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怯弱的良知——我的1966年8月

作者:田小野

  (一)

  1966年8月,我是北京女一中的初三学生,没有资格当红卫兵。在家
庭问题上,我们这类人的出路就是“划清界限”。所谓划清界限,就是要在一
夜之间,拒绝支撑了十几年生命的亲情,将爱转化为恨,这无疑是一种强迫,
但当时的我,是努力而痛苦的将“强迫”转化为“自愿”的。因为“划不清界
限”本身,就意味着被划出革命的圈子,而“跟随伟大领袖毛主席干一辈子革
命”是我别无选择的政治理想和人生理想。

  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应该是最讲血亲关系的:“亲亲,仁也。”(《孟子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使子女摆脱了“长者本位”伦理观的约束,获得独
立选择自己道路的权利,但鲁迅再三强调不能因此而否定“人伦”的“天性的
爱”,因为它是人世间“隔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爱”!——这是一条“
底线”!如果除了作出不同于父辈的选择,还要视父辈为仇敌,伤害自己的亲
人,那就过了“线”!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儒家“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的主张,应该说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有着血缘关系的亲属之间的爱是“隔
绝了交换关系与利害关系”的,是绝对的!是同样不能让步的!这是一条人兽
之界,过了这条界限,人就不成其为人!人内在的兽性一旦被如此彻底的诱发
出来,可以任意的伤害自己的亲人、骨肉,那末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做不
出来?!

  我们一代人文革前就懵懵懂懂、耳濡目染的受着这样“划清界限”的教育
,从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到周总理为革命事业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再到
“党的政策是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等等,连遇罗克这样的
先哲都曾不懈的与其家庭作斗争。而“红八月”在中学,真正触及每一个人灵
魂的,正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
就滚他妈的蛋”的主题歌。

  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危险的让步!一旦开了头就会身不由己,按照
这个逻辑,顺流而下,会引出各种可怕的行为。这里也隐含着一种道德观、伦
理观,即只要“目的崇高”,可以不择手段,所谓“崇高”,不过是自欺欺人
!其实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什么事都可以干,什么人都可以背叛、伤害
,如此为一切反人性行为开路的伦理哲学,在我们的教育中,曾经打着“革命
”的旗号风行一时,至今仍然有影响。……

  当时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是每天都要去学校,学毛主席指示,看大字报
、参加斗争会。我们教室的前方有一个施工的水泥坑,学校的校长兼党支部书
记张乃一被斗争了之后就常常在那坑里,她浑身上下浸透了深灰色的湿水泥,
头发、鼻子、嘴、眉毛都看不见,只剩了一对幽幽的目光,像一个古怪的灰色
精灵。有的时候高中的红卫兵来对她训话,有的时候初中的红卫兵,抡着皮带
抽打她,她发出一声声的惨叫,当抽打声实在不堪忍受时,坐在教室里的我有
过冲动——喊一声:“别打了!”或是“要文斗不要武斗”什么的?!但这一
闪念即刻被一种畏惧甚至是恐惧压灭了。在那个“红色恐怖万岁”的八月里,
此类内心活动不只一次的反反复复。我曾是个任性而好冲动的孩子,幼儿园时
就好打抱不平,敢当众和老师顶嘴(哈!兔贝贝至今记忆犹新),小学时喜欢
和男孩子一起舞枪弄棒、爬树上房,8岁时因为受不了委屈,从住宿的学校趁
天黑出逃,步行几个小时才找到家。虽然是女孩子,但我一直就被家人戏称为
“拼命三郎”。可是,在我未满16岁那年的红八月里,支撑在我生命中的一
棵挺拔的小树,突然被拦腰折断了!怯弱!我突然变成了一个怯弱的人!

  即使变得怯弱,今天我也还庆幸自己没当成耀武扬威的红卫兵,没作出更
愚蠢和疯狂的事情!这里我想引丁东《精神的流浪》中的一句话来说明:“我
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
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二)

  我们班开始斗同学了!被斗的是班里的团支部书记,赵留柱,下中农出身
。北京女一中与中南海一墙之隔,干部子弟集中,高干子弟较多,我记得初二
时学校开始着力培育干部子弟的优越感,班主任在班里召开干部子弟的秘密会
议,内容是要干部子弟努力学习,国家需要你们这样“红专”的接班人,出身
不好的同学学习好就是“白专”,我们的党要保卫红色的江山永不变色。一些
学习纪律差的干部子弟在这样的秘密会议上获得激励和优越感。后来的文化革
命,我看到,无论是在水泥坑抽打校长的还是在我们班主任老师背上钉图钉的
,都无一例外是校长老师们亲手培育起来的不可一世的干部子弟。

  赵留柱不是干部子弟而窃据了班里团支部书记的职位,红卫兵中的团员和
非团员都对此愤恨不已。这是文革中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斗争会(以前我参加的
所有斗争会都是操场或广场的大会,我都是离得远远的观看,而这次的斗争对
象就是自己朝夕相处的同班同学,就坐在自己身旁突然被揪斗)!……全班同
学把她围在中间,有人指斥她,有人推她、踢她、打她,向她身上吐唾沫,她
圆圆的红脸变得惨白,两根粗粗的麻花辫子披散开了,她下意识的用头发把脸
尽量遮挡住!但她始终没有哭!……

  我至今不相信当时全班同学都认为她应该被斗,但这样的发生在40多个
女同学之中的事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为她说句话!包括我自己!这是我多少
年来不愿意原谅自己的一件事。后来我问过一个同学,她说:“你想的太多了
,这种事无论应不应该它都发生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唯一需要考虑的
是如何保护好自己。”……

  赵留柱后来到山西插队嫁作农家妇,至今未回北京。我1995年约她写
了篇农村生活的回忆文章《人生路弯弯》,收在我们编的《50个北京女知青
的自述里》,在这本书的作者里,她是唯一的留在当地的北京女知青。199
5年她从山西回北京交稿时,我召集了一个全班同学的聚会,希望大家能在近
30年后向她说声“对不起”,但是谁都没说!我也没有机会说!

  去年春节,赵留柱来京探亲和另一个同学到我家,我准备这次一定要说“
对不起”了,我刚提起个话头,她就打断我说“我不想再提那些事”!另一个
同学赶忙对我使眼色、摆手,……我终于没能当面向赵留柱说一句“对不起”
,因为她不想听!

  (三)

  1966年的8月里,我和王思不知怎的到一起了。在学校时,我们相互
不讲话,出了校门她就跟在我后面回我家,我的爸爸妈妈被隔离审查不能回家
,虽然家里到处都贴着封条,毕竟没有大人在家,少些拘束。我们从这屋窜到
那屋,又从那屋窜到那屋,像两只热锅上的蚂蚁!热!我们就在屋子中间的地
上铺上张大席子,躺在地上,还热!我们就去什刹海游泳。……

  那天王思没到学校,我在学校里一个上午都没人理我,下午我就去王思家
找她。王思的妈妈卞仲耘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王思初二
时从女八中转来,初三就当了班长。

  她家是礼士路楼群中的一套三居室,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满目“卞
仲耘”的名字被打上大红叉,家门大敞着,门外站满了师大女附中的学生,她
们许多人站在高高低低的楼梯上,一个站在高处的女生正慷慨陈辞。我进屋找
到王思,她和弟弟妹妹在一起,她妈妈还没有回家。就是说,人还在学校里挨
斗,而一部分红卫兵已经在家门口准备继续的斗争了。门口的喊话内容是要他
们子女与其母亲“划清界限”。我和王思,还有她弟弟、妹妹,躲在最里边的
一间屋里,谁也不说一句话,她的妹妹跪在窗前的一把椅子上,呆呆的望着窗
外。不知道过了多久,忽然门口传来骚动声,王思紧张的对我说:“我妈妈回
来了!”果然,“打倒卞仲耘!”的口号声震天响。王思的妈妈卞仲耘到卫生
间去洗了,红卫兵不让关门,说要防止自杀,王思的妹妹在卫生间里陪着她妈
妈洗,我们站在卫生间外面,门口的批判斗争似乎在不断升级,人也似乎越聚
越多了!……我突然对王思说:“我想回家!你和我一起去我家吧!”王思无
言的对我摇摇头。哦,我明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她的弟弟妹妹!还有她
的妈妈!

  我走了!那天我在王思需要我的时候(我一直这样以为)走了!因为我害
怕!第二天下午,听说王思的妈妈死在师大女附中的操场上。

  ……

  (四)

  呜呼!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是的,我们现在迫切需要的是清醒的反省、反思和自我批判的精神,再不
能阿Q式的始终“自我感觉良好”了,这不能不使我常常想起鲁迅说过的话:
“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

  但是鲁迅又指出“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为了生存,我们有时不得
不以限制(非放弃)“说”的自由作为代价。

  鲁迅笔下的涓生(《伤逝》)就是如此:当他明确意识到自己与子君之间
只剩下“无爱的婚姻”时,他就面临着“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不说
”即是说谎,安于虚伪,不免是沉重的空虚;但“说”出真实,不仅意味着要
面对绝望,还将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别人,让子君在威严和冷眼中,孤独的走所
谓人生的路,并导致最后的死亡!“说”,涓生同样要付出道德和良心的沉重
代价!

  也许,“说”与“不说”的两难选择,将是始终折磨着我们的人生困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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