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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化学楼烧砖的日子



作者:方※励※之


忽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楼昨夜失火,想起三十五年前我们为它烧砖的日子。

科大的在合肥的校园原来是合肥师范学院的旧址。在文化大革命中,合肥师院解散了。留下的校园给了科大。合肥师院原是个文科学院,只设有文学,历史,音乐、艺术等系科,没有物理、化学等理工专业。所以,它的校园里没有实验室,没有工场,没有足够的电源,水源,煤气等理工科系所必需的基础设备。除了几栋教室楼和学生宿舍外,科大在这里一切都要从头建设。

我们并不怕从头建设,只要确实是在建设。从1958年以后,知识分子就不断地经历‘下放劳动’‘再教育’,已经很熟悉各种各样的体力劳动。我敢放言,中国这一代知识分子,除了自己的专业本行外,所掌握的其他劳动技能的门类之广,一定比他们在全世界各地的同行都多。如果要我们列出自己参加过的劳动的种类,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长长的清单。

一到合肥,我的清单又增添了一项━━制砖。在合肥的第一年,物理学只能存在于我的业余生活里,制砖才是我的主业。从一九七O年底起,我就参加制砖劳动。一九七一年三月,科大成立了一个制砖厂。我被调去砖厂劳动,成了砖厂的主力之一。建造科技大学合肥校园里的一栋化学大楼,就用了我们那时烧制的砖。

“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这些口号和标语,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随处可见。为了使后世了解这些口号的内涵,我有责任记述一下科大的砖厂,看一看在当年,一群中国的知识分子倒底是如何为她‘添砖加瓦’的。

制砖厂的人员,共13名。除了从合肥请来的一名制砖老工人以外,其余人都是从各系抽调来的被专政者,黑八类。值得把每个人的经历都简单介绍一下。在下列介绍中,姓名之后的职务是当时的。

一、陈希孺,数学系讲师,1956年留学波兰,一九五七年因“不当”言论被遣送回国,是‘漏网右派’。后为中国最好的几位统计,概率论学者之一。九十年代,成为院士。

二、钱大同,数学系讲师,在砖厂劳动以前,已有统计数学著作发表,言论不慎,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后为科大教授。

三、邓伟廉,数学系讲师。出身显赫。其伯父邓仲元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一位军事将领,后遇刺,死于广州,至今广州还有他的雕像供人瞻仰。其父原为国民党政府所辖航空公司的首领,1949年率所部人员及全部飞机从香港飞回大陆,投向共产党,这就是中国民航(CAAC)的首批飞机。邓本人原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一九五O年参军,赴朝鲜打美军,没被炸死。朝鲜停战后,回国,改学数学。因言论得罪当局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七十年代末,移居香港。中英签定香港问题联合声明后,再从香港移民葡萄牙。

四、徐家鸾,物理系副教授。早年亲共,1949年放弃出国机会,响应共产党号召参加新中国建设。因他曾想出国,遂即被定为企图叛国的‘反革命分子’,被斗争,被打。一九八一年,他从美国飞去台湾,成为教授级‘反共义士’。后移居美国。

五、李先予,力学系教授。二十年代在上海学工程,曾与中共宣传部长陆定一同学,并也在那时加入中共。后去日本留学,脱党,故被定为‘叛徒’。八十年代初去世。

六、黄茂光,力学系教授。四十年代留学美国,在康乃尔(Cornell)大学获博士学位。是中国知名的薄板力学专家。因他与美国朋友有通信,故被定为‘特务’。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有些认识黄的美国学者也随之访华。由此迫使当局摘了黄的‘特务’帽子。后退休回北京。

七、朱兆祥,力学系教授,中国爆炸力学方面的一流专家。一九四九年以前在浙江大学加入共产党,从事地下活动,反对国民党。一九五O年代初,被派往香港,负责接回钱学森。一九五七年,因右派言论,被开除共产党籍,是‘漏网右派’。八十年代,宁波大学成立,朱为首任校长。

八、鲁阳,化学系讲师。一九五七年右派。一九三六年,主张抗日的‘七君子’遭国民党逮捕,一时轰动国际,爱因斯坦也发过声援电报。七君子中的唯一女性,史良,是鲁阳的姨母。不过,这层关系对鲁阳的政治境遇并没有帮助。在一九三六年,中国共产党极为赞赏七君子,但到一九五七年,七君子中也有两位成了右派。是谓,彼一时也,此一时也。一九八一年,鲁阳自杀。

九、刘朗,科大校医院院长,主治大夫。早年参加中共,在军医部门服务。他参加共产党军队前,也曾服务于国民党的机构,所以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八十年代后,回到北京,退休在家并写作。

十、郭劳夫,四十年代初曾去日本军医大学学习,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工作。后来参加林彪的部队,并加入共产党。随军从东北打到广州。因早年去日本的历史不清,故也成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退休在北京,性好钓鱼。

十一、靳永涛,物理系技术员。这是十二个人中唯一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九五七年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任技术员,也在那时成为右派。后为北京科技管理学院工程师。

第十二名是我,当时是物理系讲师。

可见,若按平均教育水平和知识水平而论,我们这个制砖厂,绝不低于世界上任何现代化的建筑材料工厂。不同的是,当局并不需要我们的知识,只要我们的体力,要我们用两千多年前就有的烧砖技术,烧制中国的现代化,建化学楼。

俗语云:秦砖汉瓦。

在公元前三世纪,中国已会制砖;公元前二世纪左右,已会作瓦。从技术角度说,绝无必要再来记述科大砖厂的制砖法。我们砖厂的大部分技术,至少在一六三七年出版的宋应星著一书中就有详细的描写。然而,为了说明当时如何用中国的传统文化来建设马克思发明的共产主义天堂,不能完全避免重复三百多年前宋应星已经写过的东西。

传统制砖法的第一步是脱坯,即用木模把和好的砖泥作成坯。要由两个人合作,一个人用力固定住木模,另一个人把一团重约七公斤的泥高高举起,然后用力摔进木模。砖的质量决定于摔泥的力气。力气越大,摔出的坯越致密,砖质量越好。若摔力太小,砖内部就成了充满空洞的海绵状,经不住压力,是废砖。一个人摔不到一百块坯,一定筋疲力尽。在我们砖厂,只有讲师级的年轻人有力气摔坯,教授、副教授们则负责扶住木模。后来,砖厂来了一台制坯机,可以免于摔泥,是一大进步。这也是科大砖厂的唯一的机器。

第二步是晾干砖坯。一块砖约二点五公斤,在坯子时要重一倍多。全靠人力,运送坯子到通风并阴凉的地方。在晾干过程中,还要数次翻动砖坯,保持均匀。

第三步建烧砖窑。它是一项技术性的工作。砖窑是一个帐蓬状的园拱结构,全用土坯建成,直径约十公尺,高六公尺。拱形结构是中国古代在建筑力学上的一大创造。一千多年前的赵州桥,就是一座跨度很大的一个石拱结构。指挥我们工作的老制砖工人,可能就是师承一千多年前的技术。他不用计算,不用图纸,也不用测量,全凭眼睛左看右看,就指挥我们建出了一座曲线优美的拱顶。堪称技艺精良。三位力学教授也赞叹不已。

制砖的最后一步是烧窑。这也是一项技术工作。劳动则比较轻松。我们只要听从工人的指挥适时加煤就可以了。一窑砖要烧八、九天。这是制砖工人最保密的手艺,他不愿意告诉别人他根据甚麽判据来判定是否应加煤,是否砖已烧好。所以,这位老工人很辛苦,他要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守候在窑边指挥,只在每次加煤之后,睡一两个小时。我们十二个人分成三班日夜加煤烧火。教授们都是日班,我总是上夜班。

这位老工人,并不太保守。每次加煤之后有暂短休息,大家围坐在窑边,这时老工人常向我们讲几句烧窑的技术,也许他已把我们看成他的学徒了。烧窑技术的关键是识别温度,即所谓看‘火候’,它是根据砖和火焰的颜色估计窑内的温度。一般人对颜色的辨别力不高,不能区分六百、七百或八百度几种温度时的颜色差别。而烧窑工人则能‘看’出温度。手艺越高的人,‘看’出的温度误差越小。

后来,我读到司马迁的《史记》上记载着,那时的天文学家,能把天上的星按颜色分成白、蓝、黄、红、暗等几类。很多人怀疑这个记载。的确,除了几颗行星以外,如今有谁能用肉眼分辨出恒星有如此众多不同的颜色?更令人惊异的是,现代天体物理学同样也把恒星按颜色分类,不同颜色相当于不同温度,而且,许多恒星的颜色分类,在中所给出的竟同现代天体物理学由光谱测量所得到的是一样的。这更令许多人不信。

因为有烧窑的经验,我倒觉得上记载也许可能是真的。试想,两千年前中国就已有烧窑者,他们都有极强的分辨颜色能力,说不定,那时的天文学家也能练就一付极敏锐的眼睛,辨别不同恒星之间的极细微的颜色差别。然而,这种辩别恒星的颜色的本领,如果曾经有,也早失传了。那时,虽然我很佩服这位烧砖工人能看出温度,但是并不想去学它。因为,只要一支测光温度计就可以根据窑内颜色测出温度。然而,我并没有去物理实验室找一支温度计来。因为,我们是在被改造。我还是听从吩咐,加煤,加煤,再加煤。

   砖厂的生活,政治性不太强。原则上我们都是专政对象,都是在接受改造的人。但当局并不多管我们。可能已不认为我们这些人还具有任何可改造性。当时,每天早上砖厂都举行一个五分钟的仪式,要我们‘向毛主席请罪’。是集体的忏悔。大家(十二个有‘罪’的人)向着毛泽东的圣像肃立,低头。按规定,请罪时应在心中向着‘伟大领袖’默述自己的‘罪行’,祈求圣上的宽恕。然而,鬼知道,这些教授、讲师当时心里都在想什麽,也许甚麽也没想,而是发现了一个苍蝇正在那圣像上爬……

我们这批被专政者当时相互戏称为‘老油牛’。意为,对共产党的政治运动来说,我们是,一、老经验了,不怕;二、任何历害的打击落到我们头上,就如刀砍到油上一样,无效;三、任何‘动听’的思想改造说教,对我们来说,就如对牛弹琴一样,扯淡!直到八十年代,甚至我定居美国后,在砖厂的旧友之间通信时,仍常常互称为 Dear O-3,这是一个缩写,意为Old Oiled Ox。当时,从外表来看,我们一个个的确是十足的O-3。衣衫褴褛,一身的砖泥煤黑,一脸的烟灰土垢。有时我们上街去拉板车,运煤或运砖坯,一付不计脏累的劳动样子,颇为内行的动作,不相识的人,都会相信我们是制砖里手。

所以,我敢说,经我们手烧出来的化学楼的砖,是再也烧不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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