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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抉择


作者:周为筠


“抢救大陆学人”

对于生逢鼎革的知识分子来说,一九四九年是短暂而漫长的一年,这一年在政治军事大幕背后,有悲欢离合的社会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踯躅。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易辙之时,他们注定要进行一次地震般分化与聚合。因为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的命运不可避免地与云谲波诡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国共两党的历史和纷争无情地影响了他们的选择,透显出时代是如何摆布个人命运的。当时整个知识界都得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是留在大陆,还是东渡台湾?

蒋家王朝在一九四九年仓惶败逃时,带走了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带走了“光复大陆”的幻想。但是蒋介石盘算着日后大业,退守也总是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更何况将这些大科学家、大学者留给共产党,无疑是助长赤焰,他于是开始了对一些知识分子的争取工作。

蒋介石倚重傅斯年与朱家骅负责“抢救大陆学人”。在具体执行上由傅斯年、陈雪屏与蒋经国三人组成小组,他们磋商谋划细节办法,来“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这样就出现了国民党在败离大陆前的“抢救大陆学人”那一幕,这与蒋介石在经济上抢运国库储存的黄金美钞比肩并行,为国民党日后在台湾经济文化的复苏打下基础。

计划中有四种人必须“抢救”送赴台湾:各院、校、会负责首长;中央研究院院士;因政治原因必须离开大陆者;在学术上有贡献者。很快傅斯年、陈雪屏和蒋经国商议拟定了需要“抢救”的名单,这份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在第一份名单里,院校负责人当中,包括汤用彤、饶宗泰等,因政治原因抢救的如毛子水等,在学术上有所贡献的如杨振声、罗常培等,而胡适自然是抢救的首选和重点。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陈雪屏奉命由南京飞北平,召集梅贻琦、胡适等北大清华校长教授开会,商讨“抢救学人”实施办法。蒋介石亲自下手谕派飞机冒着解放军的炮火飞抵北平,至北平南苑机场随时待命,被“抢救者”可以即时登机南飞。但在这次沉闷的会议上,在座各位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这段时间共产党方面开始争取胡适,解放区的广播电台明确宣布:只要胡适不离开北平,不跟蒋介石走,中共保证北平解放后仍让胡适担任北大校长和北平图书馆馆长。北大一些同仁听了,都饶有兴趣地静观胡适的反应,胡适却异常平静,只微笑着说了句:“他们要我吗?”

胡适嘱托邓广铭找到陈寅恪,问其是否愿意一起南飞,陈寅恪干脆地回答说跟胡先生一起走心安理得。胡适临走时赠给北大同仁三句话:“在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在美国,又有面包又有自由;他们来了,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四日,飞机在北平等候大学教授时,郑天挺觉得不大好办,决定公开此次计划,使要离北平的人去登记。十五日傍晚六点半,胡适与陈寅恪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同机者尚有北大清华的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著名教授。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率领,同机者到达南京的还有李书华、袁同礼、杨武之等二十四位教授。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云云,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

其实当此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下,咨询消息不再畅通,抢救也变了调子。原来信心满满地以为还会有许多名教授忠于党国,大义凛然地飞回南京,结果竟让人大失所望,飞机上下来了许多不相干的人。原来飞机上有不少空位,连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来了。而“抢救”名单上有的人却转向进步而不愿同国民党同流合污,甚至有天派了五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有些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们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飞机“抢救”。

当然也有很多不在“抢救”之列,却执意要走的,钱穆就是其中代表。在钱穆的眼里这场政权的更迭不仅有“亡国”的问题,更有“亡天下”的意味,因为马列主义是西方理论,与他信仰的民族文化冲突颇多,他不可能转变立场“改造思想”。在去上海看望老师吕思勉时,老师劝钱穆留下来教书,钱穆坦言,若留下来虽无刀镬之刑,但须革新洗面重新做人,这与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管窥和主张有所不同,所以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这些离开的知识分子,大多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坚持过“反共”立场,他们或是直接担任过国民党军政要职,或是思想文化立场不认同新政权。在紧张的政治气氛中,已隐隐预感到将是新时代中被改造抛弃的对象,反复权衡种种利弊之后,带着生命个体的彷徨与恐惧,无奈地背井离乡。


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走的知识分子毕竟是少数,大多数还是选择留下。他们之所留下来,或是深深眷恋着这片土地,或是对国民党统治由失望到彻底绝望,或是对共产党人印象颇好,或是他们心中对自己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有种期望。但归根结底,他们都满怀着对这片苦难深重的土地无法自拔地爱,都怀抱着对国计民生地殷切关怀。这段短暂而漫长地选择,他们有茫然无助,有不安焦虑,但更多的还是希望。

清华教授冯友兰没有走,他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这个曾两度加入国民党的著名哲学家不走,是因为他觉得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他自言“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不是由于对共产党的欢迎”。

北大文学院长汤用彤没有走,胡适离开后曾写信劝其南下,并派人送来两张机票,汤用彤不为所动。此时北大各院系群龙无首,尽管汤用彤不善管理,然而众望所归之下,他义无反顾地挑起重任,担当北大校务委员会主席,领导北大迎接新中国。

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决心留下,胡适邀他同机飞走时被他断然拒绝。陈垣在致胡适的公开信中说,“在北平解放的前夕,南京政府三番两次地用飞机来接,我想虽然你和陈寅恪先生已经走了,但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光明,他们在迎接新的社会,我知道新力量已经成长……”

而此时在广州的熊十力也没有走,他不想在老迈之年做一个流亡之士。熊十力是无党无派的读书人,所以并不在乎是谁的天下。当年王夫之钻进山洞都能为往圣继绝学,难道他就不能?熊十力不愿意效法朱舜水,他要做王夫之。熊十力自然也希望得意弟子能留下来,陪他一起继往开来。但他的三大弟子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终究和老师因理念不同而分道扬镳。熊十力在中共高层盛邀下颇为风光的北上,三大弟子则仓惶出走。

陈寅恪被“抢救”后终究也没有走,因为他觉得胡适是因政治上的关系非走不可的,而他于政治却是绝缘的,所以他最终选择栖居岭南度过余生。而他的好友吴宓则西行入川,站在重庆北碚民众队伍中欢迎解放,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当时为“生为中国人,死为中国士”而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太多。比如像张伯苓、张元济、竺可桢、储安平、罗隆基等等,都是大名鼎鼎的社会贤达。文学艺术界留下的人更多,沈从文、老舍、巴金等等。新闻界有影响的知识分子,比如王芸生、徐铸成、赵超构、陈铭德和邓季惺夫妇等几乎都是从香港北上,迎接新政权。大多数知识分子像胡风一样,站在广场上放歌《时间开始了》,新时代的来临激荡着他们每个人的心灵。

据后来统计,中央研究院八十一位院士有六十余位留下了,各个研究所除了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比较完整地迁台,其他几个只有少部分人与仪器迁台,如数学所等。

最终或走或留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分水岭,他们的选择亦成了新中国初建时一道抢眼的风景线。所谓最终,是因为对于想走的人来说,这是最后的机会;而对决定留下的人来说,无疑亦是新生活的开始。无论是走是留,个人命运都将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难……


自此天涯各西东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毛泽东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社论《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文章中毛泽东提到:“为了侵略必要,帝国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百万区别于旧文人或士大夫的新式的大小知识分子。对于这些人,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这里毛泽东对胡适、傅斯年、钱穆这三人进行了点名抨击。

对于那些帝国主义“不能控制”,走到帝国主义反面的大小知识分子地留下,毛泽东是欢迎之至的,但原则必须对他们进行彻底地改造。紧接着中共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于是一场如火如荼的知识分子改造进入高潮。在一次北大师生召开“控诉会”时,汤用彤、杨振声、俞平伯等纷纷表示膺服马列主义,批判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朱光潜这个去年九月曾和毛子水、张佛泉等十六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的名教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对自己前半生作了全面的否定。

而巴金在第一次文代会上的发言题目为《我是来学习的》。以巴金这样赫赫有名作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又怎能不怀有心灵深处的自卑呢?被停掉教职的沈从文甚至企图几次自杀而未遂,最后被发配到历史博物馆钻故纸堆。

冯友兰、汤用彤、陈垣、金岳霖等等,这些留下来的大大小小知识分子都以改造对象的身份公开发表自我批判的文字。他们对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所做出的成就进行全面地否定,极尽自我糟蹋之能事。

此后几十年内,知识界一片乌烟瘴气,学术研究被扣上资本主义或封建主义的帽子,学术研究活动一直处于“失语”状态。而这些知识分子自然不能幸免被抛弃、被批判、被侮辱的命运。有的人或许能逃过“反右”一劫,但几乎无人逃过“文革”,等待他们的是“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牛鬼蛇神”的帽子,是被抄家、揪斗、游街……

“文革”中,风烛残年的熊十力常着一件长衫,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双泪长流,口中念念有词,“中国文化亡了!”目盲脚膑的陈寅恪自言“譬如在死囚牢中”,被扫地出门后泪尽泣血而逝。吴宓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和现行反革命,受尽迫害至死……

刘献廷评王夫之说:“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在大陆轰轰烈烈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反右”、“文革”这些政治运动时,我们不能不发出同样地感慨,然后目光转向那些远走的知识分子。

这些曾被“抢救”的知识分子大多都顺利转移到台湾,有的去了香港、美国、东南亚等地,有的晚年才辗转去了台湾。他们政治上或多或少都倾向于国民党,有一些人还是蒋介石的座上宾,曾为后来的“戡乱治国”出谋划策。

不过台湾那么多年的“戡乱”时期,这些知识分子也没少受迫害和压制。胡适在孤岛上屡受围攻;《自由中国》惨遭查封,雷震被投进监狱;殷海光和弟子李敖、陈鼓应们“越轨”行为被一次次打击……

但这些远走的知识分子怀着花果飘零的精神,始终保持着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几十年如一日沉潜于学问,或整理国故,或阐发宏论,继承传统,发扬学术,卓有建树。傅斯年把北大的自由主义校风带到台湾大学,把其办成台湾最高学府与学术中心;钱穆“千斤担子两肩挑”,在香港白手起家创办了新亚书院;徐复观、牟宗三、唐君毅师兄弟为民族文脉传承续写春秋,均成著作等身的一代大儒……

他们在孤岛上保住了学术的一脉,带出一批批衣钵传人,使得台湾学界几乎独占西方学界与中国交流的唯一孔道与资源。等到大陆“拨乱返正”,改革开放看世界时,首先看到的是捷足先登的台湾学人。林毓生、余英时、杜维明等成为大陆学人与西方学术界尤其是汉学界最初交往的桥梁,而且是一座难以绕过的桥梁。

如此看来,这些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地抉择,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卫的人生宗旨,是幸运或不幸,也许真是无可厚非的,只能让后人空发几声唏嘘与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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