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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幕府的“洋帮”

作者:福尔索姆



“拉车的”和“推车的”

李鸿章为实现政治抱负而经营他的幕府,在这一过程中,他既延揽由科举正途出身的人,也招致受欧风美雨熏陶过的人。这两股势力在李鸿章的幕府中汇合,并在李鸿章死后继续协力发挥作用。

“外来势力”的根柢可追溯到1841年的澳门,当时13岁的容闳通过一个传教士医生的帮助,被录取为马礼逊学堂一年级学生。这一年级的另外五个学生中,一个即后来广为人知的唐景星(唐廷枢)。此二幼童均来自澳门附近地区,代表了广东人的一个阶层,这一阶层倾向于学习英语及西学而不是以儒家典籍及官僚政治作为进身之阶。在澳门和香港(1842年学校迁至此地)学习六年之后,容闳赴美深造,唐景星则留在中国,先后在香港殖民政府中充当译员,在上海海关任译员和总翻译,1863年成为上海英国公司怡和洋行的买办。

容闳于1863年受委派赴美采买美国机器,这批机器和李鸿章的制造局合在一起,遂为江南制造局之肇始,同时也是容闳和丁日昌订交之开端。到1867年丁日昌在曾国藩、李鸿章推荐下升任江苏巡抚时,他与容闳已经是老朋友了。正是根据容闳的建议,一所翻译西方科学著作的翻译馆在江南制造局内建立了起来,他还详细地和丁日昌讨论了派遣中国幼童赴美国接受西方教育的想法。由于丁日昌的斡旋,容闳的这一计划引起了曾国藩、李鸿章的关注。在他们的赞助下,1871年这一计划被皇帝批准,第一批学生于1872年夏扬帆赴美。

这批学生留美之时,唐景星辞去了他在怡和洋行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当了轮船招商局的总办,从1873年到1884年,担任这一职务共11年。认识唐景星的西方人都很钦佩他的管理能力和他的忠诚正直,赞赏他的“进步”思想,并希望看到中国采纳西方文明。而另一方面,当1877年李鸿章考虑派他为驻美公使时,却说他的中学根底不深。谈到他和李鸿章的关系,唐景星说:“总督是前面拉车的人,而我则是后面推车的人。”


三个重要的“海归派”

李鸿章幕府中被委以洋务者,“归国学生”人数最多。在当政期间,李鸿章主持派遣了学生赴欧美学习海陆军、开矿、通讯等等。这些学生学成回国后,许多人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李鸿章是为数不多的认识到赴美幼童们在美国所受教育的价值的官员之一。他是幼童留美的发起人之一,当1881年这些幼童们被勒令回国后,他把许多人安置在了自己手下。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被送到他在天津新建的水师学堂和鱼雷学堂,其他有些人则进了电报学堂,有些人被送到天津以北的开平煤矿,还有些人则进了李鸿章在天津建立的医院中。这些人中有许多人最后又进了外交界。留美幼童们还太年幼,因而在李鸿章当政期间他们在李鸿章幕府中还不能充当重要角色,然而,有三个年龄较大的归国学生,在1880年代中期开始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他们是马建忠、罗丰禄和伍廷芳。

马建忠(1844-1900)出身于江苏一个缙绅家庭,早在太平天国时期他就引起了李鸿章的注意。他在上海的经历使他成为“西化”论的鼓吹者,1870年代他被李鸿章派往法国学习,以便更多更好地了解西方。他曾一度在驻巴黎的中国公使馆任参赞。1870年代末他回国后不久,李鸿章就在一封信中提到,马建忠正“讲习交涉律例”,并搞翻译,也正在被培养做外交工作。1882年,谈判缔结朝美、朝英和朝德条约时,他还充当了李鸿章的代表。1884年,李鸿章将其转入商界,任命他为轮船招商局会办,他任此职一直到1891年。1895年,他陪李鸿章赴马关谈判,次年又陪李鸿章环游世界。在其有生之年,他将古典文化知识与近代语言素养相结合,写成了中国第一部权威的现代语法著作——《马氏文通》,于1898年出版。

罗丰禄是跟随李鸿章数年的海军事务秘书和亲信,福建人。1871年,罗丰禄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福州船政学堂航海学校第一期毕业,之后成为郭嵩焘驻英公使馆的随员。他加入李鸿章幕府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但在1881年10月,李鸿章评价他说:“罗丰禄学有根柢,当差甚勤。”罗丰禄是李鸿章的机要秘书、翻译和内勤总管。1897年,通过李鸿章施加影响,他又成为中国驻英公使。他不仅熟知欧洲的风习礼仪,而且精通英语口语和书面语。1896年李鸿章访问欧洲时那机智的谈吐和得体的措词受到公众的赞扬,这多半要归功于罗丰禄,是他把李鸿章在各次欢迎会招待会上的致词译成英语的。罗丰禄把李鸿章在维多利亚女王留言簿上写的一首中国古典诗用莎士比亚风格译成英文,获得了英国女王的欢心。

李鸿章的第三个起重要作用的归国学生幕友是伍廷芳,他在1890-1903年和1908-1909年两度出任中国驻美公使。可以很贴切地称他为“英国陶冶出的中国人”。他生于广州,15岁开始学习英文,此前他已经在新加坡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1873年,他家把他送往英国学习法律,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英国法律界的中国人。他在1882年接受了李鸿章的邀请,来到天津,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做了李鸿章的法律顾问和外事代表。在李幕期间,伍廷芳又对铁路发展发生了兴趣,1886年促成了开平铁路公司的成立并成为其总办。伍廷芳还随马建忠、罗丰禄一道陪同李鸿章去马关谈判。这三个关系密切的谋士中,只有伍廷芳一人积极参与了中华民国早期的事务。


“洋幕友”的一席之地

为了满足尽快培养人才的需要,李鸿章将一种新的因素引进土生土长的幕府制度之中,即聘用外国人作幕友。他任用外国人作顾问、教习、海军军官、舰长、仓库管理员、制造局帮办、军事教习,甚至他的外交谈判代表。不过,有一件事情是确凿无疑的,即凡是不把李鸿章作为主人看待的外国人,没有一个能在他手下长期供职。而那些承认李鸿章的地位并忠实地为他服务的外国人都受到他的尊重,并且薪金优厚。

在李鸿章的幕府中,外国人占有特殊的地位,并有他们自己不正规的等级制度。其中,差不多是站在顶点的有两个人:德璀琳和毕德格,所有在李鸿章幕府供职的外国人通常都把信寄给这两人中的一个,因为他们两人与李鸿章几乎天天有密切的私人接触,而且都能讲汉语。德璀琳是那些在李鸿章的工商企业中供职的外国人的联络官,也是那些为李鸿章办理外交事务的外国人的联络官。毕德格则负责管理在北洋海军任职的外国人员并总管外国人。以地域和语言为基准,他们两人之间还有一个不太严格的分工:德璀琳支配着在李鸿章手下任职的欧洲人,毕德格则吸引着美国人,有时还有英国人。

德璀琳,德国人,由赫德的总税务司署委任为天津海关税务司。虽然严格地说他不是李幕成员,但是在李鸿章直隶总督任期内他几乎自始至终与李鸿章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在各种有关地方、国家乃至国际事务上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与其接触十分频繁。

1885年中法战争结束后,应李鸿章的请求,马士被从海关调到轮船招商局,协助进行从美国公司手中收回招商局船只和库房的工作,这时,他就是通过德璀琳向李鸿章汇报工作进展情况的。马士在轮船招商局任职的两年中(1885-1887),就仓库、船坞、轮船设计及成本核算、航线、黄河治理、台湾开发、财产的处理与获得、撞船事件、煤炭开挖、铁路火车、吊桥、人事问题、国际争端、鸦片走私、轮船修理、朝鲜贷款等等问题给德璀琳写信汇报。马士把德璀琳当作一块共振板,作为沟通与李鸿章联系的直接渠道。他向德璀琳报告轮船招商局内发生的几乎所有事情,从而也就成了李鸿章在轮船招商局的私人情报员。1880年代后期墨贤理任朝鲜海关总税务司时,他的许多信件都是直接写给德璀琳、再由德璀琳将有关情况转报李鸿章并将李鸿章的指示传达给墨贤理。

毕德格,美国人,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副领事和翻译,后被免职,原因是美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他既已担任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毕德格在李鸿章手下任职一事在天津并不是个秘密,因为1879年以前他就已经担任李鸿章的秘书。他在李鸿章手下任职是从做李鸿章的孩子们的家庭英文教师开始的,由此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和友谊。他是一直与李鸿章亲近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李鸿章外交事务方面不可多得的助手。虽然毕德格在李鸿章幕府中的职位不过是个私人秘书,但是他还担任李鸿章的翻译,负责陪同外宾,为李鸿章读了不下800部英文、法文和德文书籍(用中文翻译),陪同李鸿章赴马关议和,并且还为李鸿章提供消息,使其大体上了解在天津的外国人及外交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

李鸿章幕府成员中重要性位居第三的外国人是汉纳根,德国人,曾在德国军队中服役,历任炮兵军官和骑兵军官。他是在1879年被中国驻柏林公使馆聘来作李鸿章的副官的。除作军事参谋外,他还监督修筑了旅顺港和威海卫的防御工事。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在那艘不走运的“高升”号上任中国军队的军事教官,但他却泅水逃了命。在战争过程中,他同时在李鸿章的海军和陆军中任职,还曾一度担任北洋海军的联合提督。

李鸿章第一个外国人幕友是马格里,他是英国军医,以前在英军第99联队任职。1862年,马格里辞去他在英国军队中的职务,加入了李鸿章的幕府。有一个时期,他担任李鸿章的私人助手,协助李鸿章练兵,给李鸿章出谋划策,在涉外事件上给李鸿章以指导,充当过李鸿章与外国人之间的调停人与联络官。正是在马格里的鼓动下,李鸿章于1863年在松江建立了他的第一座兵工厂。马格里在松江、苏州及南京主持李鸿章的各个兵工厂,兢兢业业,忠心耿耿,一直到1875年,由于与中国同事发生争端而辞职。几乎每一次中国幕友和外国幕友发生冲突时,即使外国幕友有理,李鸿章也总是站在中国幕友一边。马格里虽然辞了职,李鸿章却并未完全弃之于不顾,而是为他谋得了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做参赞的职位。1876年他陪郭嵩焘赴英,在公使馆恪尽职守。他忠诚地为李鸿章服务达三十年之久。

李鸿章在他活动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不得不依赖外国专业人员作顾问。在轮船招商局,他有一个外国总监和一个外国航海监督。从1885年的花名册上看,该局轮船上144位船长、大副、管轮,竟无一是中国人。开平矿务局从一开始便聘用了外国技师,李鸿章所办的铁路公司也是如此。北洋海军也依靠外国人作教习、顾问官、管轮和炮长。1879年,外国医生成功地治愈了李鸿章妻子的病,这促使他聘请了一个外国医生伊尔文为家庭医生,后又任命伊尔文为其海军医师。敦约翰是在天津的英国人,李鸿章曾就与梵蒂冈建立外交关系一事派其赴罗马与教皇商谈。

不过,李鸿章只在他不能使用中国人的地方才使用外国人;他使用他们,为的是增加自己对西方的了解,并培养出可以代替他们的中国人。

摘自《朋友·客人·同事——晚清的幕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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