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致邮: 二闲堂




 

“世人皆欲杀”的罗隆基



作者:温梓川(马来西亚)


推荐者apacherain按:近日在珠海无事,至拱北“文华书城”闲逛,得见一套新书,共两本,名“温故丛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OO四年一月版,一本叫《一九一二—一九二八:文武北洋》李洁著;一本叫《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马来西亚华人温梓川著。第一本作者为今人,到底隔了一层,所以没有买;第二本作者却是民国的亲历者和过来人,早年毕业于暨南大学,许多民国的知名文人,此君都与之为徒为友,或有一面之缘,所以写来真切。翻翻觉得文笔清新可读,遂买之。

  夜晚细细读来,竟是不能罢手,每每随作者之回忆或唏嘘慨叹,或会心大笑。其中所记之民国文人行状,栩栩如生,真叫人心向往之。

  近日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大卖,一时洛阳纸贵,正好这本《文人的另一面---民国风景之一种》里面也有文章回忆罗隆基的,录在下面,诸君看看可读不可读?

  向大家诚意推荐此书!



  在暨南的教授群中,以新月社的一伙人占最多数,除了胡适,徐志摩,陈西滢,凌叔华,顾一樵,闻一多,陈铨等人之外,如罗隆基,梁实秋,叶公超,刘英士,余上沅,饶孟侃,蒯淑平,潘光旦,彭基相,卫聚贤,沈从文,顾仲蠡,梁遇春,余楠秋,都在暨南教过书;至于在一九三九年二月七日在上海被杀的左翼作家胡也频,他初期的作品,《鬼与人心》和《圣徒》等也是在《新月》杂志发表的,甚至还在新月书店出版过几本集子,也可以说是新月社的朋友之一。然而,那时新月社这一伙人是被人号为“新月派”的。但依照梁实秋先生的说法“办这杂志的一伙人,常被人称做新月派,好像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好像是有什么共同的主张,其实这不是事实……新月派这顶帽子是自命为左派的人所制造的,后来也就常被其他自命的人所使用。当然,在使用这顶帽子的时候,恶意的比较多,以为一顶帽子可以把人压个半死。”不过,在外人看来,新月社这伙人当中,有三个人最为特殊。一个是胡也频,后来因为参加了左联而被捕枪毙。另一个是闻一多,因政治问题被暗杀。还有一个是罗隆基,后来也走上政治的道路,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要员,被人目为左翼政团宣传家,为朝野所侧目。梁实秋先生在《论罗隆基》一文的结尾,便有“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的话,并不是无因的。

  大约是在一九二八,一九二九年间,罗隆基夫妇自海外返国,路过星加坡时,登岸拜谒他的丈人翁,因此在星加坡逗留过一个短暂时期。原来他的发妻是英国留学生,是星加坡华侨资本家张永福的千金。罗隆基原是清华大学的高才生,送美留学,他为人急于功利,而性格又异常倔强。他因为要著博士论文,以“英国选举”为题,搜集材料,远赴英伦,从英儒拉斯基请益之便,而致结识了张小姐。他之追求张小姐,由相恋而结合,原以为发妻方面,既是有资产人家的千金,做女婿的自然也可以分润多少的。谁知道他的丈人翁,虽然是苦工出身的华侨资本家,却是一位有真实信仰的同盟会会员,并且是孙中山先生不折不扣的忠实信徒。他原是广东饶平人,十多岁南来星加坡谋生,因种植胡椒树胶起家而致成为巨富。并且因为少年失学,而勤学自修,尚能作诗写文,晚年还自费印过一册诗集《觚园耶许声》行世。星加坡最有名的历史胜迹的晚晴园的主人翁也正是他。一九二五年曾任广东国民政府参事,翌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后,他任汕头中央银行分行经理,不久,调任广州中央银行总行副经理。同年十月间,国民政府发表他当汕头市长。那时他不过五十多岁。一九三七年日寇侵华,汪精卫投敌,他因为与汪精卫最接近,感情最好,因此从汪,任伪府中央监察委员及国府委员。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十月间张永福被捕,被判入狱一年。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获释,年已九十余,一年后以病在九龙去世。他早年在星加坡时,常常接待国内的客人,总以他的信仰为标准;如系党员,便立即予以优惠招待,临行还致送丰厚的盘缠。可是罗隆基在星加坡逗留期间,却和这位丈人翁格格不入,致目的不达,大失所望,只得铩羽而归。回到上海以后,由于他最尊敬的张君励和胡适的介绍,夫妇俩才到光华大学、中国公学和暨南大学来教几点钟书的。

  他的这位发妻,当年还写过一部《杨贵妃》的英文作品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她在暨南教英文时,也是采用这部书作课本的。

  罗隆基在暨南,是政治经济系的教授,教的是政治学,他对英美的“民主政治”和“议会制度”,表示非常欣赏。他虽则是口齿伶俐,辩才无碍,但听他课的同学却不十分踊跃。后他一连串在《新月》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有关人权问题的文章,鼓吹自由思想与个人主义,使得《新月》有了更浓厚的政治色彩,引起了更大的风波,又因同学的口碑载道,方陡然骤增了不少旁听的同学,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可惜为期不久,大约是教了一年光景,便离开了暨南,到天津做《益世报》的主编去了,这都是后话。

  这期间,不知怎的他对于张小姐不对口味,生活自然也不大协调,大概是为了急于功利的缘故,后来他看上了徐志摩的离了婚的夫人张幼仪,也就是张君励的妹妹。他伪装张君励的信徒,加入国社党,满以为近水楼台先得月。殊不知张幼仪对于罗隆基,避之惟恐不及,他对她的追求,不但徒劳无功,简直是毫无希望。他追求张幼仪之不能成功,他怀疑是因为有发妻的关系,遂决心摆脱。可是又怕她受律师的挑拨和教唆,向他提出赡养费的要求。他只得学杨杰的手段,决定离婚之前,就每天抓住太太没头没脑的乱打乱捶,打得她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死去活来,什么赡养费,简直连想都不敢想,便自动下堂求去。张小姐本是生得弱不禁风的千金小姐,哪里经得起罗隆基每天的拳脚,自然也只好下堂求去了。

  罗隆基和她分手以后,他的第二位太太就是有名的王家右。她当年在北方给国民党做妇运工作。他自己时常对人说他对王家右非常好,但王女士不原谅他。他还说他和发妻的离婚,完全是为了她。想不到现在结果如此。他对她好,而她却要分离,这也许可以说是最早造成的错误——犹如他后来在政治上一样。但他一直不承认王女士和他已经离婚,她后来却嫁了已故电影明星阮玲玉的丈夫唐季珊,做了他的第五任太太。

  罗隆基是以大学教授和学者资格,崛起于政治舞台的,但一般人对他具好感的极少。他在天津主《益世报》笔政时,即因事饱受人恐吓枪击,可是他却因此而享大名。他唯一的本领,即一方面骂,一方面又捧,甚至在前面骂,在后面捧;或者当面捧,而背后骂,自以为站在第三者的地位。结果却为人不满,说他是政治掮客,到处以第三者为货色出掮,可是又掮不出好东西来。当第一届国民参议会举行时,罗隆基与张君励,以代表国社党而为参议员。他以舌锋锐利,辩才特长著称,在会中非常活跃,称为参议员四辩士之一。但他的言论并不完全代表国社党,甚至与党魁张君励的意见相抵触。,当时有人问他,他的回答却相当耐人寻味,他说:“政治家之于党,好似行路者之于找一所屋宇,借以避蔽风雨。国社党并非高楼大厦,仅不过是一所茅屋;但在未得到高楼大厦之前这所茅屋虽然简陋,也可以聊蔽风雨。”

  罗隆基的话,说得很坦率。他当时是没有国社党,就不能当参议员。以后有所谓三党的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三派的职教派、救国会派、乡建派合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罗隆基以国社党代表而当委员,成为“民盟”的有力的发言人。后来他脱离国社党,大概是找到比较满意的房子,他的作风,也正是如此。

  有一次,在国大会前的一个晚上,罗隆基曾作了一番有意义的“夜谈”,那晚的话是由在场的一位高级官员无意中偶然提起来的。他和罗隆基有很厚的私谊。那时国大召开在即,第三方态度不明,而他正是“民盟”的“准发言人”。他因为提到国大名单,便显得分外感慨。他批评到与国大有关的人物,如曾琦,他就表示很不屑予,认为蒋主席高兴曾琦完全是错误的。因为曾琦连一点派头都没有,见马绍尔特使要带翻译,而“我罗隆基最少比他强一点”。他还批评廖云台,说他没有理由充任“社会贤达”。

  他满腹牢骚,说话未免偏激。但政治还是人的关系,人与人互相批评,原本没有什么奇怪。

  后来他又谈到他自己。只要和他见过两面的人,必定会知道他的口才。不过,在谈到他个人时,他的口才却显得很笨拙。他过去曾当过参议员。据说他任职不久,便和若干参议员一律被除名,因此他表示:“不要我做参议员,这并不希奇,但也该换些比我好的。现在这些衮衮参政,算什么呢?如果参议员是考选的,我考也考得上头三四十名。”他这些话,无疑的是悲哀,而且是“怀才不遇”的抑郁。从他的谈话看来,也可以看出当年中国政治圈中一些准悲剧性文人的心情。

  至于罗隆基在被除名后,才产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这一组织。据左舜生先生说:“它是一九四一年发动的,其直接的动机,是由于政府将若干不必除名的参议员一律除名了。大家觉得与抗战宗旨不合,与推进民主的政治也有不符,因此才发起这样一个团体,以表示抗议。后来因为救国会分子沈均儒、张申府、史良、刘清扬、邓初民等人的加入,而成都、昆明的支部又先后成立,活动范围加广,盟员也逐渐加多,好奇者投机者,纷至沓来,盟员也一天天复杂,中共想利用民盟作为工具的要求,也逐步的趋于明显。这时主持昆明支部的为罗隆基、闻一多、李公朴诸人,他们觉得以同盟而冠以‘政团’两字,对于以个人资格参加者颇感不便,因提议取消‘政团’两字,该称中国民主同盟。后来民青两党退出后,民盟也就命定的只好‘一边倒’……”

  在抗战期间,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任教,还流传了不少佳话。联大的女生,凡是稍有姿色而家道素丰的,都被他追求过。有一次,他从圆通街经过,看见一位颇具风韵的少妇。她的姿色把他迷住了,他便使用他的惯伎,一步一步跟随着,并且沿途向路人探询她的住处。这位少妇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得走进街口一个小铺子去买花生米,想借买花生米逗留一阵,待罗走过去,也就算了。想不到他也追进小铺子里,从后面伸手替她付款。这样一来,两人当时便发生口角把事情闹大了。这位少妇控诉到昆明地方法院去,同时她的丈夫也是某大学教授袁某。地方法院开庭的那天,听审的人,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那天罗隆基没有出庭,由他的律师代理,又恰巧袁太太听觉不好,法官审问时有些听不清楚,她便索性把罗隆基跟踪追随起,到小铺子买花生米,源源本本完全吐露了出来。

  当时罗隆基的代理律师,似乎也无法为罗声辩。唯一辩护的理由,就是:“罗太太是非常漂亮的,罗先生不会在外搅七捻三,寻花问柳的。”后来这段公案,也经由另外几位大学教授出面调停,才算不了了之。但是那个小铺子的花生米,却因此而名声昭著,每个去游公园的人,几乎人手一包,称为“罗隆基花生米”。

  抗战胜利后的一九四七年十一月间,南京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民盟大部分的要员,便开始远走高飞,有的远适异国。其中就只有素有“喉舌”之称的罗隆基,却一直留在南京。事实上,不是他不肯走,而是当局想请他上杭州。恰巧罗本人那时也为了行动的不自由而苦恼。于是由张群出面,替他在西子湖边租妥了一幢小房子。他离京的日子定在十一月二十日左右。十九日晚上,特别约了他的爱人浦熙修话别。罗浦间艳事风传已非一日,不过始终没有完全公开。那晚浦小姐如约前往,两人在梅园新村民盟总部会面,情话喁喁,离情万千,却不料被浦的丈夫袁子英探悉,急忙驱车赶到,因此演出了一幕动人的桃色案。

  天下事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那天民盟内部因罗隆基即将离京,所以把所有的传达侍役全辞退了。袁赶到门口,也没有人拦阻,便一直撞开内室,而罗浦两人却正在互相拥抱,这可把盛怒的袁子英气坏了。他上前就给罗浦二人一记耳光。罗浦也不示弱,联合向袁反击。后来这一出全武行的悲喜剧,还是附近的警察所的警员调解之下而平息下来。罗袁双方也为了颜面关系,互作让步了事。

  不过,经过这次闹剧演出后,罗隆基和浦熙修的艳事到底揭开了。关于浦熙修这个人,可以说的是她当年正是四十二岁,和袁子英结婚也十多年了,有两女一子,而且都快成人。她和罗隆基的接近,还是在重庆作《新民报》采访主任的时候。那时民盟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罗隆基又是政治红人,浦因采访之便和罗一见倾心;复员还京,再度相值,便种下了这桩不解缘。至于袁子英,则任经济部华中矿务局副局长,素有“好人”之誉。他早就知道罗和浦之间的关系,但是为了名誉地位关系,不愿伤面子。据说他几次要子女辈环跪浦氏膝前,苦苦泣谏,但终无法挽回。

  这桩桃色纠纷,当年的确颇喧腾一时,很使人注意。因为三个主角中,一个是政客,一个是名记者,一个是现任官员。袁子英还向人表示:事已如此,他决定延律师和浦正式离异;而浦也宁愿“为爱情死,不愿收礼教束缚。”当中只有罗隆基也许还想自辩,但他的行为已受限制,嘴巴当然也不能自由了。中国内地易手后,罗滞留在故都,行动自然更受限制,嘴巴也比较更不能自由了。幸而他尚能敛抑锋芒,得以终其天年。前二年去世时,也不过享年六十多岁。

  罗隆基字努生,是江西人,有“江西才子”之称。他在《新月》发表有关人权问题的文字,一共有十几篇,后来汇印成书,名曰“人权论集”,由新月书店出版,现在自然成了绝版。新月社在今日已经成为文坛上的一个历史名词了。当年这伙人也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除了共同愿意办一个刊物之外,并没有多少相同的地方,相反的,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研究范围,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职业技能。彼此不需标榜,更没有依赖,办刊物不为谋利,更没有别的用心,只是一时兴之所至。……”观乎罗隆基,闻一多辈的行径,堪作这些话的注脚。当年新月社的这一伙人,今日都已风流云散了,有的垂老投荒远适异国,有的已经是快近古稀之年,幸而大多数老而弥坚,尚闪耀着他们本身的光芒。

(原载一九六七年马来西亚《蕉风》第一七四期)


《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致邮: 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