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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母亲


作者:胡小胡


一、战争年代

在我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了关于父亲和母亲的记忆,那一年是一九四八年。

一九四八年是国内战争转折的一年,陈毅将军的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活捉王耀武,我便有生以来第一次走进大城市。依照哥伦比亚大学唐德刚教授的说法,自一八四O年至二O四O年的二百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二百年。在这二百年中发生过许多次战争,有中国和列强之间的战争,也有国内战争。四十年代的国内战争无疑是最大规模的国内战争。

我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出生于江苏淮阴,那里是“淮阴侯”韩信的老家,也是周恩来从小生活的地方。在苏北一带,共产党建立了解放区政权,称为“盐阜区”,包含从苏北到皖北的地区。我出生的时候,毛泽东和蒋介石正在重庆谈判,几天以后,国共双方签订“双十协定”,共产党撤出八个“解放区”,其中包括苏北解放区,于是我也离开淮阴。我的母亲戈扬是苏北人,她的老家海安属泰州地界,名为“海安”,也许在一千多年前是个临海的地方。当然,我不知道怎样离开淮阴的,五十年代,我的父亲胡考发表长篇小说《行军记事》,描述了当年的撤退:我是被人挑在箩筐里,推在独轮车上,撤退到山东沂蒙山区的。第二年,国共两党真刀真枪干起来了,沂蒙山区也成了战场,我随父母撤到胶东,到过海阳、蓬莱、烟台,父亲的一首诗是这样写的:

移驻丘陵带,避兵到海阳。
鞋承千里露,帽复百宵霜。
汀水沙含土,山村石为墙。
欲知今后踪,消息看前方。

父亲当时的身份是山东建设大学教授,母亲是新华社华东分社副主任。看父亲的诗,第一要走路,很辛苦,第二居无定所,一切要由前方的战况决定。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从胶东到济南,我们乘上从战场上缴获来的卡车。乘卡车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记忆,那一次走了很远的路,路上轧死了一条黄狗。卡车是美国生产的,共产党不断打胜仗,我们有了来自美国的享受:美国奶粉、美国军毯和鸭绒被。

这一年是一九四八年,我的大妹妹出生。大妹妹叫“小米”,是天天吃的粮食。我的名字叫“地瓜”,也是天天吃的。我们这个书香门弟,艺术之家,说来奇怪,父母就是不给孩子起名字。大妹妹一直叫“胡小米”,我呢,不能叫“地瓜”,送到幼儿园时叫“小胡”,上学时候前面再加一个姓,就叫“胡小胡”了。弟弟叫“胡小林”,也不是父母起的名字,而是我起的。五十年代张天翼先生的童话《大林和小林》很出名,我从那里找来弟弟的名字。小妹妹小名“阿布”,画家丁聪起的,她出生不久嘴里发出“阿布阿布”的声音。小妹妹上学时候叫“胡小妹”,“文化大革命”她开始给自己改名字。“工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工”;“军宣队”来了,她改名“胡爱军”;随母亲到农村“插队”,她又改名“胡爱农”。于是弟弟对她说:“你就叫‘胡爱’得了!”她不再改名字,直到今天仍叫“胡爱农”。

还是说战争年代。进济南以后,母亲的警卫员带我,他是个毛头小子,十五六岁,胶东农村的。父亲的警卫员大一些,二十出头,他领到一把驳壳枪,高兴得很。母亲也有一把手枪,我见过,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张爱萍将军送的,作为母亲的结婚礼物。一天,父亲的警卫员在我面前耍驳壳枪,被母亲骂了。母亲又叫又跳,声音尖得刺耳。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出现的母亲,而从小到大,母亲再也没有在我面前发过脾气。其实母亲的警卫员比父亲的警卫员更淘气,他领我到济南郊外的山上,叫我趴在一个大坑里,他站在一边丢手榴弹,几声巨响,山川大地在我小小的身子下震动。这记忆太深刻了!母亲当然不知道这件事。如今从地图上看,济南周边没有什么山,有一个匡山,再就是千佛山了。

父亲和母亲是在苏北认识的。那时,陈毅将军在新四军第三师建了一个“文化村”,储备文化干部,以备未来之用。三师是新四军的主力部队,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这支部队是皖南事变后从八路军调来的,过去的中央红军。“文化村”建在一个名叫“停翅港”的小村庄,阿英、邹韬奋、范长江等人都在“文化村”里。大约“文化人”过去飞来飞去,此时要停下歇息吧。说起来,父亲和母亲都是早年成名的“文化人”,父亲是画家,二十岁即在上海滩成名,他的漫画集《西厢记》曾有鲁迅先生作序。母亲在抗日战争初期作为战地记者采访李宗仁将军指挥的台儿庄战役,写出《台儿庄记实》,在大报上发出三大版,范长江称赞母亲的文章说,“一时洛阳纸贵”。母亲成名之时也仅二十二岁。

母亲有一张骑马的照片,年轻而英气勃勃。有一次她从马上摔下来,马蹄踏在小臂上,留下苹果大小的伤疤。


二、进上海

丢手榴弹的事情不久,我上了幼儿园。父亲的警卫员送我去华东局幼儿园,不在济南在威海。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胶东一带始终由共产党控制,国民党没有进去。父亲叫警卫员在威海陪我一个星期再回来。我到了陌生地方,很不习惯,天天找警卫员叔叔,记得叔叔和我一起打秋千的情景,院子里有一架很高的秋千,我们飞到天上。一个星期后,叔叔突然不见了。于是我无比痛苦,大哭了好几天。

华东局幼儿园是最好的幼儿园,陈毅、饶漱石的孩子都在这个幼儿园里。一九四九年,蒋介石兵败如山倒,共产党大军南下,幼儿园上了火车,开进大上海。孩子们坐的是闷罐车,晚上到上海,车门一开蜂拥而下。忽然我看见妈妈等在站台上!妈妈还有一部小汽车开到站台上,这是我第一次坐小汽车。

华东局幼儿园到上海就阔了,搬进一幢花园洋房。从大门到洋房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院子,有一个很大的草坪。洋房带半地下室,在墙根的地方开着窗,孩子们认为里面有鬼怪,很吓人。大约每个星期一早上,母亲送我到幼儿园大门口,叫我自己走进去。我总要母亲陪我站一会儿,才肯进去。母亲就站一会儿,再站一会儿。

父亲的祖籍是浙江余姚,而父亲是在上海出生的,我也算是回到老家。没有多久我们都说上海话,再也不说山东话了。我家住在霞飞路的一幢房子里,霞飞路后来改名淮海路,从窗口向下看,是当当响的有轨电车。那时候有国民党飞机空袭,窗玻璃贴上米字型的白纸条。空袭来了拉警报,恐怖的汽笛在城市上空回响,一群群的人跑进防空洞。空袭过后,我看见马路中间炸出几个大坑。

我随父亲去看过祖父。祖父六十岁了,穿青布长衫,留着长长的胡须。父亲是祖父的长子,父亲的生母在他幼年时故世,父亲的继母生了我的五个姑姑一个叔叔,一家人住在一所很大的花园洋房里,是祖父学生的房子,在战乱中,作为大资本家的房主人跑到国外去了,把房子交由祖父看管。

我的祖父胡允昌三岁时候到上海,祖父的父亲是从浙江迁徙来的第一代移民,在上海开了两家煤炭店,算是小康人家。祖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成年后有好的职业,在一所教会学校做了一辈子英文教员。

至于母亲娘家的人,我一个也不曾见过。母亲的父亲也是教员,母亲也是年幼丧母,由舅舅养大。因此母亲从舅舅姓,取名树佩华,参加革命后才改为本来的姓氏。解放后母亲一直给她的舅母寄生活费,她的舅母没有名字,汇款时写的是“江苏海安某某巷某某号树老太太”收。

在上海,母亲做《解放日报》副总编辑,总编辑是张春桥。父亲说,张春桥对下属还是很关心的,一次母亲上班期间突然早产,张春桥亲自送到医院,可惜孩子夭折了。

这一年的秋天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母亲后来回忆,她被调到北京,做开国大典的新闻检察官。一九四九年共产党还没有做到“舆论一律”,各种小报,各种民间平面媒体尚在,于是新政权要实行新闻检察。开国大典那天,天安门前架起一座临时小屋,是一座“空中阁楼”。母亲和另一位新闻检察官坐在其中,记者们写好新闻稿,爬梯子递上去接受检察。

我在上海生活了一年多,这中间发生了一件事,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原来我做了一首诗,是嘴里说出来的:

月亮睡觉去了,
星星在天上站岗,
不让太阳来。

所有的母亲都爱夸奖自己的孩子,作为新闻记者的母亲,她的夸奖传播很广,许多叔叔阿姨都知道我聪明,会做诗,他们的赞叹经常在我耳边。我不知道诗中有没有母亲的加工,但是有一种观念母亲最清楚,这就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多少年以后我成了作家,时常会想起儿时的这段故事。

父亲也是从小对画画感兴趣。父亲讲过一个故事,他三岁的时候画了一只猫,祖父说:怎么只有两只脚呢?父亲回答:还有两只脚在后头呢。父亲因为画了一只猫而成为画家,我则因为做了一首诗而成为作家。

一九五O年,父亲调北京任《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他的这项任命是廖承志先生推荐的。父亲愿意做的事是搞创作,可是在一九四九年召开的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期间,他的油画作品被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大大地打击了他的创作情绪。在朱丹的劝说下,父亲接受了这一项工作。父亲向朱丹推荐上海漫画家丁聪,这样,我随父亲和丁叔叔来到北京。这一回乘的是软席卧铺,不是闷罐车了。

不久,母亲带妹妹来到北京。战争结束了,新的时代到来了。


三、进北京

我家刚到北京的时候,临时住在西长安街的石碑胡同,对面即为中南海新华门。我们住的房子是招待所,后来成了全国总工会的办公楼。住在我们隔壁的是摄影家石少华,父亲叫他“石麻子”,当然是背后叫的。

当年的北京城是个什么样子呢?还是看父亲的诗:

黄瓦天安门,红墙迎几层。
微云衔落日,飞絮暖春城。
深衢千棵树,长街十里灯。
京师承百代,此代唯清明。

不久,我们搬到北长街,有了正式的家。

北长街七十八号是老式的四合院,有三个大院子,很气派。进门有很大的影碑,有花坛和假山,正房有宽大的前廊,镂空的垂花,是某位清朝官宦的大宅院。这房子即是后来的《人民画报》编辑部,《人民画报》迁到西郊后是《新观察》编辑部。刚去的时候,我家住西院正房,住厢房的是画家古元。古元的女儿和我一样大,有一次,她给我家送糖果,在台阶上跌倒,眉骨处磕了一个大口子,缝了好多针,留下永久的疤痕。《人民画报》编辑部开张后,我家搬到北院,从一九五O年到一九五八年,在这里住了八年。

北长街的南面是南长街,那里有中山公园,从我家到中山公园大约500米。中山公园是冬天的好去处,到唐花坞赏花,到故宫护城河滑冰。从我家往北走五百米是北海公园,有高耸的白塔和宽阔的北海,那里是夏天划船的地方。

母亲曾为孩子们编了一首儿歌:

北长街,真漂亮;
两边树,排成行;
路西有个新北洋,
买根冰棍尝一尝。

“新北洋”是街上唯一的冷食店,在女子第一中学的门口,卖冰棍和酸梅汤,五十年代的冷食只有这些,到东安市场的西餐店才能吃到冰激凌。

我家院子的东边也是护城河,有一年,学校里很多学生得流行性感冒,我也得了。学校停课三个月,我就在家里钓鱼,从护城河里钓了很多鱼,大水缸里养着十几条一两斤重的鱼,吃不过来。后来不让钓了,说那里是市园林局的养鱼池。

北长街是既漂亮又安静的一条街,50年代初的北京没有多少汽车,穿过这里的是五路公共汽车,而全北京的公共汽车不超过十条线路。我家院子的东边是故宫护城河,从窗口看见故宫的西门楼和故宫西北角的角楼。母亲说角楼是按鲁班的图纸建造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特别漂亮。北长街长不过五百米,有很多大宅院。我家的南面是陈云的院子,北面是彭真的院子,再北面是班禅驻京办事处,也就是班禅大活佛常住的宅院,黄色和绿色的琉璃瓦,像故宫一样气派。北长街有的院子门口挂牌匾和对联,如“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之类。有一家的对联很特别,上联记不得了,下联是“平生喜读浙人书”。父亲对我说:

“你看,浙江是出文豪的地方,古代的不说,当代文豪鲁迅、周作人、郁达夫、茅盾、叶圣陶、夏衍都是我们浙江人。”

父亲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余姚。父亲的乡土教育极大提高了我日后写文章的自信心。

一九五一年,母亲开始办《新观察》杂志,这件事成了她一生最重要的事业。她从历史学家黎澍手中接过主编的工作,此后,母亲的命运就是《新观察》杂志的命运。

最早的《新观察》编辑部在沙滩,著名的“北大红楼”的北侧,就是今天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院子。黎澍前任主编是储安平,一九五七年的“党天下”论使他名扬天下。三十年代储先生办了一个《观察》杂志,名气很大,《新观察》就是这么来的。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选定母亲做主编,并且把刊物的性质从政论性改变为文艺综合性。为了办《人民画报》,父亲到上海从著名文化人邵洵美手中买了一套印刷机,又请来几个全国最著名的摄影师,有敖恩洪等人。《人民画报》也由胡乔木管,胡先生为画报制定了方针,就是要办得像“老大哥”的《苏联》画报一样。


四、育才小学和天桥游乐场

一九五一年的国庆节,早上,我听说母亲要去天安门,死活要跟去,追到大门口,在街上打滚哭闹。母亲没办法只好带上我,从北长街走到南长街走到长安街走到三座门,过了几道岗,在观礼台下面停下了,带小孩是不能上观礼台的。于是我拉着母亲的手站在长安街边,站了几个小时,看完阅兵式和游行。那时候骑兵很多,一排排的马队,一排排闪亮的刺刀,开心极了。

到北京后我进了新华社托儿所,在西单的劈柴胡同。托儿所也是在四合院里,没有上海的华东局幼儿园那样气派,托儿所的所长是新华社副社长朱穆之的太太。母亲送我,她不再把我放在大门口,而是领我进去和所长说说话。

虽然朝鲜还在打仗,北京已是一派和平气息。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干部也从供给制变成工资制。母亲行政十一级,月薪一百九十六元;父亲文艺三级,月薪二百三十元。那时物价低,最贵的香烟是中华牌,每包四角二分(我给父亲买香烟),三角钱买一斤大对虾。保姆做好饭,父亲上了餐桌,就会说:“又是对虾!”雇辆三轮车到王府井是两角五分钱,在东安市场大地西餐厅吃一份西餐九角二分,有猪排、奶油蘑菇汤、沙拉、黄油、面包。

一九五二年我上小学,进的是育才小学,在南城的先农坛。北京的南城有两个很大的坛,左边的坛叫天坛,右边的坛叫先农坛,是皇上祭天祭先农的地方。育才小学的前身是延安保育小学,干部子弟学校。在五十年代,北京有三所著名的干部子弟学校,育才小学,育英小学,八一小学。延安保育小学的老校长写过一本书,《马背上的摇篮》,在八十年代拍过电影。育才小学占地很大,一个先农坛嘛。后来东边的一块地建了先农坛体育场,南边建了陶然亭游泳池,又建了几家工厂。划出很多地,育才小学还是很大,母亲送我上学的那天,从校门口走到学生宿舍,比从我家走到天安门还要远。学校里有苍松古柏,有丁香树林,有飞檐斗拱的皇家宫殿。先农坛的北大殿就是学校的大礼堂,南大殿是学生食堂,两边的厢房是学生宿舍。大操场的周围是几十株千年古栢。从大殿向南穿过两座大门到祭坛,有东西两个汉白玉大祭坛,祭坛周围是半人高的荒草。用李白的名句,就是“西风残照,汉家陵阙。”绍兴的百草园是鲁迅先生幼年玩耍的地方,我们先农坛比百草园大一百倍,里面的鸟雀昆虫不计其数,有着无穷的乐趣。新建的学生宿舍在东坛南侧,U型的两层楼,一九五二年建成,那时没有人想到在先农坛动土是一种罪孽。

母亲告诉父亲:

“育才小学是比一所大学还要大的小学。”

育才小学是寄宿学校,学生星期六下午回家,星期天晚饭前要回到学校。我在小学一二年级,父亲雇一辆三轮车,星期六下午到学校接我,星期天下午把我送回学校。三年级我自己上学了,乘五路公共汽车,每周得到一元钱。汽车票七分钱,往返一角四分,剩下的是零花钱,都花到天桥去了。离学校不远是天桥,天桥是全北京最繁华的大众游乐场,二百米见方的场地上,挤了数十家小型游场,有拉洋片的,有变戏法的,有西洋马戏团,有东北二人转,有说大鼓书的,有放电影的,有室内的,有露天的,有布篷围上的,有四面敞开的,有收门票的,有随便扔钱的。耍大刀的刘羽林,摔跤的宝三,说单口相声的刘宝瑞,都是远近知名的角儿。当年侯宝林也是天桥把式,到了50年代,侯宝林火了,不在天桥练了。天桥有各式各样京味小吃,豆汁呀,炒肝呀,爆肚呀,变着法儿让你掏钱。到天桥看玩意儿得有耐心,有话说“天桥的把式光说不练”,艺人们在使出真本事之前总是耍嘴皮子,没完没了。每个星期天,我在家吃完午饭就走了,在天桥玩一个下午,晚上才回到学校。

我到天桥玩,前后大约两年时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进程,天桥日渐冷落,再说,那些低俗的玩意儿,看多也腻了。


五、安徒生童话

母亲一九五三年随中国妇女代表团到丹麦参加世界妇女大会。代表团的团长是蔡畅,另一个名人是陆璀,她是饶潄石的夫人。陆璀是“一二九”运动的人物,北大学生,以美貌闻名。在出国访问的照片中,陆阿姨还是那么高雅漂亮,可是她们回国不久,“高饶事件”爆发了,高岗自杀,饶潄石几年后病死。在代表团里,和母亲最要好的是作曲家瞿希贤,在最严酷六十0年代她写出温情的歌《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至今还在传唱。她也写过“山连着山,海连着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那样大气磅礴的歌。母亲曾带我去瞿阿姨家,在大佛寺街的一座大杂院里,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除了一架钢琴和一张床,什么也没有。瞿阿姨黑而瘦弱,戴一副深度近视镜,寡言少语。她一辈子没有嫁人。

母亲的出国时间很长,先到苏联,乘火车横跨西伯利亚。在哥本哈根开会,母亲和瞿希贤没有随代表团归国,她们想去英国,大使馆答应为她们办签证。当时中国和西方国家没有外交关系,朝鲜还在打仗,她们等了一周,没有等到签证,天天陪着海边的美人鱼,看北欧的白夜。

母亲的丹麦之行带给孩子们两样礼物:好吃的巧克力和好听的安徒生童话。巧克力是在苏联买的,在我们大吃一顿之后,父亲把巧克力藏起来,每天拿出几颗。他是这样说的:巧克力被小耗子偷去,我用小木棍从耗子洞里掏出的。父亲每天都能掏出几颗巧克力,直到我发现了“耗子洞”。

在我很小时候,母亲开始在床上讲故事。最早是“羊群过桥”的故事,说的是一群羊走过一座小桥,先过来一头留胡子的羊,又过来一头拄拐棍的羊,等等,等等,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专注于场景的描写,每次的版本不同,可以讲很长很长。这故事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发挥孩子们的想象力,大人开个头,孩子接着讲。“羊群过桥”之后是格林童话和王尔德童话。

母亲从丹麦归来,不讲格林童话了,也不讲王尔德童话了,而是讲安徒生童话。因为安徒生童话不但让孩子们着迷,也让母亲着迷。叶君健先生翻译的两大本书,每一篇都讲,包括篇幅最长的《海的女儿》。母亲毕业于镇江师范学校,当过一年小学教员,知道如何送给孩子们最美妙的享受。《大克劳斯和小克劳斯》讲的是做人的道理,《皇帝的新衣》讲的是为尊者的可笑,《老头子做的事总是对的》是普通人的爱情,爱情中的痴迷和美妙,《豌豆公主》是瑰丽的梦和想象力的飞翔。在那几年,母亲是最忙的人,可是她用很多时间给孩子们讲故事。

母亲接连写出《向新的高潮迈进》、《王进忠的故事》、《新闻与特写》等五本书,她到全国各地采访,她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和中国记者协会的领导成员,忙得很。有人是这样说的:戈扬一会儿生一个孩子,一会儿写一本书!《王进忠的故事》是写建设鞍山钢铁公司的劳动模范王进忠,当时,鞍钢建设是媒体热点,所谓“三大工程”,那里的苏联专家有好几百人!母亲三次去鞍山,那里有热气腾腾的场面,那里的关东大汉一口气吃掉二十根冰棍,真是匪夷所思!母亲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速度很快,记录别人的谈话毫不费力。她的笔记本大大小小几十个,字像小米粒大小,整整齐齐。现在想起来,当年的母亲就是一个聪明干练的职业女性。

没有想到二十年之后,我大学毕业分配到鞍钢建设公司,也就是王进忠所在的单位,见到当年的英雄。

尽管忙,母亲还是要带孩子们出去玩,中山公园、北海公园、动物园、故宫、颐和园、香山、八大处……北京玩的地方很多。有一次,孩子们要坐火车,母亲带三个孩子从前门火车站上车,坐到丰台,再从丰台回到前门。一九五五年的新年,母亲带我参加全国文联的新年晚会,在帅府园中央美术学院。齐白石老人92岁了,长髯垂胸,被人搀扶着,颤巍巍的,步履维艰。谁知他拿起毛笔当场挥毫,与众多画家共绘牡丹图。晚会有演出,有游艺活动,有小吃,有礼品。我得到一本印刷精美的日记本,很高兴,母亲在扉页上写了一句话:“胡儿,用你美好的理想来丰富这个本子。妈妈”。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本子开始的。

小学四年级的暑假,母亲叫黄沙叔叔带我到北戴河玩了十天。黄沙是《新观察》杂志的记者,印尼华侨,瘦瘦的,短小精干,在海里可以游很远,我站在岸边,看他优美的泳姿,十分羡慕。我们住北戴河作家协会休养所,那时候北戴河人很少,安静舒适,从北戴河到秦皇岛骑毛驴,要走三个小时。黄沙叔叔领我去看望诗人萧三和画家徐悲鸿的遗孀廖静文阿姨。萧三先生也住作协招待所,他的太太是苏联人,两个儿子叫阿廖沙什么的,样子也和苏联人一般无二。他俩是我在沙滩上嬉戏打闹的伙伴。在延安时代,父亲曾同萧三有一次历时三个月的骑马远行,他们到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和贺龙的一二O师。廖静文阿姨住一幢阔气的别墅,年少新寡,冷艳逼人,叫我倒抽一口凉气。廖阿姨给我一只大苹果。我虽是十一岁的孩子,已能看出女人的美丽。我觉得廖阿姨比新凤霞阿姨更漂亮,更有气质,更高贵。我觉得她可以和秦怡阿姨相比,她们两人是我年少见过的最美的女人。

一九五七年,黄沙叔叔因写《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一文被打成右派分子,母亲和《新观察》同时受到牵连。


六、小丁叔叔

《人民画报》副总编辑丁聪住在我家前院,他家只有一间屋子,只有他一个人。丁聪人称“小丁”,他的爸爸也是上海漫画家,人称“老丁”。小丁叔叔画上的签名是“小丁”二字,直到九十高龄。小丁叔叔个子不高,四方脸,戴一幅黑框眼镜,总是满脸堆笑的样子,也喜欢和小孩子玩。他和我们一起从上海到北京,在我家吃饭,衣服由我家保姆洗,他就是我家的成员。在北长街,我们住编辑部后院一幢日本式房子,客厅和卧室高低不同,带有推拉门。餐厅在进门地方,摆一张八仙桌,父亲的座位在中间,他右手边的座位是小丁叔叔的。小丁叔叔因为怕刺而不吃鱼,但是他吃鲥鱼,价钱最贵的鲥鱼。父亲说,小丁,鲥鱼刺最多,你偏要吃。小丁叔叔说,在《新华字典》里,鲤鱼鲫鱼鳊鱼鳜鱼,所有的鱼,只写“肉可食”,惟有鲥鱼写“味鲜美”,所以我只吃鲥鱼。看来小丁叔叔的讲究有学问。父亲最爱鲥鱼,春秋两季,菜市上买得到长江鲥鱼。当时最好吃的谭家菜,应季的时候总有鲥鱼。父亲向朋友推荐鲥鱼,总会说:

“小丁怕刺不吃鱼,却吃鲥鱼,可见鲥鱼之美!”

我的小妹妹出生后,家里雇两个保姆,才能管这么多人,做这么多事情。我的弟弟妹妹,乳名都是小丁叔叔起的,前面说了小妹妹的乳名叫“阿布”,而弟弟的乳名叫“龙东”。“龙东”也是从声音得来,因为弟弟出生,父亲高兴地哼起京剧过门:“龙东里格龙东……”小丁叔叔听了说:

“好,好,这小孩子就叫‘龙东’吧。”

小丁叔叔在我家过日子,直到1956年结婚,那一年他四十岁。

我经常去小丁叔叔家,就在前院嘛,看他画画,听他拉胡琴。他的漫画先用铅笔起个稿子,再用毛笔勾勒。有时我坐在一边,看他从头到尾画完一幅画,签上“小丁”两字。他家的一间屋子隔成内外两间,堆满书,比我家的书多得多。小丁叔叔喜欢买书,离开北长街的时候,他的书装了满满一辆卡车。画报社的人啧啧称奇。我在一边看了,回家告诉父亲。父亲说:

“小丁的书是摆在书架上的,我的书是摆在肚子里的。”

父亲读的书肯定比小丁叔叔多。小丁人称“交际大王”,认识的人多,许多时间用在交际上,而不是用在读书上。父亲的意思,无非是要我多读书吧。

小丁为人随和,在艺术家圈子里广有人缘。但是他到哪儿都是个单身汉,他的婚姻问题是众人说不完的话题。他是党外人士,著名画家,《人民画报》副总编辑,全国政协委员,在那个年代,也算个“钻石王老五”。终于有一天,我见到小丁叔叔的女朋友。父亲带我去西单长安大戏院看京戏,李少春的《野猪林》。小丁叔叔带来女朋友,比他个子高,穿一件薄呢短大衣,清秀大方,见了父亲一口吴侬软语。这位上海小姐姓沈名峻,毕业于北京大学,在国务院外文局工作。一年以后,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在东四大同酒家,北京最著名的广东馆子,摆了四桌酒席。坐首席的是夏衍先生,大家称“夏公”,算是证婚人了。那一天小丁叔叔什么样子,沈阿姨什么样子,一点记不得,因为我的注意力全在夏衍伯伯身上。此前小丁叔叔对我说:小胡,你不是在集邮吗?夏衍是中国最大的集邮家,你去他那里要几张邮票!婚礼这天,我只惦着这件事情,挤到夏衍伯伯身边问了一通集邮的事情,并开口要邮票。夏衍伯伯也答应了,叫我心花怒放。

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小丁叔叔和沈阿姨仍是父亲家的常客。那时候我有了继母张敏玉,我们叫她张姨。张姨对我说:

“你的沈阿姨,就是‘沈崇事件’那个北大女学生。崇山峻岭,把‘沈崇’改成‘沈峻’了!”

一九四八年发生在北平的美国兵强奸北大女学生事件,激起全国的抗议声浪,也成为共产党用来反蒋的重大题材。

小丁叔叔交际广也很有用。那几年父亲迷程砚秋迷的不得了,经常在家里跟着留声机哼程派唱腔。那时候是手摇留声机,赛璐璐唱片,吱吱呀呀的。父亲总结出“中华四绝”,即李后主的词,八大山人的画,曹雪芹的小说,程砚秋的京戏。小丁叔叔和程砚秋是朋友,他把父亲的话学给程先生,程先生大为感动。一天晚上,程先生在小丁陪同下来到我家。程先生一身西装,进门即双手抱拳对父亲说道:

“夜访知音!”


七、王府井和琉璃厂

父亲不喜欢逛公园,看风景,除了看戏看电影,他只喜欢去两个地方:王府井和琉璃厂。

逛王府井主要是东安市场,后来有了百货大楼。街上还有一些有名的店铺,如“盛锡福”是卖帽子的,“雷蒙”是卖男装的,“造寸”是卖女装的,“中央普兰德”是洗衣服的。当年的东安市场是木结构的房子,中间的通道有天窗,两边是店铺。周末总是从北长街叫三轮车到王府井,吃一餐晚饭,逛一逛。东安市场有两家西餐厅,一家叫大地,另一家叫吉士林,是我们经常去的。市场的北门有两家中餐厅,一家叫森隆,淮扬菜,另一家是东来顺。父亲不喜欢吃涮羊肉,去那里是叫孩子们自己动手,开心热闹。旧书摊和古董店总有货真价实的玩意儿,父亲在那里买过德国印刷的《世界美术全集》和伦勃朗、弗美尔的画集,买过大明宣德年的铜香炉和镀金佛像。父亲抽烟很凶,客厅里用铜香炉作烟灰缸,又有汉代铜镜,铜镜凹凸不平的一面可以摆放点燃的香烟和揿灭烟头。当年这些古董的价钱是很低的,记得父亲在东安市场买过两个做工精美的印度尼西亚爪哇人像木雕,每个只有一百五十元。

东安市场周围有很多上海迁京的店铺,“雷蒙”就是一家,在八面槽,是上海滩做男装的名店,父亲在那里做了两套西装。“雷蒙”的西装用的是英国所谓“套头料子”,即出厂的一个包装几百块料子,每块料子的原料、颜色、织法各不相同,每个城市只能得到一个包装,因此用这种料子做的西装,在一个城市里没有相同的料子,称为“套头料子”。“雷蒙”的西装全部手工制作,极考究,雇客须三次试穿方可完工。“造寸”也是上海迁京的服装店,父亲在那里为母亲买过一件浅绿色英国烤花呢大衣。

父亲这样解释他的逛街爱好:

“世界上有两类人爱逛街:艺术家和女人。”

逛东安市场会碰到朋友和熟人,碰到那些同样喜爱逛街的艺术家。有一回碰到廖承志先生,父亲叫他“廖胖子”,“他是学过画的,也算艺术家。”父亲这样说。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先生最爱去的地方是理发店,东安市场北门外的四联理发店是北京最好的理发店,上海迁京,全是扬州师傅。矮小而气宇轩昂的周扬先生每三天理一次发,特别注意自己的颜面。

和平门外的琉璃厂是父亲另一个爱去的地方。一九五五年后,父亲接连出版了《行军纪事》和《新四军的一个连队》两部长篇小说,母亲出了五本书,当年的稿费是很可观的。手里有了钱,父亲更爱逛琉璃厂了,这就开始了书画收藏。

父亲买的第一张画并不是在琉璃厂买的,而是在谭家菜的餐厅里。那是一张石涛的山水画,一本册页的最后一张,石涛为册页题款,“命童子用印藏之”。那一天到菜市口的谭家菜吃饭,父亲看见餐厅里用镜框挂着这张画。父亲叫来谭老板(应是谭宗浚的重孙),三十元成交。五十年代初一张齐白石只卖十块钱。

这以后买了一轴八大山人的荷花长卷,画轴的后面附一封画家的亲笔信。父亲是艺术家,不是收藏家,买画全凭兴趣,石涛、八大是他最喜欢的两个画家。八大的长卷花了三百元,可是张之先生说是假的。张之是故宫博物院首席书画鉴赏家,在琉璃厂总能碰到他,讲书画时一副权威的派头,父亲只有点头称是。他说墨荷是假的,八大的信是真的。果然,父亲找到一本台湾出版的八大山人画册,画册里面有这张墨荷长卷,一比,父亲的一轴的确是赝品。

玩古董字画是要付学费的。后来买的一本石涛的彩墨花鸟画册页十二张,很漂亮,只是墨色有些淡。原来画是“揭过”的,即画商将宣纸从中间分开,一张画变成两张画,墨色自然淡了。石涛的画以山水为多,难得找到花鸟。父亲叹一口气说道:

“李一氓的一本才是珍品。”

李一氓先生也有一本石涛的花鸟册页,也是在琉璃厂买的,花了六百元。

五十年代琉璃厂的格局同现在的样子仿佛,只是房子破旧些,几家老店是在后堂设客厅,有茶水招待,碰到熟人可以饮茶聊天。李一氓和邓拓是琉璃厂的常客。李一氓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参加过郭沫若的创造社,翻译过《哲学底贫困》等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央苏区是保卫局执行部长。抗战时期他是新四军秘书长,对“皖南事变”负有责任的“项袁周李”,即项英、袁国平、周子昆、李一氓。父亲在苏北与李一氓相识,一个是苏皖解放区政府主席,一个是画家,两人一见如故。抗战时期没有画画的条件,没有纸张,更没有颜料。李一氓一拍桌子说道:

“我来给你买!”

李一氓派交通员到上海为父亲买油画颜料和画布,叫父亲画油画,画什么都可以,不是派政治任务那一套。买来那么多颜料画布,叫父亲大吃一惊,父亲画了几十张油画,一直用到五十年代。解放后李一氓在日内瓦住了几年,做外交工作,职位是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父亲说他这个人有艺术家脾气,所以官位越做越小。父亲有一次到李一氓家,他拿出一本一八四八年伦敦第一版的《共产党宣言》,在巴黎地摊上买的。李一氓是古籍专家,他和邓拓都有很多书画,真玩意儿,在他们逝世之前,全部捐给国家。

父亲还买过金农、任伯年、吴昌硕的画,金农是扬州八怪之一,他的人物画《钟馗醉酒图》一直挂在客厅里。我们家一九六二年搬到沈阳张学良的老宅“少帅府”后,钟馗仍然挂在客厅里,却是不能镇宅,也不能驱邪。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画被小妹妹“破四旧”一把火烧掉了。


八、《新观察》火了

五十年代《新观察》搬了两次家,从沙滩搬到东四北大街,从东四北大街搬到北长街。东四的房子是一幢建于二十世纪初的白色小洋楼,马路对面有一家湖南馆子,那里的银丝卷很好吃。

搬到东四以后,《新观察》火起来了,发行量上升很快,超过二十万份,在期刊中排名第二,仅次于韦君宜的《中国青年》。最老的编辑名叫陆浮,广东人,同黄沙一样是归国华侨。还有上海老报人龚之芳,还有一个女编辑叫敖乃梅,她是《人民画报》摄影记者敖恩洪的女儿,肯定是父亲荐来的。编辑还有夏景凡、张凤珠,摄影记者老的叫张祖道,年轻的叫潘德润,个子高高的。我打乒乓球是和潘叔叔学的,他横握球拍,俗称“耍大刀”。总共十几个人吧。这些期刊要寄给领导人,有时候我在编辑部帮大人干活,把刚出版的期刊装进大信封里,大信封贴上收件人的名签,写着“毛泽东主席收”,“刘少奇委员长收”,“周恩来总理收”,等等。毛主席经常看《新观察》,这话是胡乔木说的,他不无得意。

母亲的主要精力放在《新观察》,除了编务工作,她要亲自组稿,到主要撰稿人家中拜访。有一年春节,母亲带我去各家拜年,一天跑了十几家。漫画家华君武是上海人,很热情,有点油腔滑调,他比母亲年龄大,却一口一个“戈扬大姐”。他为《新观察》画了不少漫画。鲁迅先生的遗孀许广平住在北海公园的东侧,离开我家不远。她穿一身黑衣服,就像一个寡居在家从不出门的女人。阿英家在宽街棉花胡同,他和父亲母亲同在新四军文化村。阿英是大藏书家,因此他的女儿钱小云的屋子里堆满小人书。陈沂少将是总政文化部部长,他家里摆了坦克大炮的模型,叫小孩子感兴趣。奇怪的是这么道貌岸然的人,五七年被划为右派,是唯一被划为右派的将军。

组稿之外还要撰稿,母亲跑了许多地方。有一年去云南几次,不知写的什么,带回来的宣威火腿很好吃。有一年去舟山群岛,是张爱萍将军特别邀请的战地采访:解放一江山岛。张将军是新四军三师副师长,抗战胜利后乘卡车路过一个村庄,他从车窗探出头,挤在民居的墙上受了重伤,整个解放战争没有打仗。这一回有仗打了,他是总司令,指挥陆海空三军“踏平东海万倾浪”,杀向国民党占据的一江山岛。他请母亲坐在指挥所里,并同他一道乘军舰登上刚刚攻克的海岛。张将军是业余摄影家,《新观察》发表了他的战地摄影作品。

编辑部搬到北长街后,刊物改为半月刊,人多了。《新观察》的彩页中缝给画家们提供了舞台,他们都想在这里发表作品。一次编辑部请画家当场挥毫,有赵望云、石鲁、吴冠中,母亲在前面张罗,我则挤在大人中间看希奇。赵望云刚刚访问埃及归来,画的是非洲风光和头顶水罐的阿拉伯女人。石鲁画黄土高原,吴冠中画江南水乡。黄永玉先生是编辑部的常客,他的著名木刻“阿诗玛”就是发表在《新观察》上的。他还在《新观察》上写令人捧腹的散文,从幽默感上评判,没有一个当代作家赶得上黄永玉。

编辑部的新年晚会十分有趣,大家带来家眷,老少齐上阵,热闹非常。猜灯谜,做游戏,表演节目,交换礼物。不吃饭,只有茶点水果之类。灯谜是组织者自编的,有一个灯谜是:举矛而起(打编辑部一人名)。原来谜底是“戈扬”。交换礼物最有意思。每个人带一份礼物,写一句祝福的话,交到组织者那里。一个花瓶,一张桌布,一个日记本,一个布娃娃。当然,编辑部的头头要送像样一点的礼物。组织者把大家的礼物编上号码,林林总总摆了一架子,大家抽签领取礼物。母亲送了一个从王府井新建的工艺美术商店买的刻花泡菜罈子,被人欢天喜地地抱回家了。

母亲的事业蒸蒸日上,在五十年代初期,就有“新闻界四大花旦”一说,四人中年龄最长者为杨刚,其次是蒲熙修,再次是彭子冈,母亲年龄最小。这种说法也是京剧捧角儿的方法,什么“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要来四个。五十年代又有“四大女编辑”的说法,即杨刚、彭子冈、戈扬和韦君宜。杨刚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彭子冈是《旅行家》杂志主编,韦君宜是《中国青年》杂志主编。


九、唐瑜

住在北新华街的唐瑜叔叔家,是我去过次数最多的人家。唐瑜祖籍广东,是缅甸华侨,别称“阿郎”,同父亲认识很早,三十年代,唐瑜就在上海滩的文化人圈子里混了。

北新华街是很短的一条街,因为直对中南海新华门而得名。唐叔叔家是一幢两层小楼,楼前有小院,房间很大,装饰摆设都很讲究。橱柜上有一个德国产的陶瓷啤酒杯,上面是十八世纪跳舞的农民,拿起酒杯就会奏乐——原来是个八音盒。唐叔叔戴深度眼镜,慈眉善目,下巴有点长。他的太太李德秀是娇小玲珑的上海女人。唐叔叔官儿不大,他是解放军总政电影局幻灯处处长,但是他比较有钱。他喜欢在家里请客,他家有漂亮的瓷器,银光闪闪的刀叉,李阿姨做菜也有一手。

但是父亲说:

“阿郞请客是不会让你吃饱的。”

唐瑜的饭菜就是那么一点点,他的说法是,不要吃饱,吃饱就没有味道了。其实唐叔叔是坚持中国人节俭的传统,不肯浪费。

唐瑜不是小器人,应该说,他是世上少见的大方人。四十年代他送给父亲一块劳力士手表,父亲用了一辈子。这块表是唐瑜托演员刘琼从香港买的。父亲和唐瑜在上海相识的时候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唐瑜在回忆录中写道:

“这个胡考,一副潇洒从容的姿态,一身白色沙士坚西装,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我心中高度崇拜的画家,竟是一个洋场少爷!”

唐瑜笔下的父亲样子怪怪的。任何时代追逐时尚的年轻人都有点怪模怪样。

过了七八年,也就是一九四O年,唐瑜在仰光见到父亲:

“一个艳阳天,忽然来了三个住客——胡考、丁聪、张光宇,胡考穿一身灰色的中山装,从上海的花花公子,变成延安大兵!我目瞪口呆大笑一阵,把他们安排住下,先请他们吃一顿印度咖哩饭。下午,一位豪客买了六辆卡车,我哥哥认为胡考等的到来是个好兆头,他马上叫裁缝来为胡考制一套西装。胡考东挑西拣还是选了白色沙士坚,裤腰直达乳晕,两边吊带压住乳尖……”

父亲从上海滩出发,到南京参加抗战漫画宣传队,到武汉参加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父亲有了一番革命经历。

父亲是从重庆到仰光的。“皖南事变”使国共两党剑拔弩张,胡考到八路军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说,左翼人士要疏散,以防不测。周恩来交给胡考五百元,“你去香港,找潘汉年。”

去香港只能走缅甸,绕一个大圈子。在重庆的时候,父亲住在唐瑜那里,即所谓的“二流堂”。唐瑜的哥哥是缅甸的华侨资本家,唐瑜自己也开了个公司,做汽车生意,发了一笔财。他是好事之徙,在重庆弄个大房子,容留流亡到重庆的艺术家。唐瑜开大锅饭,免费招待。先后到过这里的有画家张光宇、丁聪、张仃,剧作家宋之的、吴祖光,诗人艾青,导演史东山、陈鲤庭,演员金焰、舒绣文、秦怡等人。有一天郭沫若来,说,这里有这么多“二流子”,就叫“二流堂”吧。“二流堂”是唐瑜开的,他却不是堂主。夏衍人称“老堂主”,吴祖光人称“小堂主”。这里都是一流的艺术家,没有二流的。

再说缅甸时候,唐瑜听说胡考等人要去香港,就和潘汉年取得联系,把他们送上船。原来唐瑜开办公司,也是在潘汉年的指使下做的,潘汉年负责沦陷区党的地下工作和统战工作。父亲到香港,没有找到潘汉年。夏衍说,你就找廖胖子吧。这样,他在香港参加了党的文化工作。他的生活来源是在邵逸夫的电影厂当美术顾问,待遇优厚。可是电影没拍成,太平洋战争爆发了。经过一次大逃亡,父亲辗转来到上海,这才找到潘汉年。

在北长街,有一天唐叔叔来了,父亲不在家,母亲留他吃饭,吃的是外面买来的酱排骨。唐叔叔将骨头上的肉啃得干干净净。母亲对孩子们说:

“以后吃东西要像唐叔叔这样。”


十、北京“二流堂”

一个夏衍,一个吴祖光,一个唐瑜,有了这三个人,重庆“二流堂”在50年代的北京延续了。

北京有一所大房子,叫“棲凤楼”,在东单路口西北角。“小堂主”吴祖光的新家安在这里,他有了新凤霞阿姨。父亲说,他从来不看评剧,祖光却叫他和小丁看评剧。剧中休息,祖光领他们到后台见女友新凤霞,听听朋友的意见。父亲觉得,祖光娶一个唱评剧的,终有点不可思议。

我多次跟父亲到棲凤楼。有一次晚上去吴祖光家,他家住棲凤楼一层,灯光特别亮。新凤霞阿姨一身锦缎,满面春风,打扮得花枝招展。她的《刘巧儿》风靡一时,全国的城市和乡村都在放她的电影,平剧压倒京剧等大剧种,新凤霞成了全国第一号红伶。另一次去二楼盛家伦那里。盛家伦是歌唱家,电影《夜半歌声》中的演唱最为著名。他的家像丁聪的家,一边堆满了书,一边杯盘狼藉。他也是个光棍儿,整天研究古籍,收藏善本书,最有名的是宋版《册府元龟》。盛家伦不大弄他的本行,父亲说几十年没有听他唱过一次歌。盛家伦另有“美食家”的名声,吃的东西只要盛家伦说好,必会身价倍增。电影演员戴浩也住棲凤楼,人称“浩子”,我只见他在桑狐的电影《祝福》里演过一个配角,出场不过两分钟。“浩子”叔叔是极风趣的人,大家最爱开他的玩笑。他的女儿叫“小毛头”,和我同在育才小学。

住棲凤楼的还有黄苗子和郁风夫妇,我在后文会提及,作家兼编辑龚之芳等人。这些人加上不住棲凤楼的剧作家宋之的,画家张光宇张正宇兄弟,画家叶浅予和舞蹈家戴爱莲夫妇,再加上唐瑜、胡考、丁聪,组成北京“二流堂”,一批气味相投的自由派艺术家,经常在一起聚会。夏衍参加聚会不多,他是文化部副部长,形象上不能太自由化。另有一个人叫孙鹤龄,他不是艺术家,而是北大医院的皮肤科专家,几乎每次聚会都参加。除了孙大夫,就是我了。父亲喜欢带我参加聚会,奇怪的是,其它的人都不带孩子。

聚会第一是吃饭,周末的聚餐。谭家菜是我去过多次的地方,菜市口一处四合院,明式厅堂,红木家具,非常雅致。“二流堂”吃饭是AA制,谭家菜每人十块钱,一桌一百元,是北京最贵的宴席。

说到谭家菜的起源,是在同治年间,广东南海人谭宗浚中榜眼,在京为官。谭宗浚创“谭家菜”在官场颇有名,时称“榜眼菜”。民国初年,谭宗浚的孙子谭瑑青在北京菜市口自家小院内开谭家菜馆,以此为生。谭家菜馆每周只有周六周日经营两天,经营日只开一桌,食客须提前预定。厨工花几天时间做一桌菜,其精细程度可见一斑。谭家菜取广东菜、苏扬菜、山东菜之精华,创造出华贵典雅的风格,自成一家。五十年代,谭家菜由彭长海主厨。他原是烧火工,因其聪明伶俐,得到真传。一九五八年,周恩来总理将彭长海接到北京饭店,于是谭家菜的招牌挂在北京饭店,直至文化大革命。

至于谭家菜吃什么,小孩子家记不住。我只知道燕窩鱼翅这些东西在外面是吃不到的。

与谭家菜同等价钱的一家西餐,在东单的一个胡同里,也是每人十元,也是私房菜,也是周末开一桌。做菜的是一位俄国老太太,革命后流亡到东方的白俄,真正的贵族。这家俄国大菜的餐具极讲究,来自沙皇时代的宫廷。

其它餐馆便宜多了,常去的有全聚德烤鸭,那时只前门外一家,一桌10元就夠了;淮扬菜玉华台,开在西交民巷;灯市西口的翠华楼是山东馆子,开在四合院里。建国初北京的饭馆大约一千家,百分之九十是山东人开的,“二流堂”南方人多,不大喜欢山东菜。后来大同酒家在东四开张,是北京第一家像样的粤菜馆,变成“二流堂”爱去的地方。

吃饭之外的聚会就数看戏了。第一是看京戏,那是京戏最后的辉煌,程砚秋、梅兰芳先后故世,标志着京戏的衰败。第二是看优秀的地方戏,如昆曲《十五贯》,红线女、马师曾的粤剧,陈伯华的汉剧,常香玉的豫剧,都在北京舞台上走红过。国外的演出就是乌兰诺娃领衔的苏联国家芭蕾舞团,我在新建的天桥剧场看他们的演出。

第三是家中聚会,我去过的有唐瑜家、叶浅予家、张光宇家。在我家的聚会,有一次来了20多人,简直坐不下。这一天从上海来了一拨子电影界的客人,有特伟、陈鲤庭、张乐平、桑狐、金焰、秦怡等人,北京“二流堂”也到齐了。金焰和秦怡刚从朝鲜访问归来,他用朝鲜语唱《金日成将军之歌》:

“长白古长古比古比,起悠林扎舞……”

秦怡阿姨真漂亮,新凤霞阿姨在一旁,一比就比下去了。

有一次几个艺术家在客厅里议论电影,我在一边听——听大人聊天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苏联电影《第六纵队》被认为是一部不错的片子,当时没有美国电影,也没有西欧国家的电影,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象样的片子。他们谈剧本,谈导演,谈演员,我听得津津有味。

“二流堂”只是一个艺术家的朋友圈子,艺术沙龙,充满了智慧和幽默。这里与政治无涉,与匈牙利的“裴多菲俱乐部”更没有相似之处。

对于我来说,北京“二流堂”是艺术启蒙的课堂,这里有一流的老师,有自由的思想,有无时不在的讲堂,这里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艺术家园。


十一、京戏

“二流堂”的艺术家都爱看京戏。父亲生在上海,十几岁迷上京戏。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京剧的大本营在北平,主要剧团和戏曲学校在北平,上海的“海派”艺人只是少数。但是北平的名角儿每年要到上海演出一到两次,每次一个月左右。比如梅兰芳,他在北平或十天或半个月演一场,北平戏园子小,票价低,全年演出收入只是他收入的一小部分。梅兰芳的大部分收入来自每年一次的上海之行。在赴上海之前,要通过媒体如报纸和电台作广告,到了上海,又有别出心裁的宣传活动(最著名的便是梅兰芳和“票友”黄金荣、杜月笙同台演出)。上海的戏园子如黄金大戏院规模大,设施好,票价高(梅兰芳当时在上海的票价是三块大洋,而在北平的票价只有几毛钱),演出密度大,一个月的包银便有数万银元。还要灌两张唱片,又有数万收入。其它的名角儿也是相似的方式。所以说三十年代的京剧热在上海而不是在北平。

京戏的辉煌是以梅兰芳为代表的旦角占据统治地位之后。在梅兰芳之前,占统治地位的是生角,而梅兰芳红透天下之时,就连谭鑫培也无可奈何,而另一个名老生余叔岩表示“愿为畹弟跨刀”(梅兰芳字畹华),就是宁可挂二牌。

“四大名旦”,即梅、程、尚、荀,程砚秋年龄最小,原来排在末位,后来一个个追上来,排至第二。这就产生了梅程之争,抑梅扬程还是抑程扬梅。三十年的时间,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在知识界中,“程党”占据上风。父亲年轻时就是“程党”,曾经花两块大洋买站票看程砚秋。在北京,经丁聪介绍与程砚秋相识后,他多次去片场看程砚秋拍电影。 程砚秋在拍电影《荒山泪》,导演是吴祖光。我也去过片场。北影厂的片场在新街口北小西天,后来这里变成新闻电影制片厂。程砚秋一身缟素,轻扬水袖。吴祖光走到他身边显得那样矮小。可是强烈的灯光照在他涂满油彩的脸上,沁出了汗珠。

《荒山泪》是程砚秋留下的唯一完整的电影。

父亲常说,京戏是大剧种,芭蕾舞是小剧种。

京戏的表现力达到了无所不能的地步,这是大剧种的气象。有名气的剧种不一定是大剧种,比如芭蕾舞剧,它的题材很狭窄,多是爱情故事,表现力有限。芭蕾舞剧是从“哑剧”演变来的,单靠肢体语言,尽量简单的情节,不能表现人物性格。中国江南的昆曲和越剧也是小剧种,只有小戏,没有大戏。新凤霞的评剧也是小剧种,它由冀东和东北的“二人转”演变而来。大多数地方戏都是小剧种。而京剧的气势就大了,它可以描写爱情,描写风俗,也可以描写政治、历史、战争,像《赤壁大战》那样的戏,宏大的战争场面。 五十年代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的《赤壁大战》,是父亲经常提起的,所以我记得那些名角儿,即马连良的孔明,叶盛兰的周瑜,谭富英的鲁肃,肖长华的蒋干,裘盛荣的黄盖,袁世海的曹操,张君秋的孙尚香,等等。在解放前,这么多名角共聚一堂是不可能的。

父亲也带我看其它程派演员的戏,比如以票友下海的李世济,还有赵荣琛。到了60年代,在江青的“样板戏”出台之前,北京京剧团展现出京戏最后的辉煌,即由马连良、裘盛荣、谭富英、张君秋等出演的《秦香莲》和《赵氏孤儿》。这两个戏是我和父亲在宽街的圆恩寺影剧院看的。

在京剧最走红的时代,一些具有社会改革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京戏大张挞伐,如胡适、钱玄同、鲁迅、欧阳予倩诸人。不能忽视这些代表当时最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态度,他们在思想立场上同京戏站在完全对立的方面,而他们在知识阶层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比如周扬,他在解放前是反对京戏,从来不看。解放后他成了文艺界的掌门人,居然迷上了京戏。如今京戏风光不再,而且是永远不再了。有人认为京戏的衰落,是失去了当年的剧场效应。这也是一个方面,形式方面。电影和电视的出现,就是对京戏的冲击,这个冲击不仅仅在争取观众。今天的电视上也播放京戏,可是给人的感觉很不对头。京戏的化妆和服饰是夸张的,程式化的,它是为舞台设计的,在电视的特写镜头里放出来,怎么能对头呢?它的迟缓的节奏也和今天的生活节奏脱节。

除了形式方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文化大革命前搞“京剧革命”,批判旧京剧被“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此言不虚。后来搞了所谓“革命现代京剧”,靠政治和强权占领舞台,终不能持久。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纪念四大徽班进京二百年,相传乾隆下江南看了戏发生兴趣,所以京戏的发展和皇家不可分。那时候的京戏同今天差别很大,京戏的主要唱腔“皮黄”道光末年才有,是程长庚创造的。咸丰皇帝经常把徽班叫到圆明园去唱,赏程长庚五品官衔,命名“精忠庙首”。

京戏受到皇家的扶持脱颖而出,居于一尊,成为皇家艺术。咸丰以后,京戏的第一号观众便是慈禧了,她一边处置不听话的光绪帝,一边欣赏谭鑫培悠扬的唱腔。慈禧太后还要亲自修改剧本,参与创作。她的态度倒不像江青那么霸道,但是她的影响力不容置疑。父亲说,京剧里有许多坏皇帝,而京剧里的太后无一例外都是好人。父亲说出了一条有趣的“规则”。光绪皇帝也是个京戏迷,他看那些骂皇帝的戏也无可奈何。慈禧给了谭鑫培、杨小楼、陈德霖“内廷供奉”的待遇。陈德霖唱老旦,他的《四郎探母》和《雁门关》中的萧太后很有气度,就是从慈禧那儿感染来的,或者冲着慈禧拍马屁而去的。

京戏的价值观无疑是封建统治者的价值观,它的保守、陈腐、衰败是显而易见的,同今天的时代格格不入。京戏中充满了儒家思想(主要是宋明理学思想,忠孝仁义,三从四德)和道德说教,它的所谓“民主性的精华”和“封建性的糟粕”揉作一团,扯不开,撕不断,理不清。京剧由诸多才华横益的艺术家呕心沥血经营,成为封建文化集大成的一门艺术。京戏是封建王朝灭亡前后的一片焰火,是中国灿烂的封建文化的回光返照,是《芙蓉诔》,是《葬花词》,是封建文化和封建道德的挽歌。


十二、潘杨事件

一九五五年四月和五月接连发生了两起事件,一是“潘汉年、杨帆事件”,二是“胡风事件”。这是两起重大的政治事件,又是与文化艺术界紧密相关的事件。

潘汉年的哥哥潘梓年告诉父亲:汉年被抓了!

一九三七年,父亲和叶浅予等人组织抗日漫画宣传队到南京,潘梓年也在南京,他找到父亲,说他要办《新华日报》,请父亲做美术编辑。潘家兄弟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新华日报》是共产党的报纸,中共长江局的机关报。父亲当时没有答应,继续漫画宣传。撤退到武汉后,父亲对国民党那一套越来越不满意,恰好《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就去了,从此参加革命。解放后潘梓年没有当官而是做学问,他是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哲学研究所所长。

关于潘汉年的被捕,潘梓年是这样告诉父亲的:

“汉年从上海来,住北京饭店。我到他的房间,衣服在沙发上,人不见了。后来知道是罗瑞卿亲自带人抓的。”

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出马,可见案情的重大。潘汉年是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也被捕了。潘汉年是中共做统战工作和敌后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他的被捕使许多人深感不安。

事情过了不久,中央组织部派人找父亲谈话,要他停止工作,坐在家里写检查。检查什么呢?来人不告诉他。每天下班时候有人到家里来收材料,写多少交多少。不许出门,不许打电话,除了家里人,不许和外人见面。

父亲知道这事情同潘汉年有关,也同杨帆有关。一九四O年从仰光到香港,父亲找的联系人是潘汉年,从上海到新四军,也由潘汉年安排。在新四军三师,文化村的村长就是杨帆,父亲在那里入党,入党介绍人是杨帆。一九四三年日伪军扫荡期间,组织上安排父亲回上海打埋伏,联系人还是潘汉年。但是父亲到上海后没有找到潘汉年。父亲住在爷爷那里,在剧作家柯灵的怂恿下写了一个剧本《妻》,并在卡尔登剧院演出。父亲虽然用的是化名,还是被潘汉年猜中了。潘汉年顺着这条线索找到父亲,告诉他不能再写戏,危险。一年后从上海回新四军,潘汉年亲自安排护送父亲的交通员。父亲认为这些过程没有任何问题。潘汉年早年在上海做文化工作,外号叫“小开”,上海话小老板的意思,“二流堂”的人物大多同他相识。“左翼文化联盟”成立之初,正是潘汉年找鲁迅先生谈,使他接受了“左翼”的牌子。

父亲的检查写了几十万字,父亲说,“比一部长篇小说还要长。”半年之后,“软禁”解除了。

唐瑜与“小开”关系最密切,他在共产党内职位低,“潘杨事件”并没有牵连他。

一九六三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念高中。经过“反右运动”,全家都已离开北京,只剩下我一个人。我的生活费是由唐叔叔提供的,我每个月到他家取三十元。开始是四十元,唐叔叔对父亲说,小孩子不能给太多,改作三十元。本来唐叔叔打算送给父亲一笔钱,以解我家经济的拮据。但是他转念一想,送钱给“右派分子”不妥当,于是他叫父亲为幻灯片写说明词,幻灯片来自连环画,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名著,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来自稿费。

唐叔叔的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又从府右街搬到八面槽。这一年春天,我到唐叔叔家。唐叔叔的太太李德秀阿姨说:

“小胡,你在这里吃饭吧,还有潘叔叔,董阿姨。”

是潘汉年和夫人董慧。潘汉年夫妇是从西郊过来的,他们在一家农场劳动,算是假释,行动有了一些自由。这一天潘汉年在农场钓了几条鱼,拿到唐瑜家。潘汉年听说我是胡考的儿子,问了几句话。他显得瘦弱,衣衫破旧。唐瑜家进门是一个狭长的小院,夏天,餐桌摆在廊子下面。我们吃面条和小菜,没有吃潘汉年钓的鱼。潘汉年夫妇一个月进城一两次,只到唐瑜这里,这里是唯一带给他们快乐的家园。唐瑜的侠肝义胆由此可见。

父亲早对我提起过潘汉年,我虽小,知道许多大人的事情。我们父子间无话不谈,就像朋友那样。父亲是这样说到潘汉年的:

“潘汉年被抓是因为去见了汪精卫。他自己敢去见汪精卫吗?是毛主席叫他去的。”

一九四三年,潘汉年通过李士群在南京与汪精卫见面。一九五四年,狱中有人揭发此事,使潘汉年颇觉不安。于是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述此事的来龙去脉,交给陈毅。率性的陈毅元帅亲自把报告交给毛泽东,以为可以了结此事。谁知毛泽东看了报告后立即批示逮捕潘汉年。潘汉年在被捕八年之后,于一九六三年被最高法院判刑十五年,罪名是叛变投敌。董慧是香港富豪家的千金,难为他跟了潘汉年,半辈子受苦。文化大革命两夫妇被投入秦城监狱,潘汉年改判无期徒刑。一九七七年潘汉年死于湖南茶陵农场。死前文化大革命已结束,“四人帮”已垮台,他曾上书要求平反,没有回音。他的骨灰葬在长沙火葬场的墓地,写了他在敌后工作时的化名:“肖淑安之墓一九七七年四月十四日病故,妻董慧立”。两年后董慧去世,他们没有孩子,来去空空。


十三、画家变成作家

父亲的倒霉不是从潘杨事件开始的。一九四九年第一次文代会,父亲的油画就受到批判。那一次他带几十张油画到北京,举行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油画是解放战争中画的,因李一氓的帮助,买来一批油画工具。花了几年时间,在撤退和“跑反”中画了这些画,皆为小幅画作,最大的不到一米,题材是山东农村的静物:一只水罐和和几只水碗、一件老羊皮袄、蓝印花布围裙和绣花鞋,等等,皆为农家日常用品。在农舍幽暗的光线下,这些画画得很辛苦,父亲累得患了肺炎,两个月高烧不退。在如火如荼的人民解放战争即将胜利的时刻,父亲的油画太不合时宜了!美术界头号批评家王朝闻写了文章,给父亲戴上“形式主义”的帽子。显然,王朝闻的看法符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文艺要为政治服务,表现形式也只有走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路子,西方现代主义的一切东西必须摈弃!在那个时代,许多极端的观念,荒谬的思想,被当作天经地义绝对正确的东西不容置疑。胡考显得另类,他是有个性的独立思考的艺术家,他始终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符合创作规律。父亲羡慕西方画家,比如在巴黎,画家想画什么题材都可以,如果画人物,什么样的模特儿都能雇得到,只要你花钱。父亲的想法很平常,而在当年,这是大逆不道。

从北京回到济南,中共山东分局认为胡考给他们丢了脸,不分配工作。到了上海还是不分配工作,直到廖承志点名用他。《人民画报》的创办,胡考是主要人物,但是他的名份只能是副总编辑,朱丹任总编辑,不管事。

一九五二年,胡考在《人民画报》的中缝发表了一张漫画,题目是“纸老虎”,画中三个人物骑在一只烧着的纸老虎身上,麦克阿瑟、杜鲁门、杜勒斯,这是一张彩色水粉漫画,其中有法国画家马蒂斯的“野兽派”的影响。这张漫画是演绎毛泽东的话: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值朝鲜战争,这张画是为政治服务了。

一次在中宣部开会,胡乔木打开这张漫画,像是自言自语,又像对父亲说话:

“漫画也有这样的画法吗?”

胡乔木并没有批评的意思,他是在思考。

不久,美国最大的发行数百万份的《生活》画报转载了父亲的漫画。这一回王朝闻又来劲了:帝国主义的画报欣赏你胡考呀!老虎身上烧糊的纸画得如此逼真,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王朝闻是胡考在延安鲁艺的同事,他们的窑洞相邻,每天见面。王朝闻是以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自命的。

父亲虽然没有搞过抽象艺术,但是他对西方现代艺术是有所了解的,是欣赏的。张仃访问德国,带回来一些弗美尔和毕加索的画送给父亲,德国的铜版印刷是全世界最好的,那些画的确精美。张仃知道父亲最喜欢的古典画家是弗美尔,最喜欢的现代画家是毕加索。父亲说,毕加索在美术史的地位超过意大利三杰。但是自延安整风以后,现代主义被隔绝和封杀,中国人除了看到毕加索为世界和平大会画的那只“和平鸽”,看不到任何西方现代派作品。王朝闻不能容忍哪怕一点点现代表现形式的尝试,他所鼓励的就是王式廓《血衣》那样的作品。

王朝闻的批判文章大大打击了父亲的创作情绪,父亲的话,“情绪坏透了”!

潘杨事件以后,中宣部给画报社派来一个主编,叫李千峰。父亲不大愿意管事,李千峰也算通情达理,胡考此时患上严重的胃溃疡,上不上班都可以。父亲画画不成,改写小说。他从小对文学有兴趣,延安时代没有条件画画,父亲搞了个名堂,叫“演讲文学”,即文学的口语化,他的作品《陈二石头》一时闻名于延安。几年后在上海写过话剧《妻》并公演。父亲在延安另有一个名声,即他是“延安八怪”之一,与萧军、李又然等为伍。

父亲用半年时间写出第一部长篇小说《行军纪事》。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五年双十协定后撤出八个解放区,一家印刷厂如何撤退的故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随后是《新四军的一个连队》,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连队里那些出身贫苦目不识丁的普通战士,在作者笔下呼之欲出。

父亲的小说很快受到好评。老朋友丁玲最为激动,陈明告诉父亲:

“丁玲看完《行军纪事》大哭一场。”

桑狐想把小说搬上银幕,于是天马电影制片厂请胡考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剧本。

父亲情绪上来了,上午写小说,下午画水墨画,每天可得四五千字。这样,第三部长篇小说脱稿了,书名《机关生活》,写北京一个政府机关。这个机关的原型是唐克的石油工业管理局。唐克在苏北是县委书记,同父亲母亲是朋友。解放后他搞石油工业,是北长街的常客,他所讲述的故事成为父亲小说的题材。

父亲为什么画水墨画呢?画水墨画不如画油画累,得胃溃疡后,吃饭的问题变麻烦了,又怕冷,冬天把炉子烧得通红,屋子里只能穿单衣。再说水墨画是闲情逸志,不会受到政治批判。还有,回归传统是中国文人的规律,很多写新诗的到了晚年回到旧体诗,搞西洋建筑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古建筑,画西画的到了晚年回到中国画。这是灿烂的中国文化本身蕴有的强大向心力。


十四、丁玲

丁玲的家在东四附近,记不得哪条胡同了,也是一个四合院。她是一个胖胖的女人,满面红光,威风八面。我第一次到她家,她对父亲说:

“刚从黄山下来,正在涂鸦,啊,啊,老师来了!”

丁玲在画水墨画,美丽的黄山变成乌黑的一个大墨团。父亲哼哈了一气,似乎不愿意收这个学生。瘦小的陈明在一边像个BOY,任他的太太颐指气使。陈明写的电影《六号门》在全国上映,正走红呢。

第二次是春节,到丁玲家吃饭,在院子里放礼花。礼花是一尺高的泥娃娃,引信儿在泥娃娃头顶上,窜出的礼花只有一人高。丁玲阿姨给我十块钱,算是压岁钱吧。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多钱。

那是丁玲最风光的年月,阔气得很。丁玲小声对父亲说:

“我一个月要一千块开销。”

真不得了!这样的花销普通人难以想象。诗人艾青与妻子离婚,闹得沸沸扬扬。他娶了新妇高瑛,在东单附近买下一个四合院,只花了八千元!艾青的儿子艾端午是我的同班同学,长得方面大耳,同他爸爸一般无二,不得不承受家庭破裂之苦。在作家当中,只有两个人不领工资,巴金和丁玲,这是天底下少有的豪迈。巴金新作不多,主要靠旧作再版的稿费;丁玲除了稿费还有奖金,《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得到斯大林奖金四万多元!可以买五座“艾青小院”!说“一本书主义”名利双收,绝不为过。青年作家刘绍棠最信奉丁玲的“主义”,他在打成右派前的稿费收入达到两万元,于是他学艾青买了一个院子。刘绍棠牛逼大了!

父亲喜欢到丁玲那里谈天说地,他们很投机。父亲对我说:

“女人都不会聊天。天下会聊天的女人极少,丁玲算一个。”

想来丁玲在父亲面前是聪明的作家,见多识广的大姐,平起平坐的朋友。

在其它场合丁玲就太狂了,收不住了。丁玲这样的心态害了她。她以为她和周扬拍桌子,毛泽东也会向着她!她是大大地错了。周扬搞出一个“丁陈反党集团”,抓住丁玲曾经被捕的经历大做文章,必欲置丁玲于死地而后快。“反右运动”前有“高饶反党集团”、“潘杨反革命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毛泽东亲自搞的,别人谁也不敢这样搞。可是周扬作为文艺界的领导人,他敢。搞掉丁玲后最牛逼的是周扬了。

丁玲和陈企霞是完全不同的人,他们之间的关系,用上海话说,“不搭界(读ga)”,就像“章罗联盟”,莫须有。陈企霞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他和丁玲从不来往。陈企霞到北长街来过,沙发不坐,非要坐在板凳上,缩在墙角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丁玲的豪爽洒脱与陈企霞的阴冷委琐恰成鲜明的对比。

父亲同丁玲相识于一九三八年。父亲在《新华日报》工作一段后,想去延安,和潘梓年谈了,潘梓年表示支持。离开武汉到西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到丁玲。丁玲在西安搞“战地服务团”,他们一见如故。 延安时期他们多有往来。丁玲是“文协”的负责人,而父亲在“鲁艺”美术系任教。丁玲名气大,她在毛泽东那里有面子。毛泽东有诗赞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女将军!”一天晚上,丁玲约胡考到毛泽东那里坐坐,他们没有预约径直前往枣园,向门外的卫兵通报一下。进去后只有毛泽东和陈伯达两位,毛很客气,用香烟招待胡考。坐下来聊天,毛泽东滔滔不绝。胡考没有多说话,只问了一个问题:语言有没有阶级性?毛想了想,说有。聊了一个多钟头,他们起身告辞,毛泽东手持蜡烛送至门外。 父亲有一首词赠丁玲:

延水堤畔三两柳,明月共相守。
絮语话秋凉,烛短夜长,蜡堕三分厚。
东山那番分离后,零落天涯走。万里故人情,长随君心试按君心口。
(《醉花荫》)

这一首情意绵绵的小词似乎超越了一般的友情,今天是无法考证了。

父亲在延安呆了两年,离开了,躲过延安整风运动。丁玲赶上了,她的《三八节有感》成了批判的靶子。萧军和李又然被抓起来整了很长时间。还有王实味,他的《野百合花》与丁玲的《有感》并列为最大的靶子,王实味最后把命送掉了。李锐在《王实味冤案》一文的序言中说:“当时有个说法,‘特务如麻’。延安吃公粮的五万人中,竟清出‘特务’一万五千多人!”

《三八节有感》是真实的丁玲,同《莎菲女士日记》一样真实。当周扬说服毛泽东必须搞掉丁玲的时候,他拿出《有感》,说明丁玲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并一箭中的。

在她的文学生涯和政治生涯中,真实的丁玲和异化的丁玲交替出现。五十年代的“狂”是异化,八十年代的“左”也是异化。在丁玲晚年,她认为自己吃过的苦证明她一贯正确,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作家。

一九七八年,父亲从唐山回到北京,住在和平里一处临时房子里。一天下午有人敲门,我去开门,门外站一个老太婆,白发苍苍,衣衫褴褛,双目无光,头上緾一条沾满灰土的棉线头巾,完全是农村老太婆的样子。我用两秒钟认出丁玲阿姨和她身后的陈明叔叔。

父亲和丁玲在离别二十年后重逢,百感交集。

金河告诉我,八十年代他代表辽宁作家协会在大连棒垂岛招待丁玲,席间有人说到丁玲在北大荒的日子,唏嘘感叹。丁玲却圆睁双眼,陡然变色道:

“作家不可以喂猪吗?”

一座皆惊。


十五、足球与围棋

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踢足球,受到父亲的鼓励。

父亲小时候踢里弄足球,也在教会学校里踢足球。父亲的一个表弟叫张荣浩,是父亲舅舅的孩子,踢过上海队和空军队,喜欢带我一起踢球。张荣浩的哥哥张水浩和李惠堂踢过球,建国初期的国家队守门员,第一次访问欧洲的国脚。张荣浩表叔豹头环眼,长相颇似海派武生盖叫天,在球场上威风八面。他是天津机场的机械师,有一次,他到北京西郊机场接飞机,把我接到天津玩。第一次坐飞机,苏联的伊尔16型,飞半个小时到天津。我坐在领航员的座位上,开飞机的姓潘,表叔说他曾打开拉萨航线。

父亲喜欢讲球王李惠堂的故事。李惠堂是广东人,当年在上海滩的名气就像今天的姚明。姚明靠的是身高,李惠堂靠的是技艺。李惠堂在球场上不跑,走着踢,队友把球传到他脚下,不管何种来球,是高是低,他都可以射进门,有百步穿杨之神功。李惠堂又有“卧射”的独门绝技,球来之前李惠堂突然倒地,躺在地上射门,叫人无法防守。想象不出这样的绝技是何种姿态,观者是何种享受。

我小学三年级进先农坛体校,体校和育才小学一墙之隔。我的启蒙教练叫孙洪年,五十多岁,国家级裁判。在孙老师的足球班里,我是最出色的。体校在先农坛外场训练,国家队在内场训练。我们训练完就到内场看国家队。国家队的教练是陈成达,是和张水浩一批的上海球员。国家队的队员有史万春、张俊秀、张宏根、方纫秋、丛者余、年维泗等。有一次,年维泗受伤坐在场边,看见我和一个同伴,招手叫我们过去。我们用足球摆了两个小门,二对一,踢了二十几分钟,结果二比二。

父亲和我一起在先农坛看过两场球,是国内比赛。父亲看过匈牙利国家队,没有带我。父亲的支持再就是买球鞋,踢球穿的胶鞋一个多月就破了,很费。有一个暑假,我们育才小学和福长街小学比赛,在先农坛外场的小型场地进行宣武区少年比赛,场地铺了绿油油的草坪。这一场比赛太美了,我是中锋,打了个七比一,七个球是我一个人打进的!

到了小学高年级,学校怕影响学习,把通向先农坛体育场的大门锁上,上体校只能从学校正门出去,绕一个大圈子,绕到天桥商场那头,有四五里路。我们只好爬墙头,多次被老师捉住。后来在我们的抗争下,通向体育场的大门重新打开。

我上初中也在育才,学校增设至小学到初中九个年级,校名改为育才学校。初一那年,孙老师想叫我去北京少年队,也就是北京三队,等于停止学业进专业队。孙老师要到我家去找母亲商量。那时母亲打成右派下乡了,不在北京。

我没有去专业队,还是愿意上学,但是足球始终跟随着我。上大学后,我是清华足球队队员,也是北京高校代表队队员。一九六六年我们准备暑期到西安参加全国十城市高校足球赛。父亲那时被下放到唐山,他在信中说,要去西安看我的比赛,可是文化大革命发生了。

父亲喜欢听我讲球场上的事情,他从小叫我两只脚踢球,所以我的左脚和右脚一样好。父亲对足球有独特的看法,比如他说:

“足球是难度最高的运动。几乎所有球类运动都用手,只有足球用脚。”

这说法很有意思。马拉多纳出来后,父亲说:

“球王必是年少成名。马拉多纳十五六岁成名,他总是面对世界一流的防守球员,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终成大器。”

再说围棋,这就要说到祖父。

一九五O年我们全家从上海迁至北京,第二年,祖父在上海逝世,年仅六十岁。父亲为此跌足叹息,他说如果没有离开上海,祖父不会去世。祖父患肺结核,当时已有特效药雷米锋,父亲会让祖父使用它。

祖父胡允昌是中学教员,又是沪上围棋高手。像祖父的围棋水平,上海滩只有三五个人,是准国手的水平。民国后围棋第一高手是顾水如,祖父和顾水如一起在霞飞路开了一个围棋馆。那是一幢三层小楼,一楼是棋室,二楼是顾水如家,三楼是祖父家。祖父在教会学校教授英文,月薪一百二十块大洋。一块大洋买五斤猪肉,三块大洋买一袋白面,一百二十块大洋是相当可观的收入。祖父养活一大家子人,还要养活三四个余姚乡下来的穷亲戚,什么小厨子、小裁缝。所以说祖父开围棋馆不是为了生计,而是出于兴趣。 祖父的围棋颇有德名,从来不下“彩盘”。有一天,棋馆来了两个日本人,点名胡先生下棋,拿出三十块大洋摆在桌上。祖父连胜两局,把钱向前一推说,请先生们把钱拿回去吧。

段琪瑞当北洋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时候,祖父曾到北平教了一年书。为什么来北平?还是因为围棋。段琪瑞是天字第一号围棋迷,他上午办公,下午下棋,段公馆总是高朋满座,天下的围棋高手都聚集到北平。

祖父也来了,有朋友介绍,可以一边教书一边下棋。段执政一下台,棋手们也就风流云散了。

祖父回到上海,对父亲说:

“有个小孩十一岁,是个天才,我已经下不过他了。”

这个小孩叫吴清源,福建人,出身没落官宦之家。段琪瑞把他接到公馆,每月给他二百块大洋。吴清源孩提时代便担负起养活全家的责任。段琪瑞的棋很臭,却自命天下一流,因为高手们同他下棋都让份儿,赢两盘输一盘,顾水如也是如此。吴清源小孩子家不懂这一套,一盘不让。段琪瑞想不明白,只是更夸奖吴清源。段琪瑞下野后寓居上海,祖父仍同他下棋,仍是他的棋友。

二十世纪对围棋事业最有贡献的两个政治家,一个是段琪瑞,一个是陈毅。

陈毅也是个棋迷,知道胡允昌的名字。一九四二年父亲从香港到苏北,到新四军军部报到。陈毅将军见到父亲说:

“你是胡允昌的儿子吗?我们下盘棋吧。”

陈将军急于下棋的样子实在可爱。父亲棋术不高,陈将军棋术也不高,半斤对八两。陈将军穿一件黑皮夹克,父亲注意到两个肘部磨白了,想必是下棋下的。

前面说到唐克,他也是苏北的干部。八十年代我曾随母亲到唐克在什刹海的家,那时他是石油工业部部长。他家的客厅里有一个专用围棋桌,唐克说是日本棋院送的,日本人同时送他一个名誉段位。母亲告诉我,唐克下围棋是在新四军学的,陈毅元帅培养了一批围棋迷。

父亲没有教我下围棋,我上大学后才学会。到了六十年代,家里还有两副祖父留下的棋子,手工磨制的“云子”,红木盒子。现在所谓“云子”是把石头熔化后滴出来的,比当年的“云子”差多了。后来两副棋子被我的小叔拿去卖了,那时候卖不上几个钱。


十六、反右运动

丁聪和沈峻在大同酒家的结婚酒席,是“二流堂”人马最齐全的一次,“夏公”升帐,“众将”听令,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所谓“千里搭凉棚,没有不散的筵席”,从这以后,“二流堂”走下坡路了。

第一个不祥的征兆是宋之的、盛家伦几个月内先后去世。宋之的是剧作家,抗战时他的《雾重庆》和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名噪一时。他目光炯炯,面如冠玉,谈笑风生。他的太太王苹在八一电影制片厂,是中国第一个女导演。父亲曾这样说到宋之的:

“同样是北方人,有的人学得会享受,有的人学不会。宋之的什么好东西都会吃,张仃呢,只会吃猪肉炖粉条。他还有个习惯,晚上九点就要上床!”

张仃因为这样两个原因,不大参加“二流堂”的活动。张仃是辽宁黑山人,宋之的是河北丰南人,因癌症死在盛年之时。盛家伦也是癌症,独身主义和颓废的生活方式害了他。他们死后第二年,“反右运动”来了。父亲说:

“这两个人不死,一定会打成右派的。”

艺术家们的自由主义思想肯定是要表现的,他们在商量一件事:办一个同仁刊物,刊名“万象”。刊物的宗旨我不知道,在形式上,丁聪提出装订后的刊物不要用刀切,留下毛边,独具一格。一九五六年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军坦克开进布达佩斯。中国党完全支持赫鲁晓夫的军事介入,周恩来总理也乘苏军坦克进了布达佩斯。中央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论而再论,自由化的思潮受到遏制,同仁刊物办不成了。

作家协会和文联开始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父亲称病请假,不参加批判大会,最后几场不得已参加了。为此,父亲和母亲发生争吵。母亲在周扬那里很得宠,她站在党的化身周扬一边,而不是站在丁玲一边。晚上我睡在自己房间,听见客厅里激烈的争吵,一直吵到半夜。我听不懂他们吵什么,知道是大是大非问题,而不是家庭琐事。

不管怎么说,建国初期直到一九五七年,是我家幸福安康的日子,对于其它艺术家来说,也是“白银时代”。我家的存款超过两万元,《行军纪事》的电影虽然没有开机,因为是预约,天马电影厂支付了稿费。《机关生活》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打出清样,同样预支了稿费。有一次父亲在北京饭店请三位朋友吃饭,其中有好事者打了许多电话,“胡考在北京饭店请客”,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父亲哈哈大笑,任这帮饕餮之徒狂撮一顿。父亲说,请客吃饭是朋友交往,是玩,他从来没有为了办某件事情请人吃饭。

但是,反右运动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已经有很多专家做过分析和描述,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学同学丁抒先生著有《阳谋》一书,深刻揭示了这段历史。这一年真是春光明媚,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下,天空中弥漫着自一九四九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最和谐的政治空气,从民主党派到全国的知识界,到处是灿烂的阳光。到了六月,情况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说话了”。

《新观察》的问题,主要是两篇文章,一篇是前面提到的黄沙的采访文章:《北大学生是在闹事吗》,为北大的右派学生洗刷;另一篇是关于费孝通、钱伟长等的所谓“六教授会议”的文章。母亲被划为右派让许多人感到意外,因为她是周扬的红人,于是有周扬“挥泪斩马谡”的说法。在“新闻界四大花旦”和“四大女编辑”一共五个人当中,杨刚自杀,蒲熙修、彭子冈、戈扬划为右派,只有韦君宜跑到周扬那儿哭了一场,幸免于难。

父亲没有参加鸣放,他不上班,对政治运动没有兴趣。根据胡考一贯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作风,打成右派是理所当然的。戈扬都是右派,胡考跑得了吗?文艺界像丁玲、艾青、陈企霞、江丰、胡考、戈扬这些人,是在中宣部的会议上划定的。最后的结论中,父亲有一句言论,不是在鸣放会上说的,而是私下说的:

“中国如果发生匈牙利事件,我也会上街的。”

一九五八年春天,我家从北长街迁出,迁至和平里的作家协会宿舍。五十年代的和平里没有多少房子,在菜地上修建了一些两三层的普通公寓。母亲领我去看的,在一层给了三间,厨房和卫生间是共用的。我们搬了家,她就下乡去了,化名“高南”,父亲给她写信,信封上是这样写的。母亲降了三级,从行政十一级降至十四级;父亲降了四级,从文艺三级降至七级,当然还有开除出党。父亲的小说《机关生活》不能出版了,电影《行军纪事》也不能拍了。父亲没有下乡,他到长辛店机车车辆厂劳动。阿英的大儿子钱小惠在北京市文联工作,他为父亲联系了这家工厂,并得到外文局的同意。《人民画报》的上级单位是国务院外文局,它的任务主要是对外宣传。在文艺界的右派中,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江丰待遇最好,他下放在东郊农场,在十间房附近,每个周末可以回到城里的家。作家协会右派的下放地点是河北省的逐鹿县,远古时代黄帝与嗤尤大战于逐鹿,这里又有丁玲写过的桑乾河流过。丁玲没有回到桑乾河,她和艾青两个人被王震将军接走了,一个去了黑龙江,一个去了新疆。

“二流堂”的人物纷纷落马,吴祖光、黄苗子、胡考、丁聪、戴浩、龚志芳划为右派。反右运动并没有把“二流堂”拿来批判,但是这些艺术家的自由化思想和作风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父亲在长辛店劳动了一年,心情还不错。他做钳工,有一回做了一只小卡尺拿回家,老钳工说达到五级工水平。工厂里还有几个工人画家跟他学画,画的都是小人书。父亲每个星期六下午从长辛店回到城里,我从育才学校到前门公共汽车站等他,到前门外吃饭,到大栅栏逛一逛,每个星期都是如此。一九五九年夏初的一天,我在前门车站等了三个小时,没有等到父亲。回到和平里,晚上很晚父亲才回来,他对我说:

“我要去北大荒了。”


十七、聋叔叔

党和国家机关的右派,劳动改造的地点就是北大荒。丁聪、吴祖光、黄苗子早就去了北大荒,外文局考虑父亲患有严重的胃溃疡,同意他留在北京,可是被上面追查下来,只好遣送他。

父亲为此颇伤脑筋,除了胃病,他非常怕冷,北大荒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怎么过冬呢?他找来一个跟他学过油画的学生,名叫郑威,黑龙江人,问他北大荒的风土人情,要准备哪些东西。父亲出于恐惧感花六七千元买来一堆毛皮衣服,这些衣服到了北大荒全成了废物。画报社的几个人送他到火车站,一个朋友悄悄对他说:

“这不是流放吗?”

父亲恍然大悟。

父亲走了,家里剩下四个孩子和一个保姆。保姆叫王伏珍,湖南湘潭人,三十几岁,到我家四年多,是来带小妹妹的。我上初一,住在学校,每周六回来。账由我管,其它事阿姨管。

父亲母亲走了以后,亲戚和父母的朋友就来关心我们。我有五个姑姑和一个叔叔,祖父去世以后,奶奶带六个孩子到北京找父亲。奶奶是父亲的继母,只比父亲大六岁,带来六个孩子,最大的大姑18岁,最小的小叔七岁,只比我大一岁。父亲于是着手安排,先把奶奶送进人民美术出版社当编辑。奶奶是大户人家出身,画得一手工笔花鸟画,却从来没有上过班,现在只好上班。父亲又给人民大学校长成仿吾写了一封信,把大姑送进人大哲学系上学。二姑呢,当兵到朝鲜。过了两年,三姑在宣武区当了干部,四姑到义利食品公司当工人,父亲每月补贴奶奶几十块钱,问题解决了。

父亲去北大荒的这一年,北京只有奶奶和大姑、三姑。二姑嫁了个志愿军战友是黑龙江人,到佳木斯定居了。四姑嫁给义利食品厂的工友,也是一个转业兵,是湖北的农民,他们一同到湖北乡下去了。五姑到安徽上中国科技大学,小叔叔呢,上初中时候偷东西,送到北大荒的少年教养所。他是奶奶惯坏的,就一个儿子呀!

除了大姑三姑来看我们,亲戚中就是表叔张荣浩了。表叔有时从天津过来,带些吃的用的。有一次他来踢球,民航局内部比赛,把我领到球场上看。表叔四十多岁,踢上球就有了精气神。他看过李惠堂的球,也喜欢讲球王的故事。表叔住在另一个城市,为什么总是赶过来?后来我知道,父亲去北大荒之前,给表叔寄了一些钱,这样安排的。

父亲的朋友中,经常来看我们的是聋叔叔。

聋叔叔叫陆志庠,他比父亲大两岁,我们叫叔叔不叫伯伯,反正叫什么他也听不见。他和父亲从小认识,他十一岁时候因为吃药不当聋了,可是他凭借天分和意志力自学成为画家。他这个聋人聋而不哑,会说上海土话,几十年过去,他说的上海土话上海人也听不懂。丁聪听懂一半,只有父亲一个人能完全听懂陆志庠的话,父亲凭口型同他说话,他也能听懂父亲的哑语,他们两个人可以说说笑笑十几分钟。父亲是这样评价他的:

“聋叔叔素描有功夫,他的画比张乐平、小丁都要好。”

现在我们在网上看得到陆志庠四十年代的作品《苏州河码头》、《踏车夫》,确实很棒。

解放后聋叔叔从上海到北京找父亲,四十多岁,孤身一人,生活无着。父亲安排他在《人民画报》社上班。母亲通过《新观察》的某位编辑给聋叔叔介绍了一个对象,西四医院的大夫,三十多岁,相貌平常,文质彬彬,是一个健全人。聋叔叔结婚,在我家院子的东南角开一个房间,张灯结彩。可是他们结婚以后经常吵架,聋叔叔酗酒闹事,大声喊叫,他的太太就到我家来哭。聋叔叔膀大腰圆,蓄唇须,瞪起眼珠很吓人。后来他们搬到白塔寺的一个大杂院,母亲领我去过。聋叔叔的太太见到母亲有说不完的话,和聋人一起生活,心中的郁闷可想而知。聋叔叔在画报社总是发脾气,他这个残疾人与同事难相处,没办法,母亲将他调到《新观察》做美术编辑,算安定下来。聋叔叔和太太没有孩子。

父亲母亲离开北京,聋叔叔到和平里看我们。我用写字的办法和他交流,他在孩子们面前是不会发脾气的,他是那样地慈祥,充满了爱意。他领我到前门外吃“老正兴”,又领我到西四吃“沙锅居”。每次吃饭他要喝点老酒——上海人白酒黄酒统统称老酒。父亲滴酒不沾,我们家没有酒,聋叔叔看见一瓶存放多年的医用酒精,就倒出来喝,伸出大拇指说“好,好”,总算找到“陈年老酒”。一次他在纸上写“十三陵”,于是我们爷儿俩到德胜门乘公共汽车,那是我第一次去十三陵。穿过石人石马的通道,我看见景区冷冷清清,我们在永乐皇帝的长陵转来转去,竟然没有碰到一个游人。

《新观察》停刊了,《新观察》的人由作家协会安排,聋叔叔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美术编辑。一次他在和平里看到父亲从北大荒寄回的家书,流下了眼泪。


十八、董家坊

一九五九年夏天,母亲来信叫我带弟弟妹妹去乡下,即母亲下放劳动的地方,河北省诼鹿县董家坊公社。我十四岁,妹妹十一岁,弟弟八岁,我们三个按母亲信上的指示,早上在西直门火车站上车,乘京张铁路的火车到下花园。第一次带弟弟妹妹远行,兴奋和好奇的心情陪伴着我们的旅程。这条古老的铁路是詹天佑设计的,火车穿过居庸关峡谷,绕过官厅水库,中午时分到下花园站。下车后我看见桑乾河和洋河,河水奔腾澎湃,两条河在这里汇合为永定河。可是开往董家坊的汽车每天只有一班,开走了,我们只好步行三十里路。翻过两座山,弟弟走不动了,我把弟弟放在农民的马车上,我和妹妹跟在马车后面。第一次走这么远的路,没有吃的也没有水喝。快天黑时候到董家坊,母亲等在村子口。

母亲劳动的地方是董家坊水沟村,劳动一年,调回公社做宣传工作。为了迎接孩子们,她搬进两间大房子,收拾得窗明几净,院子里种了许多花,是恬静的农家小院。诗人吕剑住邻居,他是在《诗刊》社划右派的。他用宣纸写了杜甫的《春夜喜雨》,庆贺母亲乔迁之喜,落款“老吕录老杜”,挂在墙上。吕诗人个子不高,没有几根头发,十分风趣。母亲写了一首诗:

玉米亭亭立,
翠叶舞东风。
山药丛丛起,
遍地绿芙蓉。

多么美好的农村!多么美好的田野,一派丰收景象!母亲的心情好极了,她认为自己只是犯了一点点错误,很快会摘掉右派帽子,甚至可以重新入党,回到工作岗位上。公社干部送来鸡、肉和蔬菜,他们带来乡情,也带来对于丰收的渴望。如果不是“大跃进”,如果不是这年秋天的“大炼钢铁”,老百姓的日子该有多好!

母亲带我们去水沟村,那是个美丽的山村,果园建在山沟里,泉水叮咚,果子挂满枝头。我们在母亲的房东家吃农家饭。在新四军时代,母亲学会同老百姓打交道,她是热心肠的人,非常有同情心,见不得别人受委屈,见不得别人吃苦受穷。在水沟村,她三天两头买些日用品送到贫困户家中。在其它地方也是一样,她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人们的称赞。

这里是太行山的北端,冀东北的贫困山区,主要经济作物是板栗。粮食作物是小米、玉米、莜麦。我和弟弟妹妹种菜、磨豆腐、养兔子、骑毛驴、赶集,在乡下度过一个开心的暑假。

母亲在董家坊一年,调到涿鹿县城,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这时候丰台到沙城的铁路开通了,不用走居庸关,时间缩短了一半。再去逐鹿,我觉得自己长大了,感受到“反右运动”带给家庭的压力。一次县委书记王纯当着我的面训斥母亲,我很生气,心想:你一个小小的县官,算什么东西!其实王纯对母亲很照顾,文化大革命他有“招降纳叛”的罪名,那时候母亲已离开逐鹿。母亲的身体不如以前了,一天夜里突发胃痉挛,痛得不得了,熬到天蒙蒙亮,叫我去找刘大海。刘大海是宣传部的,他是河北的年轻诗人也是年轻右派,他住几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我找到刘叔叔,他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床,原来河北人是光着屁股睡觉的。刘大海找来大夫给母亲打针,这才好了。

县委宣传部有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特别喜欢我,她看了我写给母亲的信,感动极了,哭了一晚上。我的信无非是写安慰母亲的话,为几个孩子报平安,那女人说,这孩子怎么这样懂事呀?信写得多么好呀!读了多少古今名著,也没这样哭过!

在学校里我也感受到家庭变故的压力。一次,班上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闹着玩,比比划划要打架的样子。我在一边起哄,说:“强奸她!强奸她!”这下闯了大祸,女生哭着去找老师。“强奸”这个词是从书上看来的,我不能完全弄清它的含义,但是我知道这是极恶毒的话。我犯了大错,后悔不迭。

班主任老师是四十多岁的女人,说话轻声慢语。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说,小胡,你是班上最好的学生,学习成绩总是前三名,从来没有犯过错误。今天的事情太不应该啦!你的父母划成右派,这事情将来对你影响很大,你要更加懂事才对。老师的话使我好几天心事重重。这个世界太复杂了!我毕竟才上初一,我能像大人一样懂事,也能像孩子一样不懂事。

回到家我要管束弟弟妹妹。弟弟不听话,阿姨向我告状。我很生气,我是一家之主嘛!我对弟弟说:你犯了大错,我要把你送到少年管教所!我于是“押送”弟弟去少管所,少管所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们从家向西走,走过和平里小街,走到地坛东门。那时候地坛有残破的城墙,我突然跑到城墙上,拣起一根木棍对着弟弟大喊: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

我装大人装夠了,和弟弟玩起游戏。


十九、大饥荒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育才学校搞了三项活动:“除四害”、“创高产”、“大炼钢铁”,搞得热火朝天。

五八年的春天,全北京展开为期三天的“消灭麻雀大战”,工厂停工,学校停课,机关停止办公,育才学校也不例外。将麻雀列为“四害”之一即为愚蠢之事,全市大战麻雀更为愚蠢之举。消灭麻雀的办法除了诱捕、毒杀之外,就是全民动员驱赶麻雀,使麻雀无落脚之地,疲惫而亡。可是育才学校太大,学生们很难把守如此大的地盘,只好把福长街街道的居民动员来。高年级的学生和青壮居民爬到屋顶上,挥舞小旗,其它人分布在操场、道路和树林中,老师则击鼓敲锣,麻雀飞来,大人孩子齐声呐喊。又在祭坛的草丛中扎了许多草人,以张声势。大闹了三天之后,北京城里确实没有麻雀了。

五八年的夏天,媒体最多的新闻便是夏粮不断刷新的高产纪录,小麦亩产从数千斤攀升至数万斤十数万斤,报上登出河北徐水县小女孩坐在麦穗上的照片,全国人民豪气冲天。秋天,学校停课种麦子,在大祭坛的南边划出两亩地,掘地三米,浇一层大糞,回填一层土,再浇大糞再填土,如此将大坑填平,然后播下几百斤种子。不久长出麦苗,密不透风,于是弄来几十台吹风机昼夜吹风。结果呢?颗粒无收。这里是先农坛呀,我们的先农在天有灵,不知是哭还是笑啊!

到了五九年,“三面红旗”正式出台,“十五年超英赶美”,“气死约翰牛”,这一年的经济狂热相当于一九六六年的政治狂热。周扬主编的《红旗歌谣》有句:“撕片白云揩揩汗,凑近太阳吸袋烟。”这个农民形象就是“大跃进”的写照,中国人已无所不能。秋天,学校在大殿北侧开始了炼钢,在丁香树林里挖出一个个小炉子,把废铁投入,以期烧熔后变成钢。

有一个星期,我们守在丁香树林里,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星期六回家,我在有轨电车上呕吐不止。一对中年夫妇扶我下车,把我领到他们家里,给我吃药喝水。我在陌生人家睡到晚上才回家。那时候的民风有许多友爱和温情。

这一年的国庆节是“十年大庆”,报纸上并列登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位主席的照片,天安门广场狂欢三天,放焰火和跳集体舞。这三天我都去了,闹腾得不得了。

一年之后,一切偃旗息鼓,所谓“三年困难时期”,说白了就是“大饥荒”来了。

第一件事是发粮票。发多少呢?班上有两种标准:老育才生三十二斤,新育才生三十斤。育才学校从五八年开始招收天桥一带普通市民的子弟,打破干部子弟学校的框框。老育才生是从小学升上初中的,都是干部子弟,新育才生是市民子弟,这就造成了不平等。第二件事是吃“代食品”,如野菜、榆钱、树叶和人造食品。孩子们正在生长发育,没有肉没有油没有菜,只靠三十斤粮是不夠的。第三件事是停止剧烈的体育运动。我在宣武区少年队参加北京市少年足球比赛后,不再踢球,先农坛体校也停课了。 母亲从涿鹿县调到邻近的怀来县,怀来县的县城叫沙城,在官厅水库边上。沙城的“沙营葡萄”最有名,形状如同新疆的马奶子葡萄。八十年代初,沙城建立长城葡萄酒厂,生产出中国第一瓶乾红葡萄酒。但是在大饥荒的年代那里没有葡萄酒,虽然离北京不远,却是穷乡僻壤。母亲回来的次数多了,给我们买“高价饼干”,领我们吃“高级饭馆”。“高价饼干”十块钱一斤,母亲的工资从一百九十六元降到一百三十八元,就是不降工资,也买不了几斤饼干。一年前聋叔叔领我到前门外“老正兴”,两菜一汤加一小瓶老酒只花一块五毛钱,一年后的“高级饭馆”,一个普通炒菜十五到二十元。这样的通货膨胀只有战争年代才会发生,可是它发生了。我们到东安市场的一家湖南馆子吃红烧肉,到大同酒家吃古老肉,反正越肥腻越好吃。大同酒家从东四搬到华侨大厦,华丽的餐具,做工精细的菜肴,统统不见了,人们为买一个菜一块点心排起长队。

关于大饥荒的历史,许多专家都有研究,饿死的人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一场人为的灾难。

母亲病了,先是腿上浮肿,按下去一个坑,后来是黄胆性肝炎。不管怎么说,我家的经济条件算是好的,瘦死骆驼比马大。三年大饥荒,全家买吃的买粮票,父亲买毛皮上北大荒,再多的积蓄也经不住花呀。母亲是劳累过度才得了病,她是工作狂,即使戴着右派帽子,即使做微不足道的工作。母亲得到的回报,就是在一九六一年摘掉右派帽子。

一九六一年我从育才学校初中毕业。北京市教育局实行“金银质奖章”办法,即初中三年每一门功课的成绩均为五分的学生获得“金质奖章”,每年仅有一门功课成绩为四分其余功课均为五分的学生获得“银质奖章”。获得“金银质奖”的学生保送高中。九年三班有三个孩子具备获得“金质奖章”的条件,两个女生和我。两个女生中有一个叫司马小萌,她爸爸司马文森是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文化参赞,写过长篇小说《风雨桐江》。司马小萌是我暗恋的女孩,广东人模样,聪明而俏皮。班主任老师宣布我为“金质奖章”获奖者,可是校长颁奖的时候,只给我“银质奖章”,其中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位于海淀区圆明园遗址的一O一中学是干部子弟高中,也是育才学生向往的学校,我们无一例外报名一O一中学。可是一O一中学不要我这个右派子女,我被分配到人民大学附中。他们都去了一O一中,包括司马小萌。

别了,先农坛,我生活了九年的校园!别了,先农坛体校,美丽的绿茵场!


二十、烧了一把火

我读小说是从小学四年级开始的,读的是贯华堂本《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五年级读中国当代小说,第一本是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接下来是《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旗谱》,等等。当时国内的长篇小说一年只有三五本,所以每一本都读。到了六年级,父亲说:

“你该读《红楼梦》了。我九岁的时候,你爷爷叫我读《红楼梦》,他七岁就读了。”

家里有很多版本的《红楼梦》,最好的一套是《脂胭斋重评石头记》,宣纸本,“脂评”的文字套红,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只印了二百套。藏书家阿英没有弄到这部书,打电话向母亲要,母亲只好送给他了。

在育才学校,规定有一小时午睡。每天中午我躺在床上看书,老师来查房,就把书掖在枕头下,装睡。这是一个坏毛病,好在没有近视,却读了不少书。中国现代小说读完了,就读古典小说、外国小说,有什么读什么。我的同学洪平是最好的朋友,也是读书的伙伴。他的父亲是著名导演吴天,拍过《国庆十点钟》等几部电影。我和洪平总是抢书读,他不爱运动,有点像小书呆子,读书比我多。

父亲母亲早知道我的兴趣。我给父亲写信,向他述说我想当作家的理想。信寄到“黑龙江省虎林县八五O农场四分场”,那里是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的三江平原,又有完达山和原始森林。聂绀弩先生《北荒草》有句:“龙江打水虎林樵,龙虎风云一担挑。”他的诗情画意的描写,掩盖了严酷的生活。父亲的信寥寥数语,只是报平安的话,没有谈到我的理想。他自顾不暇。

一九六二年我在人民大学附中上高一。人大附中在海淀区黄庄,人民大学北侧。学校的前身叫“工农速成中学”,是人民大学预科,学生大多是战斗英雄、劳动模范。登山英雄屈银华是我的校友,他登上珠峰,十个脚趾全部冻掉,用脚后跟走路。那时的人大附中是海淀区的二流学校,如今,我的母校在全北京排名第一。

我有一辆自行车,从和平里到黄庄走北三环路,半个多小时。那时候这条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路边都是农田,唯一的建筑物是大钟寺。

一部苏联小说完成了我对文学理想的自我设计,这部书叫《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写的是二战末期在远东库页岛修建输油管道的故事。作者阿扎耶夫,写完小说只二十五岁。他毕业于列宁格勒工学院,一个工科学校的毕业生,对大工业项目有更多了解,更内行,更深入,表现得更自如,阿扎耶夫是我的榜样!我想,我的文理科成绩都不错,将来可以报考文科,也可以报考理工科。我这样想,非常兴奋,把我的想法写信告诉母亲。母亲回信说:

“只要你努力,总会成功的!”

在我逐渐对政治有所了解之后,美好的理想蒙上阴影。五七年有许多人因文字而获罪,六十年代初又有对“写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小说《刘志丹》的批判。家里有一本内部资料,是关于帕斯捷尔纳克和他的《日瓦戈医生》,总之作家难过政治关,对他们只有批判批判再批判。

一九六二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事,因为我闯的祸,改变了全家的命运:我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也许,不是这一把火,母亲不会到东北,我也不会大半辈子生活在东北:也许,不是这一把火,父亲和母亲不会离婚。

王伏珍阿姨因为儿子的事回湖南老家,我要安排弟弟妹妹的生活,每天往家跑,洗衣做饭。大妹妹上北新桥的女二中,弟弟在和平里小学,小妹妹还没上学。这一天我从学校赶回家,小妹妹发烧,我给她吃药,叫她睡下。晚上,我用电熨斗熨裤子,小妹妹哭了。我到床上拍她睡觉,我也睡着了。睡梦中有人砸门,并高声叫喊。我打开里屋门,浓烟扑面而来。我打开外屋门,一股火苗窜起来!我急忙抱起小妹妹向外跑,知道是电熨斗惹了祸。楼上是作家古立高,古立高的母亲八十多岁,被浓烟呛了,发现楼下出事。

经邻居扑救,避免了一场火灾,只有我家烧得一塌糊涂。我赶紧给母亲写信,信刚刚发出,母亲就回来了。原来周扬得知戈扬的儿子在作家协会宿舍烧了一把火,立即叫秘书打电话到怀来县委,把母亲叫回北京。


二十一、最后的Party

周扬和母亲谈话后,家里来了一位客人,名叫安波,辽宁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是学音乐的,延安时代与王大化合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很有名,他也写诗,刚刚发表了长诗《雷锋颂》。他是那种热情洋溢的人,在母亲面前毕恭毕敬。打成右派之后,没有一个官员如此对待母亲。

周扬找母亲谈话,他说,安波来要干部,你去了辽宁吧,好好工作。母亲说,我可以重新入党吗?周扬说,只要努力,可以。

右派重新入党,当时没有先例。但是母亲相信周扬的话,她充满希望。父亲也相信周扬的话,两年后他对我说:

“周扬威风大,他可以制定政策,没有先例创造一个先例!”

母亲回沙城办调动手续,这时候,父亲从北大荒回来了。父亲老了,人很廋,精神还不错。经过三年“劳改”,居然不再怕冷,胃溃疡也好了。父亲开始做搬家的准备,卖掉一些红木家具,还有些东西分给两个姑姑。我留在北京上高中,弟弟妹妹要等本学期结束转学到沈阳。

在准备搬家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唐瑜家聚会,这是五七年以后“二流堂”的第一次聚会,也是文化大革命前最后一次聚会,一代艺术家文化沙龙的终结。

唐瑜家从北新华街搬到府右街,因为大饥荒,采用新的AA制,即每家带一个菜。从北大荒回来的人不必带菜。瞿希贤带来“八宝饭”,有几年没有吃到的红豆沙和各种果仁,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八宝饭”。唐瑜拿出精美的法国磁器,大家惊叹这些磁器用了许多年,竟然一个也没有打破。叶浅予蓄着小胡子,穿着背带裤,一副洋派头。他和戴爱莲离婚了,这次带来的是王人美。黄永玉和太太张梅溪也来了,他们的年龄比老“二流堂”小十来岁。当然还有黄苗子和郁风。郁风是郁达夫的侄女,她童心未泯,像小孩子一样“人来疯”,十分活跃。小丁把刚出生的儿子丢给沈峻,去了北大荒,一去就是四年,这个京戏迷叫太太扮演一回“王宝钏”。事实证明,吴祖光与新凤霞是最完美的结合,在吴祖光打成右派后,新凤霞找到领导说:

“既然祖光是右派,我也划个右派吧!”

不知什么原因,这一天唐瑜家灯光暗淡,好像开烛光晚宴似的,空气中有一种凄清和愁怅。

从唐瑜家回来,父亲到新华书店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全套的《三国》、《水浒》、《西游》、《封神》,原来,唐瑜要父亲为他出版的幻灯片写说明词,用这种办法在经济上帮助父亲。父亲在北大荒每月只发六十元生活费,家里的储蓄花光了。实际上父亲写的说明词根本没有用上,但是幻灯处长支付了几千块钱稿费。这以后我每个月到唐叔叔家领取生活费。

在北大荒,父亲结识了两个朋友,一个是大诗人聂绀弩,一个是大法官王淮安。

一天晚上父亲从外面回家,说:

“我到聂绀弩家,他请我吃熊掌。”

哪儿来的熊掌?难道从北大荒带回来的?诗人的雅兴和放浪形骸非比寻常,“潭深千尺歌尤好,酒满三巡肉更香”(聂诗),经历北大荒的磨难之后,聂甘弩七十岁了。他黄埔军校二期毕业,后就读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是“左联”的创始人之一,晚年打成右派,文革关进牢房,真是命运多舛呀!

聂绀弩有诗赠胡考:

霜雪能教胃病松,
操劳似把敌巢攻。
几经春夏秋冬日,
一笑东南西北风。
狼洞难留青面兽,
虎林微访白头翁。
不知新四军连队,
与此生涯果异同。

诗写得平常,但是写出父亲在艰苦的环境中的从容。诗中写到小说《新四军的一个连队》,当年的父亲绝不会想到今天的生涯。

大法官王淮安打成右派,是在司法部部长助理的职位上。他的儿子叫王小淮,比他要出名。王小淮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花,照片登在所有报纸杂志上,全国人民都认识这孩子。王小淮另有一张照片,他和一个女孩手捧鸽子,是世界和平大会的招贴画,贴满大街小巷。

王淮安到和平里来看望父亲,他说在北大荒,父亲救了他一命。这件事放到后面再说。说他是大法官,是他在右派改正之后当了最高法院副院长。

风止烟息,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可是,另一场更大的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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