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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蝴蝶夫人》的网文两则





普契尼:《蝴蝶夫人》(Angela GHEORGHIU - Un bel di vedremo - M Butterfly - Puccini)



一、中日版的《蝴蝶夫人》


作者:老哈



纯粹的故事,没有忧国忧民的成分,却有血,泪和情交织的凄美。


一、卢沟桥邂逅松本健二先生

那是八十年代初的一个夏天,我到北京公干,事办完后和两个同伴到京郊的卢沟桥一游。我们数完了桥上的石狮子以后,跑到桥下去玩。在卢沟桥下一大片铺满了大块鹅卵石的河床边,我邂逅本故事的引子的关键人物,松本先生。松本,姓也,名健二,那时是七十出头的年纪。我们相遇时,他和两个日本年青女孩在一起。交谈中,得知他们三人同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学生,正在修中文。所以,我们是用中文交谈的。我印象中,老松本讲中文不比两个年青人差。我顿生敬意,活到老学到老啊。

这三个日本人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清晰的算是他们和我们一起在桥边的小店里买冰棍吃,我们三个同胞拿着冰棍走到桥下,随手就把冰棍的包装纸扔进了河里,我们从来就是这么干的。而三个日本人,则都把纸揉成团,放进了手袋里。那时的卢沟桥附近,除了我们两拨人,似乎没什么别的游人了。我那时还是个青年,对日本人造访卢沟桥很有些好奇,也就和松本等聊得挺起劲。我一直想问松本是否在战时来打过仗,但不知何故就是没开口问。得知我的老爸和他是同龄人,年青时在日本留学,松本也颇有聊天的兴致。末了,我们相互留了通讯地址,许愿相互联系,寄照片。松本后来很快就离开北京回日本了。从日本寄来的信里夹了一张名片给我,依稀记得当时他是一搞化学产品的公司的董事。

松本从此终生和我保持联系。他在以后约有十年写来的信都用中文,但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中文水平也在走下坡路。终于,大概从九十年代末,他干脆就完全用日文写了,也不管我能否看得懂。知道我喜集邮,隔三岔五的他就寄些崭新的花花绿绿的各色日本邮票来。有一年,我的书法作品获奖,我把原作寄给了他作纪念。不料不久后他把他太太的一幅书法作品也寄给我做为回报,他在邮包里还放了一个精致的手提包,说送给我太太。很情长的老人!

回过头讲一九八七年,我儿子出生的那年,松本随一个旅游团重访中国,随团他也来到了我居住的城市。并且要求拜访我父亲的家,说要亲自看看我父母。我就把他带到老父老母那去了。不料这一见,就引出了一段我以往从未得知的“中日版的蝴蝶夫人”的故事。


二、宝宝昭和我爸的故事

我老爸(其实应称“先父”,我父母都已去世了。为讲故事,还是说老爸觉得顺一些)高中毕业后就去了日本,就读东京ⅹⅹ大学,主修法律。大约在日本住了四五年,毕业时中日战争已处在一触即发之际,旋即回国。抗战时他加入了国军,上过前线,也呆过后方。后来他成了大学教授,以后的事就与本故事无关了。

关于老爸的这一段历史,老爸自己的介绍已印象模糊了。他所说的日本有许多应该和小克所说的今天的日本也是吻合的。更多的印象则是从老爸在日本照的那一两百张大大小小的照片中得到。老爸年青时酷爱摄影,在日本时照的相片可能占了他一辈子照的一半。富士山,京都,东京,如画的风景,头梳得油亮的男人(很多是从中间分头发的),穿和服的女人和穿着西裙的女人,。。。可惜的是,老爸的照片告诉我的日本,如同照片的颜色那样,永远只是黑白两色的。

话说回松本来我家。松本在我家和我父母相见甚欢,我早已对当时的情形丧失印象了。我甚至从来不知道当时老松本和那个中国老头都说了些啥,也早就忘记他们谈了有多久。现在想来他们多半是半中文半日文的交谈。松本离开时,老爸把他一直送到了大路口。

往下的故事只是我的断续记忆,唉,时间太久了。

松本回去后,给老爸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他说,按老爸的嘱托,他办了两件事:第一,在老爸的母校找到了老爸的学生档案,并联系了校方告知此人还活着。第二,这第二件事才是老爸真正想要做的事:帮助寻找老爸昔日情人宝宝昭女士。写信时,松本已在不下二十家报纸上登了寻人启事!但仍未果。

那时我并不知道有这封信。却原来,我老爸年青时还有这般罗曼史!宝宝昭,从此成为我记忆中不灭的名字。

一直到大概半年或一年以后,宝宝昭居然有了消息。现在没有人能知道老松本究竟花了多少精力和银子,又是怎样找到了线索,前前后后的详情我都从没来得及去了解,而如今一切都已随老父,老松本和宝宝昭的离开尘世永远地随风而去了。老松本为什么有那样大的热情,费那么大的劲帮一个素昧平生的中国老头寻找五十年前的旧人?答案也永远无人能告诉我了。

我知道的,是老松本终于找到了宝宝昭。那时的宝宝昭当然已是迟暮之年的老妇。宝宝女士给老爸写了一封不知多长的信,是托老松本寄来的。

老爸告知我,宝宝的信告诉了他们分手后五十年里发生过的很多事。可以想象,老爸和宝宝临别时,定是相互发了毒誓,要以生命等待重逢的那一天。宝宝说,战争爆发后,很快两国就断了民间邮电通讯服务了。她寄出去给我父亲的无数信件都如石沉大海。她也给情人寄出过许多包裹,包括衣物,食物,例如有一件她自己织作的肚兜,是给老爸暖肚子用的,因为我老爸那时有胃溃疡,时常闹胃痛。她几年如一日,依然不断地给中国寄信,寄东西。直到有一天,一封退回去的信上有这么一行中国字:此人已战死。(写到这里,我想起了《魂断蓝桥》,悲啊!)她悲伤欲绝。五十年,她在家里保留着我老爸的拜祭牌位,五十年,她未嫁给任何人!……

可怜的宝宝,何等钟情的宝宝,这是何等凄美的爱情故事!谁能说日本人不是战争的受害者?老爸读了宝宝的故事不知作何感想,我只记得他哭得好凄凉。

宝宝在信中还表示很想到中国来与老爸见上一面,有可能的话,她愿意在中国终老。(那时中国人去日本是不太可能得到签证的)老爸却无比遗憾地告诉我,对此我母亲颇为不悦。

不久后,宝宝又来一信,说她决定不来了。她如何解释这一决定我已记不得了。反正,当时我就觉得宝宝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子,她在欢喜过后的冷静中,想明白了,人,一定不要在年老时与昔日爱人再见。再见之时,以往几十年内心的梦和一切就毁了。


三、宝宝昭给我的信和她的死

我曾写了一幅字“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给宝宝昭女士”寄给了宝宝。收到后她回了一封长信给我。我看不大懂,只是隐约觉得她很要向我倾诉些什么。我托了一个同事的朋友帮我翻译,但后来我追问下落却被告知,信还没译已丢失了。我当场几乎气绝。直到今天,宝宝的这封给我的丢失的信仍是我心中的痛,这痛将伴随我到永远。它让我和宝宝间有了一种特殊的连结。我们父子两人是何等的亏欠了这个女人!

信到我手不久,我们就得到了不幸的消息:宝宝在大街上摔倒送院不治,估计是脑中风病逝。她离开尘世的时候,除了一个年老体衰的姐姐外,没有任何亲人。

好几年前,和两个美国朋友一同去看芭蕾舞《蝴蝶夫人》(诸位怕没听说过有芭蕾版本的吧,我看过以后就没有续演的消息,估计反映不怎样)看到结尾处乔乔桑哭倒在地,目送平可顿带着孩子的舰艇驶离港口那一幕,周围的观众中只有我一人在抹泪,其实我是想起了宝宝昭。

宝宝的形象只依稀地留有一点点,从老爸的仅存的一张黑白照片上得来:姣好的面容,短发,短的白上衣,刚过膝盖的白裙,白色的皮鞋,轻轻的侧着脑袋。那是一个可爱的十九或二十岁的日本女孩。如今她飘走了,在天国,给我留下了一堆我永远都无法知道的话语。我相信,宝宝要跟我讲的,恐怕有些连老爸都不能知道的呢。谁能告诉我?


后记:

关于松本。松本给我的最后一封信大约是在二OO六年。那时他的夫人已瘫痪卧床好几年了。他那时已九十多岁了。我回信后就再没收到老人的任何消息。我寄出的信有三封了,没有回音。我估计是凶多吉少了。





二、乔乔桑,为什么总让人泪流满面——《蝴蝶夫人》考


作者:郑若思



老哈网友的《中日版蝴蝶夫人》感动了网友,引无数须眉浊物竞折腰,倒是启发了我写出一个酝酿已久的题目:梳理一下古今中外关于《蝴蝶夫人》的数个版本。

悲恋,本来就是文学家热衷的主题。“爱而不能得其所爱”、“呼唤者与被呼唤者很少能互相答应”体现一种动人心魄的残缺的美学,所以大部份文学名作中主人公的爱情都是“悲恋”。

但是《蝴蝶夫人》式的悲恋,多了一种异国恋情的因素,多了战乱、离别以及文化冲突,因而不会因为故事的相似而冲淡它的审美价值。

《蝴蝶夫人》本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所作的两幕歌剧。歌剧脚本由伊利卡和贾科萨根据美国约翰·朗一八九八年发表的同名小说和贝拉斯的同名话剧编成,故事以日本为背景,叙述女主人公乔乔桑(即日语“蝴蝶”的谐音)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空守闺房,等来的却是背弃,乔乔桑以自杀了结尘缘。

《蝴蝶夫人》的原作者约翰·朗于十九世纪末来到日本长崎,从自己的姐姐口中听到了有关苏格兰商人格拉帕的故事,便以他的婚姻为蓝本写下了《蝴蝶夫人》。然而与小说截然不同的是,格拉帕与他的日本妻子阿鹤的婚姻非常地美满幸福,被后世视作楷模。

托马斯·格拉帕,于十九世纪中叶长崎开港时移居日本,从事造船、采矿、茶叶加工及出口贸易,并暗中资助维新志士,被称为对日本近代化做出杰出贡献的外国人。格拉帕的日本妻子阿鹤,由于经常穿着绣有蝴蝶花纹的和服招待客人,因而被称为“乔乔桑”(蝴蝶)。阿鹤的家族从事造船业,她是那个时代少有的新女性,在嫁给格拉帕之前已经有过一次婚姻,与格拉帕再婚后为他生下了一双儿女。阿鹤死于一八九九年,后来还把一部份骨灰与格拉帕合葬。

由于格拉帕夫妇的故事与《蝴蝶夫人》完全不同,因此也有人认为,与法国海军军官兼作家皮埃尔·洛蒂遭遇恋情的阿金,才是蝴蝶夫人真正的原型。其实,与其说阿金像蝴蝶夫人,不如说洛蒂就是活脱脱的平克尔顿。

阿金生于九州的一个武士家庭,本来已经嫁给了一个武士,过上了平稳的婚姻生活,但是她不满自己的家庭,出走长崎,认识了法国军官皮埃尔·洛蒂。洛蒂是个花花公子兼小说家,来到遥远神秘的东方,正需要一场艳遇给他带来写作的激情,阿金的出现正好满足了这种需求。

数月后,洛蒂离开长崎,时隔十五年后重返旧地,惊讶地知道当年的旧情人阿金还在痴情地等待他的归来。洛蒂拒绝与阿金见面,阿金深受打击,返回竹田老家,在一个山洞里孤独地度过了余生。

阿金至死都不知道的是,就在洛蒂重返长崎十三年前的一八八七年,洛蒂出版了以与阿金的这段艳史为素材的中篇小说《菊子夫人》,轰动了法国文坛。时隔十年,约翰·朗才在美国出版了《蝴蝶夫人》,引起了英国戏剧家贝拉斯的注意,将它改编成同名话剧,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在伦敦观剧后深受感动,遂将其改编为同名歌剧,一九O四年在米兰首演,它是《蝴蝶夫人》衍生出的文化产品中最著名的一个。有趣的是,法国作曲家梅萨杰茨早在一八九三年已经根据洛蒂的《菊子夫人》写出了同名歌剧,然而PK不过大作曲家普契尼,反而被认为是“抄袭之作”。

一九一五年,日本出身的女高音歌手三浦环在纽约出演《蝴蝶夫人》,成为第一个在歌剧舞台上扮演乔乔桑的亚裔歌手。一九二二年三浦环来到长崎,将这出歌剧带到了日本。

说到蝴蝶夫人的原型,无论是阿鹤还是阿金,都是那个时代的大家闺秀,而不是小说中写的艺妓,所以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乔乔桑的原型是美国驻日第一任总领事哈里斯的妾——阿吉。

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以黑船来航促使日本打开国门,在下田建立领事馆,并派遣哈里斯担任第一任驻日总领事(大使),阿吉则是下田著名的艺妓,传说幕府为了与哈里斯联络感情,将阿吉作为小妾送上门,而阿吉实则已经有了心仪的男友。哈里斯看破了幕府的计谋,将阿吉辞退,但不久又被送上门,这样一来二去,阿吉被下田人认为是“与洋人有染又遭抛弃的女人”,被蔑称作“唐人阿吉”(江户时代日本人把外国人蔑称为“唐人”,语气类似于我们所说的“鬼子”)。阿吉后来与男友结婚,但不久又离婚,独自经营小酒店,酒店又不幸倒闭,走投无路的阿吉只好跳河身亡。

在我看来,《蝴蝶夫人》的原型究竟是哪一个都不重要。故事所发生的时代,恰好是日本近代最大的历史拐点——从江户末期到明治初期,一个神秘、古朴的东方岛国,与他们正要效仿而又非常陌生的西洋相遇,在这样一个舞台上发生的恋情,不管是假意还是真心,都足以令人回肠荡气。

有趣的是,我和日本人交流对《蝴蝶夫人》的看法的时候,不止一个人说,从欣赏歌剧艺术的角度,那当然是一出杰作,但是那并不是一个让日本人感到愉快的故事,因为剧中的日本女人,是被欺骗被污辱的,日本男人是愚昧和猥琐的……

我倒并不认为《蝴蝶夫人》中的日本人形象,代表了什么有损日本尊严的“西方偏见”,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剧中真正丑恶的形象,反倒是西方人自己——虚伪、狡诈、冷酷、傲慢,在可爱又纯情的乔乔桑的反衬之下,代表“新文明”的西方人其实是野蛮的。

有趣的是,在我的人生中,见证了几次真人版的《蝴蝶夫人》,女主人公是东西方的外国女人,男主人公却是清一色的中国男人(老哈说的那个不算)。

仅举两例: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金发碧眼的德国人,讲一口无比漂亮的英文和磕磕巴巴的中文,人极善良,经常烘小点心给学生吃。她年轻时嫁给中国留英学生,追随他到了中国,可是不久就被抛弃了,她没有再婚,把全部的爱都给了学生。

后来同一工作单位的同事。日本人,却姓中国姓,从前的丈夫是留日学生,她与家族断绝关系才得以远嫁。政治运动来了,中国丈夫嫌日本妻子妨碍了自己的前途,和她离婚。日本妻子独自把孩子抚养大,而且无论自己还是孩子,都还姓着前夫的姓,让我真是看不懂了。

如果说平克尔顿代表着工业化西方的无情和傲慢,那么,这些抛弃妻子的中国男人,不知道代表了些什么?

我倒愿意把《蝴蝶夫人》的悲恋,看作一种普遍人性中产生的矛盾,那也许更符合生活的本来面目,这种人性矛盾,放在日常里可能都不那么黑白鲜明,而在舞台上却不是这样。那个高唱“晴朗的一天”的乔乔桑,总能让人想起一些不能拥有、只能想象的美好的感情。那也是事隔一百年,乔乔桑永远能让我们泪流满面的原因。


格拉帕·鹤原照 唐人阿吉原照


摘自《海纳百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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