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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一九二九年《纽约时报》营救胡适的经过



作者:哈雷特·阿班,杨植峰译




国民革命军获取华北后,各外国在华当局立即应允国民政府要求,任其对进出中国的有线及无线电报内容实施检查,实属极大失策。

仅就理论而言,赋予南京政府此种权力是理所应当的。尽管大多数电报都是发往上海的公共租界或法租界,但中国政府认为,这些地方毕竟都是中国土地,因而,对进出那里的电报实施检查乃是中国政府的基本权力,若长期阻碍此种权力的施行,将导致主权受损。中国的这一司法主张确实正确无误。

但问题的症结是,大多数检查员都是不称职的政工人员,要不就是与高官们有裙带关系,他们中多半对新闻或宣传的价值一无所知。许多人对外语一窍不通,于是,新闻稿便不得不先译成中文,供这帮检查员审阅,由此而造成的延宕,实难容忍。这帮大爷们多数自成一统,南京政府那些头头们固然有能耐,却难得给出只言片语的指示。

国民党的小官们大多陶醉于新近到手的权力,不可一世到可笑地步。又因中国实行一党统治,至使褊狭盛行。一党制还导致各种卑鄙伎俩层出不穷,目的是遮掩累累罪恶。许多小官僚更是堕落到公然撒谎,企图让中国人民及境外各国政府相信,南京新政权的官员全是超人,个个能力卓绝,品德高尚,廉政不阿。若有谁胆敢道出真相,哪怕稍有非议,便被冠以“危害国家”或“叛国贼”的罪名。

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与审查制度做了奋力抗争,但成果总难持久。我屡屡将审查员的恶行秘密呈报他,其中一些还被转呈蒋介石和蒋夫人。但要他们一而再地干预,不断惩戒或开除那些审查员,确实也勉为其难。故总体而言,邪恶长期存在。

不过,有一次宋子文倒是果断行事,从而顺利度过一场灾难。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日本人轰炸了上海的闸北。开战当晚,电报局几个负责人告诉我,从午夜起,中国政府的新闻检查员将进驻电报局。我立即打电话将此事告诉宋子文,恳求说:千万别让他们这么做。日本人的进攻现在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新闻,电报线路已经爆掉了。报道这事的外国记者是没有一个会说中国坏话的。现在应该让新闻不停地发出去,不要去阻碍它,检查员来了只会拖延新闻的发送。别忘了,要是允许新闻检查员阻挠新闻电讯的发送,美国和欧洲的报纸就只好采纳日本的版本了。日本人正在夜以继日往外发新闻,数量惊人,而且不受中国人的检查。

当时及随后多年里,虹口有一条直通长崎的电报线,为日本人所有。该条线路按规定只能发日文电报,但实际上却什么文字都发。当然,中方的检查人员在此是遭禁止的,而日本陆军和海军都派员驻守,对往来电文作详细审查。

若碰上中方电检人员过分捕风捉影,过分愚蠢,实在无法打交道,我也常享受日方给予的特权,将我的新闻电讯通过这条线路发给《纽约时报》驻东京记者休·拜厄斯,由他转发纽约。我多次光顾那里,但在1932年战事爆发期间,却决不踏足。

多年来,上海的电检人员行事无一定之规。美国记者发往纽约的无线电讯可以过关,英国记者发往伦敦的相同稿件却遭枪毙。电检人员也不想想,这条电讯只需从纽约再发一次,跨越大西洋,伦敦的报纸照样收到。更恼人的蠢行是,一些电讯稿明明已获军方电检人员通过,可以从北平或天津直发纽约,但若将其先发上海记者站,譬如我这种情况,则有可能遭上海电检人员截留。

后来,全国各地的电检人员开始自说自话,往新闻稿里添字。多加的字,照样收费。比如,若稿件里有“满洲国”字样,电检人员必添上“所谓满洲国政府”字样;若稿件提到“康德皇帝”,电检人员必提笔一改,变成“那个日本傀儡溥仪”。

让外国记者深感不便的是,中方电检人员长年隐身幕后,默默无闻。记者若想登门拜访,请教为何某些新闻不得报道,则永远不得其门而入。他们也从未向记者们颁布过规章制度。倘若真有正式条文存在的话,我们是一无所知的,只能懵然行事,被迫将电讯稿交给不知名的人,任由他们校订、删改、批准或枪毙。

情况堪称荒谬,然而,即便是宋子文和早已身心俱疲的总司令,对此也无能为力。这自然造成大量的新闻走私现象。我自己就无数次托*船公司的可靠船员或朋友,将消息送到八百英里以南的香港;若没有南行的轮船,便以同样方式,将消息送往八百英里以北的大连,通过日本人的电报局拍发。

中方电检人员中,有一些无疑在领取日人津贴。一些电讯稿明明于中国有益,于日本有害,却遭到扣押。我已多次将证据呈交宋子文。但这家电报局的问题解决了,那家电报局又出现。记得上海的电检人员曾将南京政府一名部长的声明枪毙掉,而中国政府的意图是要将其传播到海外的。但数小时后,他们却将另一篇稿子放行,那稿子是心怀不满、藏身沿海租界的军阀政客对南京政府的猛烈攻击。

在中国,负责新闻检查的部门,是南京政府某部。它拥有大权,可以对全体中国人民的言论、写作和行为进行“检查”。它与盖世太保相似,对思想实施控制,并自定规则,频繁剥夺记者使用电报的权力,没收和销毁报纸、杂志和书籍。对于冒犯了国民党一党独裁的中国人,它可以下令逮捕和处死。对思想独立与写作独立的迫害,最臭名昭著的例子,要算对胡适博士的迫害。胡适博士后来被任命为中国驻美大使。他常说,是《纽约时报》救了他的命,此话是恰如其分的。

一九二九年,胡博士任教于上海黄浦江口吴淞的一所小型大学(即中国公学,胡适任校长)。虽然他家在相对安全的公共租界,但大学却在华界。众所周知,胡博士的讲课内容及他在《新月》杂志的文章,让南京的众多高官恨之入骨。为此,他的中外友人纷纷劝他辞去大学教职,免得每天离开外国控制的地盘,在中方地盘长途行驶,冒着被南京当局手下逮捕的危险。但他对危险嗤之以鼻,继续尽他的职责,无所畏惧。

那时,胡博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厕身全世界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行列。他从未加入国民党,获任驻美大使时,连党员也不是。他在大使一职上,一直待到一九四二年末。

胡适身处险境的最初征兆,是以下正式公文的颁布:

径启者:顷奉中央常会交下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来呈一件,内称:

案据职会属第三区党部呈称:“查属区第三次全区代表大会决议案呈称市执行委员会转呈中央,咨请国民政府令饬教育部将中国公学校长胡适撤职惩处案,附具理由:胡适借五四运动倡导新学之名,博得一般青年随声附和,迄今十余年来,非惟思想没有进境,抑且以头脑之顽旧,迷惑青年。新近充任中国公学校长,对于学生社会政治运动多所阻挠,实属行为反动,应将该胡适撤职惩处,以利青运。等因,合亟缮呈钧会,祈查核转呈”,等情前来:

“查胡适近年以来刊发言论,每多悖谬,如刊载《新月》杂志之《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等等,大都陈腐荒怪,而往往语侵个人,任情指谪,足以引起人民对于政府恶感或轻视之影响。夫以胡适如是之悖谬,乃任之为国立学校之校长,其训育所被,尤多陷于腐旧荒怪之途。

为政府计,为学校计,胡适殊不能使之再长中国公学。而为纠绳学者发言计,又不能不予以相当之惩处。该会所请,不为无见。兹经职会第四十七次常会议决,准予转呈在案,理合备文呈称钧会,祈鉴核施行。”等因:

“查胡适年来言论确有不合,如最近《新月》杂志发表之《人权与约法》、《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及《知难行亦不易》等篇,不谙国内社会实际情况,误解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并溢出讨论范围,放言空论。按本党党义博大精深,自不厌党内外人士反复研究探讨,以期有所引申发明。惟胡适身居大学校长,不但误解党义,且逾越学术研究范围,任意攻击,其影响所及,既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易使社会缺乏定见之人民,对党政生不良印象,自不能不加以纠正,以昭警戒。为此拟请贵府转饬教育部对于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言论不合之处,加以警告,并通饬全国各大学校长切实督率教职员详细精研本党党义,以免再有与此类似之谬误见解发生。事关党义,至希查核办理为荷。等由,准此,自应照办,除函复外,合行令仰该院转饬教育部分别遵照办理。”等因,奉此,合行令仰该部即便分别遵照办理,此令。

文告发布了,胡适也被召去听训,但他继续无视友辈的警告,终至被捕。他的危险极大,我也全情关注此案。及至听说他已被秘密判处死刑,且刑期已定,便马上写了一篇电讯稿,对此案作了概述,然后托人带往香港,再发往纽约。

我还告诉时报,拯救这个伟人及好人的唯一方法,是在时报上发表社论,对迫害行为作强烈谴责,然后通过电报将社论发给我,授权我不惜财力物力,设法让远东的所有报刊将此篇社论刊出。

以下是一九二九年八月三日《纽约时报》的社论:

胡适博士是当代中国最优秀、最具建设性的领袖人物之一。其智慧,实在是远胜于他在政界的同龄人。正因如此,国民党对他的抨击,及要求对他作出惩戒的举动,意义非比寻常。他本是一个哲学家,杰出,富有勇气,思想及言辞坦诚,大部分时候超然于政治之上。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之父”,他只兢兢于使中国人的思想及教育体系现代化。他之受到谴责,非关个人有政治野心,只因他敢于直抒胸臆,指出国民党治下之中国,并非如该党向外部世界所描绘的那样,纯然是一片玫瑰色。对那些打着已故孙逸仙博士之名的经济理论,他特别质疑了其正确性。他之有罪,不是罪在见解不同,是罪在道出了真相。

胡适先生的友辈中,许多仍在他的求学之地美国,对于他至今没有倒在国民党独裁者的枪口下,常感惊奇。l927年回国后不久,面对主宰一切的排外主义,胡适便充满勇气,敢于放言,将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作比较,坚持认为,横遭抨击的西方物质文明中,其所蕴含的精神性,比之肮脏、残暴、极端漠视人类生命及充满宿命论的东方“精神”文明,要远胜一筹。胡适的真话,对于这一精心塑造的东方假象来说,无异于叛国之举。

去年冬天,他再次强调了这一观点。在为美国驻华使馆商务参赞的书作序时,他呼吁中国人民停止自欺,直面现实,称改革乃必由之路,而且必须发端于内部。他谴责政客的腐败和低效,否认中国之灾祸全因国外“帝国主义”而起的流行理论。这些文章招来憎恨,不仅因其真,更因他没有“参与游戏”,去粉刷中国的弱点,将所有一切怪罪到外国人身上。

中国企图指逼外国记者沉默,已经够恶劣了。而当他们企图惩罚一个自己人,便不禁令人害怕,不知这种褊狭何时到头。要知道,这个受迫害者对当代中国所作的贡献,将被永远牢记,而迫害他的人,将早早被人遗忘。若受害人只是一介政客,此事作为地方性事件,或许可以接受。若此人只是寻衅闹事,鉴于当前局势动荡,此举或许也可解释得通。但是,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中国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胡适冒险对国人道出实情时,他的声音,应该是去倾听,而不是去压制。

我将这篇社论,在远东广为散发。社论的英文版被送给上海的所有英文报刊,并通过无线电报发往北平、天津、汉口、南京、广东和香港。英文版还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和菲律宾的所有英文报刊。中文版则通过快递、邮寄、无线电报发给了中国的所有中文报,并发往曼谷、马尼拉、爪哇和新加坡。日文版则通过有线电报发往日本十几家最具影响力的日报。

四天后,胡适被无条件释放,继续讲学写作。他对国民党的批判,未有丝毫减弱。此事发生后,南京政府里想将我驱逐的一伙人,对我更是喜欢不起来了。


摘自《民国采访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OO八年七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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