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肃亲王家的十七女儿:中国最后一位格格金默玉



作者:不详


  虽然已经八十九岁了,但金默玉的生活习惯却像前卫的艺术青年:凌晨六七点钟才睡,下午两三点钟起床。“网球、篮球、高尔夫球的竞赛都是夜里头演呀。”她笑咪咪地说,开朗得犹如孩童。

  那一刻,你很难相信,有着这样笑容的老人,身后竟有如此坎坷的人生:她曾是末代皇帝溥仪的侄女、川岛芳子的亲妹妹,也曾是川菜馆的老板娘、靠打毛衣维持一家生计的家长;她留过洋、享过福,也坐过牢、吃过苦。而当这一切过去,她仍然可以说出:“喜怒哀乐这四个字,你那个哀跟那个怒啊,都应该搁到自己心里,但是喜和乐,可以跟很多人来分享。”


  肃亲王家的十七格格

  金默玉的父亲是爱新觉罗·善耆,清朝八大世袭亲王之一的第十世肃亲王。肃亲王有一个正妃、四个侧妃,一共生有三十八个子女,其中二十一个儿子、十七个女儿。年龄最小的四侧妃,生了三个女儿:最大的叫显,汉化姓名叫金璧辉,后来,她有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而最小的就是在旅顺出生的金默玉,满族姓名为爱新觉罗·显琦。

  金默玉没有赶上肃王府的鼎盛年代。那时候北京有一句话:“恭王府的房子,豫王府的墙,肃王府的银子用斗量。”一九一八年金默玉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在东北流亡六年了。虽然是流亡,但王室的生活与作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改变,规矩多多:“没有了皇上和太后,祖宗的牌位还在,逢年过节,一定要拜祭;同族的亲戚也还在,请安的时候,失了礼节,就成了大笑话。”说起现在的清宫戏,金默玉觉得可笑:“动不动就‘喳’、‘喳’,你‘扎’谁呢?那字儿念‘zhe’。”


金默玉年轻照片

  
肃亲王家的十七格格


  女孩子的规矩更多。在宴会上,金默玉和姐姐们甚至不会去夹远处的菜——那种不雅观的事情通常由奶妈代劳,奶妈们会递给她们一个小盘子,一样菜夹一点在里面。“这当然会吃不饱,但是不能流露出来——要坚持到回家去,由奶妈再给开小灶。”

  对于王府里的各种规矩,金默玉的哥哥姐姐都无条件地遵守下来,但被哥哥姐姐们称做“小不点”的金默玉却想要更多的特权。王府的规矩,每个格格都有一个奶妈和一个“看妈妈”。格格出门,总需要奶妈或者“看妈妈”看着。金默玉去上学,奶妈也跟着她去。她硬是觉得别扭,坚持不要,姐姐们因此叫她“革命儿”。

  刚满十九岁,金默玉就对未来有了自己的打算,她希望能成为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或者歌唱演员。王府里的长辈们被她的想法吓坏了:一个王府格格,怎么能出去抛头露面做职业妇女呢?但这个十七格格显示出了和父亲一样的固执。一九三七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金默玉被迫中断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北京。她终于瞒着家人找到一个职位:“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公司当顾问,薪水很高,又不用坐班。”从小娇宠的她也不懂得上班要准时,“有一天我到公司去,看见大家从楼梯上下来。我想大家是去打防疫针,那时候经常会打各种防疫针。我就和他们打招呼:你们是打针去么?他们都笑:金小姐,现在是下午五点钟,我们下班了。”

  那时,习惯于花钱的她,薪水还没发下来,就被她预支光了。亲戚朋友们上公司来买东西,一律挂她账上;女同事们下班了,她请她们去吃西餐。到了月底一算,她反而欠公司的钱。那时,她根本不知道,有一天,她要靠打毛衣来维持一家9口的生计;有一天,她一个月只能拿到十九块五角钱,吃一碗面,都要在心里飞快地算计。


  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

  一九四九年,金默玉看到了解放军进城。进城的那一天,在租来的东单四合院外面,她靠着砖墙,看一队队士兵打着绑腿,身板笔直地从街上走过去,心里特别欢喜。她想,以后街上再也看不到挎着舞女、酒气熏天的大兵了。她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个街道积极分子,跟着大家拿着玻璃瓶和竹夹子,到各家厕所去,翻开砖头,挖出砖头下的蛹。

  哥哥们早就离开了北京城,但她没有跟着去。她觉得“男人们都太不成器”。父亲把儿子们都送到国外,他们读的是国外最好的军事院校。在金默玉看来,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军事院校里只学到了一身大爷脾气,有几位哥哥还抽上了大烟。

  肃亲王的产业在这些哥哥们手中败落下来,东四十四条的房产、旅顺的房产、大连的房产都一点一点被变卖了。他们把卖房子的事情托给川岛芳子的养父川岛浪速,这个日本人却私吞了一半财产。到1949年哥哥们去了香港,留给金默玉的全部财产就一百块钱。这一百块钱要喂养九张嘴:大哥的四个孩子、二哥的两个孩子,还有大哥的老保姆和保姆的女儿,而她尚未结婚、没有社会经验也没有生活经验。

  为了维持生计,金默玉开始变卖家中的物品: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由于根本不懂市价,一大堆皮衣她用不到一件衣服的价钱就全给卖了。昔日的十七格格还织起了毛衣出售,三天织一件,但仍不够一家人的买菜钱。此后,她还开过洗衣坊,用上好的肥皂,一个月下来,买肥皂的钱比挣的还多。赊账成了每天的必修课,胡同口杂货铺的老太太看到她就追着问:“钱什么时候给啊?”

  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一九五二年,金默玉开起了饭店。“那年哥哥到了日本,给我和六个孩子寄回了一笔生活费,斟酌再三,我在自家院子里开了间西餐厅,结果没人上门。”后来金默玉改开四川饭馆,“北京当时有四十万四川人,这家四川饭馆一下子火了起来。虽然没赚多少钱,但至少吃穿不再发愁了”。两年后,饭店被公私合营,她成为中央编译局的一名职员,每月拿六十元工资。金默玉回到家里,开心得哼起了小曲。


  人生两次最正确的选择

  一九五四年,三十六岁的金默玉结婚了。“大喜那天,旗袍是借来的,请帖是丈夫马万里亲自用毛笔写的。”金默玉说,“那一天,看着大红的喜帖,我忽然感慨,怎么这么就把自己嫁出去了!”要是在过去,她或许早已像姐姐们一样,嫁给了某位蒙古王爷。她们是满蒙联姻的重要工具,不过,金默玉从小就和她们不一样。在北京的时候,她拒绝了家里人的提亲,冲着他们喊:“我的事,你们谁都不要管!”这样的婚礼,或许潦草了些,却是她自己选择的。

  丈夫马万里是当时国内极负盛名的花鸟画家,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个妻子难产而死;第二个妻子因感情不合与他离婚。遇到金默玉时,马万里还住在女儿家里,女儿家很小,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更别提画画了,他也因此心灰意冷,一意自杀。金默玉的出现让他重新有了作画的地方,也有了一个家。但没想到,风暴那么快就到来了。

  一九五八年二月,离当年的春节还有五天,金默玉突然从家中被带走,开始了她十五年的牢狱生活。唯一的罪名,就是她的出身:“肃亲王的女儿,特务川岛芳子的妹妹,在那个年代,这足以让我致命。”为了不连累丈夫,监狱中的金默玉申请了离婚,她决定独自度过漫长的刑期。一九七三年,刑满释放的金默玉来到天津茶淀农场,成为一名农场工人。

  在天津茶淀农场,金默玉用比她还高的大铁锹费力地挖着苹果树下的冻土,手掌流血了,但她不作声。“我知道我和别人不一样,别人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我是封建贵族阶级的小姐,的妹妹。”

  此时,一位讲北方话的上海人,闯进了金默玉的生活。他将一把自制的小铁锹、一本日语版的《人民中国》,送给了手掌流着血的金默玉。金默玉很快答应了他的求婚,因为她希望能在农场里分到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她厌恶身边的那些女劳改犯,“她们中有人曾是舞女,每天早上起来要喝几大杯酒,用别人听不懂的话喃喃地咒骂;有人用红纸把嘴染得通红,游手好闲。”

  “你不后悔当年没和哥哥们一起走?那就不会有后来的事情了。”记者问金默玉。

  金默玉却说,她这一生做过的最正确的事有两件,一是没有去香港,一是在监狱中没有陷害过任何一个好人。“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我的家庭教师告诉我,高尚不是别人笑的时候你不笑,它是一种品德。高尚的人,一年中必须找一天闭门思过,想想有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人的事情。你认为正确的,就坚持到底,不要管别人怎么想。”


  生平只求过一次人

  一九七六年,跟丈夫回上海探亲时,金默玉病倒了。ⅹ光片显示,她的脊椎有九节都坏了,病历上写着“脊椎骨质增生、骨髓炎、腰肌劳损”。农场给她办了病退,每月工资降至十九元二角,“连吸烟的钱都不够”,何况还要给婆婆寄钱。吸烟,是金默玉在监狱里养成的习惯,“腰疼得受不了,或者累得撑不住,我就吸烟,后来一天能吸一包。”

  生平第一次,金默玉想到了求人。按照她的性子,她是死也不求人的。在监狱,腰疼得拿不起放在地上的铺盖,就用脚去移;没有梳子,就用牙刷把头一点一点地刷过去;衣服破得没有替换,就用碎布在上面缝出小花来;无论处境如何,外表一定要整整齐齐。

  曾经在肃王府侍奉的保姆拉着她掉眼泪:“格格,您这是从天上摔到地下了!”金默玉大笑:“这不是还没摔死么!”曾有一位在美国的侄孙女,苦苦请求这位姑奶奶住到自己家里去,可她就是不去。“我不愿意麻烦他们。”但在1979年,她写了生平第一封求人的信,收信人是邓小平。

  在信里,金默玉不是要求平反,而是要求一份工作,她还记得信里的内容:“我如今已经干不了体力劳动了,但是还干得了脑力劳动,请给我工作。”信回得很快。告别北京40年后,金默玉终于成为北京街头市民中最普通的一分子。

  之后的十几年,她有了收获。

  金默玉一直就想办一所学校。一九九二年初,金默玉与丈夫将家中所有的存款全部拿出来,购买了书桌、教材等学习用品,开办了“爱心儿童日语班”。“爱心”暗喻“爱新”,表明她是爱新觉罗家族中的一员,又表明她在晚年为培养儿童的日语能力而奉献自己的爱心。

  为了把“班”办成学校,从一九九三年起,金默玉在日本和北京之间奔波了数年,动用了同学、朋友、亲戚等一切关系,四处演讲,终于筹足了办学经费。一九九六年五月,位于河北廊坊市开发区的爱心日语培训学校正式挂牌。据有关部门确认,该校是当时国内设施最齐全的民办日语专修学校。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正是在这所学校的基础上,建起了廊坊东方大学城。在晚年,她终于在廊坊有了一套完全用自己挣来的钱买下的房子。邻居们都知道这是个了不得的老太太。

  然而,金默玉却不觉得自己的一生有什么特殊。“有时候想想,我这一生,到底干了点什么呢?”她叹息着,看着手中的照片。照片上,14岁的她穿着白色的衣裙,像男孩子一样顽皮地微笑着。“那时候,我可淘气着呢。”她说,唇边泛起一个与当年一模一样的笑容。


摘自《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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