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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百年祭

 


作者:谢泳
 
梁思成(一九O一—一九七二)如果活著,他是一百岁了。最应该纪念
他的不是我,而是一座城市――北京,但北京消失了,只留在梦中。故
都的逝去,让一个人痛心疾首,但他无能为力,今天的北京,还记得这
个人吗? 
 
北京不是梁思成的故乡,但北京消失的时候,他最心痛,他有没有流过
泪,我不知道,但我依稀听到他的叹息声,北京,你真的就这样消失了
吗? 

为留住北京,为留住一座经典的城市,梁思成付出了一生的代价,他本
来可以不说话,让故都离他远去;也可以远走他乡,让故都留在梦中,
但他实在放心不下,他太爱这座城市了。历史真是无情,当故都将倾的
时候,想去扛住她的竟是一个瘦弱,还有些残疾的书生,他哪里来的勇
气呢?文化?艺术?还是别的什么。他是梁启超的儿子,血脉里有中国
知识分子最宝贵的东西。据说,为了留住北京,梁思成和北京市长彭真
吵了起来,然而一介书生,吵有什么用呢?北京还是消失了。 

许多年以后,我看到了一九五七年梁思成在沈阳和一些教授的谈话,这
是关于梁思成罪状的一个通报。那次,梁思成是和胡愈之一起到沈阳的,
正是“百家争鸣”的时候,沈阳的高级知识分子都不敢说话,梁思成鼓
励他们,还讲了他和彭真争论的情况。 

梁思成说:“我和彭真很熟悉,为了北京市的建设问题争得不休,我说
现在你不采纳,五十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彭真说你若是皇帝,
一定是个暴君。现在看起来,我的观点中有的是不对头,但我敢于争论。
一个人没有主见是不行的。”

梁思成还对记者说:“我这顶形式主义、复古主义的帽子,已经戴了数
年,现在看起来,我的意见也不完全错。”  

彭真的话很有意思,他把梁思成说成是暴君,也许是梁思成太固执,不
放弃自己的意见,刺激了他。彭真的故乡在山西侯马,那是梁思成最向
往的地方。当年,为了普查中国古代建筑,梁思成、林徽因的足迹几乎
踏遍山西,可以想象梁思成测量应县木塔的神情,还有他们发现五台山
佛光寺的惊喜。梁思成不会想到,他一生最大的惊喜来自山西,而他最
大的失望也来自山西,这是偶然还是宿命? 

一九五七年,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天真的梁思成也以为知识分子的“
早春天气”来了,他想在这个“春天里”出一口气,因为憋得太久了。
思想改造运动时,梁思成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我为谁服务了二十年
》,那样的文章在梁思成一生中还有几篇,但我们从那里看不到一个知
识分子的内心。也许不乏真诚,但如果五二年的梁思成是真诚的,那五
七年的梁思成呢?梁思成说:“我在二十余年中,一方面走到反动统治
集团的外围,成了可供它们驱使的工具;另一方面,我又接近了美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人’,被敌人拉拢,为他们的侵略政策服务。”
那时,知识分子为了过关,说了许多莫明其妙的话。梁思成本来不是那
样容易自毁的人,但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书生还能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 

五五年,对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批判,也没有把他的内心世界摧毁。当时
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个基本评价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存在
著资产阶级形式主义的建筑思想”,它的具体表现是以梁思成为首的大
部分教师片面强调“建筑即艺术”,或把建筑看成“首先是艺术作品,
然后才是工程建设”。在进行专业教授过程中,贯穿著唯美主义思想,
强调清华建筑系与其它建筑院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教育学生掌握“艺术”,
错误地认为工业建筑是低级的,学好民用建筑就会作“艺术要求较低”
的工业建筑。还有的教师甚至认为培养工业建筑设计干部不是清华大学
建筑系的任务,清华大学建筑系在教学过程中传播了复古主义和形式主
义的建筑思想,他们在整个教学过程中贯穿著“清不如明,明不如辽,
辽不如唐”的观点。 

这是向著梁思成而来的,随后就开始批判他的建筑思想,同时,北京开
始了它消失的命运,梁思成沉默了,但他的内心并不平静,他对这个城
市有太深的感情,眼看著她消失,而不能阻止,他都和彭真吵架了,但
秀才遇到兵,梁思成离山西很近,而山西离梁思成很远,很远…… 

五二年梁思成妥协了,五五年他也保持沉默,但五七年,还是这个梁思
成,他却要说话了。他在沈阳说了那样的话,他在北京还要说。一九五
七年三月二日,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梁思成对北京的
城市建设发表了意见。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时候,拆了很多民房,结果街道过宽,街
道当中用不著,留作停车厂,把民房拆了作停车厂,我看不太妥当。”  

他还说:“西长安街太宽,短跑家也要跑十一秒钟,一般的人走一趟要
一分多钟,小脚老太婆过这条街就更困难了。”

关于双塔庆寿寺拆毁问题。 

梁思成说:“展宽西长安街的工程中,对庆寿寺的拆毁不够慎重,当时
有争论,有关方面没有很好考虑就拆掉了。我想应该保留半年到一年,
等群众都说不好时再拆不迟。”

关于拆毁东直门城楼问题。 

梁思成说:“听说有关方面在修筑道路中要拆东直门城楼,我看要好好
考虑,这个城楼是现在北京明朝留下来唯一的楠木建筑物。一九三四年,
袁良作北京市长的时候,有一个日本木匠见到是古代楠木建筑物,愿意
补贴两万元进行维修。人们不要把这些古东西只当作古董看待,它们在
城市中起著装饰的作用。外国有许多城市的马路上,很讲究装饰,看来
不单调,我们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当然不必花钱去兴建,原有的建筑要
好好利用它为城市服务。”

梁思成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但他没有留住双塔庆寿寺和东直门城楼,它
们还是消失了,双塔庆寿寺的拆毁一是因为庆寿寺是为纪念明初僧人海
云和他的弟子可安而建的,这两个人对蒙古入侵中国起了很大的作用,
是汉奸;二是因为这两个塔是清代建筑,没有什么价值。东直门城楼拆
毁,是为了东郊飞机场建成后的交通便利,如果不拆这个城楼,改建道
路时要多花几万元钱。听起来都很在理,但不能细想。 

北京城市建筑决策者的思路是:一切以人民的名义。梁思成要保留古建
筑,他们就说那些东西不方便于人民生活;据说还要梁思成林徽因和拉
黄包车的工人座谈,让他们说这些建筑如何碍事。说保留古建筑要花钱,
当时国家没有那么大财力,这也很奇怪,保留怎么会比建设要多花钱呢?
再说,为飞机场的交通方便,五十年代,有多少人民天天坐飞机呢?说
决策的人短视,没有文化,好象也不合情理,梁思成这样周游过世界的
建筑学家,都嫌西长安街过于宽,而刚进城市的干部就会想到后来的发
展?五十年代,谁天天坐轿车呢?人民,人民……我想起了罗兰夫人的
名言: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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