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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贵族——康同璧母女之印像

作者:章诒和



  康同璧,女,字文佩,号华鬘,广东南海人,1886年2月生。康有为次女。早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哈佛大学及加林甫大学,毕业后回国。历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曾在傅作义召开的华北七省参议会上被推为代表,与人民解放军商谈和平解放北平事宜。1951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馆馆员,是北京市人民代表,第二、三、四全国政协委员。1969年8月17日病故,终年83岁。

  ——摘自《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


  我在校读书的时候,有位同窗是城市平民出身,那个年代由于阶级成分好,很受组织信任。当我毕业发配到边陲,她被留校当了研究人员。到了“文革”时期,自然又是造反派成员。“改革开放”以后,她突然宣布自己本乃末代皇帝宣统一个妃子的近亲。“哇!灰姑娘一夜成公主。”——自信息发布,与之共事数十载的同事,无不愕然。适值单位最后实施福利分房,她给统战部打了报告,言明皇亲国戚的贵族身份,以求统战。报告转给了文化部(我所供职的中国艺术研究院直属该部)。结果,满足了“被统战”的期待,实现了分房的要求。

  而今随意翻开一张报纸,“贵族”两字随处可见,什么世袭贵族、东方贵族、白领贵族、单身贵族、金卡贵族、精神贵族。与之相搭配的图片,不外乎豪宅别墅,靓车华服,美酒佳肴。把这些东西摞起来,简直就是一本时尚大观,看了足以让人头晕目眩,进而想入非非。可以说,贵族生活、贵族气派、贵族气质,已是当今众多少男的理想,无数少女的美梦。

  总之,解放后曾与“地富反坏右”一样被视为弃履的“贵族”二字,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又陡然时兴起来,登时身价百倍。而我真正懂得什么是“贵族”,是在认识了康同璧母女以后。其实,它根本不是什么用来炫耀、用以兑换到各种利益或实惠的名片,也非香车宝马、绫罗绸缎、灯红酒绿的奢华生活。

  我们一家人认识康同璧,是反右以后的事。

  1958年初,反右运动结束了。戴上头号右派帽子的父亲(姓章名伯钧)经过无数次亲人检举、朋友倒戈、同僚揭发的教训以后,在待人接物方面很开窍了,也很收敛了。比如,在公开场合,他一般不主动招呼人,哪怕这个人是从前的下属。又如,在非公开场合,一般不邀请他人聚会,哪怕这个“他人”是昔日之好友。

  既然人家都不跟你玩了,那只好自己跟自己玩吧。于是,不久便形成了一个右派小群体,或叫小圈子。由于父亲是右派之首,也由于我们全家好客,加之,上边给父亲保留了大四合院,小轿车及好厨师等等。所以,一群“乌合之众”的落脚点,大都选在东吉祥胡同10号。这是我家的地址,现在它已一分为二,正院住的是中共高官,先搬进去住的是万里,后为段君毅。跨院分给了艺坛领导高占祥。

  右派圈子的人,聚拢一起也很热闹。清茶一杯,有说有笑。聊国际政治的是罗隆基;谈佛学和古诗词的是陈铭枢;既说社会新闻、又讲烹调艺术的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在有来有往中,彼此尊重,相互关心。一人病了,其他几个会自动传递消息,或电话问候,或登门探视。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这种交往是他们的生活内容。在孤立压抑的环境中,这个聚会是他们的庆典和节日。一般人是害怕这个右派圈子的,而唯一没有右派帽子的加入者,便是康同璧及其女儿罗仪凤。

  记得是1959年的春季,父母同去全国政协的小吃部喝午茶。傍晚归来,父亲是一脸的喜色。

  我问母亲:“爸爸为啥这么高兴?”

  母亲说:“自我们戴上帽子,今天头一回遇到有人主动过来做自我介绍,并说希望能认识你爸爸。”

  “难道这人不知道咱老爸是右派吗?”

  “当然知道。但她说以能结识章先生为荣。”

  “他是谁?”

  “她就是康有为的二女儿,叫康同璧。”

  “她有多大?”我问。

  “大概有七十岁了。”母亲遂又补充道:“康老和她的女儿说,后天请我们去她家做客呢!”

  父亲好久没当过客人了——想到这里,我替父亲高兴。

  第三天,父母去了。康氏母女的盛情款待,令父母感动不已。

  母亲说:“一切都出乎想像。康老住在东四十条何家口的一所大宅院。我们原先以为不过是小坐,喝茶罢了。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要吃晚饭的。而且请我们吃的菜肴,是她女儿罗仪凤亲自下厨操持的。尽管属于粤菜,那味道与街面的菜馆就是不一样。单是那又糯又香的广东罗卜糕,你爸爸就夹了好几块。”

  父亲欣赏康同璧的个人修养和艺术才华。说:“果然名不虚传哇!难怪康有为那么疼爱这个女儿。她英文好,诗词好,绘画好。今天老人家拿出的几幅自己画的山水画,可谓苍古清隽,情趣天然。依我看,她的画和那些专业画家不相上下。”

  其实,我心里清楚:让父母最为赞叹的,是康同璧母女对自己的态度。

  过了一个礼拜,父亲提出来要在家中回请康氏母女。

  未及母亲表态,我高举双手,叫道:“我同意!我赞成!”

  父亲也举手,并向母亲叫道:“二比一,通过。”

  三人复大笑。

  母亲用手指着我的嘴巴,说:“是不是嘴谗了?”

  “不,”我辩解道:“我想见见她们。”

  经过紧张的准备,一切就绪。父母视康老为贵客,又是首次登门的缘故,所以决定不让小孩上席。我听了,不怎么怄气,反正能躲在玻璃隔扇后面偷看,偷听。

  杂花生树,飞鸟穿林,正是气候宜人的暮春时节。下午三点,父亲让司机开着老别克小轿车接客人。

  康同璧母女一走进我家阔大的庭院,便驻足欣赏我家的楹联、花坛、鱼缸及树木。老人看见正房前廊一字排开的八盆腊梅,不禁发出了惊叹:“这梅太好了,枝干苍劲、纵横有致,可以入画了。”

  父亲说:“康老,你知道为什么这八盆腊梅这样好吗?”

  “当然是你养得好哇。”

  “不,因为送花的人是梅兰芳。”

  康同璧听罢,一直站在那里不肯走。我则一直站在玻璃窗的后面打量她。应该说,脸是老人全身最美的部分。那平直的额头,端正的鼻子,细白的牙齿,弯弯的细眉,明亮的眼睛,可使人忘却岁月时光。她身着青色暗花软缎通袖旗袍,那袍边、领口、袖口都压镶着三分宽的滚花锦边。旗袍之上,另套青紬背心。脚上,是双黑色软底绣花鞋。一种清虚疏朗的神韵,使老人呈现出慈祥之美。系在脖子上的淡紫褐色丝巾和胸前的肉色珊瑚别针,在阳光折射下似一道流波,平添出几许生动之气。染得黑玉般的头发盘在后颈,绕成一个松松的圆髻。而这稀疏的头发和旧式发型,则描述出往日沧桑。

  跟在康同璧身后的,是女儿罗仪凤,从外表判断,约有四十岁上下。她全身蓝色:蓝旗袍,蓝手袋,蓝纱巾,以及一副大大的灰蓝色太阳镜。港式剪裁的旗袍紧裹着少女般的身材,并使所有的线条均无可指摘。虽然一袭素色,但一切都是上等气派的典雅气质。走进客厅,罗仪凤摘下眼镜后,我才得以看清她的容貌。老实讲,娇小玲珑的她即使年轻时,也算不得漂亮。脸上敷着的一层薄粉,似乎遮盖不住那贫血的苍白。嘴巴宽大,嘴唇亦无血色。她的眼珠特别地黑,往里深陷,在一道青色眼圈的映衬下,非常幽深。这高贵神态的后面,似乎还隐含着女性的一种伤感气质。

  大圆茶几上,摆满了母亲从北京最好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各种西点和水果。父母与客人聊天。刚开始,还听得见康氏母女说话。半小时后,客厅里就只有父亲的声音了。我躲在连通客厅的玻璃隔扇后面,目不转睛地瞧着。忽然,我发现罗仪凤把鞋穿错了:怎么一只脚穿的是蓝色的皮鞋,而另一只是白色的呢?于是,父亲说的话,我全都听不见了,只是专注于那双脚,琢磨着那双鞋。而在下定罗仪凤是于匆忙中穿错一只鞋的结论之后,我无论如何也憋不住了,有如父亲发现社会有问题,就非得站出来提意见一样。

  我大喊:“妈妈!”

  母亲闻声而至,问:“你躲在这里做什么?”

  我面带焦忧之色,说:“请你告诉罗仪凤阿姨,她把鞋穿错了。”

  母亲不回答我,边笑边往客厅走去,来到罗仪凤面前俯耳说了两句。罗仪凤遂朝着玻璃隔扇,笑道:“请章小姐出来看看我的鞋,可以吗?”

  我有些难为情地跨出玻璃隔扇,走到客厅,来到她的面前定睛一看:天哪!原来她的鞋,左右两色,从中缝分开,一半蓝、一半白。

  罗仪凤微笑着,解释道:“不怪小姑娘,这是意大利的新样式,国内还很少见。”

  父亲也笑了。我知道:在他的笑容里,有替我难为情的成分。

  康同璧拉着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

  “小愚。”

  “哪个愚字?”老人又问。

  “愚,笨的意思。”

  “哦,大智若愚嘛!”

  再问:“那大名呢?”

  “章诒和。”

  “诒乐和平。你爸爸给你起的名字太好了!”康同璧弄清了“诒”字后,立即这样夸道,并一定让我坐在她的身边。

  我就是在一种尴尬的处境中,结识了康有为的后代。父亲让我尊康同璧为康老,称罗仪凤为罗姨。

  后来,康同璧送来她的两幅画作。大幅的山水,送给父亲。小幅的,送母亲。作品的气势、用笔及题款,令人无论如何想像不到它出自一个女人之手,出自一个七十岁女性老人的笔下。从此章、康两家经常往来,而康同璧就成为父亲戴上右派帽子以后,结识的新朋友。父亲欣赏她的才华,更感佩她的胆识。

  康有为的后代,人数不少,其中的绝大部分在海外。康同璧就读于哈佛,丈夫姓罗名昌,曾任民国政府派驻伦敦的总领事。(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老人唯一的儿子定居美国,自己却带着唯一的女儿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

  父亲曾经问:“康老,你为什么要留在大陆?”

  她答:“我要在这里做些事,给先父修订年谱,整理遗书,遗稿。”

  “除了政协委员的荣誉之外,政府对你还有什么安排?”

  “中央文史馆馆员。”康同璧停顿片刻,又说:“建国之初,我们的领袖还是有爱才之心,也有容人之量。毛主席和我第一次见面,便翘起大拇指说‘我是支那第一人。①’——我听了,非常吃惊。没有想到他看见我,就马上背诵出我十九岁独自登上印度大吉岭时写的诗。这样的态度与气派,当然能够吸引许多人从海外归来。”

  老人所言,决非虚词。一次在人大三楼小礼堂举办文艺晚会,我与父亲同去,坐在靠后的位置。为了能看清演出,康同璧坐在了第一排。开演前三分钟,毛泽东进了会场。当他看见了这个“支那第一人”的时候,便主动走过去,俯身与之握手。当时康同璧带着花镜,正专注于节目单。她认清来者,即匆忙起身。微笑的毛泽东,即用手按住了老人的肩膀。许多人见到了这个场面。

  我身边的一个官员模样的中年人,对他身边的夫人说:“这老太太不知是哪个将军或烈士的妈妈,面子可真大,咱们的毛主席都要过去跟她打招呼。”

  我忍不住,插了句嘴:“她不是谁的妈妈,她是康有为的女儿。”

  “谁是康有为?”那中年人的夫人追问。

  我大笑不止,父亲狠狠瞪我一眼。

  一天下午,父母乘车外出,归来时路过东四十条,看天色尚早,决定顺便去看望康同璧。跨进大门,就看见康同璧和一些容貌苍老的人悠闲地坐在院子里。一张大圆桌,上面摆着茶具,杂食及瓜果。正是残夏、初秋的转折时节,整座庭院散发出馥郁的草木气息,几棵枝干舒展的老树,绽放出洁白的花朵。这里,既令人心旷神怡,又呈现出一种令人惆怅的魅力。作为不速之客的父亲一下子面对那么多的生人,脸上的表情一时也好像找不到适当的归宿。康老很高兴,一再请父母坐下,共赏院中秋色。在所有的客人里,父亲只认得载涛②。

  康同璧用手指那开着白色花朵的树木,对父亲说:“这是御赐太平花,是当年皇上(即光绪皇帝)赏赐给先父的。所以,每年的花开时节,我都要叫仪凤准备茶点,在这里赏花。来聚会的,自然也都是老人啦!”接着,罗仪凤把张之洞、张勋、林则徐的后人,以及爱新觉罗家族的后代,逐一介绍给我的父母。   园中一片旧日风景。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固定成员与特殊含义的聚会。在康同璧安排的宽裕悠然的环境里,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对历史的重温与怀念。主客谈话的内容是诗,连其中一个相貌清秀的中年女性,也是满口辞章。而这恰恰是父亲最不精通的话题,父母很快告辞。

  回到家里,父亲把这件事讲述给我听。在他的讲述里,流溢出一种叹服。在父亲的感受里,康家的举动不仅是出于礼貌,而且是一种美德。这种礼貌与美德,给人以精神抚慰和心灵的温暖。康同璧款待朋友之殷勤敦厚,对前朝旧友的涵容忠忱,是少有的。一切以“忠义”为先——老人恪守这个信条自属于旧道德,完全是老式做派。而那时,官方正在全社会强力推行“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贯彻“政治挂帅”的思想路线。

  有意思的是,康同璧在认识父亲以后,又提出很想结识罗隆基。父亲当然高兴,并很快做了见面的安排。因为都姓罗,所以康氏母女与罗隆基一见面,便“自来熟”。

  “五百年前是一家。”罗隆基高兴地对康同璧说:“我正孤单度日,现在我有妹妹啦!以后穷了,病了,有妹妹照顾,我不怕了。”

  罗仪凤则说:“我有个哥哥,很疼自己,可惜在国外。现在好了,又来了一个。”

  总之,康氏母女都很喜欢罗隆基。后来,父亲又把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等人,介绍给康氏母女。这些人经常聚会,聚会多在我家。我家的聚会只要有罗隆基在场,就会变成个沙龙。而罗隆基身边由于有了一个未婚女性,人也显得格外精神。一有缝隙,他便滔滔不绝,夸示自己很有学问。遇此情况,父亲每每暗自发笑。罗仪凤则很少开口,但很注意罗隆基的谈话。即使在他和父亲谈论民盟的往事,康同璧的这个女儿也很专注。那不移动的注视,意味深长。有时,在她的脸上,还浮散着一阵红晕。

  后来,罗隆基除了在我家与康氏母女聚会,自己还去东四十条登门拜访。后来,他又单独在自己的住所请康同璧母女吃茶点、喝咖啡。

  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连国家元首都发出了“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的号召。一两油,二两芝麻酱,三两瓜子,半斤花生,是市民百姓逢年过节的特别供应。它们似金子般地珍贵。为了多吃一口饭、多争一块肉,兄弟打架,姐妹吵嘴,夫妻反目,父子翻脸的事,屡见不鲜。也就在这个时期,康氏母女凡来我家,罗仪凤必带些糖果或点心。

  到了物质极度匮乏的紧张阶段,罗仪凤不再送糖果糕点。一次在我家聚会吃午茶,她趁别人不注意的空隙,朝母亲的手里递上一个两寸长、一寸来宽的自制小信封,并用食指封嘴的手势告诉母亲:别吱声。客人走后,母亲拆开一看,全家大惊:是北京市政府根据侨汇多寡发给在京侨眷的专用糕点票,糖票,布票,且数额不少。

  父亲激动地说:“这是康老的儿子从海外孝敬老人的,我们不能收。”

  母亲拨通电话,向罗仪凤表示:“伯钧和我们全家,不能接受这样的重礼。康老年迈,需要营养。再说,我们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强多了。”

  那边厢,传过来康同璧的声音:“我的生活很好,你们不要客气了。我的生活原则是——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母亲不断地从罗仪凤手里接过装着侨汇票的小信封。母亲怀揣小信封,由我陪着去坐落在王府井大街的侨汇商店买点心,买白糖,买花布。那个商店,永远是满满的人,长长的队。大家都在安心排队,耐心等待。

  我和母亲捧着这些最紧俏的食品和物品,一路上谁也不说话,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回到家中。母亲把东西一件件摊开,父亲看后,说:“康同璧不说解放全人类,却从救一个人开始。”

  谁都明白,父亲的这句话是个啥意思。

  母亲拿着这些稀罕之物,曾招待或转赠别的人。如储安平,冯亦代。他们的处境比父亲更差。

  到了春节前夕,康氏母女总要送来一小盆长满花蕾的水仙。罗仪凤还要在每根花茎的部位套上五分宽的红纸圈。如果有四个花键,那就并列着有四个红色纸圈。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带出了喜庆气氛。

  母亲望着它,连连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

  即使到了文化大革命阶段,在康氏母女节俭度日的年月,罗仪凤把铺晒在窗台的橘皮,统统做成酱,还要把这一瓶瓶橘皮果酱塞进我的书包,让我带给父母。母亲舍不得吃这些果酱,连连叹道:“看看仪凤,你就懂得什么叫侠骨柔肠了。”听说我家在使用蜂窝煤炉子取暖,罗仪凤就亲手教我做一种取名为“艾森豪威尔汤”的美式汤菜。并介绍说:“这是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军营里的发明。”

  老太太还补充说:“这汤又便宜又营养,只是费火。你一定要给爸爸妈妈多做几次,叫他俩多喝些汤,对身体有好处。”

  与康同璧母女几年的交往,使我认识到贵族绅士和物质金钱的双重关系。一方面,他(她)们身居在上层社会,必须手中有钱,以维持高贵的生活;另一方面,但凡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又都看不起钱,并不把物质的东西看得很重。所以,在他(她)们心中,那些商人、老板、经纪人,决非gentleman。储安平在他的那本有名的《英国采风录》里,拿出整整一章的篇幅,去描绘、剖析贵族和贵族社会。他这样写道:“英国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gentleman)。一个英国父亲,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man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gentleman。英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disinteregted),不畏难(capable of exposing himself),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③如果说,康氏母女让我懂得什么是贵族的话;那么储安平的这段话,便教会我如何判别真假贵族。

  也就在这个困难时期,右派们的聚会成了聚餐,并实行AA制。每次聚会,父母都会带上我。这时,我渐渐发现罗仪凤的衣著,从讲究转变为漂亮。像过去不怎么穿的翠绿色,也上了身。头发油亮油亮的,发式也是经过精心梳理,越发地洋气了。更大的变化是在聚会中,她和罗隆基常开小会,而且说英文。有一次,我们在西单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晚饭。饭毕,大家步出这座昔日的王府。我们都来到了大门,他俩还拉在后面老远。

  我返身要催他俩,父亲一把拽住了我,嗔道:“傻丫头!”

  月色下,庭院中迟开的花朵,吐露着芬芳。他俩说的是英语,罗仪凤语调温软,双眸迷茫又发着光。罗隆基的身心,好像都一齐被那双黑眼睛吸了过去。

  罗仪凤经受不住罗隆基的感情攻势,也抵挡不了罗隆基的个人魅力。于是,这以兄妹相称的一对,开始了长达数年的恋爱。除了单独约会,电话、书信是他们来往的主要方式。

  见此情景,父亲不无担忧地说:“努生(即罗隆基的字)是旧病复发,一遇女性即献殷勤。可怜康有为的这个外孙女,真的是在恋爱了。”

  一次,康氏母女到我家作客。人刚坐定,电话铃就响了——是罗隆基打来,问:“仪凤到了没有?”

  这个用英语交谈的电话,足足打了半个小时。父亲很不高兴,嘴里直嘟囔:“这个努生,谈情说爱也不分场合。”

  电话打完,罗仪凤回到客厅,略带腼腆地霎着眼睛。我发现,她那张原本不怎么漂亮的脸,竟因兴奋而生动,因生动而美丽起来。

  不久,罗隆基的好友赵君迈④来我家闲谈。父亲关切地问:“老赵,到底努生和仪凤关系怎么样了?”

  赵君迈说:“你们不都看见啦?就是那样一种关系吧。”

  父亲索性直言:“我想知道努生的态度。他怕是又在逢场作戏吧?”

  赵君迈没有立刻做出回答。他起身站到客厅中央,举臂抬腿,打了两手太极拳。然后慢条斯理地说:“伯老,你这不是在给我出难题吗?努生这个人的性情和毛病,你是清楚的。他现在对仪凤是热烈的,将来会不会冷淡下来,谁也不敢打这个保票。”

  罗仪凤在明知罗隆基是右派的前提下,奉献出自己近乎神圣的感情——这让父亲非常尊重和心疼她,并担忧这场恋爱的前景。因为自从罗隆基和妻子王右家分手以后,他热恋过不少的女人,却无一人与之携手到白头。故父亲常说:“没有办法!负心的总是努生,可又总是有女人自愿上钩。”

  极想成全好事的,是母亲。她兴冲冲地说:“他们要真的成了,那敢情好。老罗的生活有人照料,仪凤的未来也有了归宿。再说,他们是般配的。仪凤的出身、学识、教养,性情哪点比不过老罗?”

  “李大姐(母亲姓李名健生)说得对。”赵君迈附和道:“我见过罗仪凤写给努生的信,全是用英文书写。句式、修辞、包括语调,都是那么地简洁明净、含蓄优美。一般的英国人,也写不出那么精美考究的书面语言。别看努生总夸自己的英文如何如何,依我看无论是说、还是写,他都不是罗仪凤的对手。”

  “老罗为什么把情书拿给外人看呢?”母亲的问话,显然是对罗隆基的这个举动有所不满。

  “李大姐,你不要误会。”赵君迈赶忙解释:“这不是努生有意公开情书,而是震惊于仪凤的文字表达水平。他挑出一封信让我欣赏。我一边读信,他就一边感叹:‘我的这个妹妹写信的口气,不仅是彻底的西化,而且还是贵族化的。我搞不明白她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个本事?’”

  而父亲的归结是:“这两人都是在恋爱。不过,罗隆基用的是情,罗仪凤用的是心。至于结局嘛,恐怕主要取决于努生了。”

  在给第一批右派摘帽的时候,为安抚父亲和罗隆基,上边组织他们南下参观。父亲参观的线路是江浙;罗隆基走的是湘赣。而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母女。

  在车厢里,父亲悄悄对母亲说:“看来,中央统战部很掌握、也很会利用罗隆基与康氏母女的特殊关系呀。”

  此行欢愉而惬意。加之感情的注入,无论罗隆基还是罗仪凤,无不显现出充沛的力量。他们返京后,在我家聚会了一次。父母发现身材消瘦的罗仪凤竟丰满了一些,俩人暗自高兴。

  经过一段时光,罗仪凤以为到了收获爱情的季节。她在给罗隆基送去的生日蛋糕上,亲手用奶油绘制出两颗并列的心。心是红色的,丘比特箭从中穿过。此外,还有花,有信。罗隆基接到生日礼物,大惊失色。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他不知该如何回应,便向父亲求救。

  父亲责怪罗隆基不该大献殷勤,说:“你半辈子的罗曼蒂克,有一部书厚。但现在的你是个右派,而人家出身名门,至今未婚,如今能袒露心曲,已是极果敢、极严肃的举动。如果讲般配的话,罗仪凤实在是配得过你,就看你有无诚意了。再说,选择妻子,主要在于心地好,其余的都无关紧要。”

  罗隆基说:“我们只能是互称兄妹,而不可结为夫妻。”

  父亲问:“你主动接近她,现在又回绝她。努生,你到底搞什么名堂?”

  罗隆基支吾半天,说不出一条理由。

  “你是嫌人家老了,也不够漂亮吧?”父亲的话,让罗隆基哑口无言。

  后来,尽管他们二人的关系再没有向婚姻之途发展,毕竟罗仪凤是康有为的后代,对罗隆基仍以礼相待。每逢端午、中秋或重阳,父母都会收到罗仪凤自制的糕点。有时,母亲打电话问罗隆基如何过节。

  罗隆基答:“幸有妹妹送来点心,方知今夕为何夕。”

  如果说,恋爱对罗隆基是享受的话,那么,恋爱对罗仪凤,就是消耗。消耗了许多的时间,许多的心力,许多的感情。而进入中年的女人,怕的就是消耗。不久,罗仪凤得知罗隆基在与自己继续保持往来的同时,陷入了另一场恋爱。那个女人虽说不是燕京毕业,也不精通英语,但是精通打牌,擅长跳舞,活泼漂亮,颇具风韵。她与罗隆基从牌桌搭档、舞场搭档关系开始,便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了她,罗隆基还与其兄(时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大闹一场,甚至闹到周恩来那里。这,对罗仪凤是致命的一击。我知道,罗仪凤无论怎样地倾心罗隆基,也决不会跑到公众场合去充任什么牌友或舞伴的。

  1963年秋,我被分配到四川省川剧团艺术室工作。罗仪凤陪伴全国政协委员的母亲来成都视察。在锦江宾馆,趁着母亲睡觉,她一连几个小时在述说这件事。

  “小愚,如果他(指罗隆基)向我求婚,我也是决不嫁的。”她用阴沉的声音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罗姨,为什么?”

  “我嫌他脏,肮脏。”她语调平静,嘴角却在颤抖。显然,在这平静的语调里,蕴涵着无比的怨恨。

  我发现她一下子老了。

  罗仪凤是何等的聪颖,当知罗隆基的浪漫天性及过去之种种。但她仍投身其中,往而不返。之所以如此,大概是要给自己日趋枯涸的人生,编织出一个最后的幻像,一个幸福又奇魅的幻像。罗仪凤曾经将这次令她心碎的感情经历用文字写了出来,以倾吐内心的痛苦与不平。写完以后,却始终未示于人。“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元好问的这首《摸鱼儿》,替天下为情所苦所累者发出了永恒的追诘。看来,比死亡还神秘的,真的就是爱情了。这场锥心刺骨的恋爱从明亮的粉红色开始,到黯淡的灰黑色结束。而从开始到结束,罗仪凤一直瞒着她的母亲。在情感生活中能持久地保持这样一种虔心、凝韧、隐忍的态度,一般女性是办不到的。储安平曾说:“贤良、宽恕及自爱之中尽心与克制,是当今世界上最好的妻子的品行。”罗仪凤的身上就有这种品行,只是应了父亲的那句话:“努生无慧眼,也无福份哇!”

  两年后,罗隆基突发心脏病死在了家中。

  消息传出,康同璧立即给父亲打电话,问:“罗先生猝然而去,我和女儿夜不能寐,悲痛又震惊。我要写副挽联,以表达哀思。不知写好后,该送至何处?”

  父亲说:“老人家,你一个字也不要写,努生是右派。据我所知,对他的死民盟中央是不举行任何仪式的。”

  “怎么可以这样做?一个普通人走了,也是要做丧事的。章先生,我们是不是可以问问统战部。”康同璧的情绪有些激扬。

  不知如何作答的父亲,挂断了电话。

  老太太哪里晓得:给民盟中央拿主意的,正是统战部。

  我在四川省川剧团的几年,备受打击和歧视。说在艺术室工作,实际上派给我的活儿是白天弄幻灯,晚上打字幕。我不敢把自己工作的真实情况告诉家里,怕父亲伤心母亲落泪,却很自然地想到了康氏母女,贸然地给康家写信,诉说满腹的委屈和愤怒。因为在我的直觉中,她俩是最可信赖的。直到“文革”前夕,我们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康家的复信,显然是由人代笔。但信中表现出的悲悯、温良与仁爱,则发自康氏母女的内心。(19)64年底,临近圣诞节了。罗仪凤随信寄给我一个极其精美的金鱼书签,它用工笔绘制而成,形态乖巧,色泽艳丽。信上说:“这条鱼灵动又快乐,它就是我们眼中的你。”我捧着它,看着它,爱不释手,又泫然欲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有很长一段时间住在康家。这使我对康同璧母女,有了较为深入的往来和了解。从(19)66年的8月开始,我家就经历着无日夜之分的抄家和洗劫。整座四合院被红卫兵、造反派占领,全家人被驱赶到紧挨大门的传达室和警卫室。

  (19)67年春季的一个深夜,父母和我已经睡下。突然,暴烈的叫骂声、撞击声把我们惊醒。当父母和我从木板床上刚翻身坐起,一群红卫兵已用脚踹开了门。打头的一个,只有十六、七岁的年纪,如果不闹革命的话,该在中学读书。他在问完“谁是章伯钧?”这样一句话以后,就命令大家动手抄家。

  我家经过无数次的抄家,只剩下板床,木凳,棉被之类。所以,这次洗劫对他们来说,收获实在太小,太小。这个打头的,看见我们的手腕上还有表。于是,把表“洗”了。其中包括父亲送给母亲的“摩凡陀”,父亲送给姐姐的“劳力士”以及他自己戴的“欧米茄”。他们走后,母亲发现晚饭后放在桌上的一块冰糖,也被红卫兵“洗”了。

翌日,吃过早饭。神色严肃的父亲对母亲说:“健生,这个家太不安全。让小愚到外面去住吧。”

  母亲同意了。我不同意,说:“我要和你们在一起。”

  父亲说:“你白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是不要在家过夜,太危险。”

  “爸,你让我住到哪儿去?再说,谁有胆量让章伯钧的女儿住在自己家里呢?”

  父亲想了想,说:“现在,我们只有找真正的保皇党了。”

  母亲怪道:“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你还在开玩笑。”

  “哪里是在开玩笑,我说的保皇党是指康同璧。听说,她的住所至今还没有外人搬进去住。”

  我真的佩服父亲,不管处在什么样的险境,都不失清醒。当日下午,父亲叫我拿上睡衣和牙刷,跟他去东四十条何家口。

  我说:“我拿睡衣干嘛?还不知道人家同不同意呢?”

  “会同意的,你把东西都带上。”父亲的口气,不容争辩。

  我和父亲搭乘13路公共汽车,便从地安门到了东四十条。当看见我和站立在我身后的父亲的时候,康同璧母女兴奋得将我俩抱住。

  康同璧紧紧抓住父亲的双手,说:“这真是一场噩梦哇!同住一个城市,却彼此不明生死。”

  罗仪凤则说:“从运动(指‘文革’)一开始,我们就掉进了地狱。”说罢,便去张罗茶叶,拿开水烫茶杯。

  父亲忙说:“不要麻烦啦。今天我带着小愚来,是有事相求康老。”

  康同璧说:“章先生,你有什么事?只要我能做到,我和女儿尽量去办。”

  父亲在介绍了家中屡遭抄家和“打砸抢”的情况之后,说:“我老了,红卫兵再怎么搞我,无非骨头一把,老命一条。可让小愚住在这样的危险环境里,我和健生就很不放心了。我想到你这里或许会安全一些,不知康老能否同意,让她每晚留宿贵府。”

  康同璧说:“当然可以,而且我非常欢迎小愚来我家。”

  父亲听了,万分地感激。

  康同璧打量着父亲,心疼地说:“章先生瘦了,你千万要保重哇!我现在出门不方便,不能去看健生,替我问候她吧。请转告她,小愚在我这里是最安全的。叫她放心好了。”

  父亲随即告辞。我挎着父亲的臂膀,送至车站。父亲叮嘱道:“这样的家庭是有规矩的,你要守人家的规矩。稍有疏忽,便成失礼。我敢说,现在除了康同璧,再没有第二个敢收留我们家的人了。”

  路上,父亲情绪不错,话也多了。他说:“康同璧的乐于助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家庭的影响。因为康有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接着,父亲告诉我,现在的人只晓得徐悲鸿的画好,却不清楚他是如何成材的。当年的悲鸿在宜兴老家,不过是个教书的。到了上海,穷得连饭都吃不上,还谈什么绘画。这时遇见了哈同花园的总管,是他把悲鸿的一切生活费用包下来。后来,悲鸿想去法国进修深造,为此拜见了康有为。康有为称赞悲鸿有志向,并说要给他弄个留学的官费名额,以便将来悲鸿在国外和蒋碧薇的生活也能宽裕些,得以专心习画。很快,康有为给朋友写信,通过教育总长傅增湘,促成了这件事。所以悲鸿成名后,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提起康有为都是满怀崇敬与感激。后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一幅徐悲鸿为康有为一家人画的“全家福”。画作是一个富有的温州人从法国购得。有人质疑其真伪,我却一口咬定:它是真的!因为它的美艳、工整与仔细,都应和了徐悲鸿对康有为的虔诚之心和景仰之情。

  ——父亲刚走,罗仪凤便忙着为我张罗起来。第一件事,即指点我盥洗间在何处,以及手纸、肥皂、牙刷、毛巾的摆放位置。第二件事,即带我去我的卧室,让我看看自己的床铺、床单、棉被、枕头,拖鞋以及床头灯的开关,闹钟的使用。第三件事,即腾出一个空抽屉,让我存放自己的内衣或小物品。第四件事,向我介绍家中的两个男佣老郭和二陈。第五件事是告诉作息时间,如三餐的开饭钟点。

  我说:“父亲有交代,只住不吃。”

  坐在一旁的康同璧睁大眼睛,说:“小愚怎么能只住不吃?到了我家,你就要听我的。”

  最后达成妥协:我只吃早餐。

  由于在这里落脚,我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条件去熟悉这所大宅院。康同璧告诉我:房子的设计师就是自己的丈夫罗先生,风格是外中内西。所谓外中,就是指中式砖木建筑,粉墙黛瓦,四合院格局。进大门,即有一道用原木、树干及枝条搭造的柴扉,粗糙笨拙,显得很原始,很不经意。但仔细打量却发现不经意中,其实十分经意。院落里栽植着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草与树。过柴扉,入正门,当中经过的是一条“之”字形的石板路。石板色泽如砚,脚踏上去凉凉的,滑滑的。这一切让人有置身乡村的感觉,却分明又都是经文化熏染过的、一派文人士大夫式的精致风雅。而所谓的内西,则指房间的使用和陈设。一进门便是一间小小的待客室:高靠背布艺沙发,有刺绣的垫子,菱形花砖铺装成的地面,玲珑活泼。客厅很大,铺着红地板。它按使用功能分做了三个空间,一边是用来吃饭,一边是用来会客,另有一角摆放着书柜和写字台,供读书、作画、写字之用。

  客厅里最惹眼的东西,是漂亮的英式壁炉以及与之相配的火具,还有铜制的台灯,烟缸和烛台等摆设。除了挂在壁炉上方的毛泽东水墨画像以外,一切都是康同璧旧日风华的反光。与客厅相通的,是康氏母女寝室:白墙壁,白家具,白窗帘,一尘不染。要不是母女的卧具分别是淡蓝与浅粉的颜色,真圣洁得令人有些发寒。后来,罗仪凤又带我到与盥洗室相连的一间屋子,里面堆满了许许多多的书籍和数不清的家具。那屋子大得似乎一眼望不到头。极讲究的是一道上空下实八屏雕花落地隔扇,木料上乘,雕工一流,它给这间大厅营造出华美气派。

  “这么大的房子,原来是干嘛用的?”我问罗仪凤。

  “跳舞,开鸡尾酒会。你瞧,那道玻璃隔扇是活的,能移动。移动的位置,是依据来客的多少而定。”

  她又说:“你现在看到的是前院,后院的房子更大,也更好。”

  “那你和康老怎么不住在后面?”我不解地问。

  “让给外交部的一个头儿住了。”

  “……”

  当晚,我打开罗仪凤为我准备的全套白色卧具,躺在小床上。和自己家里日夜的惊扰、惶悚相比,这里则是装满了宁静与苍凉。它们随着缕缕清朗的风月星辉,直入心底,令我难以入睡。

  第二天清晨,当我梳洗完毕走进客厅,即看见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上已摆好了小碗、小碟等餐具。约过了半小时,康老走了进来。还没等我张口,她便问我昨夜睡得如何?我们坐定后,罗仪凤开始上早餐:每人一碗稀饭,桌子当中上的是一碟炸小银鱼,一碟豆腐乳,一盘烤得两面黄的馒头片。两块油糕,单放在一个小瓷盘里。

  康老对我说:“和从前不一样了,现在我家吃得很简单。不过,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也还是好吃的。”她边说边挑了一片烤馒头递给我。在吃过薄薄的馒头片后,老人又吃了一块油糕。

  罗仪凤指着另一块油糕,说:“这是给你的。”

  我有礼貌地谢绝了。尽管银鱼下稀饭、腐乳抹馒头的味道,真的很好,我却不知该对这顿早餐说些什么。因为我的父母虽然做了牛鬼蛇神,每天早晨还是喝牛奶,吃鸡蛋。私下里,我问也寄居在康家的一位上海小姐:“康老为什么吃得这样简单?”

  她说:“罗仪凤没有收入,一家人全靠康同璧在中央文史馆的一百五十元的工资,以及靠后面院子收来的一点点房租。从前老太太的儿子常寄些外汇来。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钱越寄越少,越寄越稀,后来就不寄了。原来她母女吃的早餐也是很齐备的,有蛋有奶,有面包黄油,有水果肉松。如今,家里的开销一再紧缩,却把老郭和二陈的工钱加了又加。”

  “干嘛要加钱?”我不理解地问。

  上海小姐说:“还不是怕他们到居委会去胡说乱讲瞎揭发呗!或到社会上勾结红卫兵,引来造反派。现在的保姆雇工,可是惹不起的呀。”

  我把康老的早餐向父母描述了一番,惹得他们十分不安。过一段时间,我觉得康老家的早餐也很不错。尤其是豆腐乳,第一天的味道,似乎与第二天的不同,第二天的又与第三日相异。我把这个味觉感受告诉给罗仪凤,她竟兴奋起来。

  一天早上,天气特别好。虽说是初冬,城市披上了灰沉沉的外衣,树叶也完全落光,可这是一个晴天,金色的阳光如美酒,人的心情也舒展了许多。早餐后,罗仪凤问:“小愚,你今天能跑一趟路,帮我买点东西吗?”

  “当然可以啦!你说,买什么?”

  “豆腐乳。”

  “行,这很方便的。一会儿,我回家的时候顺便到地安门副食店就买了。”

  罗仪凤拍着我的肩膀说:“章家二小姐,你不是说我家的豆腐乳好吃吗?这好吃的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罗姨,我该去哪儿买?”

  “前门路东,一家专门卖豆腐乳的商店。现在叫向阳腐乳商店了。”

  “行,我这就去。”我转身即走。

  罗仪凤拽住我,说:“别忙。”

  我说:“你不用给我钱。”

  “不是钱,是给你拿盛豆腐乳的盒子。”

  “什么盒子?”

  “你呆会儿就明白了。”说罢,她进了里屋。不大功夫,双手举着很漂亮的六个外国巧克力铁盒,走了出来。见我吃惊的样子,罗仪凤笑了。放下铁盒,她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签递给我。我接过来看,又是一惊。原来那上面排列着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豆腐乳名称。什么王致和豆腐乳,广东腐乳,绍兴腐乳,玫瑰腐乳,虾子腐乳……罗仪凤像交代要事那样告诉我:每种豆腐乳买二十块,一种豆腐乳放进一个铁盒,千万别搞混了。买的时候一定向售货员多要些腐乳汁。

  她解释道:“用豆腐乳的汤汁抹馒头,最好。这也就是我非要用巧克力盒子装它们的道理。”

  罗仪凤拿出十块钱,非要我收下。我不肯,见她真有些急了,我才把钱放进口袋。

  她说:“小愚,我要告诉你,豆腐乳买好后回家的一趟路,才是最累的。因为六个铁盒子一定要平端着走,否则,所有汤汁都要流出来。为了减轻累的感觉,你一路上可以想点快乐的事情。端铁盒走路一定要挺胸,如果躬腰驼背地走路,你会越走越累。”说罢,她捧起装着铁盒的布袋,昂首挺胸地沿着餐桌走了一圈。那神态、那姿势,那表情,活像是手托银盘穿梭于巴黎酒店菜馆的女侍,神采飞扬。

  “罗姨!”我叫了她一声,笑着扑到她的怀里。

  我按照罗仪凤绘制的前门街道示意图和豆腐乳细目表,顺利地买到了五种豆腐乳(有一种缺货),并让和气可亲的老售货员在里面浇上许多汤汁。在归途,我不但想着快乐的事情,且始终精神抖擞,器宇轩昂。冬天的太阳,也同样的温暖。这时的我,一下子全懂了——虽“坐销岁月于幽忧困菀之下”而生趣未失,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人生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难怪康家的简单早餐,那么好吃!

  一日下午,冬雨霏霏,晚上我没有回到康家。饭后,一家人围炉聊天。

  父母对我提起了章乃器。母亲告诉我,(19)66年8月章乃器被一群红卫兵拉到王府井,参加“集体打人”大会,由于他拒不认罪,态度恶劣,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浑身上下见不到一块好肉。红卫兵把他的家抄个精光,还当着他的面,把新夫人王者香活活打死。一个蹬三轮的车夫,见他还有一口气,便把他拖上车,拉回了家。谁见了,谁都说他活不过三日。可章乃器不愧是条硬汉,靠着气功和意志,居然活了下来。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的那些干部,没有一个理他,同情他。倒是原来粮食部的一个司机,隔几日便悄悄在他家门口,放上一屉热馒头。他就是这样挺了过来。

  父亲半晌不语,约莫过了十几分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对我和母亲说:“乃器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一点消息也没有。他一个人如何生活?我很想见见他,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再见到他。”母亲和我听了,无以为答。

  数日后,我把父亲想见章乃器的心事,告诉罗仪凤。

  罗仪凤眉头微皱,说:“这个会晤当然好啦,但事实上很难办到。”

  康同璧嫌我俩说话的声音太小,便起身坐到我跟前,说:“你们刚才说些什么?能不能再讲上一遍,给我听呢?”

  罗仪凤用粤语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康同璧听清楚后,问道:“小愚,是不是你的爸爸很想见见章乃器?”

  我点点头。坐于一侧的罗仪凤,用手指了指窗外说:“外面到处是红卫兵、造反派,街道的人(即居委会的人)都成了革命政权的耳目和爪牙,我们这样的人一举一动都被监视。听说俞平伯想吃点儿嫩豌豆,又怕邻居发现。老俩口想了个办法,晚上蒙着被单剥豌豆,夜里把豌豆壳用手搓成碎末儿,掺和在炉灰里,第二天倒了出去。结果,还是被检查垃圾的人发现,又挨了批斗,骂这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继续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你想,一捧豌豆壳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更何况是这么两个大活人、大右派的聚会。一但被别人发现,真的要大祸临头了。”

  这时康同璧把脸扭向女儿,用一种近乎拷问的口气,问道:“你怕吗?”

  “我怕。我是惊弓之鸟。当然怕啦!”罗仪凤说罢,双臂交叉扶着肩膀做出一副害怕的样子。

  康同璧正色道:“你怕,我不怕。我就要是请两位章先生来我家见面。”

  罗仪凤怔住了,我一时也不知该如何表态。

  “你怕什么?”老人继续追问女儿。

  “怕咱们担不起搞反革命串联的罪名。”

  “小愚,你也害怕吗?”老人转而问我。

  我迟疑片刻,遂答:“我怕连累你们母女。”

  康同璧突然起身,面向我们站立,像宣布一项重大决议那样,高声地说:“下个礼拜,我以个人的名义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先生来这里做客。”这令罗仪凤手足无措,表情显得十分尴尬。

  康同璧则为自己陡然间做出的大胆决定而兴奋,她拍着胸脯,说:“我不怕承担反革命串联的罪名,一人做事一人当!”接着,手指地板,说:“会面的地点,就在我家,就在这里!”

  “就之如日,望之如云。”看着老人因情绪激动而泛红的脸颊,我无法表达内心激动、尊崇、惊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只是觉得自己惹了事,让康氏母女二人,一个担着风险,一个感到为难。尽管老人慷慨激昂地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但我知道真正要担待的,是她的女儿。罗仪凤不仅要担待,还要去操办,她肯吗?

  “罗姨,你看怎么办?”我用充满疑虑的眼光看着她。

  “怎么办?还不得按她的主意办。要不听她的,她能跟我拼命。”她苦笑着回答。

  我无论如何想像不出来,老太太和女儿“拼命”是个什么样情景。我只知罗仪凤是出了名的孝女,有口皆碑。康同璧让女儿立即着手准备。比如:确定会面的日期;确定如何通知章乃器的方法;决定会面时喝什么样的茶;买什么样的佐茶点心。

  康同璧叮嘱女儿:“点心要好的。”

  罗仪凤背转身,向我做个鬼脸,偷偷地说:“她嘴馋。买来好点心,请客人吃,自己也能吃。”

  “你们两个又在说什么?”康同璧问。

  “康老,我们没说什么。”我走到她跟前,用手梳整她那稀薄的头发。

  “我知道,她又在说我。而且,还不是说我的好话。”

  我笑了,觉得老人可爱得像个孩子。

  罗仪凤也笑了,说:“她说自己耳聋,其实是假的!”

  “你们一笑,就说明我的话是对的。怎么样?”老人一副得意的神情。

  第二天,吃早餐。康同璧发现属于她专用的一份油糕,没了。她东瞅西瞧一番后,问:“仪凤,我的油糕呢?是不是老郭给忘了。”

  “老郭没忘。妈,咱们家不是要请小愚的爸爸和章乃器吃茶吗?你还特地吩咐要请他们吃好点心。我现在就要筹划,你的油糕刚好吃完,暂时不忙买,你说呢?”

  老人“哦”了一下,不再吱声。过了会儿,她对我说:“小愚,为了这次会面,我很愿意不吃油糕。”

  我一把握住她的手。我知道:自“文革”开始,老人的零食已经从西点、粤点降为北京油糕。现在,北京油糕也取消了。关于取消油糕的事,我没有告诉父母,怕自己说得心寒,怕他们听得心酸。

  大约过了近十天的样子,一切由罗仪凤铺排停当,由我和章立凡(章乃器之少公子)联络,父亲和章乃器在康同璧家的客厅得以见面。这是他们“文革”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是他们相交一生的最后会晤。

  父亲一身老旧的中式丝绵衣裤。母亲说:“去见康老和乃器,还不换件衣服。”

  父亲答:“越旧越好,走在街头好让别人认不出我来。”

  章乃器穿的是洁白的西式衬衫、灰色毛衣和西装裤,外罩藏蓝呢子大衣。我说:“章伯伯,你怎么还是一副首长的样子?”

  章乃器边说边站起来,举着烟斗说:“小愚呀,这不是首长的样子,这是人的样子。”

  会晤中,作为陪客的康同璧,穿得最讲究。黑缎暗团花的旗袍,领口和袖口镶有极为漂亮的两道绦子。绦子上,绣的是花鸟蜂蝶图案。那精细绣工所描绘的蝶舞花丛,把生命的旺盛与春天的活泼都从袖口、领边流泻出来。脚上的一双绣花鞋,也是五色焕烂。我上下打量老人这身近乎是艺术品的服装,自己忽然奇怪起来:中国人为什么以美丽的绣纹所表现的动人题材,偏偏都要装饰在容易破损和撕裂的地方?这简直就和中国文人的命一模一样。康同璧还让女儿给自己的脸上化了淡装,抹了香水。

  她的盛装出场,简直“震”了。我上前拥抱着老人,亲热地说:“康老,您今天真漂亮!是众里挑一的大美人。”

  “我不是大美人,但我要打扮。因为今天是贵客临门啦!”

  我故意说:“他们哪里是贵客,分明是右派,而且还是大右派。”

  老人摇头,道:“右派都是好人,大右派就是大好人。再说,我不管什么左派、右派,只要来到我家,就是我的客人,我都要招待。而且,你的爸爸和章乃器不是一般的客人,是贵客。”讲到这里,便开始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政治运动,她用手指了指领袖画像,说:“人活八十,我见的世面多了,但是从没有见过像他这样治国的。中国自古是礼仪之邦,现在却连同城而居的好朋友都不能见面,还美其名曰文化大革命,一点文化也没有。”说着说着,老人二目圆睁,还真生气了。

  罗仪凤为这次会晤,可算得倾囊而出。单是饮料就有咖啡,印度红茶,福建大红袍,杭州龙井。另备干菊花、方糖、炼乳。一套金边乳白色细瓷杯碟,是专门用来喝咖啡的;几只玻璃杯为喝龙井而备;吃红茶或品大红袍,自是一套宜兴茶具。还有两个青花盖碗摆在一边。佐茶的饼干、蛋糕、南糖,是特地从东单一家有名的食品店买的。罗仪凤还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进口雪茄,搁在一只小木匣里。

  父亲举起一根雪茄嗅了嗅,放回原处,不禁叹道:“坐在这里,又闻雪茄,简直能叫人忘记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也忘记自己是牛鬼蛇神。”

  康同璧在劝茶的时候,说:“两位章先生,吃一点东西吧。这些是我女儿派人昨天从法国面包房买的,味道不知如何,东西还算新鲜。”

  罗仪凤纠正她的话,说:“妈,东单的那家食品店,不叫法国面包房,改叫‘井冈山’啦!”

  “怎么回事?井冈山是共产党闹革命的地方,这和面包房有什么关系?”康同璧的吃惊与质问,让我们都笑了。

  一阵寒暄之后,康同璧母女做陪,父亲和章乃器开始了谈话。父亲问章乃器现在民建和工商联的情况。

  章乃器说:“我是被他们开除的,具体情况不大清楚。好像在中国的资本家里,毛泽东只保了一个荣毅仁,其他人都受了冲击。”

  罗仪凤在一旁纠正道:“荣毅仁其实也没能躲过。他在上海的公馆是有名的,极漂亮。北京高干出身的红卫兵说整座楼都属于四旧,于是放了火,火苗从一楼窜到顶层。他们又把荣太太用皮带套着脖子,从顶楼倒拖至一楼,现在还有脑震荡的后遗症呢。不过,毛泽东检阅红卫兵时,让荣毅仁上了天安门,还特意和他握了手。寓意是——我们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没变。”

  章乃器说:“我讲定息二十年,结果共产党把定息全取消了。中国原来只有政策而无法律,现在连政策也没有了。”

  罗仪凤朝章乃器一摆手,说:“快别提你的定息二十年吧!三五反、公私合营,就已经把资本家弄惨了,而这次运动,他们算是彻底完了。工人造反派把每个资本家的底细摸得透透的,非要他们交出多少多少钱来,不够这个数字,就往死里打。结果也真厉害,资本家交出的私人钱财数目和他们算的数字,基本一样。咱们的银行也积极配合,把替私人保密的存款底单一律公开,把保险柜一律打开或撬开。金银首饰,美元英镑,统统没收。抄家的时候,红卫兵和工人造反派才叫大显身手。把藤椅用刀斧和锤子砸碎,能从藤芯里抽出美钞。家里烧锅炉用的煤,哪怕堆得像座山,也都筛上一遍,居然能从里面筛出用黑漆布紧裹的存折来。当然,这样藏匿私产的资本家,都会被打死或打得半死。”

  康同璧还把同仁堂老板乐松生惨死的情况,讲给章乃器听。

  章乃器向父亲询问起民盟一些老人的情况。他也和父亲一样,庆幸罗隆基死得早,并说:“努生的个性是矛盾的。他脾气倔强,可质地脆弱,算不上硬汉。单是红卫兵的暴打和抄家,他就受不了,一定不会像我这样硬挺过来。”

  父亲慨然道:“即使是条硬汉,也难过此关。黄绍竑不就是个例子吗?”

  话说到这里,客厅的气氛便沉闷起来。罗仪凤忙提着滚烫的铜壶,给他俩续水。康同璧用微颤的手端起玻璃大盘,请他俩吃水果。

  此后的话题,自然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章乃器说:“从表面看来这个运动像是突然发生的。但历史和自然界一样,从来没有东西是突如其来的。其中不为人知的原因,恐怕已酝酿多年。毛泽东除了没有做法律上的准备,事前的一切准备都很充分了。”

  父亲讲:“依我看,老毛动的这个念头(指发动“文革”),内因是源于他的帝王思想,就怕人家抢了金交椅。外因是有感于苏联的现实,看到斯大林死后出了个赫鲁晓夫,他就忧虑得睡不好觉了,还给人家起了名字,叫修正主义。于是,在反修的旗号下,趁着自己还活着,就先要把中国的赫鲁晓夫挖出来。至于他和刘少奇的矛盾,决不像共产党报纸上写的那样吧。”

  谈到“文革”的政治后果,章乃器皱着那双淡淡的眉毛,说:“一场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形成了两个极端。一个是极端个人崇拜;一个是极端专制主义。这两件东西,自古有之。毛泽东是把它发挥到顶峰了。而他手下那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是迎合,便是依附。”

  父亲说:“‘拈草树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搞这个运动都是什么人?就像德国卢森堡当年形容的革命专政——少数几个首领,一些随机应变的政治骗子,还有一群被同化的弱者尾随其后,而他们根本不知道在这场革命中自己需要什么!这场标榜文化的革命对灵魂来说,是件极坏的事情,把人统统变成懦夫,这无异于政治奴役。运动过后,病势深重的是人心与人性。”

  罗仪凤则十分不理解毛泽东的搞法,愤愤地说:“要搞刘少奇,就搞刘少奇一个人好了。他为什么要把全国的人都发动起来。又是抄家,又是武斗,又是毁文物。《圣经》上说:‘有时候,我们的英雄似乎只比土匪头子稍稍强一点。’我看两千年前犹太人说的这句话,在两千年后的中国应验了。”

  康老在这里插了话:“今天哪里是两个大右派的聚会,我看是三个右派的沙龙。”她的话,惹得大家哈哈大笑。

  有些兴奋的章乃器,探过身对老人说:“康老,我念一幅最近写的对联给你听,好吗?”

  “好!”老人高兴了,用白手帕掸掸耳郭,说:“我洗耳恭听。”

  “你是诗人,我是个俗人。不过,偶尔也诌两句。”章乃器立于客厅中央,面向毛泽东像,一字一顿地说:“肠肥必脑满。”接着,把烟斗掉转过来对着自己的胸口,说:“理得而心安。”

  一言既出,顿时寂寞无声。

  康同璧轻轻拍手,道:“写得好。”

  罗仪凤吐吐舌头,对母亲说:“妈,这副对联你只能听,可不能对别人说呀!一旦传出去,咱们可都要掉脑袋!”

  康同璧趁着女儿进卧室的空隙,也向我们吐了吐舌头,笑着说:“她怕,我不怕。当时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打了我,我也不怕。现在的中国人,只剩一条命。何况,我也八十岁了。”

  父亲立即劝解老人:“仪凤的话是对的。你们母女相依为命,仪凤的生活全靠你,你更应小心才是。”

  谈话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章乃器望望渐暗的天空,对康氏母女说:“今天过得太愉快了,这得谢谢康老和仪凤。天色不早,我和伯钧要分头离开这里才好。他有小愚陪同,住得又不远,所以我要先走一步了。”

  父亲和他紧紧握手,互道珍重。罗仪凤为他挑起客厅的棉门帘。

  分手的一刻,脸上铺满微笑的章乃器对父亲说:“伯钧,我们还会见面的。”

  大家目送他的离去。夕阳给这座僻静的院子,涂上一片凄凉的金色。章乃器敞开的大衣,在寒风中微微摆动。刚才还在说笑的人们,又都回到了现实。“可恨相逢能几日,不知重会是何年。”

  父亲也起身告辞。临别之际,对康老说:“在人们要不断降低自己做人的标准以便能够勉强过活的时期,老人家依旧君子之风,丈夫气概。这次会面实在难得,但不可再搞。太危险了!尤其对你和仪凤的这个家,风险太大。”

  康同璧握着父亲的手,连声说:“不怕,不怕,我们大家都不要怕。”

  罗仪凤执意要将父亲送出大门。走在石板路上,她一再感谢父亲,并说:“要不是章先生最后说了不可再聚的话,我妈过不了多久,又要请你们来了。”

  父亲用解释的口吻,说:“人老了,怕寂寞哇。”

  “不单是这个理由。”罗仪凤反驳道:“更主要的是,她特别敬重你们。”

  父亲内心十分感动,因为他已经很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话了。

  寄住在康家的这段时间,我还认识了三个教授。

  一个叫张长江,是康有为弟子张伯桢之孙,北京史专家张次溪之子,在对外经贸学院(即现在的对外经贸大学)任教。说得一口好英语、又有一手好书法的他,十天、半月来罗宅一次,负责处理康同璧的文字类事务。他曾偷偷告诉我:“你在川剧团,康氏母女给你的回信,大多由我代笔。所以,我们早就认识,只不过无缘得见。”

  张先生进门后,从不急于走到写字桌忙着提笔干活。他要和老人说上许多闲话,趣话,以及街头新闻。和我聊天,则讲菊苑旧事,文坛掌故。一旦和罗仪凤谈及需要处理的事情,有我在场的话,就全讲英语了。我也理解,毕竟属于人家的私事。他在康家从不吃饭,哪怕是抄抄写写到天黑。知书达礼,随和风趣,以及对人情世故的谙通,使他成为一个备受欢迎的人。可以说,张长江一来,康氏母女总是眉开眼笑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陆刮起留美狂潮。我在北海后门附近,遇到那位上海小姐。简短的闲聊中,她对我说:“你要去美国吗?要去,就找张长江。他不教书了,在美国大使馆工作,可红啦!他对你印像很深,常念叨你呢。”我家离美国大使馆很近,只隔一条马路。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已是红人张长江。据说,参加康同璧母女葬礼的,有他一个。

  另一个教授的名字,怎么也记不起了。他并不怎么老,却已是满头白发。在山东大学教书,自心理学科被官方取消后,改教中文了。他来北京料理私事,请假三日,食宿在康家。当他听说我父亲是章某人的时候,即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他说:“我对令尊大人非常敬佩。今天我们给马寅初和章罗联盟下政治结论,为时尚早。因为胜负输赢不到最后一刻,是难辨分晓的。现在的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究竟革命还是反动?更要留给历史评说。”

  三天里,他天天议论江青。他说:“江青就是蓝苹嘛。沈从文就认识她,也跟我谈过她。一个三流电影明星,品质也差,非要称什么文化旗手,还成了叱咤风云的英雄。她一登政坛,便用尽低劣之极的招数。我们英明领袖的‘英明’,也真是少有。最让我不明白的是,几百万的共产党员,竟都能服从、容忍,甚至拥戴。”说话时,那无比愤怒的态度和胆量,使人觉得他根本不是什么教授、书生而是侠客,壮士。

  临别时,他希望我能在罗宅多住些日子,说:“这个家太冷清,人太寂寞。从前可不是这样的。”

  再一个教授,便是黄万里了。

  那天下午,我回到康家,见一个学者风度的人坐在餐桌旁边。他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约五十来岁,衣著得体,脚下那双生胶底软牛皮皮鞋,很显洋气。

  罗仪凤说:“你们该认识吧?”我们各自摇头。

  康同璧惊奇地说:“怎么会不认识呢?一个是黄炎培的公子,一个是章伯钧的千金。”

  康氏母女哪里晓得民盟的复杂结构与人事。父亲与黄炎培的往来纯属公务性质,谈不上有多少私交。反右以后,索性断了联系。

  黄万里听了老太太的介绍,立即起身,向我伸出右手,说:“我叫黄万里,在清华教书。虽说我是父亲的儿子,可现在是你父亲的兵呀!”

  站在一边的罗仪凤解释道:“万里和你爸爸一样,戴了右派帽子。”遂又翘起大拇指,说:“他的学问特别好,在美国读了三个大学,得了七个博士。万里,万里,他本该鹏程万里。”

  有了这个前提,似乎也就有了话题。我问黄万里是因为什么划了右派。他告诉我:“是因为黄河,具体说就是反对三门峡工程。”原来,黄万里认为黄河的特点在于泥沙。治黄关键在治沙,可那时苏联专家的方案是根本不考虑排泥沙的事。后来三门峡用于挖沙的钱好像比发电得的钱还多。大坝一次次改建,弄得千疮百孔;库区百姓上下来回搬迁,搞得苦不堪言。实践证明,他是对的,可帽子戴了二十三年。

  康同璧用称赞的口气,补充道:“小愚,万里的诗是做得很好的!”

  黄万里笑了,说:“快不要提什么诗了。(19)57年划成右派,跟我写的《花丛小语》(随笔小说)还有很大关系呢。”

  大约闲谈了一个多小时,黄万里起身告辞。说:“回清华的路太远,要早一点走。”

  康同璧非常舍不得他走,拉着他的手,一再叮嘱:“你只要进城,就一定要来呀!”

  黄万里一再保证:“只要进城,就一定来。”

  有了这句话,老太太才松了手。

  这三个教授与康氏母女都是老朋老友了。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文化积累的丰富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我每天是在晚饭后去东四十条罗宅。有时因为天气不好,父亲就叫我早一点离开家。康氏母女见我回来得早,总是特别高兴,见面的第一件事,便要我说说当日新闻或小道消息。听完以后,康同璧常说的一句话是:“现在外面太乱,人变得太坏,好多事情也搞不懂了。我经历了四个朝代,总结出的经验是‘以不变应万变’。”

  忆旧,则是我们的另一个话题。一提到过去,康同璧的话就多了,而且讲得生动有趣。一次,大家坐在客厅搞精神会餐,罗仪凤讲发鲍鱼和炖燕窝的方法;上海小姐介绍如何自制沙拉酱,我也聊起父亲和我爱吃西餐的事情。

  老太太接过话头说:“先父也爱吃西餐。在伦敦生活的时候,有一次上街看见一家地下餐厅,他想餐厅开在地下,价格肯定要便宜,于是就走了进去。翻开菜单,那上面竟有龙虾。先父大喜,叫来服务生说,我要龙虾。饭饱酒足后,呈上账单。他一看,吓坏了,就是把口袋里所有的钱掏光,全身的衣服当尽也不够。他只好狼狈的坐在那里,等外面的朋友送钱付账。原来伦敦的地下餐厅是最贵的地方。”

  老人讲的故事,不但引来笑声,而且引出口水。我叫嚷着:“罗姨,我想吃西餐!”

  老人见我叫,便也跟着叫:“我也要吃。”

  上海小姐说:“如果吃西餐,沙拉酱归我做。”

  罗仪凤嗔道:“都闹着要吃,可谁来洗那二百个盘子?”

  “怎么要洗二百个?”这个数字让我吃惊不小。

  罗仪凤答应了我们,并说:“你们不许催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吃。”

  康同璧高兴得直拍手。我回家却挨了父亲的骂,说我嘴馋的毛病走到那里也改不了,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局势和环境。

  第二天,我对康同璧说:“不想吃西餐了。”

  “是不是爸爸批评你了?”坐在一边的罗仪凤马上就猜出了原因。

  我点点头。

  罗仪凤说:“我一定让你吃到西餐,不过,就别回家再说了。”

  过了许久,我早把闹着要吃西餐的话,忘在了脑后。突然,罗仪凤告诉我,这天晚上吃西餐。她简直就是一个能施魔法的仙女,在社会生活都已全部革命化的情况下,居然摆出了规范而正宗的西餐。长长的白蜡插在烛台,高脚玻璃杯斟满了红酒,镀银的刀叉,雪白的四方餐巾。我不禁惊叹道:“咱们好像到了一个神话世界。”

  什么都摆弄好了,罗仪凤竟没有在场。我问:“罗姨是不是还在厨房?”

  康同璧和上海小姐都默不做声。等了一会儿,罗仪凤从卧室里走出,那一瞬间,她漂亮得好似回到了少女时代。烫染过的头发起伏闪亮,并整齐地覆盖着额头。粉红的唇膏衬托出一口整齐的牙齿。秀丽的眼睛上面,眉毛仿佛出自画家之手。苗条的身材裹着白底蓝色小碎花图案的布质旗袍,跟盛开的花丛似的。散发着香水芬芳的她,温雅又柔美。接着,又惊异地发现她的睫毛比平素长了,胸部也高了……这是怎么弄的?我那时还真的搞不懂。

     每上一道菜,必换一次盘,包括衬盘、衬碟在内。在刀叉的配合、唇齿的体味与轻松的交谈中,我渐渐找到了西餐的感觉和旧日的情调。在橙黄色的烛光里,真有种类似梦境的意味。

  我把吃西餐的始末与美妙,讲给父母听。父亲说:“你太粗心大意了。一个女性能如此操办、打扮,肯定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了。”

  “那罗姨为什么事先不说或在举杯时讲呢?”

  “仪凤是在回避自己的年龄。”

  我又问父亲:“罗姨的生活环境那么优越,怎么她什么都会?做粤菜,做点心,做西餐,烧锅炉,种玫瑰。”

  父亲告诉我:“英德两国的传统贵族,自幼均接受严格的教育及训练,都有治家的性格与能力。哪里像你的那些干部子弟同学,生活上的事共产党一律包干,两只手除了会化钱,就什么都不会干了。”

  纵不能惹起某个男人的热烈情感,但足以引起普遍的喜爱,罗仪凤就是这一流的女子。轻盈的体态,纯良的品质,对日常事物处理的稳妥周全的才智,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大家风范,兼备于一身。难怪父亲,章乃器,陈铭德、邓季惺夫妇等人,都无一例外地喜欢她。我也喜欢罗仪凤,但在我与她已经混得很熟的时候,仍觉自己并不完全了解她。她和自己的母亲拥有一个很大的活动天地,交游缙绅,往来鸿儒。但是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好像全世界皆与之无关。她与康老一样地善解人意,却很少将自己的事随便告人。我至今不知她从燕京毕业后的几十年,有着怎样的经历?她怎样生活?工作过么?被人爱过么?——为了能解答这些疑问,我对她说想看看她的影集。罗仪凤爽快地答应后,一头扎进后面的书房。

  我接过落满尘土的老像册,不禁叫起来:“罗姨,怎么只有一本?”

  “我自来就不爱照相。”她笑着回答。

  本想从旧影中对她的过去寻些蛛丝马迹,不料竟一无所获。像册里面,绝大部分是康同璧的照片,属于罗仪凤的,很少很少。偶尔发现一两张,那也是她与女友的合影。即使这样的照片,她的相貌也是模糊不清,因为总有一副硕大的太阳镜遮住半拉脸。在所有的照片里,生活十分西化的她,身边居然没有一个男性。曾听上海小姐说:“康老不愿意女儿和男人往来,想把女儿永远留在身边,好照顾自己。一次,同仁堂的乐家大姑专门来给罗仪凤说媒。没几分钟,康老就把乐大姑撵出了大门。老太太惟有对罗隆基是个例外,始终视为贵客。”

  我看完影集后,问:“罗姨,你为什么不爱照相呢?”

  她抚摩着影集的黑皮封面,叹道:“这些相片对留影人,当然是宝贵的。可你想过没有,多少年后一旦落在陌生人手里,那将是个什么情景?恐怕不是当废纸扔进纸篓,就是作为废物卖掉。想到这样的归宿,即使面前是多美的景致,身边有多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面对镜头了。”

  “罗姨,一张好照片,可随时欣赏。你现在何必担忧几十年后的事。”我想,罗仪凤不留影的根本原因,恐怕是觉得自己并不漂亮。

  她摇头,说:“像我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又是一个人,是必须学会预算生活的。”

  罗宅有一套看着大气、坐着舒坦的英国沙发,而且被保养得很好。当那位上海小姐要搬离康家的时候,罗仪凤毫不犹疑地把沙发送给了她。我问:“这么好的东西,你也可以用,干嘛要送给别人?”

  罗仪凤说:“我的小愚,你还年轻啊!许多事要提前做安排,不能等老了以后再说。特别是那些视为珍贵之物的东西,一定要由自己亲手处理,不要等到以后由别人来收拾。我说的‘别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孙和亲戚。”

  “淡生涯一味谁参透?”在我懂得她所持的这个观点后,才渐渐懂得她的行事及做派。罗仪凤给自己立的做事规则,犹如提前执行遗嘱一样,很有些残酷。别说我接受不了,就是一向欣赏西方人生活原则的父亲和罗隆基,恐怕也办不到。然而,当我历尽坎坷、不再年轻、并也做了孤家寡人的时候,对她的观点和行为,不但深深地理解了,也彻底地接受了。

  罗仪凤爱香水。

  她对我说过:“香水好,就连装它的瓶子,也是美的。”由于都知道她的这个喜好,所以从她读燕京开始,人们在送她礼品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上等香水。她把最好的香水作为藏品,装入一个木箱。“文革”爆发,这个木箱再没有打开过,就是说,她把香水“戒”了:不搽,不闻,不看。

  后来,她把箱子送到我家,对母亲说:“这里面都是最好的香水,有的比黄金还贵。你有两个女儿,她们可以用。”

  母亲执意不收。

  罗仪凤想了想,说:“算我寄放在这里,总可以吧?”

  母亲答应了。那么喜欢香水的她,自己竟一瓶不留。从此,她不提木箱的事,直到死。

  罗仪凤喜欢鞋。

  我一直以为在她的服饰穿戴里,最讲究的部分就是脚下的一双鞋。她穿鞋要配衣服,配季节,配场合,配情绪。一句话,把鞋穿到了审美的境界。所以,她的鞋既是用品,也是藏品。红卫兵抄家、破“四旧”的时候,她不知该如何处置,又舍不得把它们丢掉。

  情急之下,她把我的姐夫找来,急切切地说:“红卫兵在‘勒令’中,只规定不许穿高跟鞋。你看,咱们是不是可以用锯把所有的鞋跟儿都锯掉?”姐夫听后,同意了。

  夜深人静,罗仪凤把鞋子统统翻出来,几乎堆成一座小山。她又找出了锯子。先是姐夫一个人锯,后来是两人一起对拉。十几分钟,却连一只鞋的后跟儿也没锯掉。罗仪凤累得满头大汗,急得满脸通红。北大物理系毕业的姐夫观察发现:罗仪凤的鞋均为进口货,别看后跟儿纤巧如一弯细月,可内里都有优质钢条做支撑。他擦着汗说:“国产锯怎么对付得了进口钢?罗姨,我们这样干个通宵,也锯不了几双鞋。”

  罗仪凤坐在地板上,瞧着那些八方买来、四季穿着、一心收藏的鞋,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屈从了现实,放弃了审美,把鞋扔了。一双未留。

  罗仪凤爱花。

  她家的庭院里,栽有一片法国品种的玫瑰,还有十余株品质极高的榆叶梅,排列于大门两侧。五十年代的春日,一位副总理级的高官驱车路过东四十条。那繁密似火、浓艳似锦的榆叶梅,绽露墙外。花树之盛,引得他驻足而赏。后来,他的手下工作人员,含蓄地表达了首长意思。待花谢尽,罗仪凤让人把所有的榆叶梅连根挖出,送了过去。一株未留。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然后,我不知道该对她说些什么;她也不知道该向我解释些什么,二人相对无语。沉默中,罗仪凤突然爆发出无比的激愤,她下颚骨发颤,眼睛像火一样的红了起来。她把“砖头”护在怀里,用一种类似诅咒的口气,说:“小愚,我是一个软弱的人,也是个无能的人。我无夫无子,这辈子只剩下一点儿爱好。我喜欢鞋,现在鞋都扔掉了。我爱花儿,可那些美丽的玫瑰是我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的夜里,流着眼泪亲手用开水浇死的。现在,花儿没有了。我爱香水,香水没有了。我爱音乐,音乐没有了。我爱英文诗,诗也没有了。我从来没有、也不想防碍共产党,可共产党为什么要如此侵害我?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我家来说,是釜底抽薪;对我个人而言,是经脉尽断哪!”罗仪凤仰望夜空,力图抑制住心底的悲与痛。但我还是见到了她的泪水。灯下,她的泪水像玻璃一样剔透。

  待情绪稍有平复,罗仪凤反倒起身送我回屋,并问我:“要不要吃点安眠药?”

  后半夜,我一直在琢磨康氏人家,索性不睡了。父亲说过,她们母女是真正的贵族。我想,这些昔日贵族活在今天,日子太难,心也太苦。康同璧常说自己的处世原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然而,现实却在逼迫她们做出“顺适”。出于教养,也出于经验,她们的“顺适”往往表现为一种不自觉其努力的努力。这种努力和共产党员努力“改造世界”,当然其内涵各异。后者的努力是向外、向外、再向外,具体说就是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前者的努力,是向内、向内、再向内,具体说就是努力于自省,自律和克己。努力的核心内容便是:忍。在云诡波谲世事不胜其变幻的年头,谁都得忍。强权下的老百姓,以其渺小而忍。那么,康氏母女所代表的老派家庭的忍,又体现出什么呢?是阅历太多、见事太明的无可奈何?还是抹杀自己、无损于人的智慧生存?——年轻的我无法判断,但罗仪凤的哭诉,却让我深深懂得:这种“忍”,原来是最可痛心的,其内里,有着怎样的悲凉与沉重。因为任何分寸的“顺适”,都要毁损或抑制天性。想到这里,我暗自发誓:这辈子决定保卫自己的天性,决不“顺适”。而后来的情况竟是——我为这样的决定付出了几乎一生的代价。

康同璧自幼成材,游学欧美,后投身社会,并从事艺术。有如此经历的人,该是不迷信的。但不迷信的康同璧,却很喜欢让人给自己算卦,而且只信一个人的卦。这个人不是什么风水大师、易经专家,是与之同住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姓林,大家都管她叫林女士,我至今亦不知其名。罗宅跨院的两间平房,是她的落脚之处。

  从相貌到举止、从打扮到说话都是个十足农妇相的林女士,平素只呆在自己房间里做女红,如纳鞋底儿,缝棉袄,絮棉被。康同璧母女叫她,她才进到正院。在我们面前,她有些拘谨,极少说话。即使有人问她什么,也是用最短的语句回答。而老人叫她,不外乎两件事。一是治病,即按摩、针灸,拔火罐。二是算卦。隔几日,康同璧必请林女士算上一卦。老太太什么都算:如天下不下雨?有没有客人来?某人今天是否平安?而林女士又是什么都能算,而且从草梗、纸牌、硬币到缝衣针,林女士都能拿来当做占卜工具。

  我曾问罗仪凤:“你妈为什么喜欢算卦?”

  她笑道:“哎,算着玩呗!八十岁的老太太还能玩什么?现在我们能玩什么?”

  “林女士算得准吗?”

  “很准。”

  “真的?”

  “真的。”

  “为什么?”

  罗仪凤说:“因为她的命最苦,心最善。这样的人算出来的卦,最准。”

  “罗姨,你能给我讲讲她的身世吗?”

  罗仪凤尽管点点头,却一个字不说。我常站在一旁,看林女士给康同璧算挂。一般来说,都是好卦,至少是平卦。可到了1968年夏季以后,林女士算出来的卦,有时就不太好了。如果卦不好,康同璧往往是摆摆手,让林女士离开客厅。

  一天清晨,康同璧起床便说自己头昏,心里不舒服。刚吃过早饭,就叫女儿请林女士过来给自己的身体状况卜算一下。那日的天气特别地坏,狂风大作,乌云蔽日,气温骤降。罗仪凤建议等到中午再去请她。老人怎么也不肯,非要立马见人。林女士很快来了,算出来的卦,很糟。

  “怎么会这样?”老人的眼睛直视对方。

  “康老,就是这样。”林女士小声回答,态度谦恭。

  罗仪凤使个眼色,林女士即退了出去。

  那日下午,我回到罗宅。刚跨进门,罗仪凤便悄悄告诉我:“还不到吃午饭的时候,我妈又让人把林女士叫来,又测一卦。”

  “结果怎么样?”我问。

  “假如早上的签,是‘不好’的话,那么中午的签,就是个‘很不好’了。所以,你最好在客厅多坐些时间,多和她聊天说话,让她把‘卦’的事忘掉。行吗?”

  “当然可以。罗姨,你放心吧。”

  不一会儿,康同璧午觉醒来,走到客厅。罗姨赶忙取来木梳,给母亲拢头。我赶忙打开话匣子,东扯西拉。一向爱聊天的老人,对我们的谈话失去了兴趣。她将双手摊在膝盖上,看看掌心,再翻过来瞧瞧指甲。之后,便抬头对女儿说:“你去请林女士来。”

  罗仪凤指着窗外,说:“外面刮大风,是不是明天再让她过来?”

  “不,你现在就去。”口气坚决的不容置疑。

  罗仪凤无可奈何,也毫无办法,只好去请林女士。

  占卜是在书桌上进行的。康同璧神情专注,眼睛紧盯着林女士的手。罗仪凤忐忑不安,站在母亲的身后。我也跟着紧张,害怕再出坏签。林女士的脸上则无任何表情。整个宅院像一座久无人住的古堡,四周没有一点声音,只有窗外的狂风在猛烈地呼啸着。这哪里是在做占卜的游戏,简直是两军对垒,决战前夜。卦推出来了:下下签,是个最坏的结果。

  “你说说,这是什么签?”老太太面带怒容,一下子把脸拉得很长。

  林女士不语,康同璧气得两手发颤。罗仪凤急得朝林女士努嘴,使眼色,意思是叫她赶快撤离。

  康同璧继续逼问:“我问你,这是什么签?”

  林女士还是不说一字。

  “我在问你,你怎么不回答我?”老人严峻的表情,甚至有些刻毒,眼里闪耀着可怕的光芒。她那布满皱纹的脸上,还流露出一种能打动人心的痛苦。

  在林女士呆板的神色里,含着一种不祥的镇静。大概是一日三卦,一卦不如一卦的凶兆和林女士一问三不答的态度,同时刺痛了老人。康同璧忽然满脸绯红,鼻翼也由于激动而张大。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的嘴唇气势汹汹地向下巴伸展过去,她死死盯着眼前这个给自己三次预言厄运的女人。眼睛里的那股可怕光芒,已变成了无法遏止的怒火。“啪!”老人猛地伸出右手掌,一记耳光打在了林女士的左脸颊。这个举动发生得这样突然和意外,瞬间的行为和一贯举止的巨大差异,把我吓呆了。而毫无表情的林女士,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罗仪凤惊呼,道:“妈妈,你怎么打人呀?!”随即,从暖壶里倒了一杯开水,递给林女士。

  康同璧也震惊于自己的举动。她用手扶着桌子,闭上眼睛,仿佛眩晕了似的,额角渗出细细的汗珠,脸色惨白。

  我胆怯地问:“康老,我扶您到沙发那儿去坐吧。”

  “不用。小愚,谢谢你。”显然,她在竭力约束住自己,慢慢地转过身朝卧室走去,在掀门帘的时候,肩膀一下子靠在了门框。我觉得那个耳光,同时也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身上,打掉了她全部体力和精神。

  晚饭后,我们围坐在壁炉前。这时,康同璧的眼神又恢复了清亮,像是乌云散去后,那汹涌的波涛经月色的照拂,已归于平静。她让女儿再请林女士过来一趟。我想,这次该不是又要算卦了。林女士在罗仪凤的陪同下,进来了。她的温和与礼貌,使我不由得想起了儿时在香港教会学校读书见到的修女。

  康同璧见到她,立即起身,走到跟前深鞠一躬,说:“林女士,请你原谅我下午的举动。”

  这个举动也如那记耳光,同样令我吃惊。林女士也有些惊恐。因为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惯常做法是:心里认错,嘴上不说,更不会低头,搞主动道歉。站在我身边的罗仪凤则长出一口气,脸上浮出了微笑。

  事后,我问父亲:“为什么一个下下签,就能让康老失去常态呢?”

  父亲认为,我提的可不是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有哲学内容,有心理学成分,还有社会因素。他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没有信仰,却迷信。穷人迷信,阔人迷信,贵人迷信,要人也迷信。康同璧自然也不例外。”说到这里,父亲用手指着后院的方向,说:“小愚,还记得我们家后院角门的四扇活页门板上分别写的‘元亨利贞’四个字吧。你知道它个是个什么意思?”

  我瞎猜道:“大概是说平安通泰吧。”

  父亲装出一副神秘的样子,故意压低嗓门在我耳边说:“这是卦辞。”

  “真的?”

  “当然啦!是《易经》里的乾挂的卦辞。”

  “天哪!卜辞都进了家门。”我叫了起来。

  父亲说:“你看,这不就叫迷信到家了嘛。再说,像康同璧这样的老人,只想长寿、平安。所以一个凶卦对她来说,就是打击。连续三次打击,她老人家就消受不了。冲动下的那一耳光,与其说是针对是算卦的人,不如说是针对她算出来的卦。不过,康老在冲动过去后,便去鞠躬道歉,这是很有勇气的。不像某些人明知自己错了,却从不认账。”

  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林女士的卦是灵验的;林女士本人也很不简单。

  (19)68年,康同璧过了最后一个生日。

  罗仪凤对我说,家里还存有一些燕窝,准备在母亲生日的时候,全拿出来请客。

  我说:“我这辈子还没吃过燕窝呢。”

  “你怎么会没吃过它?”罗仪凤吃惊地问。

  我说:“(19)48年在香港,马来的燕窝大王曾送给父亲两大口袋燕窝。回国后我爸忙,我妈也忙,谁都顾不上吃,一直搁在堆放杂物的房间里。结果,红卫兵抄家时把燕窝全抖落在地上,脚踩来踩去,都成了粉末。”

  康同璧听了,拍着沙发扶手说:“生日那天,你一定要在这里吃晚饭,我请你吃燕窝啦!”

  我高兴地答应。可到了老人生日的那一天,父亲胃痛,我陪着父母喝稀饭。天完全黑尽的时分,才赶到东西十条。一进门,我即向康同璧鞠躬祝寿。满脸喜气的老人赶忙拉我的手,走到平时吃早餐的圆形餐桌旁边,端起小碗举到我嘴跟前,说:“这就是燕窝。要不是我提醒仪凤给小愚留些,大家早就吃光了。”

  燕窝是凉的,但我愿意当着寿星的面,趁着兴奋劲儿一股脑儿吃下去。吃的时候,舌唇虽难察其味,但幸福与满足的感觉,一起挤入了心底。

  客厅里坐满了客人,令我惊诧不已的是:所有的女宾居然都是足蹬高跟鞋,身着锦缎旗袍,而且个个唇红齿白,妩媚动人。提着锃亮小铜壶,不断给客人斟茶续水的罗仪凤,穿了一件黑锦缎质地、暗红色软缎滚边的旗袍,腿上长筒黑丝袜,脚下一双式样极其别致的猩红毡鞋。头发也拢直了,用红丝线扎成一双辫子。不仅是女孩儿家打扮,而且红黑两色把她从上到下装扮得风情十足。转瞬之间,我仿佛回到了“万恶的旧社会”。

  我问那上海小姐:“现在,连花衣服都被当做‘四旧’取缔了,她们怎敢如此穿著打扮?”

  上海小姐说,她们来的时候每人手提大口袋,内装旗袍,高跟鞋,镜子,梳子,粉霜,口红,胭脂,眉笔。走到康家大门四顾无人,就立即换装,化装,而丈夫则在旁边站岗放哨,好在那时的居民不算多。

  我问:“她们干嘛不到家里去装扮,非要在外面?”

  “这是规矩,也是对老太太的尊重。你想呀,进门就要行礼祝寿,穿着那套革命化制服怎么行?”

  我坐在客厅的角落,看着满屋子贵客和康氏母女时而英语、时而粤语、时而旧话、时而笑话地热烈交谈着。在暖融融的气氛里,被强权政治压瘪了的灵魂,因顿获释放,而重新飞扬起来。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女性穿的是银色软缎旗袍,脚下是银色高跟鞋,淡施脂粉的娇好面孔,焕发着青春的光彩。

  我问罗仪凤:“她是谁?实在是太漂亮了。”

  “她姓吴,芭蕾舞演员。上海永安公司老板的外孙女。”

  这时,我听见康同璧问她:“你的妈妈好吗?”

  吴小姐答:“妈妈被赶到一间阁楼,阁楼窄得只能放下一张床。每月发给她十五元钱。领工资的那一天,妈妈必去‘红房子’(上海一家有名的西餐厅)拿出一块钱,挑上一块蛋糕吃。她说,现在上海资本家家里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装着食品的饼干筒了。如果红卫兵再来抄家,她说自己一定先把能吃的东西都塞进嘴里,再去开门。”

  吴小姐还说:“妈妈说话常带出英语单词。越是着急,英语就越是要蹦出来。为了这个,批斗时吃了不少苦。”她还模仿了一番母亲怎样“英汉双语”地说话。那活灵活现的表演,让大家拊掌大笑。

  另一个中年女性始终端坐在单人沙发,神情高贵,很少说话。即使对老人说上几句,也是我一点也听不懂的广东话。罗仪凤告诉我,她是自己的亲戚,在北欧一个国家的大使馆工作,月薪高达三百。“文革”开始不久,上边就命令她回家。那个国家的大使夫妇曾手持鲜花,数次登门拜访,一再表示希望她能回到大使馆。因为现在外交部派了三个人来顶替她,也还没把活儿干好。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她)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去康家做客,服旧式衣冠,绝非属于固有习癖的展示,也非富人阔佬对其占有或曾经占有财富及文化资源的炫耀。他(她)们的用心之苦,的确体现出对老人的尊崇与祝福。然而,这种对旧式衣冠及礼仪的不能忘情,恐怕更多的还是一种以历史情感为背景的文化表达。尽管这些人必须听党的话,坚持政治挂帅,读毛选,背语录,去过革命化、格式化的生活。但在他(她)们骨子里欣赏并怀念不已的,还是风雅、细腻,高度审美化、私人化的日子。而康家老宅及旧式礼仪及衣冠所蕴涵的温煦气息和超凡意境,又使每个人自动获得了精神归属和身份的确认。“感秋华于衰木,瘁零露于丰草。”——想到这里,我不由得瞧了瞧自己身上的咔叽布制服。别看住在康家,与之相比,归根到底我还是个圈外人。

  进入高龄的康同璧,是很少生病的,只是夜间尿频。为此,罗仪凤每天都要给母亲砸核桃,剥核桃吃。不仅要她吃核桃肉,还要她必须吃掉两半儿核桃肉之间的那片木质的“衣”,说这个东西可以“拦”尿。老人吃得愁眉苦脸,然而起夜却并未减少。由于我睡的房间紧靠盥洗室,所以她每次起夜,必从我的床边穿过。冬天的后半夜是很冷的,康同璧照样自己起身,打开床头灯,戴好睡帽,披上睡袍,扶着墙壁或家具走进盥洗室。有一次,患有高血压的康同璧白天就喊头晕眼花,夜里简直就是跌跌撞撞地走路。望着老人一趟趟的艰难挪步,一次次地频繁往返,我对罗仪凤说:“干嘛不在卧室里放个高筒痰盂,偏要三更半夜地折腾老人?”

  “哪里是我折腾,是她自己不肯呀。”罗仪凤一脸的委屈。

  一天,我被上海小姐传染上了重感冒。康氏母女无论如何也不让我回家了,说这里的条件要好些,也有现成的药。我卧病在床的那阵子,康同璧每天都要走到床头问:“现在是不是感觉好些了?”说罢,还伸手摸摸我的额头,看看是否发烧。

  罗仪凤只要发现她进我的屋子,就要撵她走,并生气地说:“小愚病了,好办。你要再病了,我可就麻烦了。”

  老太太乘罗仪凤到外面张罗事儿的功夫,又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她像个胜利者,很得意地说:“女儿总要管我,我不服她管。”隔了会儿,她从外屋给我端杯白开水。一路上颤颤微微,水也洒了一地。她还一定要站在床前看我喝上几口,才肯离开。

  和康同璧相处,使我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一个高龄老人的天地,第一次体会到人生最后阶段的种种心理及困苦。有丰富阅历和教养的她,即使进入到老年,也竭力在维护着人的尊严与自由。她懂得失去独立意志和自理能力的生活,是痛苦和羞耻的。所以,老人顽强地拒绝帮助和搀扶。这种不承认衰老,不向年龄妥协的心理,其实是老人与自己的命运在做主动较量。她过问我的病情、递给我白开水时所表现出来的骄傲、温情和快乐,一方面说明老人以自己尚能关怀别人,照顾别人为乐事,幸事。另一方面,是她用行为证明自己仍然可以独立自主,进而尝试到把握生活的满足。总之,我在东四十条生活的日子里,康有为这个最有才气的女儿特有的个性、习好、自尊以及某种乖僻所合成的人生最后乐章,让我无比的珍视与感动。以至于这种感动和珍视,影响了我的后半生——无论面对什么样的老人,我都能体味出落日余晖的伤感和美丽。

  也就在这一年,按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社会总动员,开始狠挖阶级敌人,抓现行反革命。我必须返回成都的工作单位。离京前夕,我去和康同璧母女告别。

  “小愚,你为什么要走呢?陪着你爸爸妈妈多好!”康同璧边说边摇头,分明流露出不满。

  我不知道该向老人家如何解释自己的危险处境,罗仪风见我面带难色,便对母亲说:“小愚的工作单位在四川,在北京住了那么久,当然要回去一下,至少该把这几个月的工资拿回来。”

  “去,把工资拿来,再回北京。回来还住在我家,我随时都欢迎。你领回的工资,留着自己用。再不,送给爸爸妈妈,我这里仍旧是吃住免费。我这个人是施恩不图报。”

  我们三个人都笑了。我答应康同璧,一旦把杂务事料理好,立即返京并仍住在她这里。

  老人很满意我的回答。随即伸出一个手指,问:“你去一个礼拜,好吗?”

  见我没有反应,又伸出两个手指,问:“要不,去两个礼拜?”

  见我仍无反应,便再加上一个手指,直声直气地问:“三个礼拜,你总够了吧?”

  罗仪风朝我眨巴眼睛,我忙说:“康老,要不了三个礼拜,我就回来了。”老太太乐了,高兴得双手拍巴掌。

  其实,我很明白自己的返川之途是凶多吉少,一踏入川剧团的大门,即会被革命群众专政。斗我,关我,怎么收拾我都行。我舍得自己的命,却舍不得父母。父母比天大,比命重。只要想到年迈的父亲,我便心神不定,很悲哀,很迷茫。和康同璧的相对宁静安稳比较,我简直不敢揣测父亲本已不多的未来。难以克制内心忧伤与恐惧的我,低声对罗仪凤说:“我这一走,不知道爸爸以后的日子会怎样?”

  尽管把耳朵凑过来,康同璧仍然听不清我的话。她迫不及待问女儿:“小愚在说些什么?”

  罗仪凤用粤语大声地重复了我的话,她听懂后,一只手拍着自己的胸膛,说:“小愚,你放心地去吧!你的爸爸只要不生病,今后就不会出问题。我敢打包票!”她的口气坚定无比。

  我感谢她的快慰之语,却情不自禁地问:“康老,您凭为什么这样说?又还敢打包票。”

  老人说:“是命运告诉我的。先父的经历,证明了命运是存在的。你大概知道戊戌变法的事情吧?”

  我点头,道:“中学历史课就讲了,大学又讲了一遍。我还根据谭嗣同狱中题壁的情节,写了一折戏呢。”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老人随即大声背诵出谭嗣同那首写在监舍墙壁上的绝命诗。

  她叫我移坐到她的身边,又叫女儿给自己倒上一小杯水。见此情状,估计这是要跟我认真谈谈了。果然,她开始了关于康有为命运的讲述:“戊戌年(1898)的八月先父变法失败,假如我还没有记错的话,是初六清早发生的政变。皇上(光绪皇帝)被囚,西太后临朝听政,下谕抓维新人士,南海先生是情罪重大的首犯。他恰恰在这一天的上午11点钟,把自己的行李从招商局的海晏轮搬下来,改乘英国太古公司的重庆号轮船,离开天津。荣禄派飞鹰兵舰追,飞鹰兵舰的速度比重庆号快一倍。可是走到半路,兵舰的煤 不够了,只好折回天津。小愚,你说这是不是命定?初八船过烟台,先父上岸买了水果。荣禄向上海道、烟台道发出‘截搜重庆号,密拿康有为’的密电。恰好烟台道有事外出,随手把电报塞进了口袋。等他掏出一看,马上返回烟台时,重庆号已经开走。小愚,你说这又是不是命定?上海道得到密旨,连日亲自坐镇吴淞,凡来自天津方向的轮船都要上去搜查。上海的维新党人士看见许多兵勇守在那里,以为康有为这一回是死定了,大家痛哭而返。可就在这个时候,船上一个叫普兰德的英国人用对照片的方法找到先父,把一道‘皇上已崩,急捕康有为,就地正法’的电旨拿给他看了。然后,这个英国领事馆的人,让先父马上和自己一起坐小轮船登上英国兵舰。刚上了兵舰,上海道派来搜拿小船便靠了重庆轮。小愚,这又是不是命定?先父在船上情绪很坏,以为皇上已被西太后和荣禄杀掉了,便也想去死。在船上他写了一首诗,我现在还能背出来——‘忽灑龙翳太阴,紫微移坐帝星沉。孤臣辜负传衣带,碧海青天夜夜心。’先父做完诗,又写家书,和大家诀别。那个英国人看到这个样子,就说:‘皇帝的死讯还没有证实,请康先生忍死须臾。’在英国两艘兵舰的护送下,先父到了香港,知道了皇上还活着的消息。所以,后来先父对我们家人说,这次脱险他有十一个可死的机会,只要碰上一个就没有性命了。”

  讲到这里,康同璧举起手指像数数一样地说:“小愚,你看南海先生有多少可死的机会。假如皇上不催他立即离京,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西太后的政变早一天发生,那一定是死了。假如迟一天出京,那就会在南海会馆被捕,一定死了。假如在天津住客栈,搭不上轮船,那一定死了。假如乘的是招商局的海晏轮,英国领事馆的人就无法救他,那一定死了。假如追他的飞鹰兵舰不是因为缺煤折回天津,那一定死了。假如烟台道不外出,接到电报就派兵截拿,那一定死了。假如那个英国人不派兵舰护送,半路被截,那一定死了。——小愚,你看先父就有这样多的可死机会而不死,不是冥冥中有鬼神护佑,是什么?我说这就叫命运,叫命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

  接着,老人霍地起来站到我跟前,说:“不要看现在你爸爸倒霉,他的命终归会好。别看红太阳现在红,连他的夫人也红,将来这一家人的命,都不会好的。小愚,你不要笑,我说的是真话,老实话,正经话。”我的确笑了,却笑得有些勉强。

  康同璧觉得我似乎不大相信她的断语,便神色严肃、拍着胸口大声地说:“你爸爸命中注定,不会有事的!除非章先生他自己不想活了。你放心地去成都吧,不要担心,也不要害怕。你遇到困难,还有我呢!”显然,老人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忘记了终日吃豆腐乳的处境,忘记了夜间起身艰难挪步的年纪,更忘记了外面的红色恐怖。我流着眼泪,扑在了她的肩上,仿佛在恶风扑面、腥雨满地的时候,有人护卫我,向我张开了双臂。

  是的,一切死生之说、任何存亡之难,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识,却又难以预知。后来的事情,恰如康同璧所言:一年之后,父亲死于病。终极原因是自己不想活,是包括亲人在内都难以理解的心灵创痛,精神孤独,以及耻辱,疲惫,消沉。这使得他决意告别这个已是一无所求的纷繁世界。生命之于父亲,真是一个过于奢侈的字眼,胸中填满了痛苦与悲愤,走了。而这,不正是康同璧所说的命运或命定吗?

  我返回成都,即被革委会关押,失去了行动自由。(19)69年秋,已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我,抱定最后能看上母亲一眼,死也要死在自己家里的决心,半夜翻墙逃出川剧团私设的牢房,纵身跳上开往北京的火车,站在车厢厕所过道,两天不吃不喝不合眼,回到了北京。当晚母亲告诉我,在父亲去世(1969年5月17日)后的三个月,即1969年8月17日康同璧病逝。

  老太太最初不过是患感冒,先在家中调养。不想,病越来越重,便送进医院,搁在了观察室。窄窄的床铺正好对着门口,穿堂风儿吹个不歇,过往之人走个不停。罗仪凤一再恳求,是否可以转到病房。

  院方的人白了她一眼,回答说:“你母亲不就是个社会名流嘛,这么呆着就行了。”

  几天后,康同璧死在了观察室。

  记得一次闲聊,罗仪凤对我讲起西方的一则故事。她说,在一座大楼里,住着许多国家的人,有英国人,法国人,犹太人,德国人,还有中国人。一天夜里,大楼突然起火。只见英国人去救妻子,德国人去救女儿,法国人去找情人,犹太人去拿钱袋。而中国人呢,却背着老母亲向楼下快跑。——她的故事惹得我哈哈大笑。笑后,忽然觉得我的罗姨,不正是在中国政治风暴中,驮着母亲疲劳奔跑的人吗?现在,母亲从她的背上滑落下来,她或许可以喘口气,歇歇脚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我潜逃回京的短暂日子里,经母亲周密安排,我见到了罗仪凤。时隔一年多,她形容尽变,变成了一个老妇。两鬓和眼窝深陷,脸孔呈铅色。本已瘦弱的她,仿佛全身仅由骨头和神经构成似的。特别是那双曾经美丽的眼睛,像撂荒百年的土坡,全无润泽之光。算来她恐怕还不到六十岁,这岁数在国外正是好吃好玩的好时光。革命之于她,真的如自己所言——可谓经脉尽断哪!

  她直勾勾地看着我,说:“小愚,我们见面了。可你没了爹,我没了娘。”

  我俩抱头恸哭。她只坐了半个时辰,即起身告辞。

  母亲留饭,她谢绝了。说:“走这一趟路,只为看看小愚。”

  母亲执意送罗仪凤到公共汽车站,回来后对我说:“可怜仪凤,走路比我还要慢,说话的精神也没有了。”

  让我不解的是,罗仪凤本人好像未受到什么政治迫害,怎么变得如此孱弱,凄凉?

  母亲说:“康老死后,仪凤的哥哥还是渺无音信。革命政权规定所有私房的产权一律交公,那么租给外交部官员的房租收入,也没了。断了经济来源的她,粗茶淡饭,节俭度日。在辞退帮工的时候,家里的男佣老郭和二陈提出,要仪凤每人给三千元安置费,否则就闹到居委会去。康家哪有钱?仪凤胆小,不敢得罪工农兵和街道的人,明知是敲诈,也只得忍气吞声。为了凑这六千块,她都快急疯了,白天找人托卖家具、衣服、杂物;夜里焦虑,失眠,哭泣。泡在这样的苦日子里,她能不老吗?到了冬季,仪凤自己已烧不动锅炉,只好烧壶开水,灌个暖水袋抱在怀里。过着这样的穷日子,她能不老吗?再说,以往所有的生活内容及全部的社会关系,都断了。好比终日坐在一口枯井里。所以,仪凤的老,是从心老开始的。”

  母亲的话,像一根根钢针刺痛着我的心。而此刻的罗仪凤可能坐在电车里,躲避着别人的注视把脸朝着车外,死寂般的眼睛望着变换的街景,想着渺茫的未来……

  整个晚上,我都在竭力思索,力图给我的罗姨寻出一条新的生路。结果,什么也没有想出。旧梦已逝,新梦不来。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环境里,她是做不出新梦的。她的处生之道,为新社会所不容。而新政权所倡导的整齐划一的生活、观念及思维方式,又把她的心灵最后一条缝儿,都封没塞绝。这样的特定人物及其生存情境,不禁使我联想中国历史上的遗民。难怪研究明清之际士大夫问题的学者说,中国历史上“遗民多有祈死,待死,以生为死者”。⑤而父亲说,康氏母女是中国最后的贵族,看来也是不错的。

  我不知罗仪凤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得知:在“文革”后期,因街道积极分子和男佣的检举,罗仪凤曾被关押,令其交代与司徒雷登的反革命关系。因为她16岁考入燕京,年纪最轻,功课最好,深得这位洋校长的赏识。罗仪凤早就说自己是惊弓之鸟,怕的就是政治。我想,正是中国酷烈的政治折了她的寿。况且,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

  1978年春,我平反出狱,回到了北京。

  一年的除夕,母亲带我去新源里聂绀弩家,给聂老做寿。中午,吃罢寿面,母亲即刻告辞。我很纳闷儿:母亲往常要呆很久,今天为什么例外?

  离开聂家,母亲便告诉我:“托人找到了罗仪凤后来居住的地址,好像就在这附近,今天咱们一定要去看看。”

  母亲一路走,一路问,根据字条上写的楼号、单元号及门牌号码,我俩终于来到了一栋普通居民住宅楼的底层。这个楼很旧,公共通道里的光线暗淡。按动门铃后,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妪开了门。

  我惊呼:“这不是林女士吗?!”

  “你是小愚吧?”

  除了满头白发,林女士的样子一点儿也没有变。那时她不显年轻,现在也不觉衰老。她对我母亲礼貌又谦恭,犹如当年对待康同璧一样。

  她告诉我们:“康老和罗小姐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保存着。”说罢,转身打开房间里面的一扇门。

  原来这是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面的这间屋子,比外屋略大一些。家具,皮箱和杂物堆满了整个空间,一直堆到天花板。我仔细辨认这些旧物,想找到一件小东西,留做纪念。突然,我看到了那张黑褐色菲律宾木质圆形餐桌,那曾经摆着豆腐乳和烤馒头片的餐桌,那放着一小碗燕窝等我去喝的餐桌。蓦地,一阵隐痛浮上心来。

  “你今后怎么处理这些旧物?”母亲问林女士。

  她答:“不处理,我等着,等着康家的亲属。康家的人不来,我就这么守着。”

  和林女士分手的时候,她向我们深鞠一躬,并连连道谢。

  回到家中,心情无论如何也好不起来。晚上,全家吃过年夜饭,围着九寸黑白电视机看节目。我的眼睛在看,心却飞到了东四十条何家口。“瀚海漂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我想起了那里的柴扉,石板路,御赐太平花,被挖走的榆叶梅,被开水浇死的玫瑰,还有我睡的窄窄小木床……

  夜里我和母亲并排躺下。母亲累了,可我毫无睡意。

  我问母亲:“那东四十条何家口的大宅院,是康同璧自己的房子,属于私产。林女士应该在那里替康老和罗姨守护遗物。”

  母亲说:“那宅院早让别人占了。”

  “谁占了?”我问。

  “叶道英。”

  “是叶剑英的弟弟吗?”

  “是的。”

  我喊道:“他凭什么占康家的私房?”

  “江山都是人家的,还说什么房子。”

  “混帐。”我翻身爬起,在监狱里学会的脏话,不知怎地竟脱口而出。

  母亲厉色呵斥,命令我改掉狱中恶习。我乖乖地躺下,望着漆黑的天空,最后一次见到的罗仪凤那灯干油尽的样子,就在眼前摇来晃去。我心想,如果罗仪凤像我能学会骂人,她一定会像我一样活着。

  我曾打听康氏母女骨灰的下落。得到的信息是:由康同璧儿子出资,由政协出面,将康同璧母女安葬在福田公墓。那时儿子已经坐上了轮椅,无法飘洋过海参加母亲和妹妹的葬礼。而她们母女所保留的康有为的遗墨、手稿、藏书,其中包括那套珍贵的《大藏经》,按照康同璧生前的遗愿全部无偿地交给了国家。

  事情到此,总算有了一个“入土为安”的结尾。但我转而又想:康同璧在北平和平解放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中,是有贡献的,再说人家母女把上等宅院和珍贵藏书都上缴了,捐献了,怎么一块不足三尺见方的墓穴加两个骨灰盒,还要远在美国的儿子出资?难道康同璧的资历和贡献,还抵不上我们的一个副局级干部?

  在已无神圣与纯粹可言的今天,受人敬重的康同璧是一种绝响;我能去敬重并感受她,是一种福祉。




注释:

  ①: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第六节载:“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独行,省亲于印度,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也。近得其寄诗二首,自跋云:‘侍大人游舍卫祗林,坏殿颓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来游者,同璧为第一人。’诗云:‘舍卫山河历劫尘,布金坏殿数三巡。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灵鹫高峰照暮霞,凄迷塔树万人家。恒河落日滔滔尽,祗树雷音付落花。’”

  ②:载涛(1887—1970)姓爱新觉罗,字野云,满洲正黄旗人。1890年封二等镇国将军;同年晋为不人八分辅国公。1902年袭贝勒。1908年12月加郡王衔;同月与铁良等任总司稽察。清廷新设禁卫军,任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1909年6月管理军谘处事务。1910年2月赴日、美、英、法、德、意、奥、俄八国考察陆军,5月派任赴英国专使大臣。1911年5月任军谘大臣;其后任蒙古镶黄旗都统。1912年1月,与载洵等组织宗社党;3月宗社党解散。1917年7月张勋复辟,溥仪任为禁卫军司令;同月复辟失败。1918年徐世昌任为将军。1927年6月任翊卫使。1931年1月,国民政府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49年后,历任人大代表,政协委员。1970年9月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③:储安平《英国采风录》第73-74页。1949年观察社出版。

  ④:赵君迈(1901-1988)湖南衡山人。毕业于日本成城中学,后赴美国留学,先后毕业于威斯康辛大学和诺维支骑兵学校。1928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1930年任浙江教导团团长。1936年任财政部税警视察长。抗战期间,任湖南省盐务局局长,衡阳市市长兼警备司令。1942年被选为第三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任湖南省政府委员。1945年任吉林长春市市长。1946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2、3、4届全国政协委员。欧美同学会副主任委员。1988年7月13日在北京逝世。终年 87岁。

  ⑤: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345页。1999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2002年8—11月于守愚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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