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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救助天安门流民



作者:潘葱霞、杨猛


北京前门大街,距离天安门只有二三百米,在这条拆迁重建街道的花墙后,暗藏着一个潜流社会,一个无人过问也无人愿意过问的群体,这里是京城头号流民聚集地,他们大多靠在天安门广场上贩卖和捡废品为生。一个偶然机会,张世和从花墙入口处闯进了这个流浪者的天堂。一年之后,一个始于网络的“流民公房”救助计划成形。

救助队员的人数一直在增加,车辆也随之增加。

调用私人的车子已经不是件“顺便的事情”了,原因在油价,这个众所周知的原因。

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二OO九年元旦,和每个周末一样,张世和的“流民”救助计划并没有改变。

张世和,北京一家外企公司的职员,在网络上,他更为人所知的是“老虎庙”,这是他的网名,也是张所在北京居住地名。二OO四年十一月七日,他在“二十四小时在线博客”上发表《中国第一街王府井惊现杀人一幕》一文,第一时间记录了王府井杀人案的现场情况,被方兴东所著的“中国博客大事记”记录为“中国公民记者第一人”。

五十五岁张世和的“流民”救助计划,并非独力为之。三个月前,当北京开始降温进入隆冬的时候,张世和在博客上发动网友,为那些缺少过冬条件的流民捐衣捐被、寻找安身之处。

从张位于鸟巢附近的家出发,一路上,两辆车陆续挤进了十个人。这些人中有自由职业者、摄影师、诗人、翻译、律师,他们都是看了“老虎庙”的博客,自发参与到救助流民的行动中来。

车子经过东城区一个胡同的时候,又拉上了杨佳的父亲杨福生——他捐献了四床被子、若干锅碗瓢盆,还有两袋花生。杨福生是通过杨佳案和张世和认识的,最近发生的事情,让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他说,“这些流民也是人,是我们的兄弟姊妹,甭管他们做过些什么,为什么到北京来,寒冬腊月的,也应该吃得饱穿得暖,有最起码的生活尊严。”

车子从城北一直开到城南,接近傍晚6点,才到达距离北京市二十公里外,位于大兴区的一个叫“南小街”的地方。胡同口,十几个流民已经等得有些焦急。这里是网友捐钱为他们寻找的避寒所,有一个具有乌托邦意味的名字——“流民公房”。

来自贵州凯里的苗族小伙子张先平和河南流民“大眼睛”俩人还在认真地出摊,张先平用残疾人轮椅的桌面摆放着货品,招揽生意;大眼睛则换上了市民捐助的碎格子西服,流民王玉海说,这看起来像个南阳华侨!

在张世和看来,“流民公房”的流民们起色许多。原先对他们心怀猜忌的现在却如见亲人。话也多了,脸上也挂上了笑意,有女流民还叫来了尚未住进公房的姐妹,又对她们说:“她们大概会给你办事的。”

渐渐暗淡的天色,模糊了这个处于城市边缘城中村的面目。

虽然这里房屋低矮,街道坑洼,胡同深处有一间肮脏的公厕,出入需要极大的勇气。但是,这里居有定所,这里有一条高速公交,直通前门。那里曾是他们的流浪地,而距离前门两三百米远的天安门广场,则是这群流浪汉寻求生计之所。


前门流民部落

二OO七年底,张世和为记录即将拆迁的前门大街,偶然间走进了街道的围栏和花墙背面。在那里,他发现了一个潜流的世界。

朝向天安门广场的一面,古香古色干净整洁,而背对广场的另一面,许多无家可归的流民,用砖头、轮胎、破毡布和废纸盒,搭架起一个接一个的临时住所。一个神秘的窟窿就是一个格子窗,每个不过一·五平方米。就是这个没有人过问也极少人愿意进去的地方,流民们亲切地称之为“星星宾馆”,成为他们在这个备受煎熬世界外的温柔乡。

天安门广场附近是国家部委集中的地方,这些无家可归者,来自全国各地,因为上访,因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墙里墙外的巨大反差,让张世和拿起相机,记录下一个个前门流民的生活,放在自己的博客上。

就在这里,张世和认识了来自河北邯郸的老王。老王大名“王玉海”,来北京七年,他和妻子柴秀兰一直住在前门花墙外用砖头搭的窝棚里,靠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捡瓶子为生。头发花白的王玉海实际只有四十七岁,自幼因意外被巨石砸腿,导致残疾。现在的假腿是他用捡到的三只假肢削制而成,形象骇人。

二OO七年末北京入冬的第一场大雪,张世和给王玉海这些前门流民送来了棉衣和棉被。第一次接触,信任是最大的危机。流民们把他当成是政府派来的人。张世和说,“他们很怀疑我的动机。”

王玉海把眼前这个相机不离手的人当成了记者,很长时间都是以“张记者”称呼。张世和发现,这些前门流民,白天以天安门广场为据点,做些卖小国旗和地图的生意,到了晚上,就露宿在前门花墙附近、天安门广场周边避寒,有的甚至就睡在广场通道里。

除了居无定所,流民们还要和执法者打交道。

有相当一段时间里,前门的流民部落与前门派出所相距不过三百米,那些全中国的警察都不曾配备的特种车辆就在流民们面前驶进驶出着。有一天,张世和和流民坐一起聊天,流民老张为他指点着哪个车辆是供哪个女警使用,她们往往把车停在哪里,好像一个男孩子数点着柜台里的玩具。

在天安门广场附近,流民的身影也很容易被识别出来,他们中间很多人和城管发生过冲突;常年在长安街上奔跑的公交车司机和售票员,也能轻易地辨别他们的身份。一些司机会大声喝骂,阻止他们上车。奥运期间,前门花墙外的窝棚一律被拆除了,前门流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也无奈地消失了。既便如此,流民仍然不愿意去救助站,老王说,“担心受到没有尊严的对待”。

他们选择睡在天安门广场的地下通道里。老王说:“天安门广场一共有八个通道,晚上十一点过后,在通道露宿的人就多起来,一直到次日凌晨四点才会有人来赶。” 遇到节日和一些重大活动在天安门举行,他们则要另外选择住处。

白天,王玉海和妻子就在天安门广场“上班”。妻子秀兰穿梭在人群中兜售国旗、地图和福娃之类的纪念品。小国旗进货是一·二元,卖价五元。地图是厂家免费给的,上面印着各种旅游广告,一元一份,一天可赚十块八块,甚至更多。腿脚不方便的王玉海,则主要是捡拾游人丢弃的矿泉水瓶子。

在广场上,每天差不多有三百多人做着王玉海夫妻类似的事情,王说,“有百分之八十我都认识”。他们自觉地划分活动区域,互相之间并不排斥。

这些无家可归者,不是乞丐,他们从来不乞讨不要饭。当然,在天安门广场,一切乞讨行为向来是被禁止的。

身材高大的流民高俊华说,有一次,一个老外过来和我握手,问我:朋友,你需要钱吗?“我反问他,我需要两千万万美金,你能给我吗?”

说到这里,他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但是仍然忍不住说:“广场上的摄像头正对着我,我要了肯定会被拍下来。”广场生活也有“潜规则”,违反的话就没法混了。

即便过着缺乏生存尊严的生活,他们也不想回家,不想离开北京。王玉海说:“家里只有五分地,根本没有办法挣钱。”王有三个孩子,其中大女儿去年打工时摔伤了腰,其他两个孩子还年幼。

王玉海庆幸自己没有被冻死,他说:“冬天主要是肚子里一定要有食物,如果是空的,睡在外面很容易冻饿而死。”

除了寒冷,安全是他们面临的另一个大问题。在贴身记录流民生活的一年间,张世和亲眼见证了几个熟悉的流民死去,有的是因为生存条件恶劣,有的是因为常年积病。

张世和担心,自从前门流民部落被强制拆毁后,原地已经改造成草坪。部分人去了大兴,部分人往广场东侧转移,更多的人成了北京街头的流浪人。今年冬天到来的时候,这些无家可归者该怎么办?


流民公房计划

北京市民政部门在岁末寒冬来临时,发起了一次大声势的救助行动。但是据张世和了解,有为数众多的流民,仍在维持居无定所的流浪状态。

二OO八年十二月初,寒潮来袭。二OO八年十二月二日,张世和在博客上贴出了“天安门广场流民冬季临时救助方案”,发动组织网友对这些人群进行救助。社会的不公和北方的严寒,促使善良的网民们想方设法开展救援。

网友的募捐不断汇集到张世和这里,张世和与志愿者们以每月二百多元的低廉价格,租下了南小街的一套平房,作为“流民公房”。二OO八年十二月五日,老王夫妻及三位男性残疾人及一位七十高龄女性,成为第一批入住的流民。

王玉海被张世和挑选为这个“流民公屋”的管理者。他看起来比其他人更有管理能力和热情。现在这里的流民,主要都是王和流民们从广场上找来的。截止到新年这一天,这里已经住进去二十多个流民。

一月以来,北京每天的最低温度,一直在零下九摄氏度左右徘徊。这个新年礼物虽然简陋,但是恰逢其时。入住的流民,开始过起了朝九晚五的“上班”生活,晚上回到公房睡觉,白天仍然到广场讨生活。

现在,每天早上七点多,高俊华准时从流民公房出发,乘坐快速公交到天安门广场,兜售地图、卖水、捡瓶子,晚上再返回公房睡觉。有过从军经历的他身材魁梧,如今却半身轻微偏瘫。他掀开皮帽子,露出半边凹陷的脑壳。自从多年前在河北老家被人打伤后,他的生活就改变了。

有两个日子高俊华可以脱口而出,精确到年月日。一个是自己被人打伤的日子,一个是妻子离开他的日子。他的身上混合着老兵油子和流浪者的气息,看起来待人谦和,但是背后有流民向张世和告状,说高向那些智障和残疾的流民索要钱物。

广场上的流民生活也需要察言观色,高俊华声称和城管很熟,“他们一天中曾抄过我三次矿泉水。”他的生存诀窍就是“绝不反抗”,不打不相交。他说:“你主动一点去尊重别人,别人才尊重你。”时间长了,他居然和一些城管都熟悉了。曾有城管给他介绍了一个来自广西的女流民,并撮合他们认识,但是高俊华拒绝了。“那是一个少妇,我有点不自信。担心人家看不上咱。”他强调说:“欺骗感情,是要倒大霉的。”


救助之间

这天,来自黑龙江的黄淑荣从广场把一个流浪少年带到流民公房,但是遭到了其他人的反对。

“我们之间的思路不太一样。”四十八岁的黄淑荣说话的同时,手法娴熟地给自己点上一根烟。十年前她在老家上访反映土地问题,结果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此后她就来到了北京。她说:“就是因为自己的遭遇才学会抽烟的。”

这个十六岁的河北孩子没有上过学,自己也记不清离家多少年了,只记得有六个春节都是在外面过的,常年就在广场卖矿泉水和地图,晚上随便找个地方就能过夜。

他染着黄头发,耳朵钉着耳钉。这种打扮让张世和他们无法接受。“如果网友看到他们资助的是这种年轻力壮的人怎么办?我们还是希望救助那些确实没有劳动能力的流民,其他的人还是希望他能自食其力。”

最终孩子还是离开了公房。黄淑荣很不高兴,说:“这些孩子如果天天在外面,睡在网吧,很快就会变坏了。”

来到北京后曾经有一年的时间,黄和儿子住在窝棚里。现在黄淑荣在教堂找到一份保洁的工作。她也有过在天安门广场露宿的经历。她利用在广场卖小旗挣的钱,养活了好几个从少管所出来的孩子。

为了劝说无家可归的流民到公房居住,黄淑荣连续跑了两天,但是她找来的多数是上访者。她说:“只要是没有地方住的,都是最可怜的,都需要帮助。”

谨慎的张世和并不想这么做。他说:“我们不想弄成一个上访村,那会增加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很可能这个‘流民公房’就保不住了。我们还是想为目前失去劳动能力需要过冬支援的流民提供帮助。”

救助者与流民间的沟通渠道并不见得通畅,他们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有着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在博客里,张世和记录下这样的一段话:在一家小饭馆里我请老王、柴秀兰、葛大爷、老张(张志青/已故),还有一位山东的老安吃饭。那一次,我带去了最新制作的反映他们生活状况的视频。席间,我见几位流民神情木讷地观影,我心再次失落!当然,我做视频不为讨好流民,讨好了他们又能如何?但是我想让他们知道关心他们的不止是我,这个愿望真真切切。而那一次的结果更惨。老安强烈要求给他一百八十元钱,买辆板车,白天拉东西,晚上就当是床子,以致为此要求差点和老王打了起来。“你当这钱该你得吗?”老王谴责老安。我们最终分给老安一百八十元,结束了这场争吵。一个月后,我们在人民大会堂前的西广场上见到了老安,他那时正匍匐在广场地面,脸肿得老长,眼睛成一条眯缝,头极大。连警察都无奈到不想过问。老安是涉赌成瘾。我那时的感觉,就是我们救助,与流民们的生活恍若隔世,尽管两厢里息息相关。


危机下的流民生活

由网友零散捐来的资金,其中最大一笔五千元来自广州网友,按照允诺用于流民公房五间的租赁,以及水电费、取暖费及往返城乡间的交通开支。

住的问题暂时解决了,但是并不能解决流民长远的生计。流民公房只是暂时的。冬天之后,习惯了流浪的流民,很可能就不会再愿意待在这里了。张世和说:“夏天睡在广场上更凉快,而且不用来回跑,耽误他们挣钱。”

周六的一天,王玉海给张世和打来电话说,“现在瓶子越来越不好卖了,拣一天下来不过换三四块。”张世和很纳闷,除了因为季节原因——天气越冷,在广场上买水带水的游客自然越少——但看现在乍冷乍热的天象,还不像是要走到绝路?

老王做传统的捡拾饮料瓶子营生,却遭遇塑料瓶子回收价见天下跌。今冬有一天北京刮大风,高俊华在广场上只捡到十九个瓶子,一天只挣了八毛,而他的最高记录是在夏天创造的,一天光捡瓶子就挣了八十多块钱。王玉海说:“都是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的,以前每个瓶子一毛钱,现在一毛钱三个瓶子。”

金融危机甚至影响到这个广场上的独特部落。有一些流民已经打算离开北京,返乡或者到更暖和的南方。

张世和为流民安排了新的节目:卖书。

也许是救助队员的身份多数和文化沾点边儿,所以从来不缺少书。网友们把自己家的旧书无偿捐出来,卖书所得都归流民自支。捐来的图书,按照品相分为五元和十元等若干等级,让这些身体残疾的流民,在胡同附近摆摊销售。第一天销售金额二十三元。

但是高俊华不愿意卖书,他觉得还是在广场上做小生意挣钱快。而黄淑荣也对流民公房没有接纳自己找来的流民至今耿耿于怀。

现在,每个周末,张世和与救助队员们都会开车给流民公房送去网友不断汇来的钱物、衣被、书籍。数量多少不一,但是温暖着这些流民的心。张世和惊讶地得知,王玉海和几个得助的流民,连续几个晚上跑到天安门广场,把网友捐助的衣物支援给了在通道露宿的流民,还捎去了食物。

张世和希望,扩大流民公房的面积,最好的梦想,是建立一个基金会。一位热心捐款的网友评价说:“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民自救。”


摘自《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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