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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文革史:飘派拾零



作者:贝苏尼


(一)

明年就是文革发动四十周年。那时候我还是“小屁孩”,当时不明白,到现在也对名目繁多的派系十分茫然,什么“红卫兵”、“东方红”、“造反派”、“主义兵”、“红造司”、“好派”、“P派”……。其实,当时如果有全国“一片红(橙,黄,绿,青,蓝,紫?)”真正实现“大联合”的派别,那就是“男焊(半导体收音机)女织(毛衣)” 的“逍遥派”。不过,“逍遥派”要在运动之前就已经工作,至少要混进大学才资格,中学生当中则有一个所谓“飘派”。

“飘派”到底是什么意思,很难下定义。“干部子弟当中的花花公子和风流女郎”?不对,有的高知子弟也挺飘的。“老三届当中的俊逸之士”?也不对,张郎郎先生回忆文章里的那些风流人物都是老大学生。但是大体上还是以老三届为主,七O届以后的叫wan zhu,当时以为是“晚主”,“晚于老三届”之意也,也可能是“玩主”,“会玩的主儿”之意。王朔给写成“顽主”,不知什么道理?

“飘派”存在的时间段则相对比较容易定,从一九六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的五年左右是飘派的活跃期,此前革命热火朝天,此后就成了“晚主”的天下。

现在想得起来被叫做“飘派”的,大体上需要符合这么几个条件。家庭出身是干部(包括“革军”和“革烈”)或知识分子(高级最好,实在不行低级也凑合),看别人没看过的书,听别人轻易听不到的音乐,会唱歌跳舞或某种乐器,具备某种体育特长,会照相,冲洗放大。另外相貌一定要好,男女平等。有人说,“所有动物都是公的比母的漂亮,只有人类相反。”这话需要修正,大部分女的比男的漂亮,可男的要漂亮起来,就能把所有女的比下去。

六十年代末的一天跟女友走进西单的冷饮西点店,看见两三个“前老兵儿” (即最正宗的红卫兵),身高大概有1米85,宽肩长腿,浅黑色的脸上有一丝忧郁,大眼睛深不可测。他们穿的也是蓝咔叽制服,但是颜色更接近正宗的藏青,剪裁和做工都很考究。

怎么能断定这几个男孩当过老兵儿呢?人们总是说那时候的服装整齐划一,无非是蓝绿两色,其实在这蓝绿两色的制服中,阶级界限却比任何时候分明,看一眼就可以准确地判断他或她的家庭出身,高干和高知也不会混淆。

高干子弟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端正”二字,不论男女几乎都是舞蹈演员或运动员身材,相貌也是端正的,却比较缺乏个性和韵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有个性韵味,却不大端正。当年四中排球队的主攻手,据说是教授的儿子。此人的长方脸非常白皙,高鼻梁,唇红齿白,眉清目秀,长年风里来雨里去的高强度劳动都没有将这一切摧毁。他能当扣球主力,身高肯定在1.80米以上,闹不好得有1.85(当时有个名二传才1.70),胳膊和腿都短不了,可惜有点溜肩,破坏了总体形象。此人我只从远距离看过一眼,大名鼎鼎的运动健将正在矜持地微笑着和人谈天,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不知是否“耐看”。

一个高干子弟则和他正相反。说是他是高干子弟,其父乃是某报主编,家学渊源是有的,不过参加了革命而已。此人原来是篮球和乒乓球健将,却由于某种我至今不甚了然的机缘参加了排球队,很快就压倒群芳,脱颖而出,成为副攻。他扣过一个压线球,那叫一个犀利,事隔三十多年还历历在目。可毕竟没有基本功,篮球反应似乎一直在潜意识里作用,排球动作怎么看怎么别扭。猛一眼看上去,天下要是有“美男子”,那是非他莫属。作为篮球运动员,此人不算很高,大约1.79米左右,身材是标准的三角形,胸肌发达,长胳膊长腿,动作轻灵敏捷。浅黑色的长圆脸,五官也没毛病。可过几天再看,就毫无光彩了。

说了半天男的,再说女的。有一家三姐妹,父母是“起义人员”,在北京的高干和高知圈子里非常popular。这三姐妹有两件怪事。一是父母的特征都在脸上挂着,彼此就是不像!二是除了老三之外,老大老二的脸都是歪的,还不是歪一点,歪得厉害,连牙都不整齐。可她们仨还就是美,公认的美人儿,有专业摄影师照的逆光大头像为证。她们美在哪里?大概就是所谓“气质”吧,言谈举止间流露出的那种融合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优雅,即便是破旧的蓝布制服也不能掩饰。有人说,出生地会给相貌风度留下痕迹,老大和老二都出生在巴黎。法国女郎本来就不是以N围胜,而是以风韵胜的。

凡事都有例外。我也见过“高干子弟体型端正”的极端反例。清华附中红卫兵的创始人之一,《三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执笔人之一,是我大学同学的先生。她是班上第一个结婚的女生,开口闭口“My husband”如何如何,我们就叫他“husband”。不避“whose husband”的嫌疑也是有理由的。听她唠叨了一个学期“my husband如何如何”,就想见见,说好最后一门考试结束后去吃西餐,她有点勉强地同意了,说,“他比我矮”。于是我们就把husband想像成敦敦实实的样子。到了西餐馆,只见从人群中擦着地皮翻滚出来一个人,张口就是一长串流利的英文。碰巧那天去的几个女生都是学德文的,目瞪口呆可以用听不懂来掩饰。Husband 见我们没反应,就改口说中文了。他说的话也有标准的干部子弟特征,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措辞和句式都很典雅,把他说的话录下来放,肯定迷倒一大片。奇怪的是,我们班的女生无所谓,反而是男生特别不喜欢他,有机会没机会都要挤兑他几句。也是纪念文革发动30周年的时候吧,看到仲维光先生在关于清华附中红卫兵成立前后的长文里提到,此人摇头晃脑地反复朗读某篇《人民日报》社论,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云云,不禁哑然失笑。就他,一张《人民日报》展开,还看得见人么?

区别“高干”和“高知”子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说话。高干子弟说话特别典雅,决没有“粗俗”或“低俗”的字眼,没有“胡同串子”的发音。而高知子弟则相反,不仅不避俗语土话,还有意识地去学,词汇量越大越光荣,发音越准越能耐。插队的时候常听说邻村某聪明能干之女生出生在美国纽约,可惜缘悭一面。若干年后有幸瞻仰她的“玉照”,实事求是地说,从有些角度看还可以,另一些角度看甚丑。又过了几年,有事不得不去找她,一开口那叫一个土!说穿了,都不过是snobishness罢了,尤其是后一种,拉出的架势就是,“我有家底我怕谁?”


(二)

严格地说,上面提到的这些人可能都不算“飘派”,因为他们虽然才貌出众,都还是很老实的,缺乏“飘派”的一项重要指标:(广义)性开放。他们当中有的严格遵照“晚婚晚恋”的国策,连异性朋友也迟迟不敢交,有的则忠心耿耿,从一而终。就说那“为篮球意识所主导的排球健将”吧,当时有个女朋友,有人说“极镇”,有人说“极有限”,我倾向于后一种观点,尤其是对此人而言。上面调侃了他几句,实事求是地说,此人还是相当优秀的,后来学的理科,很早就到美国做生意。可就这么个 “极有限”的女朋友,也把他折腾得够呛,X退(不记得是病退还是困退了),回城,转户口,找工作,足足跑了好几年。最后还是吹了。但与“开放”无关。

文革后期,北京某中学有两个“老初一”的女生突然声名大噪,碰巧她俩一黑一白,人称“黑牡丹”和“白牡丹” 人人争说。她俩都是鹅蛋脸,都喜欢留修剪得很整齐的前刘海,不管短发还是长发,都是“童花头”的变体。

“白牡丹”小学跟我同校不同班,就一年级时有点印象,后来转学走了。当时也觉得她比较出众。夸张点说,“白牡丹”的脸跟普希金那位让他送了命的太太差不多意思,身材则是东方式的修长窈窕。70年初在上海街头看见一个很美的女孩静静地站着,苍白的脸上表情高深莫测,似乎是记忆中的“白牡丹”,不由得多看了几眼,她也看了我几眼,但是都没有说话。这时候,从马路对面的糕饼店里出来一个男孩,必恭必敬地把新买的奶油蛋糕递给她。她接过来,慢慢吃着,男孩不时讨好地对她说些什么,走远了。这男孩中等身材,宽肩,微驼,满脸“青春豆”,让我很失望。后来听人说“白牡丹”和她的男朋友,想起这一幕,就把见到的男孩形容了一番,得到的答复是,“她的朋友长得不错啊,就是脸上有点疙瘩。”

“白牡丹”无才。

“黑牡丹”其实也没那么黑,浅黑色的鹅蛋脸,大眼睛,小巧的鼻子和嘴,微笑起来极其迷人。身材适中,四肢和躯干的比例也正确,就是总体感觉不太对头。她可以算个才女,会唱歌、跳舞、朗诵、弹钢琴。“黑牡丹”也免不了插队的命运,但大部分时间在报考文艺团体,当她经历了很多周折,终于被录取的时候,已经不年轻了。她都演过别的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意外地在一部相当轰动的电视连续剧里发现,那个“身患绝症返回故土死在心爱的人怀里”的“美籍华人老姑娘”,闹半天是她!导演找到她也算是有眼光的。轮到她的角色表演弹钢琴的时候,摄像机罕见地对准了包括手在内的上半身,还有手的特写。背景音乐未必真是她弹的,可她起码知道把手按对地方,不像刘晓庆等人,露张脸,摆动的节奏还是不对。Ingrid Bergman 在《插曲》中演钢琴家,给小提琴家(好像是在Gone with the Wind里演 “窝囊废”Ashley的Leslie Howard)伴奏,大段大段的练习和音乐会场面,这二位都比划得够像的。可是中国影视作品里,我就看到过这么一个敢把手亮出来的镜头。说起来,冒充弹钢琴还是最容易的,姜文演《北京人在纽约》,怎么就把主角是大提琴手这茬儿给忘了呢?《新世界交响曲》还挺长,连我这观众都替他痛苦。

一两年后,“黑牡丹”又出现在电影屏幕上。这回可是洗净铅华,演个国营菜场经理,进进出出穿的都是工作服,迷人的微笑毫无用武之地。那部电影也没什么情节。菜市场发生质量事故,顾客投诉吃了不新鲜的螃蟹泻肚子,经理亲自登门道歉。顾客是个八十来岁胖胖的老太太,像只面口袋似的堆在椅子上,说话却非常通情达理,“也怪我自己不好,吃着不对味儿,就别吃呗……”这句台词念得抑扬顿挫,中气十足,可以跟张伐最后的台词“万恶淫为首”相比,绝非等闲之辈。仔细瞅瞅,咳,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远东第一老太婆”吴茵呀!将近两个小时的电影,就让我记住这么句话,也是“黑牡丹”倒霉,跟吴茵演对手戏,哪里招架得住?

她有什么“飘”的事迹呢?好像也不多。听说她比较敢穿。在满街灰白蓝绿的确良的时代,她穿着绯红色半透明尼龙丝绣花衬衫到处闲逛,明摆着就是“找拍”呢。果然也就让人盯上了,找茬跟她搭话,欣欣记录的那些过场对白都说完之后,男孩直奔主题:“交个朋友吧?”她才故作吃惊地“哎哟”一声,娇滴滴地说:“那我已经有朋友了,怎么办呢?”


(三)

第一部分“尖头马”(gentlemen)first,第二部分专讲ladies,现在又轮到“尖头马”了。

话说有两兄弟,父母都是美国留学生,相差四岁,也许都是在美国出生的,也许其中之一是,或者二者都不是。他们的父亲没见过,母亲很普通的圆脸,要是白点可以算张爱玲说的“粉扑脸”,戴眼镜,其余部分无关紧要。

哥哥继承了母亲的圆脸,有的女孩认为他长得好,not my type。此人身高约一米七O,驼背却比较严重,超过吸引女孩视线的“微驼”。从他当时的女朋友那里得知,此人小时候不愿作“羊群里的骆驼”,努力降低身高,等习惯养成,却不再蹿个儿,亏了。

弟弟的脸长得“七出八进”,跟哥哥一点不像,除了白。符合“高知子弟相貌欠端正”的“贝氏定理”。然而正如博学的钱钟书老先生所说,“有例外正因为有公例”,他的身材就是可供检验“贝氏定理”的“例外”。弟弟比哥哥高,能打篮球,但不会超过1.80,宽肩,发达的胸大肌和两头肌。

兄弟俩的学习成绩中等偏上,分别上了两所中等偏上的学校——这是我说的,他们一定说“都是老教会学校,解放后不受重视,师资还在那儿”。考分不能说明智力,却反映一个人在学校功课上的“投入”。这兄弟俩从区少年之家到市少年宫,从少年宫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合唱团,外带溜冰、游泳、打篮球、下围棋、打桥牌,人是聪明的,在学习上却不太用心。

这哥儿俩值得一说的地方不少。前面简单提到“飘派”的打扮,这哥儿俩就比较有代表性。从说话可以分出“高干”和“高知”来(这哥儿俩就说的一口土得掉渣儿的北京话),穿戴就不那么容易了。相对来说,女的还比较容易分辨。干部子弟的穿戴可以用“标准”二字来概括,穿的都是现成的制服和毛衣皮鞋;而高知家庭出身的则多少带点“海派”,或自己动手制作,比较独特。这哥儿俩有个表妹,其出身是“高干”兼“高知”,她的蓝制服就有些“海派”,一字领,有机玻璃扣子,暗兜。上面说的三姐妹,印象中她们的母亲永远在织毛衣,晴纶线,甚至劳保手套拆出来的白棉线也能织出别致的式样来。有一件是以白棉纱线为主,加上红绿图案。从蓝制服的领口看到的白色线衣,隐隐露出一点红绿,与众不同。

“飘派”的服装似乎都是冬装。女的一身蓝咔叽制服,多半为男式,内穿中式棉袄,脚蹬半高腰黑色皮靴,戴黑皮手套,拉毛长围巾。也难怪上海人都对我“嗤之以鼻”,硬着头皮说上海话也还是得不到承认,我的审美观完全是“京派”的,在我看来,女孩穿男式制服就比一字领更有韵味,用现在的话来说,更sexy。拉毛围巾首先必须长而且宽,天冷刮风的时候能把头包住再在脖子上绕一圈,不那么冷的时候可以在肩头摆出各种“飘逸”、“浪漫”、“潇洒”的形状。“飘派”的拉毛围巾多为鲜红色,蓝、灰、驼色的就等于“自我宣示”放弃。有个女孩多年后说,戴着鲜红的方头巾,黑皮手套,很神气云云,那是她自己的感觉,到街上让人一看就是老实人。她的鲜红色方头巾我没见过,第一次看见她围着绿色的拉毛围巾,长度和宽度都够了,颜色是非常雅致柔和的粉绿,大约是四五十年代的产品,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不算。

也难怪她不敢穿戴得太标准。既然有“拍婆子”这回事,有“刀子里面出爱情”的说法,当时敢在大街上“飘”的女孩鞍前马后都有人暗中“戳着”(保护,撑腰),可能是兄弟,兄弟的哥们儿,也可能是男朋友。像“黑牡丹”那么勇敢地独自到处乱逛已经是文革后期,“供给”虽无“保障”(恭录商店门口的先主席语录“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社会秩序基本稳定,大街上搭话交朋友的还有,动刀子的毕竟少了。而在那些“动乱”的年月里,即便穿得非常“疏离主流”还是难免无妄之灾,飞来横祸。一年冬天回北京,跟三个女孩出去玩儿,就高潮迭起,险象环生。

先介绍一下那天穿的什么。一个女孩穿的是墨绿色带暗格的中式棉袄,第二个穿的是洗得发白的蓝制服,第三个和我分别穿的是旧呢大衣改的短外套,都非常低调。我们先到动物园附近的“老莫”照相,其实早已改名“北京餐厅”,可人们还是叫它“老莫”,封闭环境里保留对异国风情的向往格外强烈,也是人之常情。那里的米黄色石墙和雕花立柱在黑白照片里效果甚好,颇得附近摄影爱好者的青睐。刚拿出相机,还没来得及摆姿势对光呢,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两三个男孩,嘴里不干不净,说的也不是“拍婆子”的开场白。见他们来头不善,“中式棉袄”从地下拣起一块小石头冲他们扔去,喊道,“滚!”他们见势头不好,飞身上车,留下一句话,“你们不——狂,还穿着青布懒汉鞋呢!”一溜烟跑了。

这就说到鞋。最“狂”的当然是正宗的将校靴,其次是市面上卖的仿制品,再次是白回力球鞋,至于懒汉鞋,则雅俗共赏。懒汉鞋的鞋面一般都是黑色灯芯绒的,塑料底以白色的为贵,棕红色的不入流。那女孩的鞋面是布的,市面上少见,原来是自己做的,还得意地向我们炫耀过,结果挨了句骂!好在她本来也跟“狂”无缘。

让这几个男孩一搅和,动物园附近是不能久留了,赶紧坐上汽车奔颐和园。进园门不久就碰上那两兄弟一帮人,有十来个,在雪后的昆明湖冰上走,黑压压一片,衣服的质量明显较高,大概是正宗的“飘派”了。这帮人有的穿蓝咔叽制服,里面衬了呢制服,有的是军礼服,有的是藏青色或黑色的呢制服,一下子就撑起来了,显得很挺刮。另一些穿的是蓝棉大衣。其中一个穿的是长呢大衣,据说是某要人的侄子。当时的印象,此人面阔口方,堂堂一表,颇有乃伯之风,很多年后再见到,却变成了缩头缩脑的“猴儿精”,怎么看怎么不像。人们就叫他“某人的侄子”,言下大有将信将疑的意思。此是后话。这些男孩穿的衣服虽然不同,却一律歪戴着羊剪绒帽子,很俏皮,有俄罗斯风。羊剪绒帽子皮面,质量明显高于普通栽绒帽子,从身边骑车人的头上把帽子摘掉不难,当时也流行抢羊剪绒帽子。因此,男孩也难得敢一个人戴羊剪绒帽子上街。有天看见那弟弟在公共汽车站等车,天很冷也没戴帽子。这天他们人多势众,就都把羊剪绒帽子戴上了。听说羊剪绒帽子的戴法还有讲究,有些男孩里边还戴着白色的“回回帽”,露出一圈白边,透着讲卫生,跟女孩戴口罩异曲同工。

我们从佛香阁下来,正走在一个什么回廊里的时候,横里突然跳出一个男孩,开口就说,“拿钱来!”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呢,“嘣儿”的一声亮出四寸来长的弹簧刀,身后还“压”上来两三个同伙。我跟“青布懒汉鞋”发楞的功夫,“中式棉袄”和“蓝制服”已经奋勇地跟他吵了起来,一个说,“为什么要给你钱?!”一个说,“就不给!就不给!!就不给!!!”


吃西餐——“飘派”拾零补遗之一

因为生怕有始无终,闹了个虎头蛇尾,挨了许多砖头。想想也对,区区“将校靴”、“刮刀”都有那么多讲究,写了半天“飘派”还没定义,不是自找砖砸吗?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先把“飘派”的定义确定下来再说。先google了一通“飘派”,调出来全是我写的,此外只有一条里提了一句“中学生里的飘派听三十年代歌曲”,上下文讲的全是音乐。碰巧这里有两个朋友都是老三届,都是干部子弟,应该有权威性,就去问她们。

结果第一个说,文革中父母受审查,家里三个弟妹,全靠她里里外外张罗,(一九)六九年下乡,七O年当兵,一当就是四年不能探亲,回北京已经是七五年了。“飘派?连听都没听说过。”也难怪,她家那个“大院”离城特别远,快到远郊区了。

再问第二个,“到底什么是飘派?我写的那些,人说全不对。”她的回答倒干脆,“像你我这样的都是飘派。”

“啊?写来写去我自己成飘派啦?”

“上学放学的路上,从四面八方投来异样的目光,找茬儿跟你说话,就是飘派。还有,就是家长特别紧张,检查你的信,就是飘派。”

“那会儿没男孩给我写信,倒是我写给女同学的信引起过她哥哥的注意,我的字儿像男的写的。那时候的打扮,拉毛围脖,羊剪绒帽子……”

“军帽里面戴回回的白帽子,露一道白边。还有戴口罩。”

“对对对,戴口罩。去年非典期间满街的大口罩,上岁数的人就说‘三十年没见了’。那会儿都有什么活动?看小说,听唱片,看《红色娘子军》演出,照相,我都写了,还有什么?”

“还有吃西餐。”

对,还有吃西餐。

当时北京的西餐馆子还剩两家,一个就是早已改名“北京餐厅”的 “莫斯科餐厅”,简称“老莫”,一个是新侨饭店的西餐厅。东安市场改名“东风市场”并改建之后里面的“和平”(德法式)、“和风”(顾名思义,日式)都没了。老莫和新侨经历了“破四旧”,一度卖过炸酱面,但很快又恢复了西餐供应。当时是吃新侨的“份儿”比老莫大,我想大概是地段关系,就餐厅本身来说,老莫的厅堂远比新侨宽敞,打腊地板,顶天立地的钢窗,丝绒和纱窗帘都没有被“破”掉,暗绿色的柱子上有可爱的猫头鹰浮雕,靠近厨房出口的水池里金鱼没了,有时还喷水。从穷乡僻壤风尘仆仆地来到这里,足够造成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此外老莫还有两个好处。一是餐具地道。不知是从苏联运来,还是专家设计在中国烧制的,那些蓝边白瓷碗碟、刀叉、酒杯、装胡椒和盐的小瓶,周游列国之后想起来,还是正宗俄式餐具。“老莫”盛红茶的是玻璃杯外面套镂空金属的带把套子,后来在阿萨拜疆人家里见过。中式和日式的茶具万变不离其宗,无非“陶瓷”二字,以英国人为首的欧洲人喝茶也多用瓷器,偶尔有用全玻璃的,在玻璃外面套金属是典型的中亚风格。二是最早的一批服务员也是苏联专家培训的,尽管后来招的服务员能把汤洒一半,碰上老师傅还是能充分“享受上流社会的生活”。

“飘”和“非飘”们热衷于吃西餐固然有附庸风雅的意思,究其根本还是缺油水。红菜汤(borsch)、火腿沙拉、炸猪排、奶汁烤鱼、甜点……对身体发育阶段人们的诱惑力,跟俊美异性一样难以抵御。不过,不管这些“早期汉奸”如何崇洋,也要面对中国人吃西餐时“永远的挑战”:怎样吃进嘴里。我就见过不止一位实际或自以为美丽的女孩,叉着涂了黄油果酱的整片白面包,环顾左右,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跟必须有三代以上“富贵”经历才敢说话“土得掉渣儿”相类似,宣称“爱中餐”也要有吃西餐的经验作底子。一个围鲜红色拉毛围脖的女孩就这样勇敢地说过。据说她的酒量十分了得,白干四两不醉,葡萄酒能喝一瓶。这样的人当然不止她一个,当时比较流行的中餐馆计有丰泽园、马凯饭店、新疆餐厅。马凯至今没去过,丰泽园毫无印象。关于新疆餐厅,值得一说的是馕。当时就觉得非常香甜可口。出国后住学生宿舍时,见伊朗、伊拉克、阿塞拜疆等国来的学生经常烤馕,发音约如nan,他们给我尝过,味道跟新疆餐厅的相似,是发面上涂了蛋液,在烤箱里烤熟的。但是当年新疆餐厅的馕是圆的,形状跟烧饼差不多,这些中亚邻居烤的却是一掌宽,半米多长。黎巴嫩人开的店里卖的馕则有一米多长,可以弯曲和折叠而不断,“筋道”极好。几个星期前到巴基斯坦人家作客,席上有主妇手制的馕,形状又变了,是长圆形。看来馕也有多种变体,自东向西越拉越长。

西餐也好,中餐也好,都是在北京有名堂的地方吃的。回到乡下,就是无穷无尽的“精神会餐”材料。


看小说——飘派拾零补遗之二

老话说,“腹有诗书气自华”,要能“飘”得起来,完全不读书是不行的,那叫“土鳖”。“地下读书运动”已经有不少人说过了,其实当时读的书可以分成政治(经济/哲学)理论、数理化、文艺小说三大类。肯下功夫“啃”前两类的,大概都不承认自己是飘派,合格的飘派要看文艺小说,尤其是翻译小说,即所谓“世界文学名著”。

当时流行的翻译小说计有:

俄国:
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
陀斯托耶夫斯基:《白痴》、《罪与罚》、《白夜》、《卡拉马佐夫兄弟》;
屠格涅夫:《贵族之家》、《父与子》、《初恋》、《罗亭》;
普希金:《叶甫根尼·奥涅金》(诗体小说);

英国:
狄更斯:《大卫·科伯菲尔》、《双城记》(后者可能记忆有误);
高尔斯华绥:(书名忘了)
拜伦:《唐璜》;
勃朗蒂姐妹:《简·爱》、《呼啸山庄》;
奥斯丁:《傲慢与偏见》;

法国:
雨果:《九三年》、《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
斯汤达:《红与黑》;
梅里美:《卡尔曼》(卡门);
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三剑客》;
小仲马:《茶花女》;
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傅雷译出部分;
莫泊桑:《漂亮朋友》、《羊脂球》、《我们的心》、《一生》;
左拉:《娜娜》、《金钱》;
罗曼·罗兰:《约翰·克里斯朵夫》;
勒萨日:《吉尔·布拉斯》

德国:
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
席勒:《阴谋与爱情》(当时有东德电影,记不得书是否翻过来了)

西班牙: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

意大利:
但丁:《神曲》

美国:
杰克·伦敦:《热爱生命》;
德莱塞:《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金钱》、《金融家》、《天才》(德莱塞死前几个月加入美共,给人们翻译介绍他以理由);
马克·吐温:《镀金时代》。

这些小说基本上都是“写实主义”的,熏陶出来的人,其审美趣味也基本上是清晰的,即所谓“雕塑感”一类,与“晚主”(一九五五年后出生者)的崇尚“现代派”构成鲜明对比,也是二者之间的“代沟”。“朦胧诗”可以算是一个异数。

《福尔摩斯探案集》和《形形色色的案件》,以及《汤姆·索亚历险记》文革前就流行过,不再此列。另外,Gone with the Wind,名副其实的“飘”在“飘派时代”知道的人不多,到一九七O年代后期才流行。也是一桩怪事。

在“西学东渐”中碰到的最难翻译的词之一就是sexeuality,福柯的Histoire de la sexualitié以前译为《性史》,增补修订后成了《性经验史》,其实都不全面。Sexuality的含义很广泛,包括性行为、性心理、性道德、性禁忌……等等等等。在大街、公园或冰场众目睽睽之下问女孩“你哪儿的?”说它跟性毫无关系吧,问答(或不答)双方都知道下面要谈恋爱;硬说这是“性行为”,又实在勉强。欣欣已经考证出来,轻易发生性关系是被人看不起的。

但是,如果说当时的青少年都“发乎情,止乎礼义”,又太理想化了,我觉得恰当的表述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

某“飘”先交一女友,门第甚高,容貌欠佳,且有些傻气。未几生厌,遂曰:“你去把那个谁谁给我叫来。”“谁谁”和“傻大姐”相反,门第不高,相貌出众,光洁的浅黑色鹅蛋脸,轮廓分明,大眼睛很“飘”,人称“印度美人”。不久该“飘”因故入狱,“谁谁”回乡下老家生下一个儿子。听到这个故事后曾在西单见到一个相貌身材无可挑剔,却面容憔悴衣衫破旧的女孩,回来形容给讲故事的人听,“好像劫后余生的样子”,讲故事的人说,“她可以说是经历了一次劫难吧。”

胆儿最小的当然是谨遵“晚婚晚恋”的国策,生怕影响招工上大学。(带“婆子”下乡的,两人在面临招工上大学时都被往后排,实在挺不住结了婚的,后来都要经历更多曲折才能回城。)但是根本不谈恋爱还能叫“飘”吗?所以一般人都取“中道”。

看了外国小说,难免想效法,可像巴尔扎克的那些“人间喜剧”人物的动力是欲望,在试图泯灭一切欲望的环境里,别说是效法,连共鸣都难以产生;狄更斯的“苦孩子turned out to be somebody’s son”模式也比较boring,因为飘派之成其为飘派就是门第高贵确定无疑;居于N角之上的人可能对安娜·卡列尼娜产生同情,当时延续的还是“真诚的爱情不能见容于虚伪社会”的解读,毫不犹豫地站在卡列宁的立场上,众声唾骂安娜是“破鞋”,是电视剧播出后的奇观。效法安娜的前提条件是“居于N角之上”,不在“角”上的人如何进入“角”色呢?这就用得着普希金了。

当时《叶甫根尼·奥涅金》在女孩当中十分流行,好多段落都能背下来,就效法达吉雅娜给心上人写一封信。根据遇罗锦回忆,哥哥遇罗克曾鼓励她给喜欢的男孩写信表示好感,可见女孩采取主动早在文革开始前就有了。不过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期采取这种方法却往往失灵。看过《叶甫根尼·奥涅金》的男孩不多,收到信后的反应难得回信或当面把女孩教训一顿,而是转手就给别人看,以便撇清!我这个人比较缺少“道德义愤”,对上面说的“大出格”行为也未加谴责。三十多年后“忏悔”,也只能说当时羡慕他们胆儿大,有些好奇,剩下的只有同情。唯独这个收到信给别人看,到底算是什么意思呢?表明自己能耐,讨女孩子喜欢?柳下惠?

也许,这些男孩竟是对的。对女孩们来说,达吉雅娜和奥涅金的故事只是前半段,后面还成了将军夫人呢。真正让女孩们潸然泪下的是达吉雅娜对奥涅金的告白:“不错,我爱过您,但是我现在有丈夫,我要对他忠实。”因此,她们在写信的时候潜意识里并未将收信人当作未来的结婚对象。恋爱和婚姻是两回事,始终是女性自觉或不自觉的观点;而“婚姻以爱情为基础”则是男性近百年来所坚持的。即便在那个封闭的时代也不例外。


“飘派”拾零(完结篇)

到紧要关头打住,且听下回分解,外国叫做cliff-hanger。“蓝制服”和“中式棉袄”跟那男孩吵,他手里拿着刀子一步一步往后退。这时背后出现了几个穿制服的中年人,似乎是警察或准警察,男孩见势不好,翻过栏杆跑了。中年人也不去追,好生安慰我们,我们也感恩不尽。“悬念”就这样完了,Sorry。

我原来觉得只要才貌出众的, 都让我这个“初一小孩儿”景仰,后来才知道不然。先“跟名人撕咬”一下。我有一个早成“老朋友”的“小朋友”,插队时跟郑义先生同村,给我讲过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大飘儿”——不是“小飘儿”,她特地强调——来到他们村,看什么都不顺眼,入乡随俗嘛,也只好忍着。最后看到灶上晾的袜子掉进粥锅里,本村知青拣出来,说,“没事儿,没事儿”,该“大飘”的忍耐到达极限,撂下一句话:“你们根本没有做人的资格!”“飘”然而去。这件事借着网络的便利向郑先生求证过。

得到答复如下:

这么多年的事儿,实在想不起来了。当时到我们村来的人很多,同是天涯沦落人。当年我们村的同学们干得很苦,袜子掉粥里当然不算个什么事儿。记不得有哪位“小飘儿”有这么大口气。两点:第一,他得“份儿”极大,谁到我们村来还能显摆“份儿大”呢?至少不多吧。第二,大家混得都不是人样儿,谁不是呢?破衣烂衫,撒过粪的爪子来不及洗,抓起干粮就往嘴里塞,但精神状态极高昂,能侃点儿西方哲学史萨特德热拉斯带星星的火车票什么的,到我们大坪村来,可能才有资格评价我们是否有做人的资格。他若是读过这么多书了,也不会在意那只袜子了。——是吗?

那是一个“份儿”极大的人,所以不叫“小飘儿”,是“大飘儿”。飘派不论大小,大概没兴趣看萨特、德热拉斯,也没有在猪圈旁边拉勃拉姆斯小提琴协奏曲,揣着笛子上山放牛,将贺绿汀的“牧童短笛”付诸实践的雅兴,看看《红色娘子军》,听听“老贝”、“老柴”,够吹牛的就行了。因为居于或接近上层的缘故,“飘派”们重要的资格之一就是在天桥剧场看过“原装正版”样板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能当场抓拍舞台剧照的“拔份”(提高身价),要是通过某种途径跟演员们认识,知道些八卦,“份儿”就更大了。

可见当时“才”与“貌”,精神追求和物质享受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把“沟”的两边一勺烩了,难免掉进“沟”底,永世不得翻身。好在我从15岁起就“认同”萧涧秋,作“永远的外来石子,在任何机器里都不会成为润滑油”,下面是从“沟底”发出的“山谷回声”。

有一项 “沟”的两边所共同喜爱的活动,那就是照相。大概从一九六七年起,中学生里兴起一阵照相风。照相技术已经发明了近二百年,此前此后都有人照相,专业的,业余的,但是可以算作identity一部分的照相,似乎非“老三届”莫属。原来也没这么想,那天接待诗人们时忽然发现,除了京不特摄像机不离手之外,只有北岛拿着数码相机摆弄不已,产生了似曾相识的亲切感。杨炼不是“老三届”,他就不照相,发现被镜头对准了,就摆出post让人照,其他更年轻的也这样。玩儿乐器是为了报考文艺团体,有二十出头开始学手风琴的,嫌指头太硬在热水里泡泡再拉,玩儿照相又“图”个什么呢?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跟焊半导体,织毛衣类似,照相“不着一字”,凡是没被砸烂的,大概也就是被默许存在的,原样照下来,责任不在我,却可以“尽得风流”。二是快要下乡了,在生长的城市及其附近的风景名胜留下点纪念。第一批去内蒙牧区插队的就是一九六七年夏天,后来山西、陕西、云南、吉林……一拨接一拨,持续到一九七O年,再后来多是北京郊区。

“老三届”里照相upgrade为“摄影”,参加正式影展的也有,印象最深刻的却是几个业余爱好者。一个是大学里不同系的同学,是专业摄影师的老公,大二那年的暑假他到北戴河照的一张《渔归》,落日余晖中近乎黑色的海浪、水面上翻腾的白色泡沫、礁石、蹒跚而行的渔人……非常清晰。后来每看到类似题材的照片就有意无意地跟他的比,不知是不是先入之见太强的关系,总觉得不如那张好。再就说到那两兄弟。因为认识那哥哥的女朋友,沾光也让他照过几张相,他为了取景,攀上跳下,几次差点掉进水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辛辛苦苦给你们照相……”但是——如果他上网看到这篇文章,请原谅我——似乎未见精彩,只能说曝光基本正确,构图连老套都谈不上。另外,他的眼睛只盯着女朋友,集体照抓的全是她表情最生动的瞬间,其他人只求不闭眼,让雪地上的强光晃得皱紧眉头也不管。弟弟的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两个男孩坐在颐和园长廊的顶头,人,柱子,和上方的雕花呈剪影框架,中景石舫,远景玉泉山的宝塔,层次分明,中规中矩,半点不“飘”。后来在照相馆找到工作的是弟弟而不是哥哥,并非偶然。

现在想起来,“飘派”们的趣味还是非常保守的。他们看的世界文学名著到十九世纪末戛然而止,二十世纪作品只有苏联小说,难得有现代派作品。高行健之所以能在八十年代比别人先走一步,完全是因为学法文出身,萨特、卡缪等“荒诞派”作品可以看原文。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则是受《麦田守望者》影响,据说她就看过这么一本小说。他们听的唱片,不管是抄家抄来的,还是逃脱抄家留下的,多始于巴赫亨德尔,止于肖邦、李斯特、“强力集团”。能听到德彪西、肖斯塔科维奇的,得是王昆的儿子及其朋友。(见张郎郎先生的有关回忆)五十年代批判德彪西影响了一代半人的审美趣味,知识分子们多反对现代派音乐。某工程师热爱西洋古典音乐,制订了庞大的唱片搜集计划,到文革开始时已有五百多张,自然都被抄走。他本人则接受例行审查。一日,忽然听到外面大喇叭里在批判他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并播放一段爵士乐为证,不禁勃然大怒,找到造反派司令部,提出严正抗议:“我没有这样的唱片!”八十年代电视上采访申葆青,记者最后问她对摇滚乐有何看法,她坐在钢琴旁莞尔一笑, “代表”专业音乐工作者表现出最大的宽容:“太吵闹了一点吧?”

上面说的这些人如果看到我的文章,也许会愤怒地抗议:“我不是飘派!”尽管任何意义上的“写作”都可能失去朋友,我还是希望得到原谅;虽然语带调侃,我写的时候却怀着温情。那是我们的青春,那每人只有一次,永不复返的青春。在那精神与物质的双重贫乏中,青少年们是怎样近乎绝望地抓住任何可以称为“贵族”或“文化”的东西,来抵御粗野和愚昧的压迫。然而书中的“上流社会生活”毕竟要在现实中碰壁,这就是“飘派”不得不通过打架来“拔份儿”的原因。不过,贵族本来是武士,在终绝了十几个世纪(隋唐)之后居然能发出微弱的回响,也未必不是好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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