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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之女梁思宁的曲折人生

 

摘自《齐鲁晚报》二零零一年一月五日

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梁启超之女梁思宁的曲折人生

建国初期,陈毅元帅曾对建筑学家梁思成讲:“当年我手下有两个特殊
的兵,一个是梁启超的女儿,一个是章太炎的儿子”。梁启超的女儿就
是指本文主人公──梁思宁。 

一个偶然的机会,得知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学问家梁启超的女
儿就生活在我们这个城市,甚至就在我们身边,几乎有些不相信。近日,
我终于见到了这位名人之后──梁思宁女士。 

推开房门,一位老人立在面前。身材不高,有些瘦弱,典型的南方人体
型;花白头发,灰色衣裤,极普通的老年知识妇女装束;双颊微陷,眼
窝很深,一双眼睛显得特别大。她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那双眼睛,深沉、
犀利,内涵很多,仿佛探入你的心中。 

梁思宁女士生于1916年,今年已经84岁了。虽然比起同龄人来,步履还
比较轻捷,但听力、记忆力都有些衰退。她是梁启超最小的女儿,父亲
去世时,她才只有13岁。 

与众不同的家世 

梁启超一生有过两位夫人。大太太李蕙仙,二太太王桂荃。思顺、思成、
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王夫人所
生。李夫人出身名门贵族,善诗书词章。王夫人出身贫苦,少时没有机
会读书识字。但她聪明伶俐,勤奋好学。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
亡命日本,后来,妻儿也来到日本。王夫人在这里很快学会一口流利的
东京话,并开阔了眼界,接受了现代西方新思潮。后来又学会了读书看
报,写些简单的信。她既是李夫人的得力助手,支撑着整个大家庭的生
活,又非常理解、支持梁启超的事业。1924年李蕙仙去世后,把几个孩
子托付给王桂荃。王桂荃精心抚育他们长大成人,孩子们也都非常孝顺
她,认为她是“梁家极重要的人物”。 

在老人缓缓叙述那些陈年往事时,我仔细端详她,面部轮廓线条分明,
眼睛深邃,既有母亲端庄大方的遗风,又凝聚着父亲洞察一切的神韵。 

别无选择的选择 

梁启超的几个子女大都留学海外,在科技界、学术界颇有建树。唯有梁
思宁走上了一条与兄长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成为这个旧式大家庭里的“老
革命”。不知底细的人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个“家庭叛逆者”的故事,其
实,作出这一选择不仅对于当时的梁思宁是惟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
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都是也只能是惟一的──因为那是一个国难当头的
特殊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梁思宁正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日军占领平津
以后,华北之大,再也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梁思宁失学了。社会
动乱,找不到工作,也不敢出门访友,出门就会见到日本兵欺负、凌辱
中国人的情景。当时他们家位于意租界里,不远处有一座孤零零的建筑
物,谁也不知道是派什么用的。顺风时坐在家里就常常听见那所房子里
传出的阵阵惨叫声,令人毛骨悚然。 

“有一天晚上,我和母亲走在一条小巷里,突然觉得有人拉住我的大褂,
嗓音沙哑地说:‘太太、小姐行个好吧!’我低头一看,是个又黄又瘦
的残疾人。他说,‘我本是大学生,学校被炸,出来想找个职业,无意
中走近那所房子,突然出来几个五大三粗的日本人,把我拉了进去。屋
里摆着各种刑具,各种刑具上都有人在受刑,发出惨叫和呻吟。两个歹
徒命令我跪在一个烧红的油桶上,马上冒出呛人的浓烟,疼痛揪心!眼
看我的膝盖要被烤焦了,狠心的刽子手把我扔出门来。我醒过来想伸伸
腿,天呀!我的腿已成了直角三角形,永远也站不起来了!那所房子是
个实验新刑具的杀人场呀!’我和母亲听了义愤填膺,泪流满面,十分
同情他,给了他一些钱,就赶紧回家了。” 

这次经历深深地刺激了梁思宁,她明白了什么是“亡国奴”的生活。弟
弟年龄还小,几个大哥大姐远在国外,她经常写信给在上海的五姐思懿
诉说苦衷,寻找出路。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 

梁思懿1933年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准备学习三年后进入协和医学
院学医。但在民族危亡关头,思懿从1935年下半年就开始投身于学生运
动。她思想活跃,积极进步,当过燕大“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大队长,
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与王若兰等被称为“燕京三杰”,是燕大学生领袖。
1937年思懿参加了平津流亡学生集训班,南下进行抗日请愿。后来被派
往上海,在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从事女工工作。 

1940年3月底,思宁收到思懿从上海的来信。信中写道,王若兰回天津生
小孩,不日将返回南方,好机会来了,你一定要亲自去面谈,可能达到
你渴望已久的愿望。王若兰已参加革命多年(后改名康英),她给思宁讲
了许多革命道理,并介绍了共产党的概况,告诉她新四军就是共产党领
导的军队,是真正抗日的军队。思宁老人深情地回忆:“康英大姐的谈
话激起了我的爱国思想,我问康大姐:我能参加新四军吗?她惊奇地看
着我说:革命可不是做游戏,最起码的条件是不怕死、不怕苦、不怕累,
要长途行军,在战争中有牺牲的可能,你受得了吗?我说:能!再苦能
比当亡国奴苦吗?” 

回到家中,思宁对母亲谎称是去上海上大学,免得老人担心。4月6日,
母亲把她们送到了塘沽码头的船上。 

思懿在上海外滩码头接船,把她们安顿下,又与康英仔细研究了寻找新
四军的路线。决定从上海经宁波、鄞县、嵊县、金华,再到皖南,沿途
都是蒋占区。比较其他路线来,这条路线短,情况单一,但也可能有风
险。 

4月12日,思懿与康英和思宁依依惜别。思懿语重心长地嘱咐:“六六(思
宁小名),今日一别,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再重逢!我们姐妹俩从幼稚园到
初中都形影相随,多年来你总是依靠我。从今日起,你就要自己去闯了。”
“你要去的地方是充满希望的,也是所有爱国者都向往的去处。要珍惜这
次良机,要坚持到底,莫后退。切记!进则生,退则死。退,你有这条路
么!上海也不是久留之地,将来我也要离开上海,你还愿意回天津么?”
三人挥泪而别。 

新四军是一所大学 

思宁在康大姐的带领下,一路艰险,在金华还被国民党软禁七天。她们
机智地脱险后,被送到两军防地的界线,又经过四个兵站转送,终于到
了安徽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在这里,两人分手,康英返回皖
北根据地,思宁来到江苏溧阳水西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司令部,分配到
战地服务团工作在陈毅、粟裕的部队里。 

生活在梁思宁面前掀开了全新一页,她不断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切要从
头学起,自己已是革命军人,不是老百姓了。新四军的确是一所大学校,
她在这里不仅懂得了许多前所未知的革命道理,而且见识了许多有胆有
识、大智大勇的英雄,经受了生与死的考验。 

在新四军,思宁主要从事宣传工作。队伍每到一地,她们便迅速深入到
老百姓之中,了解当地风土民情及对敌斗争的状况,然后根据掌握的第
一手材料,立即编成宣传抗日、宣传反剥削、反压迫、宣传妇女解放的
文艺节目,在老百姓之中演出。由于材料真实、生动,又取自老百姓身
边,所以他们的演出总是深受欢迎。 

说起这段生活,老人显得特别兴奋,幽深的眼睛中闪烁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她:“从北方大城市,来到人地生疏、潮湿多雨的南方农村,过着
这种动荡不安的生活,您适应吗?感觉苦不苦?”没想到老人立即爽快
地回答:“苦什么!再没那么快活的!”“同志们整天工作、生活在一
起,不用看日本人的脸色,不用胆战心惊地过日子,心情特别好。每逢
打了胜仗,老百姓便敲锣打鼓送来慰问品,再没那么快活的!”老人重
复着说。也许真像人们常说的那样,岁月会过滤记忆,痛苦、阴霾随水
而逝,留下的总是欢乐和阳光。 

坎坷曲折的人生路 

战火中梁思宁迅速成长为一名真正的革命战士,1941年,她光荣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如果说她的父亲梁启超代表着19世纪末中国最先进的知识
分子,那么在国家和民族危机面前,她勇敢地奔赴抗日前线,坚定地跟
着中国共产党,同父辈一样,也是站在了时代的最前列,代表着中国最
革命最先进的力量。然而,由于“左”的思潮影响,父亲梁启超始终是
她命运中的阴影。 

随着部队转战,后来梁思宁来到山东解放区。1946年,她与同样是从青
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同志相识结合。1948年,丈夫发现了三个
叛徒,要向组织汇报,可是他们恶人先告状,反咬一口,说章梁夫妇是
叛徒,因为她是梁启超的女儿。罪名竟是“梁启超的女儿!”梁思宁被
开除党籍,一下子成了人民的敌人。 

丈夫章柯曾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开封学生领袖,是位久经考验的老党员、
老革命。他深知自己的爱人对党绝无二心,于是一再替爱人申诉,“文
革”中被造反派诬为“翻案老手”,同样受到不公正待遇。 

1948年至1983年,32岁到67岁,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最能干事业的年
龄,就这样荒废了。但梁思宁并没有消沉,她一边努力做好分给自己的
那份工作,一边尽力照顾好五个子女,不让章老分心。同时,她以极大
的意志力量,抵御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凭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她挨过
了一个个不眠之夜,挨过了35个寒暑春秋,在自己年近古稀之时,终于
迎来平反昭雪的那一天!说到这里,坚强的老人声音哽咽了。即使屡遭
磨难,历尽坎坷,老人对自己青年时代的选择也始终无怨无悔! 

最后,老人说:“我是一个普通党员,我是一个家庭里的普通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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