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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在历史的犄角旮旯里
——访北京社科院李宝臣研究员




作者:李勇刚




还在读研究生时,就不只一次听导师郑也夫先生讲过,他在北京社科院工作的时候,有个同事兼好朋友叫李宝臣,嘴里的明清掌故一大堆,知道很多历史犄角旮旯处的事情。我知道,导师眼光“毒”,不会吹捧谁。

早春的一天清晨,我们来到李先生家。一身蓝色的中山装,略微严肃的表情,让我们一开始颇觉局促。但烟抽过数根,茶喝过几泡之后,李先生脸上的表情慢慢生动起来,很多有意思的词儿也不时脱口而出。

他还保留着旧家子弟那不温不火的遗风。


终身难忘的“姿势”

学习博览:作为旗人旧家之后,您从小生活的环境和见过的世面肯定不一样。

李宝臣:我家虽是世宦之家,但光绪年间,到我祖父幼年时经朝廷抄家,家道中落。他成年后开始经商,渐有起色,这是不小的革命,因为在清朝绝对禁止旗人经商。后来我父亲子承父业。我家虽然是旗人,但我祖父、父亲的思想挺开化,而且都厌恶旗人的繁文缛节与好吃懒做的习气,尽管我家至今保持着“好吃”传统,却从不“懒做”。我父亲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相信科学救国,所以要求我们学习理工,坚决不让学习文史。这也许是出于对我们在政治安全方面的考虑。当时家庭生活氛围比较宽松,但旗俗旗礼还是不能完全褪尽,所交往的人又多是旧家。

小时候见过一些晚清的名人,像载涛、容龄。比如说容龄,她的父亲裕庚,是晚清中国驻法国公使。她家是玉田正白旗汉军。容龄与她的姐姐德龄,曾随父亲到法国生活和学习,可以说是近代中国妇女走向西方读书学习的先驱。1903年回国后,姐妹俩被慈禧召进宫随侍左右。这几年不断有人把德龄姐妹的故事搬上银幕,如《德龄公主》、《德龄郡主》等等。我小时候受的教育,慈禧是一个剥削阶级的总头子、卖国贼,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就是电影《白毛女》中黄世仁他妈的形象,一个地主老太婆,恶狠狠的。我上中学那会儿,容龄谈起慈禧,常挂在嘴边的就是“太后仁德”,而且每次谈起的时候都有欠身欲起立的这么一个姿势。(谈到此处,李先生双手放在膝上,两眼平视前方,模仿了一下这个姿势。)

学习博览:这是很恭敬的姿势。

李宝臣:这个姿势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自从我上学受教育以来,已经认同慈禧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杀人魔王的说法,而眼前这位70多岁的老太太提起她的时候,竟然能这个样子,真让我惊愕不已。是什么魔力能够使这位古稀老人,对慈禧这样痴心不改,竟然能够完全不顾时代对慈禧的政治否定?这个疑问困扰了我很长时间,在当时一元政治文化的生活状态中,是怎么想也想不清楚的。不过这却引发了我想探究的兴趣,是让我走上历史研究的一个动力。


旧式人物的“忘年交”

学习博览:有没有交往比较深入的“忘年交”?

李宝臣:有啊。关系最好的是兆惠公的七世孙吴元清先生。兆惠在乾隆年间两次平定新疆叛乱,还差一点困死在黑水营。他的儿子扎兰泰后来成为乾隆的额驸。我们两家有通交之好。我上中学的时候,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上老先生家里去聊天。我要两三个礼拜不去,他也会派人来找我去。为什么呢?他说:“我说的没人爱听,就你爱听。”

学习博览:老先生找不到倾诉的人,憋得慌。

李宝臣:我上中学的时代是阶级斗争教育紧锣密鼓的时代,很少有人愿意听老人讲旧事。要求进步的学生还会认为这是宣扬“四旧”。现在情况不同了,昔日被革命认为丑恶的家史成为了家族荣誉。兆惠家族墓地得到了部分保护,就包在奥运森林公园里面。现在有人找吴先生的家人问旧事,好多事情他儿女都不清楚,还得来问我。说那阵儿他爸爸聊的老事,他们总以为是陈谷子烂芝麻,不合时宜。吴先生当时已六十岁上下,人老了总是要追忆诉说的。你想,没有听众怎么能行?恰恰我能坐那儿听,而且还问,还向他请教,他就觉得很难得。

说真的,这种聊天经历对我以后关注清代礼制问题,增加了难得的情景体验。记得齐如山先生讲过,他在同文馆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到同学家里与同学的祖父母聊天。聊天拓展了个人体验的时间与空间,起码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感悟提前100年。


昙花一现的《只把春来报》

学习博览:能不能聊聊您上中学时的经历?

李宝臣: 1964年我进北京四中上高中。文革前,权力与金钱还不能干扰中学的升学录取,主要凭真成绩。但刚一进四中,就赶上了四清运动。

高一的时候,我们班就已经搞过“四清”了,当时教室墙壁上贴满了批判一位同学落后思想的小字报。他出身不大好,说话又常常口无遮拦。我现在还记得他挨批判的言论,一个是他看到黑人时觉得非常好笑。最要命的一句话,是他声称他在40岁的时候,一定会拥有自己的别墅和汽车。

学习博览:不合时宜的思想,加上不好的出身。

李宝臣:文革初期有一幅非常有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对联曾经被极左狂热者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搅得中学天翻地覆,制造了许多悲剧。但也有人不怕高压坚决反对。

我们高二·二班有个同学叫牟志京,创办《中学文革报》,登了遇罗克著名的反血统论文章《出身论》。对联刚一面世,各校差不多都举行过“辩论会”。名为辩论会,实际上是表态会,意见与舆论早已一边倒了。我和班上几个要好的朋友张育海、杨百朋都不同意对联,也不承认自己是混蛋。

1967年春天,我们几个加上何大明、吴景瑞也创办了一份报纸,取主席《咏梅》诗中的句子,叫“只把春来报”,共出过五期。影响较大的文章是《论出身》,被认作是对《出身论》的小骂大帮忙。文章是张育海写的,虽不能与《出身论》相比,却是一篇真正出自中学生之手的讨伐血统论的檄文,因为遇罗克那时已是工人。

育海是我中学时代的挚友,他志向远大,真诚热情,睿智勇敢,不拘小节,是难得一遇的人物。不幸的是1968年底,他私下批评林彪的言论被人举报,面临灭顶之灾。他毅然远走云南,不久出境参加缅共游击队,半年后战死沙场,永远躺在了异国的冰冷的土地上。


文革中的书痴

学习博览:文革十年,都是在这种“运动”状态中度过的么?

李宝臣:也不是。其实中学的热火朝天的文革运动到1967年底就已经结束了。原先上四中是想进清华之类的大学,后来文革发生,高考废除,这些念想也都没有了。但是由于幼年时期对于老人往事的一种兴趣,让我迷上历史了。

大概是七十年代初那阵,我的一个朋友在中科院图书馆工作,图书馆在王府大街东厂胡同。文革中能外借的图书一般只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和被政府认定的革命书籍,其他书籍如古旧书、线装书是不能外借的。因为朋友关系,他冒险在私下里每回给我弄五本看。

学习博览:只为兴趣读书,一定是一种酣畅淋漓的状态。

李宝臣:大约有一年多时间,我平均每天看书8小时,有时一天看14小时。有人说十年磨一剑,我觉得如果脑子够用,精力充沛,专注沉迷,有两年上下的功夫就够了。当然读书是终生的事情,我说的两年是指时间精力绝对集中,拒绝一切其他事务与诱惑。

学习博览:那您这之前也读过很多书吧?

李宝臣:我挺喜欢历史与哲学。文革前有一种灰皮书,主要是为了让干部了解西方而内部发行的,一般人很难搞到。四中干部子弟多,辗转搞到那种书看过不少。比如《战争或和平》,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写的,讲的是政治哲学,书中的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变化是生活的准则,谁要阻碍变化,必然发生猛烈的爆炸。不然你就到图书馆找出一份古罗马地图,然后你扪心自问,你愿意现在的世界变成那个样子吗?”那是我在1966年的时候看的。(李先生目视窗外,不紧不慢地背出了这段话。我们惊诧于他那穿越43年时间仍毫不褪色的记忆力。)

学习博览:您后来上北大也是在哲学系。

李宝臣:我上北大说白了纯属是为了拿一个“功名”,就是工作的通行证。


做大学者须“四有”

学习博览:从北大毕业后您就一直在北京社科院做学问。对于做学问这桩事,您怎么看?

李宝臣:念书我是喜欢念的,但严格说我不是真正搞学问的人。我常讲的一句话:成为一个大学者要“四有”:有钱、有闲、有瘾、有天赋。

有钱不是说你特别富有,钱太多对你成才也许是个障碍。有钱就是一觉醒来以后不用去想养家糊口的问题。所谓“闲”就是要有空余时间不为俗务困扰。如果你的有钱是用闲来换取的,你也做不了学问。第三条最重要就是有瘾,就是兴趣成癖。前三条都具备,你成为一个中人一点问题都没有,达到中人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若想成为高人必须拥有第四条,就是要有天赋。

我天生记忆力尚可,小的时候基本上能做到过目成诵,但我不属于那种对学问有瘾的人。瘾就是到了极致,如同毒瘾与酒精依赖似的,不吸不行,不喝也不行。我差得太多,远没到那种程度,但还是比较喜欢的。

李宝臣老师在历史的犄角旮旯里寻觅了大半辈子,但并不拒绝现实的关怀。在《礼不远人》一书中,关于清朝贵族的婚礼,他写道:“由于迎娶在夜晚,銮仪卫以灯炬前引……后面跟着仪仗队与乐队。乐队设而不作,可能是为了避免吵闹而影响夜晚的安静。灯火明亮照着送亲队伍,安静有序地前进,显示出一种公共精神与人性化。”整本书中,在好多地方,他都喜欢这样宕开一笔,似有所指,却欲言又止。

采访末了,我问他,看您的文章,字里行间不乏对当下的褒贬,但感觉劲道不猛,为什么?他说:“可能跟我自幼的教育有关系,我不想把事情弄得特别狠。我稍微说说,你要自己知道害臊,就行了。殊不知,现在这个社会不知道害臊了。”

不知道害臊了,确实麻烦。


摘自《学习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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