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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中的一次“国会纵火案”式的六教授会议


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在六月六日发生的六教授聚会事件,即所谓六六六事件,是反右运动中的一次重要的事件。在这次会议上,作为民盟中央副主席的章伯钧邀请费孝通、钱伟长、曾昭抡、陶大镛、吴景超、黄药眠等六教授,还有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盟中央秘书长胡愈之、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民们中央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闵刚侯,以及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市委办公室副主任金若强,加上章伯钧,共计十三人。会议由章伯钧主持,他请大家谈谈首都各高等院校鸣放的情况,并研究民盟如何在当前的形式下进行工作。

这次会议两天后即被毛泽东视为右派分子向党进攻达到了顶点,称他们是“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这件事成了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条最重要的罪证,也成了毛泽东向右派分子大开“杀戒”的一条最重要的理由。

然而,这个事件的发生,六教授会议之所以能开得起来,颇有点“国会纵火案”的性质。

最早提出来开这个会议的是章伯钧。他的秘书向民盟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兼办公室副主任、市委日常工作的实际负责人金若强打了个电话,称章伯钧想通过民盟北京市委的渠道,了解一下首都高校近期大鸣大放的情况,能否请对方邀请些教授,开一个汇报会。但金若强不以为然。

一来民盟北京市委和民盟中央是有矛盾的,民盟北京市委深受其主任委员吴晗的影响,无论是章伯钧、罗隆基,还是以后的胡愈之都不被吴晗看在眼里。吴晗每有机会,必强调我们民盟北京市委只听中共北京市委的。

二来金若强感到时间上安排也有困难。勉强联系了两所学校,人民大学表示愿意开,而北大态度消极,于是金若强便以此为由反馈给了民盟中央:此会难开。

若到此为止,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六教授会议了。然而很快,金若强接到了一个电话,对方是闵刚侯,当时他担任民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以后又当过司法部副部长,民盟中央秘书长。注意此人的身份:这时,他和胡愈之、李文宜、周新民等人一样,是民盟中央里身份未曾公开的中共党员。他在电话里说:“老金,章伯钧提议的那事,你不用管了,我们已做了安排。会议定在明天开,地点在南河沿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你也得来。有一点现在讲清楚,这会不要当面作记录,可你得用脑子记,会后我们一起再搞份纪录…”

就这样,在民盟内部的秘密中共党员的安排下,六教授会议就开起来了。第二天,金若强去开了会。会后,他凭着记忆搞了一份会议纪录,交给了闵刚侯,由他们去补充。他绝没有想到,自己刚做完的不是一份文字材料,而是一颗将置章伯钧和六教授们于死地的炸弹。可以说正是这一次六教授会议,结束了知识分子们的大鸣大放,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嘹亮的号角。


石余摘自《禅机─一九五七:苦难的祭坛》一书,胡平着,广东旅游出 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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