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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周舵“我母亲的自杀”一文谈起



作者:胡平


一、一个引人深思的悲剧故事

读了周舵的长文“我母亲的自杀——一个案例的研究”(载于一九九一年八月号香港《明报月刊》),感触良深。

我和周舵是一九八零年九月结识的。那是在一次青年哲学史工作者讨论会上。周舵在发言中狠批了一通黑格尔,一听而知是受了罗素的影响。当时中国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这一行,亲黑格尔派占压倒优势。听到同龄人中有反黑格尔的,我颇有觅得知音之感,从此与周舵成为朋友。

我以前并不知道周舵的家庭悲剧。在我认识的朋友中间,父母遭逢不幸者比比皆是,写出来都会是很感人的好文章。所以我有时要对朋友们说,与其写一些半生不熟的理论或学术文章,真不如把我们自己的痛苦经历写出来更有价值。即便是从事理论研究吧,如果我们不善于把自己的痛苦经验注入其间,恐怕也难以取得任何独到的建树。这话看来有些残酷:似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父母、我们自己的受苦受难,到头来只是为了写成几篇好作品。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赵翼的“国家不幸诗人幸,话到沧桑句便工”两句诗,自然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幸灾乐祸。问题在于,我们受了苦,但不能让苦白受。把我们的痛苦记录下来,不仅能有力地防止今后发生类似的痛苦,而且它也使得痛苦本身获得一种意义。

“文革”之后,记录痛苦与灾难的作品已经出了很多很多。但真正深刻有力者却少而又少。我们不缺少素材,也未必缺少技巧,甚至不缺少勇气,但实在缺少眼光。

周舵此文的特点是,它不仅描述了一个感人的悲剧,而且还力图用一种深刻的眼光,给这个悲剧作出分析和诠释。文笔是克制的,但唯此更使读者感到沉重;分析是冷静的,但唯此更加令人深思。掩卷之余,我忍不住也拿起笔来,写下我的一些联想。


二、忠诚与反抗的内在矛盾

一位刚强、自信、聪明、美丽、生气勃勃的女性,最终竟以自杀结束了生命,不是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候,而是在苦难已经几近结束的时刻。这后一点似乎尤其令人困惑。周舵根据他对前人有关自杀理论的研究,把他母亲的自杀基本上归于“利他型自杀”之类。不过他也指出那不是纯粹的利他型自杀,“那要复杂得多”。

在我看来,周舵母亲的自杀其实并不是利他型自杀。她自杀得很痛苦,她并没有从自杀中感受到任何光荣与快慰。她的自杀,也不是为了实现某种传统的或时髦的道德准则。她如果是选择在外部压力最大——譬如说在被捕入狱,被打成“反革命分子”、“阶级敌人”而百口莫辩,并遭到非人摧残时自杀,那么,她或者是为了向她所爱但并不爱她的那个党表白心迹,或者是向侮辱她折磨她的那些人表示抗议——这两种心理极不相同,但又不易分清,且实际上往往互相交织。

我们都知道,邓拓在自杀前写的遗言中,拒绝承认党中央强加给他的一切罪名,强调自己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历次运动中的大部份自杀者都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态度。但认真分析起来,这种态度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一方面是忠诚,另一方面是反抗。如果一个基督徒因为被教廷指为“异端”、“叛教”而遭受迫害最终自杀的话,他可以采取这种既忠诚又反抗的态度而并不陷于自相矛盾。因为在这里,他忠诚的是宗教,反抗的仅只是教廷。尽管在一般情况下,教廷被视为上帝派往人间的代表,但起码在理论上,上帝与教廷总还不是同一的。教廷自称代表上帝,但至少是在某些教徒心中,上帝是上帝,教廷只是教廷。一个人可以反对教廷而忠于上帝,上帝全知全善全能,而教廷却可能犯错误。既然你把忠诚与反抗这两种矛盾的态度分别给予不同的两个对象,那么你就并不自相矛盾。


三、关于“事业=党=领袖”的连等式

众所周知,中国人一向没有或少有外在超越的宗教,但并非没有某种宗教情绪或宗教精神。搞不好,造就很容易使中国人陷入一种内心的分裂状态。古代的忠臣,从比干、屈原到岳飞,他们本来的理想是忠于国家,但在现实中他们又不得不把这种忠诚的对象具体地落实在君主身上,由此便陷入一种不可解脱的自相矛盾。在当代社会,如果我们把所谓共产主义事业比喻为一种宗教,那么共产党组织就好比是教会,党中央就是教廷,领袖便是教宗—— 这是一个前人多次作过的比喻。然而这种比喻却仍不足以说明问题。毕竟,共产主义事业是一个世俗的,此岸的东西。此其一。第二,假如我们把马列经典比作圣经,那等于把马克思或列宁或毛泽东比作了上帝(或上帝的化身)。于是,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共产党组织,本来不过是肉体凡胎者的一种自由组合,被高度的抽像化、神圣化,成为了整个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事业的全部的和唯一的主体。所谓唯一,含意有二:其一是,背离了共产党,就是背离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事业;其二是,只有一个共产党,没有第二个共产党。另一方面,党的领导,本来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生有死的个人,被抽像化、神圣化为党的化身。这就是所谓个人迷信或个人崇拜。早在一九二四年,马雅科夫斯基就写下过这样的诗句:

当我们说到党,我们指的是列宁当我们说到列宁我们指的是党。

这样一来,在事业——党——领袖三者之间,就形成了连等的关系。

在事业:党:领袖的公式之下,一个人被领袖批评,就等于被党谴责,就等于被事业所抛弃。但是作为被批评者,他常常会在内心深处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他不能接受领导的批评(根据他自己良心的判断),但他又不能拒绝领袖的批评(根据那个连等式)。于是,他就陷入极度的自相矛盾与内心分裂之中。


四、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据说,在“文革”初期,红卫兵批斗彭真时,发生遇如下段对话:

红卫兵:彭真,你交代你为什么反封毛主席?彭真:我不反对毛主席。红卫兵:主席说你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你承认不承认?彭真:(语塞)。

其实彭真当然有话可说。他当然知道不赞成毛主席的某一论断,还不等于反对毛主席本身,他甚至也一定知道,反对毛主席个人也还不等于反党。但是,在事业=党=领袖这个连等式统治一切(那也和彭真本人多年的努力分不开)的形势下,他不能公开地讲出这层道理,否则无异于自己给自己落实罪名。当着“党”指控你“反党”时,你如果不肯承认,便唯有沉默:因为你一表示反对,那本身似乎就构成了“反党”的铁证。这简直是一个典型的逻辑悖论。

基于同样的道理,陈毅高声念道:“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把批判他的红卫兵置于相似的困境。尽管红卫兵们发现,陈毅有太多太多的言行,太符合毛泽东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定义,但是在这条由“毛泽东思想”本身构置起来的铜墙铁壁面前,他们却无言以对。他们心里在说:主席还在受你的蒙蔽,因此主席这句话未必正确。但他们不能公开那么讲。不论是被红卫兵批斗的彭真,还是被陈毅反驳的红卫兵,可能心里都明白自己应该说什么去对付对方,但都不能把各自的道理公开讲出来。那个连等式封住了大家的嘴。(不过,有些红卫兵还是敢于继续高喊“打倒陈毅”。因为他们发现,不少在昨天还被毛泽东本人肯定的人物,今天便成了打倒对象,那么今天被毛肯定的人物,安知不会在明天被毛又赞成打倒。他们的这种推论终于在周恩来身上碰了个结结实实的大钉子——这当然是另一个问题了。)


五、“文革”的双重效应

“文革”一度造成了一种特殊的局势。一方面,毛泽东被绝对地、同时又差不多是唯一地视为党的化身,“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化身,这就造成了极为彻底的个人迷信。从而把极权统治形态发展到登峰造极。另一方面,因为它否定了其它各级党组织、党的负责人作为党的化身的作用(而在过去,例如“反右”期间,反对一个基层的党书记都可以扣上“反党”的罪名),这就又造成一种令人兴奋的解放。直到现在,仍有人称赞毛泽束发动“文化大革命”是毛本人出于一种极度理想主义的冲动,“一手砸碎了他亲自缔造的那个党组织机器”。殊不知像毛泽东那样,把事业、把党绝对地等同于自己一个人的作法,正是极权统治者的最高愿望。又有人说,“文革”后期,毛泽东再度恢复了庞大的党组织机器,意味着毛自己向官僚制度妥协和放弃,至少是部份地放弃了当初发动“文革”的初衷。这些人不懂得,正如对一个地广人众的国家无法事事处处实行直接民主一样,它也不能在取消所有中介组织的情况下实行极权控制。因此,党组织的重新建立是无可避免的。但是,党组织的一破一立,并不是使事情重新回到原点,而是使极权统治上升到一个更严整的高度。


六、无法证明的清白

共产主义运动既是把神圣的宗教情绪世俗化,又是把世俗的政治活动神圣化。这就形成了一个特殊的纠结。正如周舵所言,一旦你被打成异己分子,你甚至连实行“利他型自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死,本来是一个人用来表白其信念的最高和最后的手段。但在这种情况下,死却完全无法证明它一心想要证明的东西。

战争期间还有办法可想。在长征中,红四方面军被中共指为叛逆,气得徐向前不顾一切地带领人马杀向敌营。死了的就死了,幸存者总算通过这种出生人死证明了自己的无辜。这不过是那些传统小说和戏剧中一个常见的冲突模式。一个忠心耿耿的将军被皇帝怀疑为“谋反”而下令推出午门斩首,恰逢此时边关告急,别人都是饭桶,只有这位忠臣才可能战胜敌人,于是皇帝允许将军“戴罪立功”。得胜凯旋后,将军证明了自己的清白,皇帝则开恩赦免。两方都没有否定自己先前的立场,但冲突终于得到了圆满的解决。这种解决冲突的办法就和大家熟悉的古代爱情故事关于先是不遵父命,自由恋爱,最终又金榜题名,奉旨完婚的模式一样。中国人生活中有太多的悲剧,偏偏一般人最缺少的是悲剧感,原因就在于作家们都太滑头,他们最善于用一些过份偶然的因素插入,从而使整个问题悄悄地改变成另一回事。在这一点上,“新时期”十年间“伤痕文学”或“大墙文学”的作品,很少有不重复前人故伎的。

所有被冤枉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们(我强调是“被冤枉打成”,因为惟有此种人才会陷入各种特殊的内心分裂。这种人何止千万),都有一种极强的愿望,要求证明自己的无辜。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没有任何一种办法可以做到这一点!

大呼冤枉吗?这等于是说“党”错了。你反对党整你,这不是反对党吗?这套强词夺理只不过是一个很浅显的逻辑谬误。但正如列宁引用过的一句话:如果几何学公理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它也要遭到否认的。共产党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至少对它自己是完全适用的。

为了表明你对党的忠诚,你表示愿意为党多做工作。这没用。“新社会”了,一切工作都是党的工作,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什么工作能够格外证明是在为党工作。你说,你自愿去做那些最艰苦的工作,用以证明你的忠诚。请放心,党本来就会命令你去干那些最艰苦的工作的,所以你无法证明你是出于自愿。

你会想到死,用你的全部生命来证明自己清白。可惜,也办不到。和平时期,你很难碰上有效命沙场的机会。纵然碰上了,“党”让不让你去也是个问题(怕你临阵投敌)。当然,倘若仗打大了,需要很多牺牲者,党照例会不失时机地调整政策。朝鲜战争中,早期派出的部队中就有很多原国民党部队的官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斯大林大搞清洗,许多能干的苏军高级将领被解除军权遭受迫害。希特勒进攻苏联,斯大林抵挡不住,连忙把大批将领从集中营调出派往前线。德国人本来以为这些苏军将领既然饱尝冤狱之苦,和斯大林离心离德,一定不肯好好打仗,殊不知这些人正急于找机会效忠以证明自己无辜,打仗竟格外卖力。一般人只知道,迫害会导致分裂,此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用得巧妙,迫害可以加强忠诚。正如那些猜忌心重、好吃醋多嫉妒的妻子或丈夫,往往更能有效地控制自己配偶一样。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论及,此不多说。

回到自杀的题目上来。你被打成“反党分子”,你试图用自杀来证明你不反党,你在遗书中竭力表白自己对党从来都是坚信不疑,绝对听话,可是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陷入了一个矛盾:当你证明了自己并非反党,同时你也就证明了党把你整错了。你既然反对党关于你反对党的指控,你事实上就已经是在反对党。因为党的正确性,如同党的权力一样,都是不容分割的。像上帝一样,党是全知全善。如果党冤枉了你,那证明党并非全知;如果党明知你冤枉还要整你,那证明党的邪恶。所以,党对此总是极其敏感的。在你看来,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党看来,你的自杀却是为了证明党的过错。毕竟,党不大关心你的清白,党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威。因此,共产党对于它无理迫害的牺牲品的自杀,从来不会觉得内疚,它只会更觉恼怒。所以,你的自杀常常招致更严重的罪名。叫做“以死来向党反扑”。不过有时候口气要缓和点,最通常的说法是说你“畏罪自杀”——没有给你罪上加罪,但最终仍然是落实了你原先的罪名。


七、唯有承认,才能否认

说来说去,只有一种办法或许可能减轻你的罪名:那就是你承认党加之于你的一切罪名。这看来很离奇,其实却有它的道理。你通过认罪的行为再次证明了党的绝对正确。当年有的“契卡”人员就是这样劝说那些被打成“反党分子”的老布尔甚维克们公开认罪的:“为了党的绝对权威,为了党的利益,你必须承认党是完全正确的,因此你必须承认自己的确是反党分子。”可以想像,当这些被冤枉的老布尔甚维克们在法庭上承认了斯大林强加的一切罪名时,他们的内心深处或许真有一种悲壮感:他们觉得他们正在为党作出最高最难的牺牲。这或许可以归为一种利他型的自我牺牲,但和传统的利他型自我牺牲不同的是,这种牺牲是一种根本不被舆论承认的利他型牺牲,甚至牺牲者本人也不能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是在作利他型的牺牲。出于一种崇高的心理,他必须当众卑微地承认自己的罪过。好像一位无比热烈而真挚的“利他型”情人,他为了满足意中人的心愿,而这种心愿很可能是要和第三者相好而抛弃他。他必须当众否认自己的爱情。他是在用否定爱情的办法肯定爱情。“我爱你,所以我只能对你说,我不爱你。”这是一种奇怪的逻辑、残酷的逻辑,不过似乎还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逻辑。

根据周舵的记叙,我们可以把周舵母亲人狱后的言行视为实行“利他型”自我牺牲的一种表现形式,当然是一种很奇怪、很残酷的表现形式。最初,周舵的母亲坚决否认各种荒唐的指控,她甚至用绝食的激烈方式有力地捍卫自己的无辜。但是,很快地,一则是遭受到更大的肉体折磨,一则是受到更大的精神压力,周舵的母亲会发现,硬顶下去,一来是要承受更多的肉体痛苦,二来这种行为实际上构成了对党的意志的反抗。这就很危险了。是的,每一个抗拒运动对你施加无理迫害的人,一个现成的罪名就是说你“对抗运动”。为了证明你“拥护运动”,你就必须顺从地接受一切惩罚,并且把这些惩罚“正确地”视为“教育”、“挽救”。造就是说,为了证明你拥护党,你就应该承认党对你的处置是正确的,你就应该承认你是“反党”。唯有承认了自己“反党”,你才是听了党的话,你才是表现出了你拥护党。偶尔地,党会理解你。党发现你是如此听话,包括党骂你是“反党分子”的话你也听,可见你还不是反党。党感到了你的忠诚,党宽恕了你。这种情况不是绝对没有,可惜少得可怜。在大部份情况下,党没有兴趣去细心理解牺牲者的心理,党陶醉于自己百发百中的伟大胜利。你感到极度委屈,因为你如此顺从竟然还被看作叛逆。但是你没有别的办法,只好继续顺从下去,如果可能的话,还要做得更加顺从一些才好。你甚至愿意承担下更多的罪名,超出领导要求地对自己“猛烈开火”。在绝食斗争失败之后,周舵的母亲的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她的'思想觉悟'终于彻底提高,成了监狱里的超级模范犯人。不仅生活上处处照应别人,还现身说法,宣传毛主席伟大的革命路线”。甚至在放她出狱时,她还对看守人员表示依依不舍。


八、无中生有的犯罪感:越想越像,越像越想

周舵母亲在监狱中的态度转变,最初很可能是出于“利他型”自我牺牲的心理。她表现得那么热诚,使你能感到她心中所洋溢的那种甘作牺牲的快慰。不过,即使在此时,周舵母亲心中的“利他型”牺牲意识恐怕也不是完全单纯的。在某种程度上,她大概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定的犯罪感,也就是说,她大概从一开始就有点相信自己的确“反动”。这种犯罪感首先来自她惊愕地意议到自己在“对抗运动”那种感觉,尔后便迅速的强化。不要多久,她就会发现自己简直是“反动透顶”了。这种过程其实不难理解。第一,人的内在思想和外在语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有趣的相互作用关系:不仅思想可以转化为语言,语言也可以转化为思想。你老是对外讲什么,结果你必然就会老是想什么,到头来你就会相信你对外讲的就是你内心想的。你总是对别人说你思想多反动,到头来你就会相信你的思想果真是那么反动。第二,既然这里所涉及的“反动”,主要是指“思想反动”,思想思想起思想来,很容易陷入迷惑与混乱。一个头脑灵活的人,谁没有想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念头呢?很多念头完全是随机的,不受你意志的支配。假如你本来是个对穿着打扮毫不在乎的人,但你脑子也可能转过华衣美服的念头。当你无休止地反省自己,意识到自己也曾经有过这些念头,你就可能怀疑自己其实是个追求奢华的人。古人说得好:“久视则熟字不识,注视则静物若动。乃知蓄疑者乱真知,过思者迷正应。”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之内,一个人被逼迫“深挖思想根源”,他很容易对真正的自我失去信任、失去把握。别人给你强加的那些罪名,正好起到了心理学上的暗示作用,于是你发现你果然像批判者所说得那样十分“反动”。越想越像,越像越想,最终精神的自我防卫彻底崩溃,你岂止是有了犯罪感,简直会觉得自己罪孽深重。到了这时候,要让你恢复自信,相信自己是个好人,恐怕还很不容易了呢。也许,周舵的母亲就是这样。所以,当她出狱后,当她面对自己的子女时,她仍然寻找不回那个失落了的自我。


九、“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超卡夫卡的卡夫卡式荒诞

这里有一个极大的矛盾,一般人未必注意到的。这个矛盾就是,一方面,你是怀抱着极其虔诚的心理去检讨自己的;另一方面,这种检讨本身又势必挖掘出一系列极不虔诚的念头。正因为你无限忠于党,所以你才会发掘出自己有那么多的“反党”思想。周舵的母亲正是陷入了这种矛盾而不自知:她表现得那么“革命”,同时她又相信自己是那样的“反动”。和历次运动中大量牺牲者的心理一样,她是一个“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多么荒诞的自相矛盾!比起这种惊人的矛盾来,卡夫卡的《城堡》显然还不够份量。比谁都爱党的反党分子,比谁都左的右派,这种人我们不是已经见得太多了吗?如果仅仅是爱党,是左,而不承认自己是“反党”,是“右派”,那倒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些人既是如此的爱党,如此的左。同时又相信自己是真的“反党分子”,是真的“右派”。与此相似,只是矛盾程度略轻,但矛盾性质一样尖锐的,还有那些大量的满脑子“无产阶级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份子”。


十、关于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

当然,对于上述现象,共产党有自己的一套解释。共产党说,你本来是反动的,通过党的批判教育,你提高了认识,转变了立场。党挽救了你。很多被整者自己也多少接受了这套解释。周舵的母亲即为一例。这话也不是全无道理。很多人的确是在挨整之后才变得格外忠诚的(迫害加强忠诚),当然是一种愚蠢的忠诚。除开一批自觉的、坚定的反党分子外,大部份被冤枉挨整的人都不难回想起,当他们初初挨整时,他们觉得冤枉,并进而抵触,但此后他们就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他本人也开始同意党整对了,承认自己的确反动,并且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忠诚意愿。他们的确会有一种“触及灵魂”、“脱胎换骨”的体会。在这一点上,周舵母亲入狱后先后表现的巨大差别,其实很有代表性。

但尽管有着这种貌似有理的解释,像“无限忠于党”的“反党分子”一词,仍然意味着极其荒谬的自相矛盾。因为在这里,“无限忠于党”和“反党分子”这两个截然相反的东西,同时地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明显违背了逻辑学中的不矛盾律,也就是说,二者决不可能同时为真。实际上,共产党的这套整人术,只有当它加之于那些本心并不反党的人们身上,才可能取得上述效果。


十一、暧昧的“解脱”

一九六七年,在未经任何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周舵的母亲被抓进了监狱。直到一九七三年她才被释放回家。“文革”后期,千千万万被整的人,离开了监狱,离开了牛棚,离开了“干校”一类准劳改的基地,回到了家中,少数运气好的还回到了自己原先的工作岗位上。这就叫“解脱”。

解脱当然不是坏事。没有人会拒绝解脱。周舵的母亲虽然表示对监狱生活依依不舍,但她毕竟毫不为难地出来了——可见所谓“依依不舍”原是一种自欺欺人。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很多人在临离开监狱、牛棚或干校等地时,都表达过对那段生活的某种留恋,反复申言那种生活对自己是何等的有益。与此同时,他们却决不因此而自愿继续留在那里。“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这是说人有一种既渴望家乡的熟稔亲切,又希求外出闯荡的新鲜开阔的矛盾心情。但上述情况显然不属此类。没有人真心愿意过那种被贬斥、被惩罚的生活。不过你要说他们全是在撒谎似乎又有欠公平。也许,把上述心理看作是一种人心的合理化倾向更为合适一些。当你被迫过一种你根本不情愿的生活时,你总希望能从这种生活中寻找出一点意义来,以此证明这段生活也有它值得一过的价值,否则你只会更痛苦。对于人世间一切不合理的苦难来说,越清醒者越痛苦。当时一般人之所以容易接受共产党宣传的关于脱胎换骨的改造如何有益于人生的种种欺人之谈,不是因为它们正确,而是因为他们需要。

然而,解脱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解脱是极其暧昧的。党搞了一套“捉放曹”。党既不说它错了,也不说你对了。释放比抓捕还更莫名其妙。抓你时,虽无程序,好歹有个说法,放你时却是稀里糊涂。当然,对于渴望着从更小的牢笼回到较大的牢笼的人们来说,很少有人会自寻多事地硬要向当局问个明白后才肯走的——这再次证明他们说自己留恋那种生活不过是自欺。八九之后我们看到共产党又重施故技,不加说明地释放了一大批关押者,真所谓黔驴技穷。所谓解脱,既不同于“刑满释放”,又不同于“改正平反”。解脱就是解脱。它含糊其辞。它似乎什么都是,又似乎什么都不是。你的痛苦少了点,你的困惑却多起来。这对于某些人而言,意味着一种新的打击,也许还是更厉害的打击。


十二、意义的失落

出狱后,周舵的母亲立刻感受到双重打击。第一重打击涉及过去,她无法确定过去几年的监狱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第二重打击涉及现在,她不知道今后应该怎样有意义的生活。

五、六年的监狱生活可以想像是十分难熬的,但周舵的母亲都捱过来了。她和有些人不同,她不是仅仅凭着生命本身的惯性生活,她是以一种极顽强的意志在活。她一直抱着一种极强烈的愿望,她力求证明自己是“革命的”。这话现在说来很轻松,甚至很隔膜。但不要忘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多少人把“革命”看作是人生意义之所寄。为了让社会承认自己是“革命的”或“要革命的”,多少人甚至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如果在出狱时,当局对周舵的母亲宣布:经过长期考验,党认为你是真正革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周舵的母亲也许竟会激动地流下热泪。如果当局宣称:你过去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是你认真地、痛苦地进行了思想改造,现在你已经成为革命队伍中之一员。她可能也会同样的激动。因为那便意味着几年的炼狱没有白费,意味着几年的痛苦具有价值。人不怕吃苦,怕的是白吃苦,怕的是吃苦毫无意义。然而,当周舵的母亲释放出狱时,党偏偏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算是怎么一回事呢?你受了那么多苦,却没有个理由;你在苦难中表现得那么好,但不说明任何问题。这样一来,你所受的非人的苦难,你所做的超人的努力,到头来变得毫无价值,毫无意义。

和许多人一样,周舵的母亲在出狱不久便多次找到组织,要求组织给自己的问题作个结论。组织上照例是迟迟不说出个所以然。造就使她陷入了一种新的苦恼,茫然若失的苦恼。好不容易,北大俄语系总算是同意她去系里上班。于是,周舵的母亲又燃起了某种新的希望。可是她没料到,随之而来的却是另一重打击。她努力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拚命工作,再度积极申请入党,时时处处不忘抓阶级斗争,包括对于女、对同事都大上政治课。可是,党并没有因此而喜欢她、接纳她,自己的子女和同事却因此而讨厌她、拒绝她。当她从监狱回到人群中后,她发现自己比过去还更孤独。


十三、虚脱:生存意义的空灭

按照周舵的记叙,“四人帮倒台后,母亲完全蔫了,懵了,简直再也辨不清东南西北”。这看来很不可思议。难道不正是“四人帮”那套极左路线让周舵的母亲吃够了苦头吗?为什么偏偏是极左路线下的受害者,反倒对极左路线的破产失魂落魄呢?这里面的道理很复杂。简单说来就是,由于周舵的母亲被迫使自己去适应那套极左路线的要求而付出了太多太多的代价,因此这条路线的破产,等于是宣告了她此前所作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造就使得她比以往作何时候都更加感到自己生命的空虚。

问题就在这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活和某一套观念联系在一起,尽管这套观念从来没有给予过你任何好处,尽管从一开始你就是在一种外在的强力的胁迫下半推半就地去认同这套观念,但只要你的生活与这套观念纠缠得太长太紧,这套观念在客观上就成了你生命的组成部份。因此,一旦这套给你造成巨大痛苦的观念毁灭,你不但没有解脱后的轻松之情,反而倒有虚脱般的空灭之感。对于周舵母亲这样性格坚强的人来说,纯粹外在的痛苦并不足以夺走其生命的意志,空虚、只有那彻底的空虚才可能窒息她生命的欲念。

周舵的母亲痛感自己虚度了一生。然而,比起虚度一生这件事实本身更加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之所以虚度一生,决非因为天性怠惰和自甘平庸。恰恰相反,正因为她顽强地追求生命的意义,最终才导致了其生命的毫无意义。这里又不仅仅是个目标选择错误的问题。如果一个目标真是你自觉自愿选择的,那么不论这个目标最终被证明是正确还是错误,你在追求的过程中总会有一种充实的感觉。即便事后证明目标不对,你的空虚也不会是完全的、百分之百的,因为你的生命在那种追求过程之中已经多多少少体现出了它的意义。我猜想,时至今日,那些老共产党人的心态便是如此。但周舵的母亲却不属此类。周舵的母亲苦苦地追求共产党的那套价值,而那套价值却从来没有认可过她的这种努力。毕竟,意义只存在于关系之中。尤其是,周舵母亲所追求的那种意义,乃是共产党宣传的一种意义:它是人生此岸之事,因此,在孤独中,你不能以来生作安慰;它是世俗的,不具外在的超越性,因此,在空虚中,你没有上帝或其它什么神明作填充。共产党主张的那种意义,根据定义,它必须被党所承认,被历史所承认。然而,对于周舵母亲的毕生追求,党总是在打击它而从来没有承认过它,“历史”先是捉弄它后来则干脆否认了它。我相信,当周舵母亲回首往事时,她一定会发现一件她过去长期不肯正视的事实。那就是自她回归大陆后,她从来没有体会过生命的充实和人生意义的存在。而在过去,她总是自己欺骗自己拥有上述感受。我再说一遍,周舵母亲不同于老共产党人,因为说到底,后者是“革命者”,而前者始终是个“被革命者”。共产党的革命,一方面禁止她选择别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拒绝把她接纳入自己的系统。因此,她的孤立是极其彻底的。再加上家庭生活中温情的缺乏,亲生儿女前途的黯淡,以及自己身体的衰朽。所有这些便促成了她自杀的动机。


十四、关于“追求意义”

我以为,周舵母亲的自杀,在更大程度上,是出于生存意义的空灭。

奥地利心理学家维克特·弗朗克提出了一套被称为心理分析的第三派学说。第一派学说是弗罗伊德主义,该学说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快乐”。阿德勒学派则认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优越”。按照弗朗克的理论,人活着是为了“追求意义”。这个意义可以因人而异,但正如尼采所说,除非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而活,他才可能在几乎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活下去。

除开殉道者,自杀者通常被视为勇者中的懦者和懦者中的勇者。人可以像动物一样苟活,动物却不会像人一样自杀。当一个人并非纯粹出于无法忍受的肉体痛苦而是更多地出于无法忍受的精神痛苦自杀,那说明这个人总是有追求的。对于这样一种人,只要他感到自己追求的东西还存在,他多半就会顽强地活下去,不论活下去是何等的艰难。当然,倘若他以为只有死亡才能实现他追求的东西,他可能选择死亡,这就是殉道者一类人物了。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会使一个有追求的人自杀,那就是当他或她深切地感到其追求目标的彻底毁灭。周舵母亲的自杀便是如此。你把这种自杀称为殉道或利他型自杀似乎也可以,因为那毕竟是为了某一个追求。但严格说来又不够恰当,因为那不是由于这个追求的存在而是由于它的不存在。周舵认为他母亲的自杀,“社会应负百分之九十的责任,另外的百分之十,应由我们全家(包括母亲自己)来分担。”这种说法恐怕也不够准确,因为它容易使人理解为周舵母亲及其家人犯有过错或者是个性上有什么弱点。这和一家人是否完美无缺没有关系。你可以说自杀者是社会的不适应者,但不适应者不等于都是劣者或差者。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里,有些不适应者倒要比某些类型的适应者强得多,好得多。

周舵母亲自杀的悲剧,当然不是常见的(但在四十多年来的中国大陆,那也不是特别罕见的!)。不过,倘就其思想变化和坎坷经历而言,生活在一党专制下的广大人民,尤其是知识份子,都或多或少地与之有些相似。从周舵母亲的悲剧中,我们难道不应该引出更深刻的思考吗?

一九九二年一月


参见 周舵:自 杀──一个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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