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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甲子级访谈:冀朝鼎同志访问记录[1]


作者:冀朝鼎




冀朝鼎(1950年代)


关于五四时期清华学生运动的回忆

我是1916年进清华,1924年毕业的,这时〔指五四时期〕正好在清华。

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后,清华部分学生受到它的影响。从此,清华学生开始在革命思想方面接受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这一过程,我是经历了的。清华同学中参加党的,以1924为最早的一级,这不是偶然的。

十月革命后,学校受外界环境的影响,校内出现很多种书刊。有无政府主义(克鲁泡特金)派的,有《新青年》派的,有孙中山的《新建设》派的等等。其中,以《新青年》的影响为最大。五四以前,清华学生的政治兴趣很淡薄,一心一意只想留美对国家大事不关心,校内简直没有一点政治活动。在清华学校内因政治事件而轰动了全校的,以五四为第一次。

五四运动由北大首先发起,清华参加得迟了一些,但同学们的热情却很高涨。当时我带着一个小队到西城宣武内城绒线胡同附近演讲,被军警拘捕,送往北大三院,关了三天。这三天虽然没有吃什么苦头,但同学们在里面激昂气愤极了。后来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把我们放出来。这次运动,清华是全力参加了的。

清华同学在这次运动中还看不出有明显的阶级分化。但不久就开始形成两个方向、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大江学会”,另一条路线的结晶是“唯真学会”。

“大江”的代表人物是罗隆基、何浩若[2]、时昭汉[3]、潘光旦、梁实秋[4]、闻一多[5](后来进步了)……。他们标榜国家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时昭汉就搬出黑格尔来压马克思),反对苏联。由于讲国家主义的关系,也反对国民党,但就是不反对帝国主义,颇有点像曾琦、左舜生的青年党,但不完全一样。

另一个组织是“唯真学会”,由我们发起,主要人物是施滉同志。

清华1920级以前的同学,不关心政治,学生中没有什么小团体。1921年以后的几级,才开始有组织的。所以“大江”的会员,多是1921、1922两级的,1923级也跟着他们走。“唯真”的会员,则全部是1924以后各级的。

“唯真”的核心人物是施滉、徐永煐(原外交部美澳司长,现因病休养,担任顾问)、章友江(国务院参事,群众)、我(指冀老本人)、右派分子梅汝璈等。主要观点是寻求真理,真理所在,即趋往之。至于别的革命组织,当时还不太明确。但由于寻求真理的关系,无形中倾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唯真”对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比较重视。“大江”专搞政治,别的不管。我们则无论政治、社会、文化都搞。这一团体的另一特点是强调会员个人的道德修养和操守,每人给一块铜牌,实行“八不主义”:不抽烟、不酗酒、不赌、不嫖、不讲伪话、不贪污、不做军阀爪牙、舍私为公。

两个团体,一左一右,从那时起,形成清华学生运动中的两个核心,斗争多年,我们和罗隆基算是斗得很久的了。

“唯真”的核心有一个秘密组织,叫“超桃”(即超过桃园结义的意思),由八个人组成,即施滉、徐永煐、章友江、胡敦源〔元〕、梅汝璈、罗素书(现名罗静宜,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司长,即冀朝鼎同志的爱人)、罗宗棠(罗素书兄)和我(指冀老本人)。“超桃”成立于1923年初,大家秘密宣誓要以政治救国。这是针对当时许多同学不搞政治,只讲科学救国(如周培源等)、农业救国等而发的。政治救国通过政治途径来改造社会,是“超桃”的一项原则,另一原则是强调拥护孙中山,这是针对当时国民党内许多人不尊重孙中山而发。(清华同学中不少北方官僚的儿子,也不把孙放在眼里,所以在校内也需要强调尊重孙中山。)“超桃”是个秘密组织,有严格的纪律,大家维持施滉为领导,一直存在到会员大部分都参加了共产党为止。这个组织在当时清华学生的进步活动中起着核心的作用。

“唯真”的前身是寒假(一说暑期)“修业团”,1918年成立,冀朝鼎为团长。出过《修业杂志》,提倡白话文和文字改革。何永吉有篇主张用“牠”字(即“他”、“她”之外,再加一个中性的“牠”)的文章发表在上面。还翻译过托尔斯泰的文章。封面题签是到北大请蔡元培题的,可见已跳出清华的大门,到外面去找联系。这个刊物出了二、三期即停止。修业团在施滉加入后,就改组出“唯真学会”。“唯真”主张社会改造,“大江”是不主张社会改造的。就在文字改革问题上,我们也和他们不一致。

“唯真”发展的最高点是1924年。大家出国以后,所遇到的留学生中的情况与当时清华的同学不相同,热心于搞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分子较多。我是1924年到美国的,梅汝璈也同年去美国。我们有意识地留下徐、施、章、胡、罗[6]诸人在国内进行活动:施滉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开展反帝反军阀的斗争。我们认为一定要有人和他们取得联系才行。施到广东时,正是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时期,孙中山接见了他谈了一二个小时,热情得很[7]。此外,章友江到江西办中学,徐永煐到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教英文(按:冀老的父亲当时是该校校长)。1925年大家都到美国后,我们在旧金山开“超桃”的全体会(1925.9,秘密会),我从芝加哥赶来参加。会上决定支持改组后的国民党和三大政策,强调要走共产主义的方向。这时大家还不明确一定要加入共产党,但已倾向于共产主义了。

在旧金山会议上决定一边念书,一边活动。我们先后分别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同时我在中美,他们在西美华侨中进行支持国民党和北伐的活动。[8]这时,因为政治形势的迅速发展,在留学生中引起很大的变化,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态度问题上,标志着留学生政治上的分化,不久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年在芝加哥举行留学生大会,罗隆基从纽约赶来参加,亲自领导“大江”派的活动,参加辩论,反对国民党,和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论战的结果他们失败了,会上三分之二的学生选举我为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

施、徐等在旧金山也在华侨中搞了一个支持北伐的运动。此外,在华侨中办了一份报纸——《国民日报》,由华侨出资,施、徐主持。但编辑却找了个黄凌霜(即黄文山)[9]。“七·一五”汪精卫叛变后我们就把他赶走了。这份报纸一直维持到我们大部分人到苏联去为止。

这时,我去芝加哥参加了美共领导的反帝大同盟,与美共发生了联系。一边念书,一边进行反帝和争取对中国革命同情的宣传活动。1927年2月,全世界反帝大同盟在布鲁塞尔举行大会,我代表美国的反帝大同盟,同时也代表中国留美学生中的“中山学会”(左派国民党组织,在留学生中受到很广泛的支持,编辑过一些小册子,出了份报纸,叫《奋斗》)去参加。参加这次大会的中国代表是廖焕星[10]同志(现在高级党校)和邵力子等。(当时印度代表团团长是尼赫鲁,印尼代表团团长据说是苏加诺,这一点我记不清了)会后接着召开世界反帝反殖民主义大同盟的大会。参加大会的中国工会代表陈某是陈郁[11]同志的朋友,我替他做翻译,他告诉我当时蒋介石已经靠不住了,要革命就要靠共产党了。会后五、六天,我展开了思想斗争,看来这时形势已很明显,要革命就要和共产党一起搞,于是决定加入共产党。我是1927年2月入党的,介绍人是廖焕星同志。当时在巴黎有中共旅欧支部,由沙可夫[12]同志负责,我入党后就到巴黎和他取得联系,然后回到美国。

回芝加哥后我寄信给“超桃”的会友,告诉他们我已入党了,并说明如果这次错过机会,将来不易再找到旅欧支部的关系,所以来不及和他们商量就决定加入共产党,但觉得这方向是正确的,所以也不一定非等待他们的同意不可。不想他们在这时也先后加入了党。这是中国留美学生的第一批共产党员,于是成立了一个中国支部[13],由美共领导。入党以后,我们就宣布把“超桃”解散了(“超桃”中人,只有梅汝璈一人未入党)。

支部组成后,我们就在留学生中进一步展开革命活动。


关于留美学生中两条道路斗争的回忆

大革命失败后,留学生中的政治分化更激烈了。

1927年夏天,在威斯康辛召开中国学生大会。接着又在旧金山召开全美的留学生大会。会上请了美国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来作报告。开会前一天,知道汪精卫叛变了,第二天李迪俊(又名滌镜,1901年生,湖北黄梅人,1925年获威斯康新文学士,五十年代末是国民党驻巴西大使)一上台讲话就跟着叛变了,真是一昼之间,判若两人。

当时北伐未完成,我们与留学生中的北洋派斗争也很激烈。我是芝加哥学生会的会长,有一次代表芝加哥参加在旧金山举行的留学生会成立大会,会上的一项议程是全体起立,唱“国歌”(北洋军阀的“国歌”)。我和徐永煐坐着不动,他们叫道:“你们看,共产党连国家都不要了,卖国贼!”一边说一边就要打架,我立刻站起来说:“这不是中国的国歌,这是北洋军阀的歌,我们不站起来,是不尊重北洋军阀,不是不尊重中国。”我正说着,李效泌(现在对外贸易促进委员会工作)挽起袖子就要和他们打,这样一来,他们反而不敢动手了,他们扬言半夜要来打我们,结果也没有来。

国民党叛变后,留学生中右派的活动更猖狂。我们支援工农革命,他们支持上海方面的蒋介石。有一次在斯坦福开大会,事先右派学生和华侨就组织了一批运动员到会,企图用武力进行威胁。我正在发言的时候,大会主席潘大逵突然下令停止我发言,说:“这是共产党的宣传,把他们拉出去!”我马上大声说:“根据会议法,我没有讲完以前,你不能停止我发言,更不能把我拉出去。”徐永煐同志等六、七人马上围成一个圈子,把我围在当中,我继续发言,他们大声喊打,徐永煐人很瘦,但冲出去一下就打倒了三个,别的同志,也打得很英勇,生龙活虎,我赶快跳上凳子,对会场上的华侨用英文大声说:“你们看,我们要不是站在真理一边,为什么少数人竟这样英勇……”正在说着,潘大逵看台下打了起来,华侨又不动手,就一溜跑了。主席一跑,会也就散了。

以后,我们去旧金山开支部大会,决定派我和章友江回国参加“八·一”起义,这时章汉夫同志已到美(他是1926年赴美,27年入党的)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美国方面留学生会已由我们掌握,华侨大部分也掌握了。在留学生和华侨中开展革命活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要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就必须回国,大家都想回去,于是支部决定先派我们两人回国,这是经美共同意了的。我们路过柏林时,廖焕新同志正在组织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的参观团,有向忠发、邓中夏、苏兆征、刘伯承、关向应等同志,后来总理(指周恩来)也去了。代表团需要翻译,我们替他们做英文翻译,王明等做俄文翻译。会后把我们送到中山大学去学习,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开会时又调出来做翻译,会后分配工作,当时参加职工国际的中国代表是邓中夏同志,我被分配做他们的秘书兼翻译,施滉分配到少共国际做秘书兼翻译。这时汉夫已到苏,他和章友江在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福斯特[14]到苏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看见我们,他问:“你们不是要回国去吗?怎么还在这儿?……”当时联共党正在进行反托派的斗争,党内知识分子中托派很不少,《工人日报》的编辑清除得只剩几个人了。他对我们说:“你们要回国,就不阻止你们,要是留在这儿,不如回美国去办报。”我们和总理商量后,决定回美国参加《工人日报》的工作。于是我于1929年又回到美国去了。

我走后,施滉同志于1930年回国,先在中央做翻译工作。1931年任河北省委书记。冯玉祥在张家口搞抗日联军,在这方面党的工作是由施滉同志领导的,后来冯失败后有个军事部长叛变,施滉同志因而被捕牺牲。

章友江在莫斯科被王明等开除党籍,章本人也有缺点。以后回国当教授,做民主人士。

徐永煐一直在美国办《奋斗》和《先锋周报》,并组织华侨参加古巴革命的斗争。

梅汝璈不久就叛变了。他原来被推做留学生月刊的总编辑,一直听徐永煐的话。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刊物上私自发表李迪俊叛变性的文章,把三民主义解释成反苏反共,以后我们就和他断绝关系了。“超桃”中人入党时,梅说:“现在‘超桃’已走热,我还是不加入的好,我在外围继续支持你们。”但不久就叛变了。此人后投靠孙科,解放战争时期在香港找到乔冠华[15]等同志,因而做了民主人士,现在又成右派了。


清华学生运动的零星记忆

1924年时,清华学生会已归“唯真”分子掌握。当时的会长是施滉。这时清华政治气氛很浓厚,我们出国时留下几个“唯真”的会员,预备影响清华的斗争。这几个人是:李惟果[16]、包华国、李忍涛[17]、苏开明[18]。他们原来比较听施滉的话,后来不听了。李惟果后来到德国,与纳粹结上关系,回国当蒋介石的翻译和秘书,此人很能写文章。这时蒋正靠近希特勒,于是李做了国民党的宣传部长,现在则在美国开牛奶馆。包华国后参加特务组织,是军统。李忍涛后来在宋子文的□□大队工作,做孙立人[19]的副手,孙调印度后留他接替大队长的职务,抗日战争时期因汽车肇事死去。

“唯真”后起的再一批会员,就是乔冠华他们一班的了。有一人不妨去访问一下,看他说些什么,叫吴半农[20],班次在我们以后,冠华以前。1929年或30年前后是党员,这时正是党最困难的时期。此人后来成为罗章龙反党的左右手,已开除,现在国际关系研究所工作。苏开明也是这时期在清华的人,现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当翻译,已脱党。

“大江”与“唯真”的斗争,一是争学生会的领导权,二是在辩论中进行思想斗争。当时校内小组会、辩论会很多,大家思想很不一致,谈话就是经常的斗争方式之一。

王造时当时的思想与“大江”很接近,他想加入“唯真”,争取领导权,我们不要他。当时,支持哪个人就是表示支持他的观点。在和“大江”的斗争中,有许多光读书的好人是支持我们的,周培源就是其中一个。我们一级毕业的有60多人,按惯例在最后一年大家都愿当级长,这是从个人主义出发,目的是出洋时可当领队。我们选出施滉为级长,施表示愿当级长,但希望出国时由周培源来接替,因为他英文和应酬不及周培源,以此为条件,他愿当级长。周当时功课很好,有声望,是同路人。他也认为我们是好人,而罗隆基等人则是伪君子。

施滉同志对外活动不大喜欢,但却善于思考、分析问题和写文章。

五四在清华是个群众运动,但思想活动只限于小部分人,未形成广泛的群众性的潮流。五四运动中清华的领导人是罗隆基、陈长桐(此人精明强干,毕业回国后搞银行贸易,后加入中国银行,为宋子文的左右手,与美国方面商业联系很多,现在是台湾中国银行的副总经理,在美国留学时期他也没有参加学生中的斗争,回国后对政治兴趣也不大)、何浩若等。至于乔万选,则搞了一百天就推病逃掉了。我是我们一级(当时是初三)参加学生会的代表。学生会日夜开会,我记得会上以罗隆基、何浩若等人的发言影响最大。可以说思想上是罗、何二人领导,组织上则陈长桐做的事多。当时思想上进步的很难说有谁。这时期大家都是日夜干,布置宣传,参加游行,但思想内容都模糊得很,只知道反日、反二十一条,社会主义的因素很少,甚至没有。思想进步点的,还算阮胖子。

1924年出国以前,我代表我们的小组织去见李大钊同志,请他指出我们出国念书的方向。大钊同志告诉我们要实事求是,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研究,不要学帝国主义的那一套。我们事前用电话和他联系,地点约定在他家里。大钊同志对我们很热情、亲切。

出国以前,我们决定去请教几位专家。除大钊同志外,也去访问了当时的名流学者鲍民权,他对我们说:出国后不要只管读书,要以学习升官发财的门径为主,卑鄙极了。我们请教他法律和救国的关系,他说:法律和救国毫无关系,主要是学会一套处世的本事就可以了。此人后来成为北京新民学会的会长(日本人统治北京时),决非偶然。

我们也去访问过辜鸿铭[21],向他请教如何学习英文。他拖着辫子,一进屋就问我们:“你们这几年学了点什么?”我一想,在清华几年,物理、化学学的也不深,就告诉他学了点英文。他说:“英文,你们懂吗?”我们一愣,只好说:“糙!”他顺手指着墙上的对联:“淡泊可以明志,宁静可以致远”,问我:“懂吗?你把它翻作英文。”这一下可把我们难住了,真是不懂,结果他把我们骂了一顿。

施滉同志,云南人。出身贫苦,父亲姓赵,入赘施家。后来施家也贫穷了,母亲为人家洗衣,施滉同志从小则捡菜拾柴,生活极苦。曾在蔡松坡的军队中[22]当服务员,后考上清华。清华的学生由各省保送,其中有各省官僚的子弟,有北京大官的子弟顶替各省的名额而入学。当时梁(启超)的几个儿子同在清华,但却属于不同的省籍,大致梁思成是广东的,梁思永是新疆的……之类。各省名额中有一部分保送的官僚子弟,但也公开招考几个,因此也有贫穷人家的子弟入学,这一点和教会学校还有所不同。保送进来的官僚子弟,由于学校功课严格,很多都在中途开除出去了。山西和我同时入学的共六人,结果开除了五个,到毕业时只剩我一个了。



清华甲子级部分同学偕家眷合影(1950年?北京)站立者:左二冀朝鼎,左四罗静宜;右一徐永煐,右二黄育贤,右三周培源,右四熊淑忱;中蹲者张淑义





注释:

[1] 冀朝鼎(1903-1963),山西汾阳人。时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董事长。1916年入清华学校。1924年赴美留学。经济学博士。1927年加入中共(旅欧支部),翌年赴苏联学习,后再赴美工作。1941年回国,在国民政府财贸系统做党的秘密工作。

原文系手刻油印,落款“清华大学校史编辑委员会1959年11月26日”,封面标有“内部资料 请勿外传”字样。结尾处标有“刘桂生整理。未经冀朝鼎同志过目,错误由整理者负责。”字样。本书刊载时有删节。

说明:1.本文“()”内文字,以及“……”均系油印原稿所有。2.原文不清处代以“□”。3.访谈中提到的清华甲子级同学及部分相关人物,凡见于《徐永煐同志访问记录》(一)(二)以及《清华学校甲子级同学名录》者,不重复注释。

刘桂生(1930-)云南昆明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一直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教学和研究。1985年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和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学位委员会主席。现已退休。

[2] 何浩若(1899-1971)字孟吾。湖南湘潭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1926年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后参加北伐。1928年任教中央大学、金陵大学。1932年任庐山军官团政治训练研究班教务主任。后任湖南省、河南省财政厅长。抗战期间曾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外事局局长,三青团中央宣传处长,《中央日报》社长等。1945年授陆军少将。后曾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1959年由美返台湾,任中央政治大学教授等。

[3] 时昭涵(1998-1978)湖北枝江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回国后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工业处专员,资委会驻美办事处负责人,中央化工厂筹备处副主任等。1949年后任职华东工业部,后调沈阳化工研究所。

[4] 梁实秋(1902-1987)浙江杭县人。1915年入清华学校,1923年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曾任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教授,兼报刊编辑。是“新月社”主要成员。1948年后移居香港、台湾。

[5] 闻一多(1899-1946)原名希多,字友三。湖北浠水人。1913年入清华学校,1922年赴美留学。1925年回国。曾任《新月》杂志编辑,北京艺专、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授。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46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6] 此处记忆有误。施滉实际上也于1924年秋赴美。

[7] 详见徐永煐《见孙中山先生记》、《八星期旅行生活》。参看《徐永煐生平年表》。

[8] “中美”,指美国中部。时冀朝鼎就读芝加哥大学。“西美”,指美国西部。时施滉、徐永煐等就读于位于加州的斯坦福等大学。

[9] 黄凌霜,又名文山。广东台山人。生卒年待考。中国无政府主义后期“正统派”首领。1920年曾参加北京共产党小组,参与组织广州共产党小组,后退出。1930年代曾任大学教授、中学校长。后不知所终。

[10] 廖焕星,湖南衡南人。1920年代在法国加入中共。后赴苏联,曾任《救国时报》主编。

[11] 陈郁(1901~1974),广东宝安人。1925年加入中共。1927年参与发动广州起义。1930年9月任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翌年赴苏学习。1940年回国,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省委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建国后,任燃料工业部部长兼党组书记、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省长。

[12] 沙可夫(1905-1961)浙江海宁人。原名陈维名。早年赴法国学习音乐,1926年加入中共。翌年去苏联,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后到中央苏区,曾任《红色中华》主编和教育部副部长。1937年到延安,负责筹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任副院长。后曾任晋察冀边区文联主任。1949年后曾任全国文联秘书长,文化部办公厅主任,中央戏剧学院副院长。

[13] 即美国共产党中央中国局。

[14] 福斯特,Foster,William Z(ebulon)(1881-1961),美国共产党领袖。1924-1932年间,3次竞选总统。后因心脏病,使党的领导权落入白劳德手中。1945年任美共中央主席,1957年任名誉主席。 [15] 乔冠华(1913~1983),江苏盐城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日本、德国。1939年加入中共。后长期从事新闻、文化工作,曾任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长,外交部部长助理、研究室主任、副部长、部长,对外友协顾问等职。

[16] 李惟果(1905-?)贵州开阳人。清华学校1927级。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博士。

[17] 李忍涛(1904-1944)云南鹤庆人。清华学校1926级。毕业后赴美留学,如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再赴德国入参谋大学。回国后参与创建防化兵部队。抗战初参加凇沪战役,晋升少将。继被任命为军政部防化兵部队总队长兼防毒处处长。1942年率部参加驻印度中国远征军。1944年10月视察部队时所乘飞机被日军击落而殉职。

[18] 苏开明(1904~1988)又名弗兰克·苏开明。河南汲县人。清华学校1927级。哈佛大学历史学硕士。1929年加入美国共产党。曾任《先锋报》编辑,坦普尔大学讲师。1949年回国,任职中国建设杂志社等。

[19] 孙立人(1900-1990)安徽舒城人。清华学校1922级。毕业后赴美留学,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回国后任职中央政治学校。抗战时期历任师长、军长。1948年任陆军副总司令。1949年赴台湾,任台湾警备司令、陆军司令等职。1955年被诬“兵变”被撤职,后被长期软禁。

[20] 吴半农(1905-1978)原名祖光。安徽径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任中央研究院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资源委员会驻美技术委员会专门委员,盟军总部中国赔偿归还代表团首席代表等。1956年回国,曾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顾问等。

[21] 辜鸿铭(1857-1928)福建厦门人。名汤生,以字行。自幼留学英国,游历欧洲,精通多国文字。曾为张之洞、周馥幕僚。民国初年曾任北京大学教授。

[22] 指1915年底蔡锷领导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云南护国军。


摘自徐绥之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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