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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人的考场—《齐如山回忆录》与《浮生手记》中的科举场景



作者:韩三洲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中,有两个具有肇始作用的朝代。一个是创建于公元前二二一年的的秦代,虽然二世而亡,只存活了十四年,但“历代都随秦制度”,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封建专制制度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另一个是八百年后的隋代,虽说也只有三十七年的享国短寿,也是二世而亡,但留给后世的业绩却不可低估,除去至今尚在发挥交通运输作用的南北大运河之外,还开创了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为封建王朝选拔优秀人才的科举制度。当年的隋文帝鉴于门阀流弊,废九品中正制度,改行荐举,设秀才科,考试得高第者为秀才;到了隋炀帝,再度改革,置进士科,以试策取士,及第者得任高职,是为我国的科举之始。自从科举制度在宋代稳固地确立以来,它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寒门平民唯一的晋身之阶,虽圣贤亦不能免俗。一九O五年九月二日(农历八月初四日),袁世凯、张之洞等地方大员向朝廷奏请,尽快废除科举制度,以便解决人才匮乏的问题。面对内忧外患,清廷只好宣布立即废科举。这样,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然而,不过几年之后,颇具改革创新思想的梁启超就提出“科举非恶制也!”指出这种公平竞争、广泛参与、惟才是举的选拔官员的方式,有它合理的内涵。直到今天,对于这百年前被废除的科考制度依然是人言言殊,仍有人在为它鸣不平,认为科举这种选官制不仅有着其平等择优的“现代性”,还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杰作呢。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对百年前被废科举作出如此评价:说这一年成为新旧中国的分水岭,其划时代的重要性甚至超过辛亥革命,其意义可以与1861沙俄废奴和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废藩相比。白云苍狗,百年悠悠,当年的科举状况与其细节过程,究竟如何,后人只能从史书上去探究去体验了。不过,上世纪有两个参加过科举的书生,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个历史细节的文化场景。这两部书的作者,一是《齐如山回忆录》的齐如山,二是《浮生手记》的骆憬甫。

先来谈谈齐如山(一八七五—一九六二)其人。现在我们一提到北京的掌故轶闻、民俗风情,特别是京剧和一代宗匠梅兰芳,都必然会和一代文豪齐如山联系在一起。齐如山是河北高阳人,世居北京,他的祖父齐竹溪和父亲齐禊亭两代都是进士。齐如山生长在这样一个诗书传世的家庭中,自幼即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他五岁到十七岁,博习古代经典,十九岁进培养翻译及外交官的同文馆学习德文及法文。一九OO义和团运动起,同文馆停办。父亲齐禊亭鉴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及满清朝廷的昏庸腐败,不许自己的儿子再给清朝做官,也不许给外国人当翻译,齐如山遂改业经商,做上了买卖,字号叫义兴局。齐如山的长兄齐竺山曾在法国与人经营巴黎豆腐公司,需从国内招聘工人前去,齐如山输送工人去法国时,得以有机会三次游历欧洲,还接触过孙中山、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

作为一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齐如山摒弃了皓首穷经的老一套做学问之道,而是另辟蹊径,走向社会。他自述:“我做了十来年买卖,与各界的人都接触得很多,真可以说是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农工商贾,各种技艺人员都认识了不少”,而“欲研究经史,不能离开社会”,他认识到“由社会中的许多情形,可以明了经史的意义;由经史中的记载,又可以知道社会中各事之来源”。他对于社会中的文化、风俗、习惯、人情以至婚丧、庆吊、酬应、来往、买卖、工艺、技术、娱乐、游艺、饮食等等,都极感兴趣,并悉心加以调查研究。这方面的著作有《北平三百六十行》、《故都琐述》、《北平零食》、《北京土话》等,都是他亲自调查访问所得到的第一手真实可靠的材料,而不是从书本中爬梳检覈出来的。仅此一端,齐如山可谓近代社会掌故的宗匠。

齐如山最大的贡献是京剧理论。对于中国戏曲,历代学者都以此为小道而不足观,没有人肯认真研究它,而戏曲演员又囿于文化视野的限制,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齐如山却尽其毕生心血,殚精竭虑从事于国剧(京剧及其他地方戏曲)的专门研究。他知识渊博,治学严谨,在现实生活中广泛搜集资料,在将近四十年的时间内,他曾访问过京剧界老角名旦达三四千人,纪录下丰富生动的原始材料,并从古代经籍、辞赋、笔记、风土志以及西方有关的心理学、戏剧理论著作中寻找线索和印证,最后整理归纳为三十余种戏剧著作。他提出的“无声不歌,无动不舞”论点,就是对中国传统戏剧最精炼、最准确的概括,他晚年的著作《国剧艺术汇考》内容丰富,考据周详,还修订了自己早期研究中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将有关京剧艺术的种种问题,擘肌分理,精审考证,成为京剧研究方面的一部充实完备的参考书。除了理论上的研究,齐如山还致力于艺术改革的实践,这就不能不提到他与京剧大师梅兰芳之间的关系了。齐如山与梅兰芳谊兼师友,早在民国初年,他就为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梅兰芳编写排演了大量新戏,如《天女散花》、《廉锦枫》、《洛神》、《霸王别姬》、《西施》、《太真外传》、《凤还巢》等等。在舞蹈动作、服饰化妆、剧本文学性各方面皆卓有创造,开一代新风,为创建独树一帜的梅派艺术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在他的倡议奔走下,二三十年代时,梅兰芳曾几次出访日本、美国及欧洲,使中国京剧得以弘扬海外,跻于世界三大古老戏剧文化之林。故此,有人说过,没有齐如山,就没有梅兰芳。

齐如山晚年出版的《齐如山回忆录》,是用日常口语写成,文字生动朴实,内容包罗万象,读来十分亲切感人,令人不忍释卷。其中尤以他自身参加过科举的经历,都是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书中回忆说,从前的考试,种类虽多,但正途的考试只有三种,一是考秀才,是小考,在各府考试,主考者名曰学政;二是考举人,名曰乡试,是省级考试,主考者名曰主考,须用侍郎或九卿级身份的人;三是考进士。考进士叫会试,永远在北京会考,主试看卷者,名曰大总裁,领衔的总裁叫正总裁,必须用尚书级的人员。另外,小考也分县考、府考和院考(也称道考)三个阶段。以前凡读书人应考的,都叫做文童,考到七八十岁考不上的,还是口称童生,所以有一副对联戏称:“行年七十尤称童可云寿考,到老五经犹未熟不愧书生”。不过,也不可小觑了这文童,虽无官职功名,也自有他自身的价值。在以前,平民百姓的头上的青天大老爷是本县的知县,可进士、进士见了知县,都是平起平坐的,就连秀才,也是可以见官不跪的,倘有罪错须惩戒,知县也不许打而只能交教官责罚,而且只许打手板,这个名词叫打戒尺。遇有大罪,先要禀报布政司革去秀才功名,方能动刑。到了这时候,那才叫斯文扫地呢。

如此看来,由科举所得的功名,不仅是民间人要想出头,还是要想获得社会上最佳地位的唯一正途,所以,这种观念上也深深地影响到了民众中的渴望、艳羡、尊敬和畏惧之情,连一般的老百姓都懂得“积钱积谷不如积德,买田买地不如买书”的大道理。陈独秀在其回忆录中,就曾表示过,他虽不同意但却理解他母亲尊崇科举的思想,“因为在那一时代的社会,科举不仅仅是一个虚荣,实已支配了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有了功名才能做大官……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婆婆看待媳妇之厚薄,全以儿子有无功名和功名大小为标准,丈夫有功名的,公婆便捧在头上,没有功名的,连佣人的气都得受;贫苦农民的儿子,……如果能够跟着先生进城赶一次考,胡乱写几百字交了卷,那怕第一场就榜上无名,回家去也算得出人头地。穷凶极恶的地主们,对这一家佃户,便另眼看待,所以当时乡间有这样两句流行的谚语:‘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这一点,从《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对中举前后的范进判若两人,以及在壮胆打了喜极而疯的范进一掌以后,马上就觉得自己的手“隐隐地疼将起来”,都可以得到旁证。

齐如山回忆“小考”时谈到,旧时考试时按规矩须穿官衣,可是谁也不愿穿着受那份罪,但官帽是必戴不可的,因为不戴不让上考场。但是在乡间,那里去找这许多官帽呢?于是有人用旧式的宽边毡帽,顶上糊上一层红纸,作为帽缨子,也可以混进去。至于考试用的桌凳,也得自己预备,都是由城中借的,借不到干净的,则小饭馆的油桌、厨房的案板、弹棉花的架子,都可以将就着用。有《竹枝词》讽咏道:“三年一考旧曾经,永远缨冠借不成;到时仍将毡帽替,糊层红纸代红缨。”还有一首更为风趣:“国家考试太堂皇,多少先生坐大堂;油板压车为试案,考罢衣裳亮光光”。当年也有防止“托儿”替考的,考生须有廪生作保人才行,听到点名上场,作保要高声应答是此人;若有假冒的,保人一不应声,这假冒的考生是要被拘戴枷的。不过这枷很轻,要戴着跪在考院门口,让你丢人现眼,有辱祖宗,几时考完了,几时才放你走人。点名进场以后,为防止考生夹带,还要搜检,文章书籍一律不许带进去。如在上身搜出夹带,还可进场;若在下身搜出了,按照国家规定,不但不许进场,还要打手心挨戒尺,因为你的这种行径是侮辱圣贤。考场里面,奇臭无比,因为只准小便,不许大便,如果非大便不可,上厕所之前,须将自己的考卷交于堂上,事毕后仍可接着再作,但考官要在你的在卷面上印上一颗黑图章,名曰“屎戳子”,此卷另放一处,无人阅评,任凭你文章再好,也绝无进秀才的希望了。三年一次的机会不容易,许多忍不住的考生,不得不大小便撒在一处,这样的考场,安得不腥臭难闻?

另一个进过考场并将经历真实记录下来的,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就是年龄比齐如山小十一岁的浙江钱塘的骆憬甫(一八八六—一九五四)先生,他的遗著《浮生手记—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直到辞世五十年后的二OO四年,经台湾作家刘墉发现后,才得以出版与世人见面。这部回忆录的作者博学强记,文笔细腻生动,把一部中国近代史以家族史的独特方式一一呈现。尤其是对清末科举贡院的“考乡试”描写,大到典章制度,小到物品陈设,乃至青衣号军的嘴脸,贡院门口的对联,都巨细靡遗地记录下来,原汁原味的重绘了晚清时期乡试的场景,有记事、有言情、有写景,足以补正有关文献记载之不足。

骆老先生于辛丑年(一九O一年)考取了杭州府第十一名秀才,这该是一件多么喜庆的事情,要知道“秀才本是宰相根苗”呀!那年他方才十六岁,所以老来对当年的场景依旧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到了第二年的壬寅年,清政府缓过气来,破例要补行前两年因国乱而停考的乡试,于是诱发起这骆老先生的“举人梦”来了。八月初八,是浙江省的乡试进场日,这一天要点一天名,从黎明起到黄昏止,把全省七十八厅州县五六千秀才的名字,一个一个地拖了长声唱完!有些县份,黎明时就要去候点名,而骆憬甫所在的钱塘县的点名时间很迟,好像是下午三四时,吃了午饭还可以睡午觉,很从容的。在贡院东桥和贡院西桥两处,都有一株很长的木头竖着,什么县要点名了,就有一盏标出县名的大红灯笼升上木杆顶,远远可以望见,排在下面的县就可出发了,秩序井然,不会拥挤。

进场的前夜,要让有经验的前辈指导着把一切东西装置好。与齐如山的小考不一样,清末时乡试场是准许带书的,学子们的大考篮个个装满了书,相当的重。有些人是带竹笥箱的,底下装了四个铁轮盘,吊了索儿牵着拖。一只考凳,同小孩坐的小板凳那样,是用紫竹做的,底面两块木板,三面有直棱竹柱,一头有一扇门,可以开关。这张凳是百宝凳,里面可以放米、小菜、紫铜小锅子、炭、艾索儿、草纸、茶壶等,连饭碗、筷子、瓢羹、洋烛、洋火、茶叶、压字圈等也都放在考篮里,一卷铺盖,里面装的三尺见方的小被小褥和添换衣服、考帘(即门帘,上面有方方的纱窗)、油布等。这些考具,用青布搭搏缚住了成为一担,要掮在肩膀上自己背着。所以,与齐如山考秀才时人人要戴大帽、穿长衫不一样的是,考举人的都是短打秃头,和小工一般的模样。

书中记载,乡试考场的号舍,完全是依照“牢监”式设计的,号门是牢门,号官是牢头禁子,号军或称监军,是牢中的差人,所不同的是没有手铐脚镣。号门是在木栅上,长廊上摆着花鼓缸,上面装着土制的自来水管,装有开关以便考生和号军取水之用。号门到封门归号时全部要锁上,钥匙由号官掌管。号舍一律朝南,一弄里大概有五十多号,弄底是厕所。号舍每间是三面砖墙,一面空的。离地一尺处,装有地板,还有一块板,给你当桌子用,但装置不牢,还要重装,所以考生自己要带上榔头、大小钉子、绳索等用具。乡试场上,有一座巍巍高大的“明远楼”,楼有三层,登楼而望,可以俯瞰整个贡院。相传从前的明远楼上,每逢开考,除了打更敲鼓报告时间外,还要在三层楼上吹号角,俗称“阴号”,就是三节头的铜喇叭,吹起来声音是阴惨惨的。一边吹着,一边有人高叫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假使考生中有人做过淫人妻女、破人婚姻、谋财害命等有伤阴骘的缺德事,平时恶人气旺,怨鬼进不来他的家门,报不得冤仇。到了这时候,主考官是文曲星,他是准许怨鬼来报冤仇的。所以号角一吹,经人一叫之后,冤有头、债有主,一群怨鬼就会纷纷入场报仇了。于是考生中有自己吊死的,有服毒自尽的,有被毒蛇缠在头颈里绞死的,还有在卷上题了情诗癫狂出场的,种种情形,不一而足。据说有一年考场中死的人太多了,此后,明远楼上只打更鼓,不吹阴号,不喊怨鬼了。科场故事还说,有一考生听得阴号后,在卷子上题了一首诗是:“一二三四五,明远楼中鼓。姐在房中眠,我在场中苦。”这人就是犯了一个“淫”字,所以神志昏 迷,题了这首情诗,终于被贴在胭脂榜上,终生不准再考了。凡此种种,看似荒诞,除去包含有封建科举制度给读书士子带来的精神戕害,其实也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规范行为的警示作用。

有趣的是,曹聚仁有一本小书《文坛三忆》,开篇谈得就是这座明远楼。他认为五四以后,中国有两个产生革命青年干部的“第一师范”,一个是长沙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又一个是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而他所在的杭州省立第一师范,就是前代省试取士的贡院旧址,然而他来到这里任职时,旧时学子提着考篮低头伏案的那些号舍已荡然无存了,唯一残存的旧迹,就是那座高高矗立的明远楼。曹聚仁曾在这座楼上读过书,办过公,养过病。他笔下这样形容道,“那危楼大约有六七丈那样高,楼梯数十级,走起路来,格吱格吱作响。相传有过狐狸精,我虽寤寐求之,却也不曾碰到过。”不过,这时的明远楼,则成为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温床了,近代教育家夏丏尊、诗人刘大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团书记施存统和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以及后来成为一代高僧弘一法师的李叔同和朱自清、俞平伯名流学士等,均出自于杭州一师。

骆憬甫回忆当年的贡院经历时说,等到天晚了,名已点完,放炮封门,考生一齐归号,号官来封号锁门。考生可拿出米和小菜来,喊号军代为烧饭,吃了夜饭,通知号军:“题目纸来了,立即喊我!”到了半夜,睡得正香,被号军喊醒,递来一张题目纸,急忙起身,点了洋烛,看题目。头场是史论五题,考题如下:

1.汉宣帝信赏必罚综核名实论;
2.张苍领主郡国上计论;
3.唐太宗御突厥于便桥宋真宗御契丹于澶州论;
4.开元四年召试理人策论;
5.元代分封诸王论。

当此之际,科考的八股已经废除,已改为策论了,所以要想回答这些考题,仅看过的《御批通鉴辑览》还不够,再翻《二十四史》、《九通辑要》也不够,只好硬着头皮东拉西扯地来做。从初九上午二时做起到初十下午晚边才完成。自己检查一下,有无犯规和不合考试程式的地方。考试程式大约如下:首页是填履历处,要把祖宗三代的名讳、存殁填明,次写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末后写“身家清白,身中面白无须(即使面黑有须的,也总是写面白无须)”等字样。所作的文字、题目低二格写,文章也是低二格和题目平,遇到有“皇太后”字样,要另起一行,抬头三格,“皇”字抬出格子上,遇到有“皇上”字样,要比文章抬高两格。历代帝王及现代皇帝的名字要避讳,字要写正楷、正体,不得写行书和其他各种字体,不得写俗体、破体、帖体、简写、缺笔、多笔。一字不得占两格,一格不得写两字,一行不得写两行。仔细检查一遍,觉得没有犯规和不合程式处,就可以收拾考具自己掮着大考篮和行李去至公堂上交卷了。栅 栏里面,有许多收卷官在收卷,你交了卷后,还须在栅外立着等一等,收卷官当场给你看一看前后程式有否错误,等他说“好的”,你才可领了“照出签”出场;如有错误,他会告诉你,叫你改正后再交。假使你胡乱一交,领了“照出签”就走,收卷官喊你不着,你这本考卷就作废了。

等休息了一夜大半日,十一日的下午三四时许,又进第二场了。一切都和第一场一样,只是考的是策问,也是五个题目,每题的字数就有三、四十。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庚子事变后,老是挨打的清政府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第一题是“西国学术,道源希腊,流派若何,宗旨若何,……”,下面还有许多问话,记不起了。次题为“西国法律,道源罗马……”;三题为“西国理财……”;四题为“西国地理……”;五题为“西国格致……”。翻翻《新民丛报》,东拉西扯的不知做了些什么东西,又完了卷出来。十四日又进第三场,题目是三个经义题,出在四书五经上,还相当熟悉,做得很轻松,题目却忘记了。

第三场的第二天是中秋佳节,这一天蒙皇帝的恩典,是要赐小菜给考生吃的。本来规定是每人细瓷金边饭碗一只,细瓷盘子一对,一盘是火腿,一盘是素菜,可是经过层层剥削,到了考生手里,就变成了很粗糙的陶器,饭碗好像杭州人死了人回神时用的“糙碗儿”,盘子的口径只有一寸半大,而且很扁,像小芝麻饼那样,只好称它为碟子。一碟上有薄薄的二三片酱瓜,一碟上有菲薄如纸的二三片火腿肉。夜间又赐下大小不等的四五个月饼,算是给学子们赏月的。月饼扁薄如烧饼,毫无甜味,说是抚台藩台道台和两主考官送的。即便是这些恶劣的东西,拿了回家去,大家还当它是宝贝哩,连那支染红的“照出签”,到了民间,也都成了可以辟邪气的镇物,真真是活见鬼!

到了九月十三,是发榜的日子,这张榜俗称“龙虎榜”,据说在发榜的前夜,大约在十二点钟左右,至公堂上设起公案,五个官座前,都点起一对明晃晃的大红烛,公案上放着一叠叠取中的考卷,座上坐着五位大官:居中是正主考官,正主考官之左为副主考官,副主考官之左为监临官,正主考官之右为监试官,监试官之右为提调官。填榜的桌上也点起大红烛,明如白昼。值堂的办事员把墨卷的弥封当堂拆开来和考卷校对一下,如果没什么错误时,另一书记用一纸条把姓名、年龄、籍贯填写好,给官长复阅后,传给填榜人将纸条比附在榜纸上用正楷端端正正地誊上,填写好后,这纸条拿开,便有人把它从门缝中传出,录报的就通知报子,报子就去寻着考生住处报喜去了。又据说,填榜是从第六名先填起的,全榜填写完了,天快黎明,那时才填第一名到第五名。这时将全堂蜡烛一起换过,于是从第五名先填起,这样四三二一倒填上去,等到第一名解元的一行填好时,天已经大亮了。所以中五名前的举人,往往是一夜守候到天亮,没有喜报自以为落第了,忽然间喜报传来,初闻时真是喜极欲狂!尤其是中解元的人,更加急得要命,而亦喜得要命。

骆憬甫老先生的回忆,真是活龙活现、生动有趣,往日场景,一如重现,给人的印象完全不同于我们从影视剧中所看到的那种虚假考场。当年杭州乡试的贡院遗迹明远楼,眼下不知尚在否?而北京贡院的原址,早已于几十年前就荡然无存了,现而今上面已经建成的,是每平米价值几万元的北京市最昂贵的豪华楼堂了。所以,百年前那莘莘学子们场屋笔战的情形,我们今天也只能从前人的描述中去细细品位、慢慢琢磨了。


注:

《齐如山回忆录》齐如山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

《浮生手记 一八八六—一九五四 —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纪实》骆憬甫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OO四年十月出版


摘自《《世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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