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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傅斯年

 

作者:谢咏

一九四九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从整体上看,是以马
克思主义史学为一统天下的。说它一统天下,并不意味着其他学派绝对
没有生存空间,而是说作为中国现代史学主流的“史料学派”,从一九
四九年以后基本上被人为地阻隔了。这种阻隔,对于那些在一九四九年
以前就成名的史学家来说,它的伤害只是他们在很长的时间内不能按照
他们已有的史学训练来做研究,但对于那些在一九四九年以后才开始学
术生涯的史学家来说,在他们的学术生涯的起步阶段,就受制于单一的
史学训练,这使他们很难在学术上达到前辈学者那样的境界。这也就是
为甚么“中国现代学术是一代不如一代”的原因。八十年代中期以后,
中国史学界开始反省近半个世纪以来在学术上的失误,到了九十年代,
已经开始向中国现代史学的起步阶段回归,其主要特徵就是:回到傅斯
年。

傅斯年的史学观,简单说就是“史学即是史料学”,他认为史学家的责
任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要把材料整理好,
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
便不出货。”他和史语所同仁所进行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看来是经得
起历史检验的。史语所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集团为中国现代学术提供了成
功的范例,它的成功告诉我们,史语所虽然是一个国家体制化的研究机
构,但因为他们的研究工作遵守了史学研究最基本的学术规律,所以他
们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惊人的。那一代史学家的诞
生和成长,开创了中国现代史学的新格局。从本世纪20年代开始,直到
四十年代,以傅斯年和胡适为代表的中国现代史学中的“史料学派”,
本来已为中国现代史学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但因为后来中国史学的发
展被马克思主义史学一统天下,不但使已有良好训练的学者不能在学术
上再做出更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使新一代学者的学术训练走上了歧途。
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第一代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侯
外庐、吕振羽),由于早年的训练还是受史料学派的影响,所以他们早
年的研究还可以说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稍后的吴、尹达、吴泽等学者,
早年也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但他们后期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受了马克思
主义史学影响以后,则退步了;至于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如华岗、
胡华、胡绳、何干之、刘大年、张如心等,他们的学术研究工作,现在
看来很少能经得起时间检验。

一九四九年以后,对于资产阶级史学的批判,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批判胡
适和傅斯年的史学思想,而且都是从批判"史学就是史料学"下手的。

一九五八年第六期《新建设》杂志曾发表过一篇〈批判傅斯年的反动的
史学研究方向〉的文章,署名文瑾。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清算傅斯年着
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文瑾认为:
“这些旧史学留下的污毒,随时都在侵蚀马克思主义的史学阵地,使马
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工作不能很好开展起来,并阻碍着科学队伍的更快
成长。为了史学工作的大跃进,我们必须大破大立,把资产阶级的史学
研究方向彻底搞臭,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开辟更广阔的道路。”

同年第十二期《新建设》杂志又发表了胡如雷的《廓清陈寅恪先生资产
阶级史学观点的不良影响》。胡如雷认为,全国解放以后,胡适派资产
阶级学术思想已经威信扫地,但陈寅恪的资产阶级史学观点在史学界还
有影响。“某些人对陈先生的迷信也还没有破除,有意无意间对陈先生
的所谓‘成就’进行宣扬,甚至渲染,传播开去,流毒无穷!明乎此,
则可更进一步了解,现在批判陈先生的学术思想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这
不仅对陈先生有极大的帮助,而且对今后史学界的健康发展,也将会起
良好的作用。”那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取得了不容怀疑的正统地位。五
十年代初,作为国家体制化行为,中国科学院下设的历史研究所,它的
领导是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主要代表的;一九五五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学
部委员当中,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天下,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差不
多都成了学部委员,而顾颉刚却被排斥在外。

那时对"史料学派"的批判是构造了一个“史料学派”没有理论的假设,
在这个前提下,以所谓“史料”与“理论”的轻重和“求真”与“致用”
的矛盾为相互对立的假设,对前者进行了否定。其实这些问题根本都是
不存在的。因为史学常识告诉我们,从来就没有过“没有理论的史料”,
也根本没有过“没有史料的理论”。对“史料学派”的批判,目的就是
不要史料。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一九四九年以后,史学界“一派
独兴”、“五朵金花盛开”的局面才得以形成。那“五朵金花”,即中
国古史的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封建社会土地问题、资本主义萌芽
问题和汉民族形成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不是建立在新史料发现的
基础上,而是先有了理论上的预设,在“规律至上”的观念指导下,再
去寻找史料以为证明。现在看来,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大体可以说是
浪费了几代学者的才华,他们本来可以不在这些问题上进行纠缠的。比
如像农民战争这样的问题,假如没有理论上的预设,稍有学术训练的史
学家都不会得出后来那样的结论,特别是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的事,
只要举出史料,他们的性质也就一望而知。

现代史学史证明,“史料学派”没有排斥过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只是
不迷信这些东西,他们对这种理论的使用范围保持了相当的清醒。一九
四五年,顾颉刚和童书业合撰《当代中国史学》,就对郭沫若的古史研
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研究社会经济史最早的大师,是郭沫若和陶
希圣两位先生,事实上也只有他们两位最有成绩。郭先生应用马克思、
莫尔干等的学说,考索中国古代社会的真实情状,成《中国古代社会研
究》一书,这是一部极有价值的伟着,书中虽不免有些宣传的意味,但
富有精深独到的见解。”顾颉刚在该书的引论中还说:“自从所谓‘唯
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
虽说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

史料学派“对史学理论”是非常重视的,他们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有非
常清晰的分辨。一九四零年,顾颉刚在四川成都所写的《史学季刊发刊
词》就深入论述过史料和史观的关系。他说:

“故凡不受历史哲学指导之历史科学,皆无归宿者也。夫考据之功无尽
期,历史哲学之建立因不必待至一切历史考据完成之后,然必当建立于
若干颠扑不破之考据上固无疑。观各国新史学之发达历程,均先赖考据
方术之改进,而后有正确解释之产生,知无史观之考据,极其弊不过虚
耗个人精力。而无考据之史观则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众愚众而
已。世之好为史学者,果欲纳之于正轨且开浚其源头乎,审定史料固最
基本之功力,亦最急切之任务也。”

顾颉刚是“史料学派”的主将,但他对历史哲学的重视是非常自觉和清
晰的。可惜像他这样的学者,在一九四九年以后已从主流退据边缘了。

五十年代在所谓“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受到最大伤害的就
是“史料学派”的历史学家。一九五八年在全国高等院校开展的“历史
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中,其主要内容就是批判“史料学派”。当时
山东大学、中山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吉林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
大学六所大学的历史系学生给他们的老师写了许多大字报。这六所院校
的学生集中批判的就是童书业、陈寅恪、岑仲勉、刘节、徐仲舒等一流
史学家。当时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学生还写过这样一首诗来讽刺他们的老
师(见《历史科学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续辑,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五
九年一月):

厚古又薄今,理论看得轻;
马恩列斯毛,从来不问津。
报刊和杂志,当做史料存;
五六十年后,一笔大资本。
研究古代史,言必称二陈;
史观寅恪老,史法垣庵公。
至于近代史,首推梁任公。
理论有啥用,史料学问深。

对于傅斯年和“史料学派”的批判,使一九四九年以后成长的史学研究
者中很难出现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史学家,因为训练不足或者说曾经误入
歧途,他们已经回不到傅斯年的路上去了。破坏比建设要容易得多,一
九四九年以后,中国并不是没有史学方面的青年才俊,但因为意识形态
的制约,使那些颇具文史才华的青年才俊都在学术上走过邪路。像李泽
厚、李希凡、蓝翎、冯天瑜、朱永嘉、戴逸等先生,甚至余秋雨、甚至
姚文元,他们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像他们前辈那样的学者的。

中国现代史学的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五十载,还得回到傅斯年,这是很
让人感慨的。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二零零零年十月号(香港:中文大学中
国文化研究所)一五一页─一五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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