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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作者:祖述宪

安徽医科大学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

问题的缘由

十九世纪与20世纪之交,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转型时期,门户开放、西学东渐,各种新思想不断涌入,使面临民族危亡、文化经济停滞的中国社会产生激烈的震荡。这个时代造就了一批独立思考、开一代新风气、指引新文化方向的思想家和学者。他们极力推动新文化运动,倡导学习西方,宣扬民主和科学,批判专制、愚昧和一切陈腐的传统文化,鼓吹创立新的文明。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自然持批判的态度。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中医的态度应当不会例外。(注1)

然而,我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版的二本回忆胡适的书和一本《胡适传》却认为,中医陆仲安治好过胡适的病,因而胡适相信中医药。[1,2,3 ]由于撰写回忆的作者,一位是曾与胡适过从甚密的受业弟子、史学家罗尔纲,另一位是“与胡适有乡亲关系” 的石原皋,因此他们的说法更加令人觉得可信。(注2)但是,胡适一贯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而且明确指出过,现代医学只能在西方文化背景上产生,“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 。 [4] 所以,我们必须把上述作者的立论证据,仔细考察一番。

这些作者说胡适相信中医,是根据中医陆仲安早年曾给胡适治病,特别是他1921年3月30日所作的“题陆仲安秋室研经图”(以下简称题研经图):

林琴南先生的文学见解,我是不能完全赞同的。但我对于陆仲安先生的佩服与感谢,却完全与林先生一样。

我自去年秋间得病,我的朋友学西医的,或说是心脏病,或说是肾脏炎,他们用的药,虽也有点功效,总不能完全治好。后来幸得马幼渔先生介绍我给陆仲安先生诊看。陆先生有时也曾用过黄芪十两,党参六两,许多人看了,摇头吐舌,但我的病现在竟好了。

去年幼渔的令弟隅卿患水鼓,肿至肚腹以上,西医已束手无法,后来头面都肿,两眼几不能睁开,他家里才去请陆先生去看。陆先生用参芪为主,逐渐增到参芪各十两,别的各味分量也不轻,不多日,肿渐消灭,便溺里的蛋白质也没有了。不上百天,隅卿的病也好了,人也胖了。

隅卿和我的病,颇引起西医的注意,现在已有人想把黄芪化验出来,看他的成份究竟是些什么?何以有这样大的功效?如果化验的结果,能使世界的医学者渐渐了解中国医学药的真价值,这岂不是陆先生的大贡献吗?

我看了林先生这幅《秋室研经图》,心里想像将来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绘着许多医学者在化学试验室里,穿着漆布的围裙,拿着玻璃的管子,在那里作化学的分析,锅子里煮的中国药,桌子上翻开着:《本草》、《千金方》、《外台秘要》一类的古医学,我盼望陆先生和我都能看见这一日。——芝翁《古春风楼琐记》引[5]

他们认为,胡适题研经图赞扬陆仲安治愈了他的病,因而他相信中医是理所当然的。罗尔纲先后有二篇文章叙述此事;[1]石原皋在其书中专有“胡适相信中医药”一章。[2]然而,后来有人向胡适求教陆治好他肾脏炎和糖尿病的药方时,他矢口否认得过这些病,也不相信中医药能治好这些病。([5]第7册第2671页;第10册第3539,3689页)他对陆的评价只是“一位颇读古医方的中医”,而且气愤地说:“造此谣言的中医,从不问我一声,也不问陆仲安,竟笔之于书。此事真使我愤怒!”([5]第7册第2671页)

胡适对中医陆仲安的态度似乎先后不同,他在题研经图中对陆的赞扬,与后来的彻底否定形成鲜明的对照,很令有些人困惑。于是,罗尔纲断言胡适“说假话”。他说:“胡适最恨人说假话。他为什么自己反说假话呢?这是因为他主张‘充分世界化’,主张科学。他认为中医不科学,他患肾脏炎,西医束手无法,而中医陆仲安居然医好他,社会盛传,发生了不信西医的倾向事实。”[1]罗尔纲的臆测有道理吗? 让我们仔细审察一下事实。


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什么病?

要回答陆仲安为胡适治好了什么病,首先必须知道胡适生的究竟是什么病?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1920年10月18日,“今秋以来,先生患病多日,诊治久不见效。友人马幼渔介绍陆仲安中医师替先生诊病。”([ 5 ]第419页)11月11日,胡适复日本友人青木正儿的信中说,“我的病还不曾全好,……病中不能多谈,……”([ 5 ]第420页)11月18日,开始服陆仲安的药方,但未提及患什么病。([ 5 ]第421页)(注3)只是在他翌年的题研经图中说,有的西医朋友说是心脏病,有的说是肾炎,也没有肯定。[ 5 ]然而,半个多世纪以后,石原皋的回忆却认为 “早年,胡适患肾炎,……请陆诊治。陆的处方以黄芪、党参为主,分量特别重。普通药罐盛不下,乃用砂锅煮药,节制饮食,多吃鱼肚,清炖,不放盐,完全淡食,难以下咽。胡适坚持下去,经过陆仲安的精心治疗,他的肾炎居然全好了。”[2]罗尔纲根据这些文字,加上石原皋曾在北京住过,并与胡适有“乡亲关系”,便肯定石“明确地记明他的病是肾炎”,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白吉庵著《胡适传》中则称:1920年7月2日胡适到南京讲学,8月26日返回北京,“自南京回来后,经常生病,一用脑脚底就痛,说是脚气病,但据西医诊断为心脏病。”著者也根据题研经图, 认为陆仲安用中药治好了胡适的病,所以“他是相信中医的,但希望提高、科学化”。[3] 我曾致函白先生,请教引文出处,可惜答复是“未查到写作引用的细节资料”。

中医注重师古和个人传承,陆仲安至今仍被推崇为“医道精深”的“太老师”,赞扬他奇迹般地治愈了胡适的病。[6, 7,8] 实际上,他们道听途说,声称 “1920年11月18日,胡适因久患糖尿病,兼有慢性肾炎合并心脏性水肿,被诊治已久,胡氏心悦诚服、死心塌地的协和医院,宣判为‘死刑’,词曰‘无法挽救,速备后事’。 ”[6] 他“以为‘劫数难逃’”,[7]“遑急万状,家人惊慌无计,连颇有名望的西医好友也支持协和医院的诊断”,劝试中医。为了不致 “坐以待毙”,经 “劝导再三,胡适遂勉强从之。中医至,(指陆仲安)诊毕,曰‘此易事尔,饮我此药如不愈,惟我是问。’胡服后,即见转机,后竟霍然而愈”。[6] (注4) 他们把胡适的就医经过讲得活灵活现,却根本不曾读过胡适本人的记述和一再声明,全然无视事实,任意用极度夸张的词语渲染胡的病情险恶,以衬托陆仲安的医术高明。然而,即使是医学发达的今日,任何具备起码学识和自知的医生,是决不会发出这种海口的,相反,这倒像是江湖术士虚张声势、哗众取宠的惯用语言。

胡适的确患有冠心病,最后因猝发心肌梗塞逝世,但是,他头一次发作是1938年12月4日晚上在纽约的一家旅馆里发生的。为了避免家人牵挂,他在翌年3月14日才写信告诉妻子江冬秀。[9]此外,胡适没有任何其他心脏病的记录,所以那时不可能发生“心脏性水肿”。

胡适生前勤于写日记,现在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和《胡适的日记》,只是其中一部分,可惜1920年的日记至今下落不明。(见吴大猷序) [10] 可是,他在1922年11月15日及其后几天的生病日记中说,这次的病情很象前年的病,(即1920年的病)所以,我们大致可以通过这段时间的日记来了解那次生病的情况:

病来了!十五[日]夜觉左脚酸痛,理书时竟不能久站;细看痛处在左脚踝骨里面,面上有点肿。睡时又觉两腿筋肉内酸痛。脚肿大像我前年起病时状况,故颇有点怕。11月16日:因脚肿,告假一天。11月17日:“昨夜醒时口干,小便加多,也很像前年病中情况。出城访陆仲安,请他给我开一个方子。”11月18日:“病渐好,上课,办公。”11月22日:上课。出城诊病,换一方,检药后,回家吃饭,已两点钟了。 [11]

胡适这次生病的特点,一是单侧(左)脚肿伴有酸痛,二是口干和小便增多,都“很象前年病中情况”,所以胡适再次请陆仲安开方子诊治。这与俞凤宾在“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文中所述“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有些相似。(注3)但是,在陆仲安开方子的第二天,即11月18日,他的病就渐好,去上课、办公了。根据这些病情描述,除了“尿中含蛋白质”外,他的病与肾炎毫无相似之处:肾炎的浮肿不痛,早期的突显部位在颜面,尿少而非“小便加多”,况且胡适的蛋白尿是一过性的,后来反复验尿未再出现阳性,更不可能是慢性肾炎。在1922-1923年的日记里,他多次提及发生脚腿肿痛,有时影响活动,颇以为苦。这也许就是Woods博士说他的病是Erythema nodosum的原因。(注5)

1922年12月29日,胡适因发现糖尿住进北平协和医院检查。([ 5 ]第516页)1923年1月5日他在“杂感”一文中说:“受了三十次的便尿分验,三次的血的分验,七日的严格的食料限制”,证明他的糖尿是“生理”性,而不是糖尿病。1月6日出院时,胡适在《努力》第36期上发表一则“胡适启事”,声明“此次诊察的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 5 ]第517-518页)但“脚肿与不安眠”究竟是什么病,医生不肯给“一个简单的答案”。脑系科专家Woods博士说是一种“Trofo ‘neurosis’,其特别专名为Erythema nodosum”,(注6)而内科专家Smyly 博士不以为然,“但没明说是什么病”。胡适对于未获确诊毫无怨言,反而认为正是他们的科学精神的体现,“因为科学精神的第一个条件是不肯轻下判断”。(着重号是胡适日记原有的。)([10]第4册) 大约5个月后,即5月21日的日记中说,两次请黄钟医师诊治,黄和外科牛惠生医师为他验过小便,皆无蛋白和糖。黄说他没有病,只是“心与肺皆不甚强”;给他开的两种药,“一种强心,一种治肺”。(注7)这也说明胡适没有肾炎或糖尿病。([10]第4册)

1961年他郑重申明:“在三十多年前(即1920年),我曾有小病,有一位学西医的朋友,疑是慢性肾脏炎,后来始知此友的诊断不确。如果我患的真是此病,我不会有三四十年的活动能力了。我并未患过此病。贵友说我有秘方可以治此症,此说全无根据。”又说“有人传说我曾患慢性肾脏炎,为中药治好,——其实都不足信。大概慢性肾脏炎至今似尚未有特效药。”([5]第10册3689页)1958年(罗尔纲文误作1954年[2]),胡适致余复洋的信中也否认中医的误传,说“其实我一生没有得过糖尿病,当然没有陆仲安治愈我的糖尿病的事。”只是 “曾见他治愈朋友的急性肾脏炎,……(慢性肾脏炎是无法治的,急性肾脏炎,则西医也能治疗)。但我从没有听见陆仲安说他有治糖尿病的方子。”(括号内文字是胡适原文。)([5]第7册第2671页)他还亲自对胡颂平说:“陆仲安是我的朋友,偶曾吃过他的药;但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5]第10册第3539)(注8)

胡适的说法前后一致,丝毫没有矛盾,他对肾炎和糖尿病的看法是准确的;这二种病仍如几十年前胡适所说,都是持续终身、无法根治的。问题出在俞凤宾写的记述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文章,把题目误作“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恰巧一年后胡适又因 “尿糖”住院检查,于是那个黄耆方子就被想当然地治愈了他的“糖尿病”。前述的那位何老中医不仅说胡适服药后霍然痊愈,还诋毁他因此“延活寿命数十年,……又过了些政治瘾”。[6]这说明这位老中医不仅对历史人物胡适无知,而且医学常识也实在有限。

医学是科学,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特征,决非一时一地之物。一种治疗方法如果具有真实的效果,必定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经得起重复的。相反,只在个别病人出现“奇迹”,或只能由少数名家高手“辨证施治”方显疗效,都是非常靠不住的,这种经验也称不上是科学的。要是陆仲安真有妙手回春之术,确实治愈了胡适的慢性肾炎和糖尿病,那些药方现在也应该有效。可是,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不少设备精良的实验室来研究中医药,当年胡适所梦想的无数“试验室研经图”已经实现,然而中医药的疗效并未有多少得到科学的证明,黄芪的功效和成份,仍是无解的猜谜。现时不少人声称握有专治慢性肾炎、尿毒症或糖尿病的特效方药或祖传秘方,但是,不论打着什么旗号,不是无知就是庸医和江湖骗子。(注9)现实仍如胡适所说,糖尿病已经有了有效的药物,只要耐心接受适当的医疗,绝大多数病人都能得到控制,可惜慢性肾炎还只能对症治疗。有些病人急于求成、追求根治,病急乱投医,就难免受骗上当。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胡适的病是不是陆仲安治好的。胡适在陆诊治前已病了二个多月,加上连服陆的中药三个月零三天,到题研经图时“病现在竟好了”,总共大约半年时间。根据常识和评价临床疗效的原则,没有理由把胡适的病愈归功于陆仲安的治疗,而是他自身的康复机制把“小病”治愈了。“倒霉的医生治病头,走运的医生治病尾”,就是民间经验对疾病“自限性”的概括。下面的一则医生自述耐人寻味:美国著名医学家刘易斯·托马斯(1913-1993)的父亲也是医生,差不多在陆仲安那个年代老托马斯去某城行医,接诊了一位血尿病人,由于他一时未能作出诊断,于是先给病人服一种铁剂补血丸,几天后病人居然痊愈了。面对病人的感谢,老托马斯医生极力辩解病愈与他的补血丸无关,可是病人不信,称赞他除了本领高明还有天助。老托马斯推测,那位病人可能患肾结石,结石自发地排出了。但老托马斯的神医声誉却因此越来越大,“他对此一点办法也没有”。[12]在中国,名人胡适生了一次“小病”,由于错误报道,造成一服黄芪、党参为主的中药方,治好了心脏病、糖尿病和慢性肾炎等三种难治之症的讹传,成就了一位名医;药方也载入中医史册,几十年来不断受人注意,产生不小的影响力。([5]第7册第2671页,第10册3689页),[6,7,8] (注10)

本世纪20年代医学还不发达,诊断技术和医生的水平也不高,误诊或诊断不确的事是常有的;而且有效的治疗极少,因此,多数疾病的“治愈”实际上是“自愈”,即疾病本身的自限性,有些医生的成名在不同程度上是“贪天之功”。 [12] (注11)19世纪末期,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威廉·奥斯勒教授(Sir W. Osler 1849 -1920)对当时的各种疗法和大量药方提出了挑战,认为大都是不但无益反而有害的,成为历史上医学观念的革新者。1980年,担任过《西塞尔内科学》主编的比森博士报告,该书1927年第一版所记述的疗法中,包括种痘预防天花在内,有效的至多不过3%,而后来证明毫无价值并且可能有害的则占60%。[13] (注12)

石原皋的《闲话胡适》是作为旁观者六十多年后对胡适往事的一些回忆,他的思维和记忆力难免会受到年老体衰的影响,情节的可靠性无法判定。所以,对于这类史料应取审慎的批判态度,即使是当事人的回忆也未可轻信,因为这种记录会因人的看法、利害或立场而有所不同,事后的回忆更可能因遗忘、疏漏和歪曲而失真,特别是容易产生趋时的倾向。何况他自称 “家世操韩康之业”,少年时代就“对中国药发生兴趣”,而且后半生又生活在把崇奉中医药视同政治信仰、不容半点置疑与讨论的社会环境下,待到暮年他还迷恋于中医药的研究,信仰“中国医药是我国光辉灿烂的文化中的宝藏之一”,[2]这使他的回忆更难以客观真实。退一步说,即便他的回忆正确,至多也不过说明胡适服过陆仲安开的药,当作“肾炎”治疗过,但究竟是不是肾炎,是不是中药治好的,他是没有能力作判断的。何况石原皋在这篇不长的文字中,还有二处记述与胡适本人的记录大相径庭。

一是说胡适“患痔漏,没有找西医开刀,而到上海找潘老太婆医治。”[2]幸而有胡适日记为证,这个说法是错误的。胡适曾患坐骨直肠脓肿、肛瘘反复发作,使他十分痛苦,日记颇详。1922年7月的发作,是在协和医院由谢元大夫动手术诊治的。7月16日 “陆仲安来诊看说是痔疮,今天谢大夫说不是痔,是一个Ischic Rectal Abscess”(坐骨直肠脓肿——本文作者)。([11]第402-420页)1923年5、6月间,胡适在上海,肛瘘又反复发作,是请黄钟医生诊治的,此外,还有江冬秀寄中药方、江润生姊等劝用中药,遭友人反对。9月15日的日记中,胡适说这次发作试了亡友洛声生前寄的“外痔药”,结果 “口虽收了,今天他竟作脓了,肿的很大,坐时很有点痛苦”。([10]第4册)这些日记中均未发现 “潘老太婆医治”的记录。

二是说胡适“得了急性阑尾炎,他是马上进协和医院,动手术切除的。”[3]而梁实秋则另有说法:“有一次(胡适)乘船到美国开会,医师劝他割掉盲肠再作海上旅行,以免途中万一遭遇病发而难以处治,他欣然接受了外科手术。”([1]第313-321页)虽然阑尾炎那时也叫做盲肠炎,但二人所说的临床情况很不相同;在胡适的年谱、日记和家书中,亦未发现胡适曾患急性阑尾炎,进协和医院手术的文字。然而,1937年2月1日的日记中记有:上午协和医院电话通知他,“有空位,可以入院”;下午冬秀送他去住院,并“作了一些准备工作,如洗肠子、剃小肚毛之类”。 2日由“Dr. Loucks 为我开刀,用脊骨麻醉。”于16日出院。([11]下册第533-537页)这里虽然缺少他因什么病、做什么手术的记录,不过可以推测是下腹部手术,但不大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倒像是一次选择性手术;因为他不是“马上进协和医院”的,术前准备“洗肠子”也是急性阑尾炎的禁忌。再看此前5个月,即1936年9月3日胡适给妻子的信中说,“医生劝我早点开刀,把病除去,就可以没有后患了。有几天小肚子颇不好,高起的地方竟收不进去。现在每晚上睡下就把高处揉进去,进去很容易,医生说不要紧了。”([9]第225页)这段描述提示胡适患腹股沟疝,俗称“小肠气”,所以这次手术很可能是疝修补术;梁实秋所说的医生劝胡手术的理由,是为了预防发生绞窄性疝。


胡适对中医的态度

1921年上半年,胡适的确对陆仲安治病表示过谢意,除了题研经图外,此后不到3个月里,他还二次登门访陆仲安:一次是送衣料谢他,另一次是代人问病。([10] 第一册,[11]上册第99页)那么,怎样解释胡适对陆的态度前后不同呢?显然,他有一个认识转变的过程。1920年秋,胡适患病迁延数月,颇有些厌烦情绪,连服陆仲安的药方三个多月,到题研经图时 “我的病现在竟好了”,可见他很高兴。胡适是宽厚的人,对朋友感情用事,对医生产生好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不能苛求那时的胡适,就能对自己的病愈和服陆的药方之间有无因果关系作理智的思考,何况他又不是医学家。但是,在他1922-1923年生病的日记中,只有一处陆仲安把肛瘘误作痔疮的纪录了。1925年,孙中山先生患肝癌药石无效,鉴于陆仲安为胡适治病的名声,有人推荐让陆去试试,但恐中山先生拒绝,乃推李石曾请胡适前去进言。初胡适托辞不就,后因众人挽救国父心切,他不得不前往。开始中山先生婉拒,胡适考虑到陆已在侧,只是说 “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注13)这说明他对陆仲安并无信心。

胡适是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早年师从著名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他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科学方法的性质与功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30) [14]“科学只要求一切信仰须要禁得起理智的评判,须要有充分的证据。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1926)([14]第三集第1-11页)他强调科学的方法“只不过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实验的方法便是创造证据的方法。”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学成就,都是这种方法的结果。(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14]第三集第 93-102页)所以,胡适对传统中医的看法,决不会因他个人的一时一事而停留在感性阶段。

和其他科学一样,现代医学是起源于古希腊,在欧美发展起来的西方文明产物,所以又称为西方医学,也是人类唯一共有的医学。在现代医学推广之前,世界各国都存在与其文化密切关联的传统医学,近代以降逐步为西方医学所取代。日本的新旧医学变迁是一个典型。公元414年允恭天皇患病,召韩国医生治病,从此日本乃有韩医方。公元513年引入中医,“以后关于医药的教养,悉依唐制,汉方医遂以成立,即其后所谓皇汉医道”。[15] 16世纪开始,由欧洲传教士传入西洋方医,但影响很小。18世纪中期,前野良泽译介荷兰医书提倡西医,使西方医学在日本立足。当时把由荷兰传入日本的学术称为兰学,西医称为兰方医。此后由于推广兰方医的传习,和西方医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至19世纪中叶西医在日本的势力大盛,与汉方医冲突迭起。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决定全盘实行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医疗卫生体制,明治6 年(1874)颁布《医制》,(注14)是日本医疗卫生事业向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步骤。但是,当时的医生中受过正式医学教育者寥寥无几,连同那些应用汉方医诊疗兼用西洋药品的西洋方医也只占五分之一,大量的是皇汉医。1876年颁布《医师执业考试法》,实行严格的医生执业考试,使汉方医逐渐式微,终被取代,在不长的时间内,日本完成了由传统医学向西方医学的转变。[15,16]所以鲁迅说,“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呐喊》自序,1922)

西医随基督教士进入中国始于17世纪,初期影响甚微。20世纪开始中国大量的青年知识分子留学日本,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其中包括医学。由于欧美和日本医学的发展,明治维新的巨大影响,使国人思想为之大变,不仅医学家批评传统中医,如最有力者为余云岫极力倡导医学革命,发展新的医学,(注15)即连一般学者也莫不如是。(注1)他们都认识到,医学没有中西的分别只是新旧之分,只是玄学的医学和科学的医学的分别。[17] (注16)

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把中国的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是纯属臆造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虚玄话语:

中国九流之学,如堪舆、如医药、如星卜,若从其绪而观之,莫不顺序;第若穷其最初之所据,若五行支干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则虽极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所会通故也。(严译《穆勒名学》严复按语,1905)

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极力呼唤民主与科学,声讨专制与蒙昧,其中就有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批判:

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为何物也![18]

儒学倡导者梁漱溟,在其著名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拿中医作例子分析了中国“有玄学而无科学”,没有走上科学道路的原因,颇为精采。这里只引开头的几句话:

中国说是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西医处方,一定的病有一定的药,无大出入;而中医的高手,他那运才施巧的地方都在开单用药上了。十个医生有十样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究竟病是什么?“病灶”在哪里?并不定要考定,只凭主观的病情观测罢了!(在中国医学书里始终没有讲到“病”这样东西。)某药是如何成分?起如何作用?并不问。只拿温凉等字样去品定,究竟为温为凉,意见也参差的很。他那看病用药,哪能不十人十样呢?[19]

1926年3月,梁启超因患血尿不愈转入协和医院手术,可是“割掉的右肾,并没有丝毫病态”,因此惹起许多议论,北京报纸有好几家攻击协和医院。尽管梁启超知道“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却在6月2日《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对协和“带半辩护的性质”,(6月5日致思顺) [20]显示出思想家的宽广胸怀和对科学医学的坚定信仰。并且要求“言论界对于协和常常取奖进的态度,不可取摧残的态度”。他说:

科学呢,本来是无涯涘的。……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1926年6月2日北京《晨报》副刊)


鲁迅也对文人的鼓噪提出了批评: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芪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却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轰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马上日记,1926《华盖集续编》)

在1930年代关于中医问题论争中,傅斯年连续发表了二篇激烈而又击中要害的文章。傅斯年字孟真,是胡适最器重的学生,他不只一次称赞傅是“稀有的天才”,是第一流做学问的好手,而又最能做领袖人物。([5]第六册第2157-2159页)胡适作为《独立评论》主编,不但发表了傅斯年的“再论所谓国医”,而且还转载了先前刊登在《大公报》上的 “所谓‘国医’”,并且写了如下的编辑后记:

傅孟真先生前两星期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国医’”,引起了南北各地的“国医”和他们的护法者的大骂。大公报的星期论文是十个星期轮到一次的,孟真先生等不及了,所以在独立评论里发表他再论所谓国医的文字。我们为使读者明了这场官司的起点,所以把那篇“所谓‘国医’”转载在这里。关于这个新旧医的问题,我也颇有点意见,等孟真先生的话说完了,我也想写一篇文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当然欢迎讨论。但我们要声明一点:像天津中医公会陈泽东君所发表的五行六气阴阳奇偶“哲学之极顶”一类的文字,恕不发表。(注17)

1935年,胡适为《人与医学》中译本写的序言里,完整地表达了他对科学发展的深刻理解和对中医的态度。[4]这篇序言可能就是上面他说想写的那篇文字。他认为一种医学的发展决不是孤立的,一定有其文化背景,是那种文化的产物。“埋头做骈文、律诗、律赋、八股,或者静坐讲理学的智识阶级”,决不会产生出一个维萨里,更不可能产生象哈维、巴斯德或科赫这样的科学家。(注18)只有十六、十七世纪的欧洲文明才能造就出这些伟大科学家和西方医学,那时候“欧洲的科学研究早已远超过东方那些高谈性命、主净主敬的‘精神文明’了”。 [4]

胡适认为:东方的科学落后决非始于十六、十七世纪,而是在两千多年前就决定了,我们不但出不了对医学创新作出巨大贡献的哈维、巴斯德和科赫,而且也没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仑。正与托勒密的天文学传统一样,希波克拉底、盖仑的医学传统虽然有错误,却是最可宝贵的古代医学遗产,是现代医学的源头。(注19)没有托勒密,就决不会有开普勒、伽利略和牛顿的新天文学;而没有希波克拉底和盖仑,也决不会有维萨里、哈维及其后的现代医学。这些遗产就是现代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而“我们东方人根本就不曾有过一个自然科学的文化背景”。 他说,看这本书“叙述的西洋医学每一个方面的演变过程,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尊为‘国医’的知识与技术究竟可比人家第几世纪的进步。”“回头想想我们家里的阴阳五行的‘国医学’,在这个科学的医学史上能够占一个什么地位。”[4]然而,跨入21世纪的今日,我们的古老医方典籍的出版急剧增长充斥书肆,很多医药的“重大发明”,或妙手回春的专家名医的学问本领,据说皆得之于这些经典的真传。这仍如严复所说,中国与西方观念上最相背的是,“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 (论世变之亟,1895)[21]其原因除了当今的商业广告术外,社会文化上的根源则如梁漱溟所说:“科学求公例原则,要大家共认证实的;所以前人所有的今人都有得,其所贵便在新发明,而一步一步踏实地,逐步前进,当然今胜于古。”“全然蔑视客观准程规矩,而专要崇尚天才的,便是艺术的精神。艺术在乎天才秘巧,是个人独得的,前人的造诣,后人每觉赶不上,其所贵便在祖传秘诀,而自然要叹今不如古。”(着重号是原书所有的。) “明白科学艺术的分途,西方人之所以喜新,而事实日新月异;东方人之所以好古,而事事几千年不见进步,自无足怪。”“中国一切的学术都是这样单讲法子的,其结果恰可借用古语是 ‘不学无术’”。 [19]梁启超也对国人的这种愚顽思想加以指斥。(注20)

胡适还认为,不仅每个医学生应该读那本《人与医学》,而且“不学医的‘凡人’,也应该读一读这本书。……因为我们实在太缺乏新医学的常识了。我们至今还保留着的许多传统的信仰和习惯,平时往往使我们不爱护身体,不讲求卫生,有病时往往使我们胡乱投医吃药,甚至于使我们信任那些不曾脱离巫术的方法,甚至于使我们反对科学的医学。”“我们的愚昧往往使我们不了解医生,不了解看护,不了解医院的规矩。老实说,多数的中国人至今还不配做病人!”[4] 胡适在六十多年前说的这些话,我们有些持中庸之道的国人听起来,虽然可能有点刺耳或“偏激”,但确实击中要害,在今天仍然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同时,对胡适对于一些中医的讹传和造谣感到愤怒,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我国现代地质学和勘矿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丁文江,被胡适认为 “是一个科学化最深的中国人”。 他“信仰新医学”,“终身不曾请教过中医,正如他终身不肯拿政府干薪,终身不肯因私事旅行用免票坐火车一样的坚决。”[22]1935年底去湖南进行煤矿勘查时发病,由于医生处理错误,于翌年初逝世。胡适说:

衡阳医生的糊涂鲁莽,长沙的医生忽略,都是我们信仰新医学的人应该牢牢记着的教训。这个教训是我们信仰提倡新医学的人应该作更大的努力,不但要注意设备的最新最完善,特别要注意医学校的教育和训练,要更严格的训练医学生,更加深他们的科学态度与习惯,要加强他们的责任心与一丝一毫不可忽略苟且的科学精神。——仅仅信仰西医是不够的! [22]

显而易见,他把自己归于信仰新医学的人。他的这段充满智慧的话,对我们现在的医学教育仍然有很大的教益。

然而,时隔七、八十年后,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反而失去了这种科学精神和批判态度。很多人认为,传统中医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中“奇特的宝藏”,虽然学理缺乏根据,(有些人连这一点也不承认)但治病有效。可是,往昔那种单凭个人感觉的经验积累和试错法,是不能正确评价医疗效果的,(把无效的治疗误认为有效是一种极其普遍的现象与经验,其原因在作者另一篇文章“动物药及其疗效评价的问题”中专有一节“普及性”讨论,可供参考。——作者)只有建立在现代生物统计学基础上的对照临床试验才是评价疗效的可靠方法。它显著提高了临床研究的效率,大大推动了现代医药学的发展,因此,统计学应用于医学被列在上个千年医学十大成就的第四位。[23] 我毫不怀疑中医药中可能存在有效的药物,但证明任何药物的疗效必须遵循科学规范,符合科学的一般原理,经受临床试验的检验,并得到医学界的公认。可惜,现今的传统中医仍多沿袭旧时粗略的个案经验。例如,一位中医根据其父抄录的陆仲安治疗胡适“糖尿病”的药方,治疗一例消渴病“确有良效”的个案记录,就作为重要论著列为《上海中医药杂志》一期的首篇。[8]人们不禁要问:糖尿病是十分常见的慢性疾病,很容易进行临床试验,要是这个方子果真“确有良效”,为什么不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考核,使中医药发扬光大惠及全球呢?

“西医重分析,中医重综合。”这种流行的说法是缺乏根据的。在科学上,分析是综合的基础,只有建立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才有意义。现代医学发展突飞猛进,一方面从分子水平上进行研究,追溯生命和疾病的本原洞察入微,另一方面从整体出发,在不同的水平上加以综合,而且分析与综合循环往复使认识不断深化,同时又从宏观上研究自然和社会环境与人群健康的交互作用,寻求提高人类健康的各种途径。在医疗实践中极力寻找疾病的原因,追求病因治疗,而不只是对症。尽管现代医疗存在过分重视高技术,人文关怀不足的缺点,然而有人说它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不是事实。(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现代医疗与现在的医院腐败和医德医术俱差的医疗区分开来。)还有些人把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的天人合一,说成是我国早就注重疾病与健康的整体观,追求人与自然间的和谐,然而不论哲学界对天人合一有多少不同的阐释,这种说法都是牵强附会的。天人合一有二个意思:天人相通和天人相类。董仲舒所说的天人相类是指人与天地在形体与性质上类似:“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哀乐喜怒,神气之类也。观人之体,一何高物之甚而类于天也。”(《春秋繁露》)[24]《黄帝内经》也说:“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 (注21) “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 (注22)我们固然不应苛责古人的比附过于幼稚,然而今人把这种比附任意拔高,演绎成老祖宗早就提倡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哲学,则应归于自恋情结。(注23)天人相通发端于孟子:“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认为人的心性与宇宙(即天)的本质相通,因而人可以通过内省即知天道。[24]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人重‘是什么’而不重‘有什么’,故不重知识。中国仅有科学萌芽,而无正式的科学,其理由一部分亦在于此。”同时,“在中国人思想中,迄未显著的有‘我’之自觉,故亦未显著的将‘我’与‘非我’分开,故知识问题(狭义的)未成为中国哲学上之大问题。”[25] 被称为新儒家的余英时认为:“中国的两个世界是不即不离的,天与人是合德的,尽性即知天,所以要求之于内。六合之外可以存而不论。”因此,“中国思想有内在系统而无外在系统。……内倾文化注重人文领域内的问题,外倾文化注重人文领域以外(自然)或以上(宗教)的问题。…… 可见之所以发展出不科学是具有文化背景的。” [26]

传统中医连人体和疾病的基本形态都不曾做过起码的合乎实际的观察,难怪清末的“古文老师”吴汝纶都认为“吾国医家殆自古妄说”,是“含混医术”,至死拒绝中医。(注24)郑观应则说:“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 (注24)距今整整100年前,即20世纪元年,严复告诫其甥女:“听中医之言,十有九误,切记切记。” (注25)更不用说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梁漱溟和傅斯年等现代学者的犀利批评了。

罗尔纲无心细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胡适的真实思想,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咬定胡适为了“怕对科学的发展有害”,会发生 “不信西医的倾向”,所以“说假话”,因而不承认中医陆仲安治好他的肾炎。甚至还说“胡适想不到于1921年在日记上记陆仲安治愈他的病特地送四件衣料去谢,七十四年后会曝光。”[1,10] (注26)其实,这是5月24日的日记,离题研经图只有一个多月,胡适的感情和想法不会有什么变化,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然而,罗尔纲好象抓住了一个撒谎人的把柄,这是自作聪明、不负责任的,丧失了学者应有的严肃态度和为文准则。胡适不是政客,而是一位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思想家,是“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虑,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摘自胡适的墓志)何况罗曾是胡适的学生和助手,住胡家数年、颇受器重,对业师的为人德行应当是深知的。所以,他讲出这样的话尤其令人遗憾。杜威说:“有科学精神的人……知道他可能匆忙得出结论,……他必须注意由他的兴趣、习惯和流行的成见产生的错误。”[27]罗尔纲的这个错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流行的成见产生的”。他自己既缺乏科学精神,又少求实态度,更不能反省他的草率结论,因而在写下第一篇“名医陆仲安”之后,又重复错误,写了“再记名医陆仲安”。值得注意的是,在罗尔纲这本书上,胡适的序言是为《师门五年记》写的,“胡适琐记”是罗1993年完成的回忆之作,其中看法胡适未必同意的。


注释:

注1:祖述宪摘编:中国近现代学者关于传统中医的论述.1995,未发表资料.

注2:石原皋(1905-1987)安徽绩溪县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生物系,做过中药研究。曾赴德国进修,抗战早期回国,办药厂支援新四军抗日,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担任过安徽省教育、科技单位的行政职务,经历坎坷。

注3:罗尔纲文:“关于陆仲安医治胡适的经过,当时有名的西医俞凤宾曾有简明扼要的记载,郭若定编著《汉药新觉》上集第五篇记黄芪后,附录其全文如下: ‘附录 俞凤宾博士《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中云: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尿中含蛋白质,腿部肿痛,在京中延西医诊治无效,某西医告以同样之症,曾服中药而愈,乃延中医陆君处方,数月痊愈。处方如下:生绵芪四两,潞党参三两,炒于术六钱,杭白芍三钱,山萸肉六钱,川牛膝三钱,法半夏三钱,酒炒苓三钱,云伏苓三钱,福泽泻三钱,宣木瓜三钱,生姜二片,炙甘草二钱。此系民国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初诊,治至十年二月二十一日止之药方。’(《中药季刊》五卷三号九二页)([1]第105-106页)胡颂平的长编:“陆仲安的药方为:‘生芪四两,云苓三钱,泽泻三钱,木瓜三钱,西党三两,酒苓三钱,法夏三钱,杭芍四钱,炒于术六钱,山萸六钱,参七三钱,甘草二钱,生姜二片。’……西医俞鸿宝(即俞凤宾)抄出全部药方,刊登在丁福保主编的《中西医药杂志》上。”([5]第421页)

注4:华蓓苓文摘要如下:“1920年秋,胡适患消渴。即请北京协和医院诊治,西医认为病已不可治,仅尽人事而已,……另瞩家人准备后事。胡适回家后忧虑万分,以为‘劫数难逃’。周围朋友纷纷劝他不妨延请中医一治。胡说:‘中医治病无科学根据,不足凭也,何况西医也已束手。’然几经劝说,胡抱姑妄一试的态度,由马幼渔介绍就诊于业师先父——北京名医陆仲安先生。太老师诊毕对胡曰:‘此病当饮以黄芪汤,如不效,唯我是问。’经过治疗,胡适的病竟霍然而愈,他大为惊谔,去协和医院复查,西医也大诧。……六十年代初,我曾问及业师陆震先生,他说:‘胡适的病,先是糖尿病,后兼患慢性肾炎,继而又引起心脏病,至仲安太老师求诊时,并发症日趋严重,故先父采用大剂量黄芪、党参治疗,配有石斛、地黄、黄精、白术、玄参、玉竹、泽泻等药加减,据现代药理分析,这些药均有降血糖功能。’胡适的病经西医辗转相治,未能少却,而太老师有胆有识以大剂量黄芪、党参治之,迅即奏效。”[6]但是,根据当时的记录,1920年秋除了俞凤宾《记黄耆治愈糖尿病方药》一文,把文题错写成“治愈糖尿病”外,(文中则是“胡适之先生,患肾脏病”。见注2)在其他文字中,未见1920年“胡适患糖尿病”的说法。胡适发现糖尿住协和检查是1922年底至1923年初的事,出院后声明,他的糖尿是“生理”性,而不是糖尿病。其后还一再声明“我没有害过糖尿病,也没有吃过糖尿病的药。”[5]

注5:结节性红斑(Erythema nodosa)是一种临床综合征,表现为下肢伸面皮肤的疼痛性结节,可伴有关节疼痛和发热,一般自发消退,但易复发。病因可能与药物过敏、结节病和感染有关。

注6: Trofo “neurosis” 即trophoneurosis,是一个过时的医学术语,中译作营养神经(机能)症,指一种营养性紊乱,如由神经疾病或损伤所导致的萎缩或皮疹。结节性红斑现在不是营养神经(机能)症的“特别专名”。

注7:那个年代的医生常用心、肺“不强”或“弱”,向病人解释诊断不清的症状或“毛病”。

注8:又据胡颂平记述:1961年,2月14日:有一个青年(即余序洋)听说先生早年患过糖尿病,是被中医治好的,来信问问中医的药方。先生查到《努力周报》(钞本)第36期上的“胡适启事”,是(民国)12年1月6日写的,上面有“此次诊察的结果,已断定不是糖尿病”的话。说“我在这里查得当年的年月日,这是我的最好材料。”以后由编者(即胡颂平)代复这位青年,告诉他糖尿病在家庭不能根治,但现代医学已能控制,须有耐心,不可性急。摘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谈话录》第117页。

注9:现在很多声称治疗糖尿病、肾脏病等慢性疾病的“纯天然中药制剂”,实际上搀入了有效的化学药物,如治疗糖尿病的含有格列本脲和苯乙双胍等降糖药,治疗肾脏病的加有利尿剂和/或激素。据美国的《世界日报》2000年2月25日报道:加州卫生局调查发现,市售的5种中国产的治疗糖尿病的“纯天然中药产品”中,含有格列本脲和苯乙双胍,病人在服用后发生低血糖休克。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已下令禁止进口。我调查过一位农村医生,据称他因在狱中得一难友遗赠的 “祖传秘方”,专治慢性肾炎。由于各种传媒的报道宣传,全国各地纷纷去函求医购药,他因此收入暴增,并将大部分捐出,从而赢得了社会地位和赞扬。其实他不掩饰用的药主要是氢氯噻嗪和氨苯喋啶等利尿剂,不过外加一小包白色粉末,即所谓的秘方。这个医生老病在床孤身多年,可是秘方究竟是什么?连他行医的侄子也不明白。其他例子很多,不一一列举。

注10:如中医陈存仁著《津津有味谭》里也记有陆仲安治愈胡适糖尿病,青年学生余序洋读了这本书后写信给胡适问药方。

注11:许多疾病的临床谱从轻到重差异很大。由于人体的免疫力和自身调节机制,多数疾患呈自愈倾向,即自限性。《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已有疾病自限性的描述:“许多疾病还是本能地自愈”,“患者自身同疾病斗争即是一种治疗,病因会因此清除。”“自然力是疾病的医生。”中国现代的思想家们也有过精辟的论述,如陈独秀说:“自生理言之:(人)所受自然之疾病,无日无时无之,治于医药者只十之二、三,治于自身抵抗力者恒十之七、八。”(抵抗力,《新青年》1915;第1卷,第1号。)郭沫若则说:“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少年时代》1928)不少有真知灼见的医生也说,临床上真正属于他们治好的病人比例上并不很大。我国著名的医学家内科教授钱惪(1904-),“对病人从不说‘包治’之类的话”;如果病人恢复,他认为“多半靠病人自己,我们不应贪功”。《上海医科大学七十年:一级教授传记》1997。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维克托·富克斯(Victor R. Fuchs)在其名著《谁将生存?》中,引用一位美国医生写给《医疗经济学》的信中说:“80%的疾病属于官能性疾病。任何一位热心的、对此感兴趣的、富有同情心和天赋的人,不论他是否读完中学,都能治好这种疾病。”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医生的作用,即使是自限性疾病,医生的适当处理可以给予安慰,减轻痛苦,有利于康复。

注12:《西塞尔内科学》(Cecil’s Textbook of Medicine)是美国出版的重要临床医学教科书之一,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现已出至第21版。

注13: 罗家伦:《国父年谱初稿》,转引自:蒋梦麟:《西潮》.参见:参考文献[5] 第二册第586页,二者在个别词句上略有不同。

注14:《医制》日本英译为“The Medical Code”,是医疗卫生事业的法典,内容不仅包括医疗、公共卫生和药事管理,而且还有医学教育和医务人员执业管理等。

注15:余云岫 (1879-1954) 又名余岩,浙江镇海人。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曾任上海医院医务长,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医学杂志》主编。从1917年起,先后发表过《灵素商兑》等很多批判中医的论著,辑成《医学革命论》1-3集。1929年2月,他在出席南京举行的第一届中央卫生会议时提出“废除旧医以扫除医学卫生障碍案”。其中有“旧医一日不除,民众思想一日不变,新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和“(旧医)为数甚多,个人生计,社会习惯均宜顾虑,废止政策不可过骤。”等语。这些提案和决定激起了中医药界的愤怒,于是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对请愿运动。本文对中医的批评性引文均出自人文学者和思想家,而没有引用包括余云岫在内的医学家的批评,以避免所谓的“门户之见”。

注16:社会学家陈序经认为,“学问有新旧之分,然没有东西、中外之分。”(中国文化的出路,1934),“各种文化的差别,即只有程度,而没有种类的不同。”(东西文化观,1936,《走出东方——陈序经文化论著辑要》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第94-95,172页。冯友兰反思他在1922年的主张,“文化的差别就是东方、西方的差别”,“是当时流行的见解”。后来他认识到所谓东西文化的差别,并不是地域的差别,而是中古和近代的差别。“中古和近代的差别实际上就是社会类型的差别。西方国家从社会的一种类型到另一种类型的转变,比东方国家早了一步。这一步的关键是产业革命。”(见:三松堂自序)又说“在中国近代史中,所谓东西之分,实际上古今之异。以中学为主,对西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古释今;以西学为主,对中学进行格义,实际上是以今释古。”(《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第155页)。

注17:胡适:《独立评论》编辑后记,1934;第115期,第20页。

注18:安德烈亚斯·维萨里(Andreas Vesalius 1514-1564)生于布鲁塞尔。被称为解剖学之父,著有《人体构造》等大量著作。威廉·哈维(William Harvey 1578-1657)英国医生,现代实验生理学先驱,发现血液循环。路易斯·巴斯德(Louis Pasteur 1822-1895)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创始人。罗伯特·科赫(Robert Koch 1843-1910)德国医生,细菌学奠基人。他们都是医学史上划时代的巨人。

注19: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 约460-377B.C.)古希腊的名医。他超越了前人的医疗经验和认识,提出了新的医学观念和知识,成为古代最重要的医学家,对后世的医学产生深远影响,被称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文集》是在自然科学发展之前,具有代表性的、宝贵的古代医学文献。由希波克拉底医学衍生的医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是,理论框架和方法是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在临床医学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因果关系上有清晰而合乎逻辑的推理,在伦理上具有崇高的道德基础。盖仑(Galen 129-200) 古罗马的名医和学者,希波克拉底医疗学说的杰出继承人,著作很多。他开创了进行动物解剖观察的先河,由此推断人体的构造,应用于临床医疗;尽管其中存在许多谬误,但他的观察方法成为生理学发展的基础。

注20:“盖我国研究学问之法,本自与彼(指西方)不同。我国学者,凭冥想,敢武断,好作囫囵之词,持无系统之说;否则注释前籍,咬文嚼字,不敢自出主张。泰西学者,重试验,尊辩难,界说谨严,条理绵密,虽对于前哲伟论,恒以批评态度出之,常思正其误而补其阙。故我之学皆虚,而彼之学皆实;我之学历千百年不进,彼之学日新月异无已时,盖以此也。我等不信立国须恃学问,则亦已耳,亦既信之,则安可不一反前此之所为,毅然舍己从人以求进益。今也不然,侈然曰学问我所固有,偶摭拾古籍一二语与他人学说相类似者,则沾沾自喜,谓我千百年前既明此义矣,便欲持以相胜。此等思想既浸灌于后进学子之脑中,故虽治新学者亦浮鹜浅尝,莫或肯虚心以穷其奥。” 摘自:梁启超:不健全之爱国论。

注21:《灵枢经》邪客第七十一:“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津,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 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

注22:《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

注23:“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论范畴,我们自可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这已成为国学新时髦。……想起某些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不禁感到啼笑皆非。……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天人合一’境界中飘飘然自我陶醉。”摘自:周国平:“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注24:《吴汝纶尺牍》答何豹丞和答萧敬甫。吴汝纶(1840-1903)桐城派文学后期代表。同治进士,官冀州知州。先后入曾国藩和李鸿章幕府,晚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临终前身患重病仍拒斥中医。见:徐一士:《一士类稿》吴汝纶论医。

注25:《盛世危言》卷二礼政,医术。

注26:《严复家书》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第10页。

注27:这篇日记见于台湾出版的《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0] ,和罗尔纲所说的大陆出版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1]所谓秘藏并非胡适的本意,而是出版者的一种“包装”。


参考文献

1 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 北京:三联书店,1998. 103,167

2 石原皋. 闲话胡适. 第2版.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0.192-194

3 白吉庵. 胡适传.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2-157

4 胡适.中译本序. [美]Sigerist HS.人与医学.顾谦吉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 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2册,台北:联经出版社,1984 436-437 6 何时希. 近代医林轶事.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1997.148-152

7 华蓓苓. 大剂芪参治消渴——记陆仲安太老师治愈胡适的糖尿病案例.上海中医药杂志,1986,(5):28-29 8 阮宗武. 陆仲安治愈胡适消渴案札记.上海中医药杂志,1994,(8):1

9 胡适. 胡适家书(陆春发编).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96. 269-270

10 胡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第1册.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90(未编页码)

11胡适.胡适的日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516-518

12 [美]Thomas L. 最年轻的科学. 周惠民等译.青岛出版社,1997.10-30

13 Beeson PB. Changes in medical therapy during the past half century. Medicine,1980, 59:79-99

14 胡适. 胡适文存. 四集. 合肥:黄山书社,1996.452-464

15 周作人:日本新旧医学的兴废.周作人文类编. 第四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 548-553 16[日]杉本勋.日本科学史.郑彭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24-325

17陈邦贤.中国医学史(1937).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257-268

18陈独秀. 独秀文存.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9

19梁漱溟. 梁漱溟全集. 第1卷.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300-547

20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1079,1088

21严复. 社会剧变与规范重建·严复文选(卢云昆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3

22胡适.丁文江传.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162

23 Editors. Looking back on the millennium in medicin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000, 342:42-49

24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73-177

25冯友兰.三松堂全集. 第2卷.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11

26余英时.从价值系统看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 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1-48

27 [美]约翰·杜威. 我们如何思维.王路译.西方名著入门. 第9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185

此文发表在《中国科技史料》(北京)2001年,第22卷第1期,11-25页;《胡适研究》第三辑,沈寂主编,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223-246页收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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