從這第一班學生,逐漸增加,形成學院。」
  蔡先生介紹二十四名青年,實即因他自己向馬先生求教拉丁文而引起的。王瑞霖「一日一談」記先生自云:
  「孑民先生每天早上五點鐘就來敲門,我有時還未醒,便被他從夢中叫醒;但是事情總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禱,這是我們教會每日的常課,沒有辦法可以更改。因為這兩種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議,最好由他在學校中,選擇一些比較優秀一點的青年學生,到我這兒來學,更為有益而切於實際。孑民先生深以為然,於是就派了二十四個學生來學。
可見蔡先生當年求學之勤。\

  「震旦學院雜誌」第一年第一期「緒言」云:
  「自庚子拳亂後,海內志士有鑒於歐美之強盛,我國之孱弱,遂幡然省悟,非灌輸泰西各國新知識,為我國補救之方針,維新之基礎,不足與列強頡頏於世界。時丹徒馬公相伯,以通達耆儒,熱心教育,方旅居於滬西土山灣,瑞安項君偉人,因於癸卯春,糾合同志,負笈造廬,願為門下士。馬公遂為之擘畫經營,商之天主教會,權借徐家匯老天文臺為校舍,定名為震旦學院。」
  上文將辦學的宗旨說得很清楚。癸卯為光緒二十九年(一九○三);項偉人又作微塵,名驤,亦蔡先生介紹而來,助馬先生最力。當時上海天主教會,大多為法國耶穌會士,震旦學院借老天文臺為校舍,一開始即寄人籬下,可以預料其不能合作到底也。
  震旦學院成立與蔡孑民先生讀拉丁文的關係,錢智修撰「馬相伯先生九十八歲年譜」亦云:
  「先是,蔡孑民先生等,以求西學必先通其語言文學,而西人教會學校及國人自辦之學校,但為蒙童設法,因襲成規,經過迂緩,不合成年人求學之用。乃邀約同志胡敦復炳全、具季眉壽同諸君,請先生講拉丁文。至是,先生以來求學者眾,乃就徐家匯天文臺餘屋,設震旦學院。」
  可見當時教會學校已遭人詬病。所以馬先生辦震旦學院,專為已有一點基礎的成年人,授以較高深的學術;無疑的,他是受了好學的梁、蔡諸先生的影響。
  震旦學院成立時,梁先生在日本主辦「新民叢報」。癸卯年該報彙編時評欄第八一八頁至八二三頁,刊有震旦學院章程及功課預算表;梁先生且特撰「祝震旦學院之前途」一文,以為祝賀,有云
  「教育議興已兩年,而至今無一稍完備之私立學校,不得不謂國民之恥也。……吾聞上海有震旦學院之設,吾喜欲狂,吾今乃始見我祖國得一完備有條理之私立學校,吾喜欲狂。該學院總教習為誰?則馬相伯先生,最精希臘、拉丁、英、法、意文字者也,所在地則徐家匯也。
  士生今日,不通歐洲任一國語言文字者,幾不可以人類齒。……而先習拉丁,然後及其他,則事半功倍,而學益有根底焉。此馬相伯、眉叔兄弟所素持之論也。眉叔之歿,士林痛惜,此學院即相伯獨力所創也。其願力洵宏偉,其裨益於我學界前途者,豈可限量?(略)我青年諸君,今後固不能不廣求新知識於世界,非遊學歐洲,殆不足以佔優勝也。苟在此院兩年,以其所學得者為基礎,然後外遊焉以附益之,則學有本而成自易矣。吾祝震旦學院萬歲。」
  可見當時國人對馬先生敬仰之深,亦可見國人對震旦期望之切。「新民叢報」影響甚大,梁先生之言論,尤富感情,此文一出,震旦身價十倍,亦可見彼時一般國民藉新知識以求國家富強之熱望。

六 震旦學院的特色

  初期的震旦學院,不但校舍不能不向法國耶穌會商借;即在人事方面,馬先生雖早年受過耶穌會的壓抑與歧視,但因孤掌難鳴,他不能不向他們求援。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記曰:
  「相伯先生允之,且為請於耶穌會,於是諸司鐸偕來贊助,此新校遂以成立,命名曰震旦,時千九百零三年二月之杪,即清光緒二十九年也。」
  震旦大學乃國民政府成立後,該校申請立案時所改用之名,原稱學院。有高於一般大學之意。成立二十五年乃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故此小史乃撰於耶穌會主辦者之手中。當時震旦新址已遷於法租界,校徽為旭日自東方升起,一公雞迎日長鳴。蓋法國之拉丁名為Gallia,意為雄雞;旭日上升乃象徵震旦,隱含有「中法」之義,且接受法國政府津貼,殖民地之色彩極濃,已失馬先生創辦之初意。
  馬先生所注重的課目,見於上引錢智修撰「年譜」曰:
  「所定課目,大別為四:曰語文學、曰象數學、曰格物學、曰致知學。語文一科,以拉丁文溯其源,仍分習英、法、德諸現代語以應世用,但求能譯書閱報章,不求為舌人,故其教授法亦特異,挈舉綱領,不屑於辨語音、認生字。其餘各科目,亦但開示門徑,啟學者自由研究之風,蓋斟酌遠西Academy之制,而變通以適吾國之用者也。」
  馬先生辦大學的另一特色,是學生自治。張若谷「馬師相伯先生創辦震旦學院之特種精神」曰:「先生自任監院,院內各部事務,在先生監督之下,悉歸學生管理,稱為幹事。除項微塵君任總幹事,鄭子漁君任會計幹事,為固定職務外,其餘幹事,於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其職務在學期之終為止,執掌權限,悉遵學生自治規程。」
  馬先生當時尚有一新主張,即學生必須接受軍訓,各授以槍枝,經常練習打靶。因中國在屢敗之後,列強環伺,時倡瓜分之議,非如此不足以圖強。

七 復旦公學的創辦

  馬先生許多的辦學方法,自非為當時優越感極強的法國耶穌會士所能接受;而年譜所謂拉丁文外,仍分習英、法、德文字;實際,在法國耶穌會士控制下,震旦早已成為一純法文大學,國文亦不受重視。先生不得已,為顧全大局,乃託病離去,但風潮終於爆發。
  錢智修「年譜」云:
  「震旦學院之創立也,外籍傳教士,擔任義務講座,學校行政,則學生任之,養成自治之風。是年(光緒三十一年乙巳)春,先生微疾養,外籍教員改革校政,別定規制,違創辦時初意;先生為避免師生衝突計,乃率全體學生離徐家匯舊址,謀另覓新校舍。侯官嚴又陵先生復、南昌熊季廉先生師復、寶山袁觀瀾先生希濤聞其事,咸來相會。維時校址未定,而報端忽發現徐匯震旦學院招生廣告,先生因與嚴、熊、袁三先生聯名啟事,更名為復旦公學。」
  「擔任義務講座」云云,則因耶穌會士有絕財誓願,例不能取薪,並可窺其旨在攫權。會中人一貫主張為「唯我獨尊」,絕不與他人合作,或名為合作,而必有利於該會。馬先生以創辦人,而終被排擠,無足奇也。
  「震旦大學二十五年小史」亦云:
  「千九百零四年歲首,相伯先生請耶穌會盡力相助,安徽傳教司鐸南從周被召至滬,而為震旦之教務長。南公盡改舊章,學生抗不從命。相伯先生恐以己故,阻南公之施設,辭職而去。學生大譁,相率離校,震旦遂暫行停辦,而離校學生於吳淞復創一校曰復旦。」
  南從周「盡改舊章」,究竟改了些什麼呢?「二十五年小史」既成於耶穌會掌管學校時期,自不願明言。趙聚鈺「與于右老談復旦」一文(收入「于右任先生紀念集」),實際乃等於于先生自述。

略謂:

  「遜清癸卯年,即公曆一九○三年,上海震旦學院因宗教課程關係,發生學潮,校長馬相伯先生維護學生備至,慮其失學,勉其深造,於是震旦退學諸君,乃決議籌組一相等之學校,以繼續其課業,而為中國開風氣。公推沈步洲、張軼歐、王公俠、葉仲裕及予(右公自稱)等七人為籌備委員。當時社會閉塞,困難百出,奔走一年有餘,而籌備工作殊鮮成就。……予與葉君原擬出國研習,乃以興學之故,寧犧牲負笈國外之時機,而願見此新學府之成立。盡力圖謀,卒底於成。乙巳年開學,同學思及脫離震旦時之痛苦,予乃建議命名﹃復旦﹄,中涵意義甚深。並公推馬相伯先生為校長。」
  至於馬先生收于先生在震旦就讀一事,則可一聽于先生自述,見「神州日報」三十週年紀念特刊詞:
  「紀元前八年,余在三原,以半哭半笑樓詩譏切時政,為清廷命捕。時予在開封,襆被間關走海上,肄業於震旦學院丹徒馬相伯先生之門。同學諸友,多卓犖負材之志士,而山陰邵××、仁和葉仲裕、平湖金懷秋,尤與余暱。逾年,震旦與外籍教員齟齬散學,諸同學別創復旦公學於吳淞。」

八 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

  此書發於民國元年九月二十日,乃馬先生與北平英斂之先生所共同署名,收入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時教宗為庇護第十世(St. Pius x)。
  時教中文風低落,上海震旦學院己成為法國政府的附庸物,失去先生創辦之初的宗旨。全國基督教大學先後已設立十餘所;英馬二先生,目擊教會腐敗之狀,乃聯名上書教宗,節錄若干段如下:
  「明末之傳佈福音,則奔走後先,專藉學問,……則仿利、艾、湯、南,用學問為誘掖之具,斷不可無。」
  「在我華提倡學問,而開大學堂者,英、德、美之耶穌教人都有,獨我羅馬聖教尚付闕如,豈不痛哉!即以北京而論,我聖教不獨無大學也,無中學也,並高等小學而無之,只有一法文小學,學費之鉅,只可招教外人求學而已,學成之後,只可依法國人謀生而已!」
  「前清亦嘗以京師大學託我傳教士矣,詎竟辭不受,致使耶穌教人代之;由是該教生徒,自舊清已躋政府,於今更盛,而我教獨見摒焉。非見摒也,蓋來華傳教士喜用學問誘掖者有幾?祗觀在會與不在會之修道生,其肯遣往羅馬攻書者有幾?」
  「稍明時局者,亦漸知民德歸厚,舍宗教無由;以故誠得我至聖父師大發慈憫,多遣教中明達熱切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創一大學,廣收教內外之學生,以樹通國中之模範,庶使教中可因學問輔持社會,教外可因學問迎受真光。」
  足見馬先生早歲縱受教中外籍高級員司的嫉視,甚至被逼脫離神職,但由於出身三百年老教友家庭,信心堅固,民國元年上書時,先生已高齡七十有三,仍不忘為教會出力;而由於一度叛教,故晚年懺悔之心更為深切。

九 對輔仁大學的意見

  民國十四年三月,美國本篤會士在北平購定校址,發表宣言。原為英文,似由英千里先生譯為中文,經其父斂之先生潤色,馬先生則據之另擬一稿,時取名「公教大學」,此一宣言乃成為馬先生對輔仁大學的一個構思藍圖,曾收入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續編」,他說:
  「本會之來,惟期中國博愛高尚者流,群策群力,而得所皈依,形上形下之道德事功,不難合志同力,見聞有助矣。」
  「最可惜者,粗解旁行,浮慕西法之輩,皮毛是襲;所有家珍,徒供他人之考古,亦可謂不善變矣。本會之來,第欲以效忠於歐者,效忠於亞,矢與有心人共挽此狂瀾耳。」
  「今之所創,一本斯旨,凡歐美新科,最精最確者,則以介紹於中華;中華舊有之文學、道學、美術等,莫不善善從長,無敢偏棄,持此物此志以周旋而已矣。」
  「今此大學初創之人,雖皆美產,但來華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屬品也。本會在一國,便為一國之會士,極願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數十年後,會士為中國之會士,公教為中國之公教,大學為中國之大學,懿歟休哉!而本會之志願方告成。」
  可見馬先生不反對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辦學,但必須合乎中國國情,合乎中國需要。
  公教大學目的既在提高教內文風,故最初乃由學校當局分函全國各教區主教,請保送優秀子弟;英斂之先生深恐諸青年國文程度太低,乃於十四年秋成立國學專修部,又名輔仁社,自任主任。不幸於十五年一月十日逝世。十三,日先生自上海致函英千里先生,有云:
  「奧圖(按原名O' Tool )言公教大學亦收教外生,然大學而冠以公教,公教二字應指所授之科,似非兼招教外生之道也。平心而論,自受雍正艱難後,教中讀書子弟不多,不得教外之切磨,教育難望猛進,故不如改為本篤大學之為愈也。」
  以上為對校名及是否兼收教內外學生之意見。以下則針對斂之先生所主持之輔仁社而言:
  「輔仁社當如師範之類,經書塾南京日見其多,漢文自然以經書為最,而史漢次之,三國及南北史又次之。來學者不必限年齡,惟由司牧保薦者,可略減膳費足矣。」
  此為先生對國學專修部提出應修課目;以下批評過去外國傳教士辦大學之弊,主要乃對震旦而言,曰:
  「大抵洋人辦學,輒有二弊:一不重漢文,或重而不得其道;一所授西文,程度太淺,蓋視十五六歲華生等於五六歲者而授之;或所授非淺,而不知選擇華人所喜者。即以科學論,亦鮮能徹底;或雖深而在華人理想反易明者,往往靳授焉。」
  先生對當時之公教大學即後來之輔仁大學,殷望甚切,故函末又曰:
  「究竟公教大學內容何如?能否以公教之精神、公教之捐款,辦一華生眼前所需要者否?倘亦如已往所辦者,則雖大學其名,竊不敢贊同也。」
  所謂「已往所辦者」,當時只震旦大學一座,可見馬先生對後來完全為法國耶穌會士攫奪而去之震旦大學,頗不滿意,認為只有「大學其名」;其內心之悲痛,可想而知。

十 附  言

  我謁見馬先生,乃在民國二十七年抗日戰爭最激烈之時,南昌早已失守,廣州危在旦夕。時先生避居桂林風洞山。當時尚流行「人生七十古來稀」之語,先生正長我七十歲;換言之,我乃以二十九歲的青年,去拜訪九十九歲即晉期頤之年的老翁。在桂林盤桓十日,每晨必登山為先生奉獻彌撒聖祭,聖祭後共進早餐,並請教一二學術上或宗教上的問題。其時先生的高足,散居各地的尚屈指可數。
  三十六年三月,我所編「馬相伯先生文集」在北平出版;三十七年一月,又出版「續編」。于右任先生曾來函說:
  「編著之富,體例之嚴,至為佩感!先師體上帝之德,為聖人之文,時以至顯發至隱,至簡演至賾,而益見其博大精深。右任從遊多年,而集中所收,猶多未經見者,有深媿矣!」
  來臺後,訪得高平子先生為馬先生碩果僅存的一位學生。五十二年十二月,高先生在「新時代」三卷十二期發表「馬相伯先生印象的片段」說:
  「馬相伯先生為中國近代史上新舊絕續之際的一個不朽人物。他是宗教徒,他做過幕僚,他當過外交官,他是哲學家,他是政論家,他是偉大的演說家,但他最特出的一個角度是教育家。」
  這最後一句話,是高先生全篇文章中最著重的一點,同時也是本書編者要我寫這篇文字的用意所在。
  高先生以曾經列門牆,沐受春風化雨的資格,真摯地說:
  「他雖然傳世的著述不多,而所予弟子們的印象久而彌深。自古哲人有不以博學多能而使人自化者,其風格之超群,民無能名焉,馬師殆其流亞乎?平子不佞,亦嘗受業於馬師之門,親承教誨,當時雖為同門最小之弟子,然在學離校期間皆常受到馬師之關注,追念往事於今六十年矣!」於是高先生說到為何要進震旦學院?要從馬先生受業?他說:
  「是時,我讀書家塾,足跡不出里閈,然受變法拳亂之震動,先君亦與友好有試辦鄉里小學(定名實枚學校)之計劃,我則負笈遊學之念已如春草之萌生不可遏止。適於此時獲見震旦學院招生章程,所謂語文、象數、格物、致知之學,如振聾發瞶,如撥雲霧而見新天地。尤其使我感奮者,為吐棄當時租界學校之通事舌人的洋奴教育,而一以學術為依歸。」
  馬先生主張學生自由選課,高平子先生繼說:
  「第二學期起拉丁已非必修,今文可以選擇。猶記當時馬師與幾位外國教授坐八角廳耳房中,學生一一進見,個別認排主修何種文字。我所選的是法文。」
  高先生記馬先生的儀容說:
  「我初謁馬師時即見師鬚眉疏白,神情朗照,為之心折。然我時年十七,而諸大弟子有長我十餘歲者,故自視為小學生,不敢向師多所問難。」
  關於馬先生所倡導的學生自治和軍訓,高平子先生以親身經驗所得,尚有可以補我上文之不足者。他說:
  「馬師辦學之精神在於使學生習於自治。故自任監院而以院務分任諸生。如項驤為總幹事,鄭子漁為會計幹事,有固定任務,其餘幹事於學期開始由學生互推分別擔任。……我所能記憶的,管理學生遊玩用具者為葛子壽及王勵君二人。葛為松江人,王為蕭山人,與我年齡相若,課餘常同遊或長談,故最相稔。葛已早作古人,王出校後即無音問,體育方面有軍操一課,居然備有槍支及劍器(方形鋼條作劍用者),請一法國排長任教練,由一姚姓學生招待,因其略能法語。」對於馬先生的授課方法與講學情形,高先生亦記曰:
  「我入學後於拉丁文可謂一無成績,此外物理及幾何二門由馬師親授。物理馬師稱為﹃形憲﹄,幾何則從徐光啟之舊譯。……此二門功課皆有油印講義。除此二門功課外,每逢星期,馬師常在八角廳中演講哲學之類的問題。馬師設座中坐,諸生環之聽講,師出生丹徒,故語帶鎮江口音。我初離鄉,不習他鄉語,故頗不易聽懂。然聽其抑揚頓挫之節,觀其從容顧盼之姿,不期神往。其後每逢馬師公開演說,得參末座,常覺其析理、辨證、取譬、解嘲、舉手、瞻視、疾徐、俯仰、或引經史、或涉俗諺、莫不自然中節。近人常推胡適之演說第一,然胡先生以縱橫勝,而馬師以自然勝。以書法為喻,則胡先生可比蘇黃,而馬師則幾乎羲之也。」
  馬先生任復旦校長後,仍親自授課。高先生記曰:
  「(復旦)以是年(光緒三十一年)中秋節開學。其時法文班學生漸少,教師更不易得。馬師乃自上堂親授法文,間或以邵仲輝為助教,此時于右任先生及遲一學期入學之平湖人金懷秋等皆在同班,但他們二人國學極有根基,常幫助馬師辦些文墨,可算是師的私人祕書。」
  高平子先生之於馬老先生,有一事為近世所罕見的師生美談。即馬先生脫離震旦後,高平子先生雖仍回震旦繼續攻讀,畢業後,曾從事翻譯馬克斯威爾論光波的小冊子,因受嚴復影響,譯名力求古雅,但仍請馬先生為之訂閱。他說:
  「此譯本約三四萬字,題名即用﹃耀能論﹄。完稿後即往土山灣孤兒院樓上向馬師呈閱。馬師看過之後,大為激賞。因他自己譯書亦多自我作古,力求古雅,故謂孺子可教也。自此我常乘便拜謁馬師。」
  其他如先生於民國元年八月任總統府高等顧問;十月十八日代理北京大學校長,十二月廿七日辭。次年,與章炳麟、梁啟超、嚴復等發起函夏考文苑,其宗旨略與中央研究院同,未成。又主持憲法起草委員會。袁世凱稱帝,先生乃退出政壇,專意於倡導宗教。新會陳援菴先生所撰著或校刊之書籍,一一序而行之。歷年宦囊所得,仍悉數捐助上海之震旦與啟明、北平之培根。九一八後,國難日深,先生屢促國人實施民治,實行憲法。二十六年三月,任國民政府委員,二十八年,壽臻百齡,政府頒令褒嘉;十一月四日,在諒山逝世。凡此種種,與先生所最重視之教育事業無關者,概從闕略。
  臺北市上所重印張若谷著「馬相伯先生年譜」,乃二十八年出版,時拙編「馬相伯先生文集」正續編尚未刊行,因此闕遺甚多。近文海出版社已將先生文集重為影印,我又加入幾篇。欲窺先生生平重要事蹟者,或可稍彌遺憾。而先生年譜,亦亟待重編。
  又「國史館館刊」第一卷第二號(三十七年三月出版)有夏敬觀撰「馬良傳」,頗多亥豕之誤,如:所居綠野堂誤緣野堂;所著「靈心小史」誤心靈小史;「民國民照心鏡」誤「國民照心鏡」。深恐後引書,以誤傳誤,乘便特為更正。方豪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