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




 

陆铿离境真相



作者:胡治安


  陆铿先生是资深的名记者、名报人,也是政治上的活跃人物,他与蒋介石、于右任的关系都不浅。其号“大声”就是于老先生赐予的。他当过中央日报的副总编,也是中国自有广播以来的第一个电台记者,“二战”时去欧洲进行过战地采访,他还在《中央日报》上发表过揭露“四大家族”及同情共产党的文章。陆铿以敢说话自诩并获同行称道。

  解放后,陆铿曾是云南省政协委员。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后定为历史反革命,被判刑,一九七五年获释。他一九七八年离开大陆赴港。此后陆先生重操旧业,穿梭于港台大陆美国西欧之间,访旧友,识新交,笔耕不已。一九九七年出版了六七十万言的《陆铿回忆与忏悔录》。书中《回归自由.三撞邓小平》一章,多有一面之辞,不实之辞。如说,一九七五年他被放出来后,邓小平亲自批准他去香港,因一九七六年“批邓”,事情被搁了下来。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复出后,又提出放他出去。又如说一九七八年童小鹏曾召集统战、公安、国防、外交、调查五部副部长开会,共同决定其命运,云云。

  我作为当年他“回归自由”门槛边上的操办人和见证者,曾和他一度朝夕相处,为其服务。承蒙抬爱,他在大作中封了我一个“科长”。他从云南来北京,住在民族饭店七层东头一个朝南的标准间(书里说成住北京饭店),我住在他对面的一个小套间。香港新华分社专事来京的黄文放同志与我同住。

  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样的?

  一九七五年,国家特赦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毛泽东主席指示,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提供方便,发给路费,来去自由。回不去住香港或去外国亦可。到了台湾或从香港再回大陆,均表欢迎,同样给予安置。这是当时中央对特赦释放人员的一项重要政策。

  当年四月,陈士章、王秉钺、王云沛、周养浩、段克文等十个人,经香港要求去台湾,现在还健在的有蔡省三先生。

  在特赦全部在押战犯时,一些地方公安厅局长提出,特赦释放的战犯,有许多人只是校官,而地方监狱还关着不少将官哩!周恩来总理指示,清理全国的监狱,把国民党县团以上的党政军特人员全部宽大释放。由公安部、统战部、调查部等部门派员成立“清理办公室”,我是办公室工作人员。这项工作自一九七五年六月开始启动,经过调查,鉴别,共认定了一万余人。陆铿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一九七五年九月九日,毛泽东批准了由公安部报送、邓小平签呈的释放这些人的有关文件。比照对战犯的政策,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去。陆铿离境前,已有不到一百人提出了回台或去香港、澳门和国外的申请。当时申请出去的重要理由,就是“与家人团聚”。陆铿也提出了申请,而他的亲属都在内地,理由不充分,人是列在了名单里,但未获批准。

  一九七六年二月,我送徐应鹏(原国民党空军第五路作战处上校处长)、赵秉钰(原蒋介石特别警卫组外围组组长)、朱丹(黄埔四期生、原国民党少将)三名释放人员自广州出境,陪他们在广州、肇庆、佛山参观了一个星期。二月二十七日,在去佛山参观途中,徐应鹏对我说:“我和陆铿很熟悉,在北京民族饭店时曾接到陆的一封信。在我离开云南时,陆对我说:你到美国,见到我的弟妹,只说一句话:我们的命运是上帝决定的。我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陆说,我们只能在天堂见面了。情绪很消沉。”徐介绍说,陆的联系面很广,在国外有不少朋友,如出去,能做许多工作。我告诉徐应鹏先生,陆来了很多信,情况我们了解一些,他是名记者,与香港的卜少夫、费彝民及台湾丁中江、美国的赵浩生关系不错。我记住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向领导上汇报。徐先生很高兴,像是完成了朋友嘱托的一件大事。第二天,即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八日,我送到罗湖桥头,徐进入香港,由其女儿徐南苹接去美国。

  回北京后,我在民族饭店向清理小组的领导童小鹏、罗青长、凌云等汇报了此行的情况。其中也谈到陆铿想出去,可否让他出去?一九七六年四月,在一次有关会议上,研究我整理的包括陆铿在内的七十多个申请出境人员名单时,新华社香港分社一位副社长说,陆铿在香港没有亲属,建议以后再说。我们则解释,他是香港《新闻天地》的创办人,《新闻天地》社长卜少夫曾来电欢迎他去港。会后我们又征询香港《大公报》费彝民的意见,费公说此人朋友多影响大,放出去能发挥作用。还说如果工作做得好,他不至于走到对立面上去。当时因正处于“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这事暂时没有下文。

  由此可见,从一九七五年底到一九七八年一月,并不存在陆先生所说的“最后是邓小平批准了我的出境。不巧,他批了以后不久,‘四人帮’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的出国当然也就搁了下来”这一事实。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就陆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给凌云同志,凌云说,不止是他一个,干脆,直接向中央报告。一九七八年一月十四日,我们写了《关于宽大释放人员申请回台去港问题的请示》,报汪东兴、纪登奎、乌兰夫和耿飚,汪东兴批转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阅批,他们在各自的名字上划了圈,均未签批任何文字。当然,划圈就是同意。《请示》中讲到,目前还有五十九人要求回台、去港或出国。拟先安排陈珍干等四人于一九七八年春节前去香港与家人团聚。同意陆铿春节后去港。其余五十四人,拟在五届人大之后再作研究。《请示》中还讲到,鉴于陆铿在港台影响较大,去港前拟安排来京参观游览。陆去港后也可能留港不归或去台湾写反共文章,均听其自便。三月二十日,我们又起草了一个《关于陆铿去港具体安排的请示》,里面提到,陆三月底到京,停留一周左右,住民族饭店,伙食每天一块五,其妻同来,由统战部负责照料,陆到京后安排一些参观活动。《请示》中提出,“陆到港后,在其找到生活来源前,由中国旅行社按中等标准安排生活”,“如陆要去美国探亲,可发给为期一年的普通护照”。童小鹏批示,可以考虑参观大寨、大庆、延安,南下时,也可以顺路参观韶山和井冈山。

  安排停当,我们通知陆铿来京。一九七八年四月八日,我到机场接陆铿夫妇。当时机场人不太多,旅客出来以后,我拿眼一扫,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男子,风流倜傥,颇有文人气质,估计就是陆铿了。我直奔而上:“您是……”他马上接口说:“我是陆铿。”我说:“我是统战部的,专门来接您。”他热情地握住我的手不放。其夫人一望而知是大家闺秀出身。我们从首汽租了一部车,用于陆铿在京的活动,回民族饭店的路上,陆先生情绪很高,谈锋甚健。他问到很多人,有陈邦织(赵朴初夫人)、于秀芝(屈武夫人)、吴祖光、萧乾等。我陪陆夫妇参观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故宫、颐和园、八达岭长城等等,在八达岭还一起留影。

  后来决定,请他到大寨、大庆参观。我陪他去了大寨,耿文卿陪他去大庆。在大寨住的是李先念住过的房间。晚上放农业科教纪录片,他提出应改放反映大寨人战天斗地精神的片子。他在大作《回忆与忏悔录》里也提到大寨和大庆之行,但所述与事实有些出入。例如他说在大寨见到了“铁姑娘”郭凤莲,事实上并没有见到,只是在梯田上见到了那位姓贾的老书记。他还说到大庆参观时,坐的是“专列”,我问了耿文卿先生,回答了两个字:“瞎扯!”还说,他到大庆,“铁人”王进喜外出开会,没能见到,事实是王进喜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去世了。

  有一次我陪他到民族宫礼堂看节目,开演前,突然有人在后面拍他的肩膀,陆回头一看,是程思远。散场后,他和我说了不少他与程思远交往的故事,当年竞选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时,程思远是李宗仁的发言人,陆是于右任的发言人,彼此有过唇枪舌剑。

  从大庆和大寨回来后,陆由刘小萍、黄文放同志陪同南下广州。行前童小鹏、凌云、熊向晖照例在北京饭店为他饯行。他在书里说,有人席间问他观感如何,他开玩笑答云:“共产党的犯人不好当,共产党的客人好当。”这也是他写书时的轻松调侃,当时他谈话还是很谨慎的。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话是,他说,我去了大庆、大寨,心里树立起了两面红旗,就像李玉和说的:“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有了这两面红旗垫底,我出去后,什么风浪都经得起。在京的十来天,陆铿十分兴奋,言谈话语充满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歌颂与感激。

  我送陆铿离开北京,在下楼等候电梯时,陆夫人杨惜珍女士细声细语地对我说:“我也想去香港,照顾他的生活。”我说:“我向领导报告。”陆说:“劳驾您了,请帮忙,谢谢您了。”语气和神色都很谦恭诚恳。我报告领导后,不久杨女士也如愿赴港。

  陆铿一九七八年四月三十日到了香港,“回归自由”,是当时党的政策,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是这一政策的制定者,邓小平更是这项政策坚定的执行者。作为一项政策,是人人均等的,是公开、敞亮的。陆先生出境,并不存在“三撞邓小平”的事实,它只是诸多落实政策事件中的一件。陆先生之前,已有多人出境,陆先生之后,又有陈宗烈(俞国华的舅父)、张俊位等几十人去了台湾、香港或国外。陆先生在书中没有把此事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而用墨水把他个人的这段历史膨胀,是否为达到“水涨船高”的目的,不敢妄猜。陆先生的才气和魄力是颇得人们赞许的,他的经历也确实丰富多彩。但我对他“回归自由”这段史实的水汪汪的记述,深感遗憾。



《二闲堂文库》   回二闲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