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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破锁国千重浪—中科院八百研究生首批自费留学记

作者:朱学渊



刚经过文革浩劫和左倾路线长期折磨的中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处于百业凋敝的可悲境地。除对抗强权的“两弹一星”激荡人心外,基础科学研究则一律乏善可陈,所能表彰的也只是,童第周的金鱼杂交,陈景润的数论猜想,或杨乐、张广厚的函数研究等,几件试管中或纸面上的成果而已。没有出路的青年学子把攻读“基本粒子理论”当作了用武之地;大作家徐迟写了篇泣颂闭门造车精神的“歌德巴赫猜想”, 竟误导了亿万百姓,将陈景润的算术当做是“富国强兵”的画饼。自外于世界的中国,久违了科学的潮流。经过数十年的锁国路线和弱智政策,已把中国误得“人财两空”了。

一九七八年,是中国走向光明的一年。邓小平在科学大会上,提出的“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真知灼见”(或曰common sense);晋升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知识分子们,无数为之感激涕零。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把历次政治运动的“伟大成果”一笔勾销,化解了无数消极对抗力量。专制恐怖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理智的春风吹向人间,“改革开放”的苗头正在萌发之中。在高等学校恢复招生后不久,教育部和科学院就分别部署大规模地招收研究生。不拘一格寻找“伯乐”和“千里马”的开明风尚,取代了那个活似种姓制度的阶级路线。仇视知识、崇尚愚昧的中共,也终究悟出了:“世间最大的浪费,莫过于对人才的摧残”的不惑真理。

母校“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就在这时被催生了。它是借北郊“林学院”的“遗址”开张的;那个“北京林学院”则迁到云南省去了。一九七八年秋天,在死寂般的林学院里,突然涌进了一帮来自全国各地的意气风发的“研究生”。

我们这届入学的共有八百多个同学,都是由科学院下属各研究所的科学家们自己录取的。其中有自学成才者,亦有饱学不遇者;有池鱼遭殃的干部子弟,亦有不得翻身的地富余孽;更有年少无辜落水的右派、“反革命”,中年始得平反者。年龄、成分和经历的落差,非但没有助长尊卑、门户之见,反而造就了一派平等、清新气息。而导师中又以理论物理学家何祚庥教授最开明,他兼收并蓄、普度众生,招了好多个非常有才干学生,分别挂在高能物理所、理论物理所和自然科学史所的名下。那时,不少省市地方,还思想禁锢、不识时务。陕西省公安厅曾来人追查“有重大政治问题”的刘平宇同学(何祚庥先生的学生),气势十分蛮横,校方孙景才先生严词以对,叫他们坐了冷板凳 ;后来平宇同学去了美国。

院长是由科学院副院长严济慈先生领衔;实际管事的副院长彭平先生,是“一二·九”运动时清华学生领袖之一,他与钱伟长等十名志士骑自行车去南京请愿抗日,曾震动全国;解放后他做北京市共青团委的工作,文革以前就因为路线问题倒了楣;教务长吴塘先生也是个儒士干部,一个面目堂皇、和颜悦色的正人君子。胡耀邦在文革后期曾经一度主持过科学院的工作,很得民心;留下的“团派”的开明空气与“教育官僚”蒋南翔治下的“清华”、“北大”的循规蹈矩,适成反照。

那时间,科学院里的一切都是科学家说了算的。著名的“三元流理论”的奠基者,已故吴仲华教授在文革中曾挨过耳光,这回轮到几十年来第一次加工资(一人几块钱而已),他手握大权,执意要当年的打人者向他道歉;结果,“工人阶级”不得不向他赔罪了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算为自己讨还公道。科学家们说话也很幽默机智,记得有一次钱伟长、谈镐生二先生,陪林家翘先生来院里座谈,林先生不大明白中国的事情,问他们二位:为什么“数学研究所”里又分出了个“系统工程研究所”?钱伟长先生不假思索地答道:“解决人事矛盾嘛。”一语中肯,惹得哄堂大笑;而林家翘先生好象仍然摸不着头脑。

“林学院”主楼的一、二两层做教室,三、四、五层做宿舍,房子不够用,还有一些就住在临时搭建的木板房里。各个研究所的几百个同学聚在一起,一日三餐都在一个不大的食堂里,围成一圈一圈的咬咸菜,喝玉米粥;有的切磋学问,有的针砭时弊(那时共产党还无贪渎之风)。林学院里学术气氛十分高涨,而政治气氛则更为开放。辽宁张志新女士被残杀的事件被揭发出来后,同学们个个义愤填膺。北大郭罗基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谁之罪?”的轰动文章,在阅览室里的那张报纸上,批满了骂毛泽东的文字,院方也睁眼不管,让它挂了许多个日子。中国茫茫大地上,“言论自由”之风,“林学院”里早吹了十年。

那时,科学院里招聘了一批外籍英文教师,他们大多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有洋人也有华裔,都住在“友谊宾馆”里,五百元人民币上下一个月。这些教习中,不少很有个性,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很好奇。其中有个叫“白克文”的美籍华裔青年,刚从哈佛大学毕业,一句中国话不会说,又喜欢穿中山装,有时连“友谊商店”都混不进去,管门的说他的英文是“假冒的”;然而,他没事就往农村钻,有一次在颐和园那边与农民一起打鱼,被地方政府送了回来,弄得外事和保卫部门都紧张兮兮的。有同学问他美国是否很自由,他说:“美国也有挨饿的自由”。社会理念溢言于表。

在同学们的心目中,“首席英文教习”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她稍年长,三十五、六岁;学问和人心都很好,但脾气却很坏,容易与人冲撞,曾经当众与那个脾气也很毛躁的白克文争执;Mary说话很有见地,有愤世忌俗之意气;明明是个美国人,却偏偏要说一口英国音;她后来做出了一番惊人之举。来自澳大利亚的Lyndall女士,那时还是一个真纯、羞涩和乐于助人的小姑娘,她与陆文禾同学堕入情网,两人后来在佛罗里达共结连里。

同学们学习英语的兴趣特别旺盛,年轻的同学进步更快,口语琅琅上口。那时似乎已没有了“里通外国”的担心,不少同学与教习们打得火热,有人还常去他们的公寓洗热水澡;而他们也不嫌弃我们的苦日子,天天挤在食堂里和大家一起啃窝头,在谈笑风生中,留心者还都拣到了一口好英文,他们也了解了中国的真情。

郭永怀夫人李佩女士,任“研究生院”外语教研组负责人。她是四十年代的进步青年,受业于康乃尔大学时,结识卓有成就的航空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先生。五十年代初期,两人胸怀激情和理念,回归报效;郭永怀与王淦昌、彭桓武三先生,乃中国“两弹一星”之父。一九六八年,郭永怀先生因飞机失事而不幸殉职,是国内尽人皆知的一件大事。李先生承庭家训、学兼中西,是科学院里很难得的一个美国通。她日日奔波于中关村和林学院间;应接国外知名学者,安抚外籍英文教师,有尊严而无傲气;对同学们亦从无疾言厉色,那清癯的身影中有着一颗慈母般的心,是院里最有威望和人缘的人物之一。

来校开课的,都是当时国内的顶尖学者,如彭桓武先生讲理论物理,谈镐生先生开流体力学,黄昆先生授固体物理,邹承鲁先生上分子生物学。彭桓武先生是一身老农打扮,谈镐生先生会与学生递烟喷雾,都很和气。他们课上也只是点几个问题说说,行云流水,很是精彩动人。听彭先生课的同学很多,他上台时穿着厚厚的北方老棉袄,讲到后来便满身大汗了;记得他说过,中国的学术著作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索引,用起来很不方便。黄昆先生那时才五十多岁,还很健硕。一天正讲“能带论”,讲台太窄小,不小心从一头失足跌下来,他正正色说:“umklapp,我要是颗电子,就已经到了那头去了”。当然,不懂固体电子论,是听不懂这句很风趣的笑话的。还记得,那时候吴方城同学的斗争性就很强,带头给邹承鲁先生贴了一张大字报,好象是因为考题太难了;邹先生也当仁不让,用非常优美的书法回敬学生一张,劝大家多多留心功课。

国外知名学者来校讲课的,也是川流不息。李政道先生假科学会堂讲“统计力学”和“量子色动力学”时,全国各校都有慕名要来听课的,因此不得不发票入座。那时他进出都是坐的“大红旗”轿车,礼遇很高。我们这些人别说“红旗”,就是“伏尔加”也没坐过;后来从美国回国,才尝到了“伏尔加”颠颇起来的味道,不知道李先生当年坐“红旗”的感觉如何了。他每星期要请几位同学与他一起吃午饭,这本该是个“工作午餐”而已,可是国内那时还不懂这一套,一桌子正餐大菜,叫大家都不敢下筷子。在饭席上李先生很热情地说话,李夫人则常常在一旁提醒他:“政道,你太累了”。还记得李先生说过,下一个世纪中国人应该对世界有更大的贡献,前辈们对我们都充满了殷切的期望。

据说,最初外派方式是由一些老一代的学者定下来的,他们自己是在二、三十年代出国留学,因此对二战后期到冷战时期的西方科技进步,特别是美国大学向研究生的提供大量资助的情况,了解不足。自掏腰包派出“访问学者”(visiting scholar)的办法,就是周培源等先生与美国科学院约定成章的;当然,那时西方世界对竹幕后中国的人才水准也不了解。一九七八年政府首次外派五十人,七九年增至五百人;前五十人的内情无人知晓,但后五百人尽皆精锐。美国学府刮目相看,中国政府也发觉自己当了“冤大头”。

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手头拮据,只想用不多的外汇,象当初清政府派出象詹天佑、唐绍仪等一批幼童学子,博采各国之长,回国指导改革。科学院也从我们中间选拔了一百多名较年轻的同学,在玉泉路办了一个“出国班”。因此“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同学,也就有了两个门户:“林学院的”和“玉泉路的”。两拨子人虽然联系不多,但还是心心相通的,大家都希望有出国的机会。“玉泉路”的同学在耐心等待“组织安排”,那时政府大概正在美国、欧洲、日本为他们化钱买路子;而“林学院”里,除了少数有海外关系,和李政道先生挑上的几个同学外(这就是CUSPEA交换计划之始),则都苦于无门。

一九七九年中美正式建交,七九年十月,Mary Van de Water小姐,竟大胆向几个同学传授了申请美国大学研究生入学的门道,结果一试果灵。不出数月,近百名同学从各个美国大学获得了助学金;其中,何晓民同学于二十一天内,就办妥入匹兹堡大学的一切手续,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于是一个“自谋出路”的群众运动一轰而起;又不出一年,数百名同学飘洋过海。校方竟一律不加阻拦,美国大使馆更绿灯大开,从未听说哪个同学签证被拒绝了的;倒是科学院外事局多事,还要找点麻烦,审查各人的“门路”,后来也知道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于是也就网开一面了。

待到八二年,“北大”、“清华”诸校同学亦循此道时,“林学院”里已经人去室空。此风传到上海,已是几年以后,我们有些同学已经在做博士后了。这几百个自谋出路的同学,不仅在人数上相当于政府一年派出之总和,出国后在学业上也大展风采,资格考试轻车熟路,都有傲人的基本功夫,美国各校倍生好感,从此对中国学生大门洞开。

很可惜的是,我们这些一文不名的“自费”先行者,大多未能入得已与中国政府挂钩的一流名校,这对未来进入门户之见很深的美国学界,遗有若干不良之后果。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就此在全中国磅礴兴起。二十年多来,数十万华夏学子走向世界,无数学成者留居各国,无惧优胜劣败,立足科技,创业从商。如今世事逆转,当年的“外流人材”,一举领来了国际资本、现代技术和民主思想,邓小平先生的“走出去,引进来”的理想,却以一个未料的方式实现着。

事隔二十年后,一群在北京聚合的研究生院的同学,从各地赶到美国首都,追寻他们幸运的回忆,渡过了感觉极为良好的一天一夜。在他们学有所成的身影和岁月造就的霜鬓中,还依稀可辨当年百废待举的林学院中的风发意气。

良师益友Mary van de Water小姐也专程从英国赶来,与我们共度良宵,她的瘦削身影和鲜明性格,和那口愈见深重的英国口音,依然传送着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奔放热情;她说我们这群中国人,是她毕生真正的和永恒的朋友。有个同学的回忆,一九八零年夏天,他在广州火车站送Mary去深圳,Mary小姐随身携带的,竟只是一个装满了求学申请的小箱子。这一夜她留宿在唐一华同学家中,无意中说到,老唐家的客厅比她在英国的居所至少要大三倍。我们这些原来连邮票都买不起的“穷光蛋”,如今的美国“专业人士”们,可真不能忘却一个国际社会工作者,曾经伸给过我们的援手。

大家认为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开启的留学潮,是中国思想解放历史上的一件不可磨灭大事,特别是Mary Van de Water小姐的贡献,是值得为之树碑立传的;没有她的努力,这个潮流的到来,可能要推迟数年之久。在热烈的气氛中,这次聚会的组织者陈祥昆、毛进同、杨晓青、唐一华代表全体与会同学,向Lyndall和Mary女士赠送了纪念状和礼品。然而,Mary Van de Water小姐却揭出了一个“秘密”:当时,她注意到了中国政府在派遣留学生方面的包办无效倾向,因此她向李佩女士提出,可否向同学们介绍美国大学招收研究生的办法,并且鼓励大家自行办理申请手续,争取美国大学研究院的奖学金;但她又担心这些同学,可能会受到校方的不当处分。深谙国情的李佩先生,亦知其“法”之可行,及其“罪”之难当。于是由李先生出面向彭平先生建议。几天后,思想开明的彭平先生竟同意了李佩先生和Mary小姐的建议。Mary女士回忆,那天彭平先生背操着双手,踱着方步,若有所思地对她们说:“我已经老了,也没有什么可以怕的了,你们就这么办 吧”。于是,在院方领导的默许下,破败的林学院里涌起了不可阻挡留学潮。

与会同学都为这个故事深深地感动了。经过三十年的历次政治运动,国内各大专院校位实权、居要津者,多系“外行领导”或“又红又专”者。尸位素餐犹可原,而红专双全者最为可恶,他们中仅个别人学有所长,大部分人则是搞业务的“废料”;平日只会见风使舵说假话,运动中更能狠心整人当先锋;文革中,他们中亦有不少被“冲击”,这也就成了文革后重新上台的“本钱”。他们有的只是膜拜威权的奴性,惟独没有一点悲天悯人的良心;对于这种毫无廉耻的人来说,充当国民党的特务,日本人的汉奸,或共产党的积极分子,都是随遇而安的事情,只不过无法一身三兼而已。彭平先生则不然:一个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国民党牢狱中的囚徒,屡经路线斗争的共产党人,竟心无余悸,睿智犹存;居权位而褒掖后进,利国利民不顾得失;开风气之先,则毅然决然。正如孟子所曰:“大人者,未失赤子之心者也。”

无论是破坏传统或重建文明的真实历史,都不可能完全是由个别伟人作就的。振兴中华的事业就凝聚了无数有良知的人,如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彭平、李佩、Mary等人的见识和心血,以及它的全体学生勇气和实践。

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启动的这个“自费留学潮”的重大意义还在于:一个企图包办一切的“大政府”,终于发见了自己的“低效”和“无能”;而无权无势的千万“小人物”,却从中找到了“自我”和“自信”。 我们的祖国已经从一场噩梦中苏醒;然而,是否愿意珍惜和表达对苦难和善恶的记忆,无疑是检验这个民族真将成为一头醒狮,或重新沉沦于醉生梦死的一方试剂。我们留恋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贫贱而奋发的生活,缅怀那些曾经启迪过我们的一代无异于民族英雄的学术大师,更感激那些作了无数善举而不事声张的光荣的先辈们。

转载自“开放杂志”2002年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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