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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过去的事情——回忆五十年代


作者:华新民




也许是同龄人的关系吧,读丁抒写的《“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有一种特别的亲近感。尤其是,他在上海长大,一九六二年考上大学到北京读书,恰与我的经历相重合,读这篇文章,几乎每一段都会让我回忆起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以及自己的青少年时代。禁不住也有一种冲动,要坐在小小的电脑前边,给网友讲那过去的事情。毕竟,岁月不居,一不留神已经人过中年,到了“朝花夕拾”的年纪啦。

我出生在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一个叫做荡口的镇上。家谱上说,我们这一支的祖先在明朝洪武年间来到这里定居,至今也有六百多年了,子孙繁衍,形成了这么一个以华姓人为主的乡镇。我小的时候,还以为全世界多半人都是姓华。在学校里,大概是因为“华先生”太多,所以称呼老师都是用他们的名而不用姓。

虽然生在“旧社会”,却对它毫无记忆,我的早年记忆,是同新的政权、新的社会几乎同时开始的。最早的记忆既模糊又零碎。

“解放”无疑是我记忆中最早的事件之一。那就是望不到头尾的一队队士兵在我们家后门外的石皮田岸上无声地走过,没有军号声,也没有枪炮声。隔壁的酱油作坊在门口放了几口盛水的大缸,供过路的士兵们解渴。到今天,也不知道那是迎接刚过大江的雄师,还是送别望风而逃的穷寇?或许,跟阿庆嫂一样,“来的都是客”,两者都一样茶水招待?“解放”大概也是我一生中最早听到的政治词汇。后来我长了知识,有时免不了琢磨:“解放”这个词中国的古书里好像没有,从周发殷汤的“吊民伐罪”,到孙文黄兴的“恢复中华”,没有人在取代前朝时使用过“解放”二字。此词应该是近代从西方传入——或许是拷贝日文的翻译?它的英文liberate,和liberty、liberal等词同源,而后者的中文翻译在所有字典里都离不开“自由”二字。liberate无非也是赋予或实现自由的意思,假如当年哪个学究把它翻译成“自由化”,也并无不当。那样,1949年就是全中国“自由化”了。

不过一九四九年的我还不识任何一种文字,上学读书认字是第二年的事。我的启蒙学校在我入学的时候叫做“怀芬小学”,是当地有钱人家用他的母亲或祖母命名的一所学校。办学的人刚刚跑去了台湾,校名还没有改。那年,我只有五岁,那个时候入学不限年龄,就去报名上学,还记得是姐姐带我去报名,在教室的窗外看我考试。结果成绩不够,我母亲就找教导主任说,让他试试吧。都是乡亲,学校答应让我试试,这一试就成了我读书生涯的开始。

再往后的记忆就是“休养军”来了。江南鱼米之乡,在抗日战争那样的艰难时世,沙奶奶照料新四军伤病员都是“一日三餐有鱼虾”,到了“抗美援朝”年代,自然就成了志愿军休养地的最佳选择。我们当地人都叫他们“休养军”,休养军能够留在我的童年记忆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它带来了电影放映队,使得镇上和四乡的居民沾光,也能看到以前从未见识过的电影。电影放映队是坐小火轮来的,靠岸后就在河边的空场上支起银幕,再把放映机接通轮船上的发电机,就使得我们这个不通电的乡镇也能看上电影。那个时候年纪小,看不懂电影的故事,只能看热闹,只记得第一次看的是苏联影片:好人骑着马追赶火车、跳上去同坏人搏斗,模糊记得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勇敢的人”。

休养军还有一件事也是忘不了的:它有一小队“痴子”——在战场上受刺激变疯或吓傻了的战士,由一个在战场上被打坏了声带的“哑子”队长管着他们。每次看电影,就会看到哑子带着这一小队痴子,每人拿一个方凳,乖乖地坐到指定的地方,成为我们小孩在电影上映前的注视焦点。休养军的纪律还是很好的,有时个别痴子会溜出来,到店铺或者人家里拿了什么东西,只要报告部队,很快就会还来。

跟电影同时,苏联的影响开始进入像我的家乡这样的闭塞的地方。学校里教唱的歌有这样的歌词:“胜利的旗帜哗啦啦地飘,千万人的呼声地动山摇,毛泽东——斯大林,毛泽东——斯大林,像太阳在天空照!……”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两颗太阳中的一颗陨落了,发丧那天,全球同步举哀,我们家乡小镇,没有广播喇叭,就由靠岸的小火轮鸣汽笛为号,记得我们正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听到笛声,立即按照规定立停默哀,这大概是我童年记忆中最早的政治活动了。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随着母亲从乡下迁到上海,再往后的记忆就同大上海分不开了。

父亲病逝后,上海的姨母成了我家的经济支柱,她在一间小学当幼儿园老师,单身一人,得了一种时常发作而又难治的病,需要人照顾,于是学校出面,帮我们把户口从老家所在的小镇迁入了上海。户口迁入上海,对我来说是人生道路上的重要一步,而且是幸运的一步。说它幸运,是因为一九五四年的时候,户口虽然已经有所管制,还不是那么严厉,要到一九五六年才开始严厉起来。丁抒的文章里说,一九五六年国务院发出《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凡未经政府许可离开户籍地的,一概叫“盲目外流”——“盲流”。从此中国人的语汇里出现了“盲流”这个新词。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再次发出《关于防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指示各地“加强对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将农民稳定在农村。”假如我姨母的健康晚两年恶化,到时要帮我们把户口迁入上海,根本不是一个小学校能够办得到的。那时再进城,就属于“盲流”了,那样,我这一生就会同上海无缘。

当然,这是回过头去看才认识到的。当时,我年纪小,浑然没有知觉。即使是母亲和姨母也没有意识到。我的外祖父是上海邮政局的工人,母亲和姨母俩从小在上海长大,抗战前,母亲已经在上海的织袜厂当工人,姨母刚从幼儿师范毕业。“八一三”日寇在上海开了仗,上海沦陷,她们逃难回到家乡。抗战胜利后姨母回到上海谋职,是很自然的事,后来母亲回到从小生长的地方,也视为平常。刚诞生的新社会里,“户口”,或者说城乡身份的认定,还没有展现它的全部重要性,可以说,当时全中国人民对此也都还没有深刻的认识。城市户口的重要性是后来同我家乡小学里的同学比较才体会到的。

我从家乡的小学转到上海时插班读四年级,我在家乡的那些小同伴,父母有的是小镇上的居民,有的是四周乡村的农民,他们中后来能够离开农村进城上大学的几乎没有。在我的记忆里,大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大跃进前几年,城里的中学毕业生考不上大学的,已经开始动员他们离开上海,起先是到外地厂矿工作,后来就是上山下乡或者去边疆地区。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已经成为标准的口号。与此同时,农村考生入大学的录取率也开始远远落在城市学生的后面。从政府的角度考虑,这样做的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农村的中学毕业生,不需要动员就已经在乡下了,把他们进大学的名额让给城里的中学毕业生,可以减少动员城市学生上山下乡的成本。

比起我那些留在家乡的同学来,我何德何能?却顺利地上完中学,进入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了上海户口,而不是因为家乡学校的教育质量差。事实上,我在家乡就读的小学曾经是一所出了不少人才的学校。二OO一年我曾经回家乡去看过,学校门口挂的牌子上是作曲家王莘题的校名(见附图1),他曾是天津音乐学院的院长,《歌唱祖国》的词曲是他最著名的作品;校园内有一尊力学家钱伟长的雕像,他在成为“右派分子”前是清华大学的副校长;小礼堂内有物理学家钱临照题的匾额(见附图2),他生前是中国科技大学的副校长。这些人都是从这间小学走出去的校友。它历史悠久,建于一九O五年,而且设备良好。我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段时间非常想念家乡小学,除了想念同学、玩伴以外,也想念那里的校舍设施。我从家乡这样脚踏车都没有的地方到了满街汽车的上海,原以为上海学校一定很讲究,实际却让人失望。我在上海进的是长宁区第二中心小学,也算是所重点学校,但是没有一个像样的礼堂,开大一点的会,要借用附近的天主教堂。校内也没有大的操场,每天升旗早操时连教室门口的走廊里也站满了人,体育课要走一里路到校外操场去上。而家乡的小学,不仅校内有规规矩矩的操场,下雨天还可以在有屋顶的砖地操场上体育课。最让我笑话的是,上海的学校竟然没有音乐教室,哪个班上音乐课,就把风琴抬到那个教室,也不管是否影响隔壁教室里上课。所以,初到上海时尽管同学嘲笑我的乡下口音,我心里却不服气,觉得我们乡下的学校比你们好多了。后来在上海久了,发觉这样的学校在上海不是少数,我高中是在有点名气的市西中学上的,当时也没有音乐教室,而且教室的窗户对着嘈杂的大街。

六十年代初放映后来受到批判的“毒草”电影“早春二月”,里面的主人公萧涧秋来到芙蓉镇教书,电影里的江南小镇学校的镜头又一次让我想起了家乡的小学——宁静中的琅琅书声、水墨画一般的校园画面,这就是它留在我心中永远的印象。钱伟长的叔父,终老于台湾的国学大师钱穆是这所小学的第一批学生,他在晚年写的《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说:“回忆在七十年前,离县城四十里外小市镇上之一小学校中,能网罗如许良师,皆于旧学有深厚基础,于新学能接受融会。此诚一历史文化行将转变之大时代。”他大概没有想到,这样的转变导致的结果是,当这所小学校在回顾其一百年的历史时,竟然发现前五十年培养出来的杰出人才远远多于后五十年——因为后五十年里毕业的学生都被束缚在了家乡的土地上。

当然,上海也有很多设施良好的学校,比如离我家几站路的市三女中,一九四九年前是一所很贵族的学校,称为“中西女中”,后来我在海外,还见到该校校友会的海报,显示出该校的学生都来自逝去年代的“先富起来”家庭,不少人在政权变更时移居到港台或海外。不过我上的这所小学地处沪西一个叫作法华镇的地方,沪西本来就是工人聚居的地方,同学多为贫穷的市民子弟。五十年代初的时候,那里是上海西端的城乡接合部,法华镇更像是一个农村的市镇,街道狭窄,店铺里还挂着关云长夜读春秋的画像。同住在东北边缘上的丁抒他们一样,我们也自外于上海,从静安寺或者南京路这些热闹的地方回来,就说是“到上海去了一趟”。那不是想去就能去的,因为法华镇那一带还没有通公共汽车,从“上海”回家,要坐31路车(后来改为71路)到终点站,再步行一站多路才能到达。同学中操苏北口音者占很大比例,也就是正宗上海人看不起的“江北话”。现在回想起来,浓重的乡音,说明他们也是在抗战胜利后甚至内战结束后随着父母从苏北农村来到上海的,要是在今天,他们只能算是“农民工”的子弟,在那个时候,他们都是堂堂正正新社会工人阶级的后代,同上海老市民的孩子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尽管学校的设施大概有点像是今天的打工者子弟学校。

毕竟在上海,学校虽然设备简陋,也有乡下的学校没有的洋气。比如同学们做作业用的笔,低年级多为铅笔,高年级多为钢笔,而在乡下,没有人用得起钢笔,高年级同学中有些还用小楷毛笔做作业,因为钢笔在那个年代还属于贵重物品。那时圆珠笔刚在上海出现,叫做“原子笔”,倒是比钢笔便宜,但是要费力按才写得出字来。从同学那里,我这个乡下人知道了金笔最好的是“派克”,手表最好的是“罗兰克斯”,钢丝床最好的是“席梦思”,尽管没有一个同学家里有这些东西。踢足球时,手碰到了球,我也跟着大家喊“哼子”,球踢出了界,叫做“昂赛”。后来学了英语,才体会到那大概是英语的“hands”和“outside”,想必是当初洋人裁判在赛场上的口令流传到民间的。五十年代初的上海,还残留一些类似这样的“旧社会”痕迹。比如马路边的墙上还有过去时代的广告,有“祥生汽车40000”,那是从前出租汽车公司和它的电话号码。另外记得还有“固特异”、“邓禄普”的轮胎,多年后到了北美,才知道那是美国和英国的轮胎商Goodyear、Dunlop。

旧时代的残余,表面上看不见的,莫过于上海职工中普遍存在的所谓保留工资。就是在旧社会参加工作的职工,到了新社会评级评薪的时候,评到的级别和薪水常常比他们原来的薪水要低,政府为了不伤害他们的工作积极性,还让他们拿原来的薪水,这多余的部分,就是“保留工资”。这个现象普遍到什么程度,本人没有调查,但是我的姨母是拿保留工资的,结婚后知道,我的岳父也是。姨母是幼儿园的老师,因为她参加工作早,又有科班师范的文凭,评为小教二级,正式的工资是七十多元,比她原来的工资低,她实际上拿的工资是将近九十元。后来她健康恶化,请长期病假,只拿百分之六十的工资,还是比接替她的代课老师工资要高,因为后者是在新社会参加工作的。

这种现象在工人中也并不少见。我在大学毕业后经过再教育,被分配到云南省昆明钢铁厂的动力分厂下面的热电车间当锅炉工,我们的车间主任沈师傅是上海人,原来在上海电力局当干部,文革前被派来支援三线建设。沈师傅在厂里只算基层干部,但工人们都说他是全厂工资最高的人,总厂的书记厂长都不如他。原因是他从十三岁开始就跟父亲在杨树浦电厂当童工。杨树浦电厂当年是远东最大的火力发电厂,美国人开的。跟现在的“外资企业”一样,那里的工人的薪水比一般企业的职工高出许多,他当时年纪不大,工龄却很长,也是拿“保留工资”的,在上海也许不显眼,到了云南这种地方,就把很多党政干部比下去了。丁抒在他的文章中讲他的父亲——一个纺织厂的技术工人时就说:“共产党建立新社会,但照顾旧社会过来的人,给他们‘保留工资’。父亲也蒙受‘保留’照顾。但月薪一百八太高,请自愿减薪。于是自愿降到一百四十元。从此时到他退休,一直‘保留’了二十二年,原封不动,还是一百四。这真是‘史无前例’的事。”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样史无前例的事,无论新雇主——政府和雇员都不愿意张扬,所以没有多少人提起它。

市容方面旧社会的痕迹很快消失了,新社会的新事物天天都在取而代之。这方面最有象征意义的莫过于,在叫做“哈同花园”的地方建起了“中苏友好大厦”。老上海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原来是私人花园,属于二十世纪初上海市的首富——来自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巴格达的犹太人哈同。新的大厦是为了举办“苏联经济和文化建设成就展览会”而兴建的,大概在我到上海一年之后落成开放。记得刚建成时,全上海的人都在夜晚爬到楼房的高处,瞻仰大厦顶上那颗闪闪发光的红星。据说,红星以及它下面的尖塔是仿照克里姆林宫的样子设计的,那是全上海最高的建筑,超过了半殖民地时代的象征——二十四层的国际饭店。接下来,参观苏联展览会也成了全市人民生活中的大事,轮到我们学校时停课一天,学生由老师带队入场。作为小学生,展览的内容已经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但是大厦金碧辉煌的尖塔,高大的雕花拱门和廊柱,宽广的大理石铺地的展览厅,广场水池里的喷泉,确实让我这样刚从乡村来的孩子目不暇接,像是进入了梦幻般的世界。许多年以后,去解体后的俄罗斯圣彼得堡游览,参观了彼得大帝建起的夏宫和冬宫,看到宫中镏金的建筑和雕像、无处不在的喷泉,才知道那个梦幻世界的根原来在这里。不过在当时,全上海的人大概都以为那就是我们将要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的天堂,因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整个五十年代,正是苏联的影响渗入到全国的每个角落的时代。我个人作为小学和初中学生也能感受得到:我的姨母只是一个幼儿园的主任,但是她要领导其他老师学习苏联的儿童教育理论——马卡连柯教学法,为此她自己出钱订了苏联的儿童刊物,请人翻译成中文作为参考。在课程设置方面,我们进初中时语文课分成“汉语”和“文学”两门。文学课就是教一篇篇的范文,同以前的“国文”课没有两样。汉语却是新开的课目,专门讲语法,教词汇的分类、句子成分的分析等等。实际上这是初级的语言学,作为一门课程,是从前的中学没有的。另外记得当时高中生的生物学课本不叫“生物”,叫做“达尔文主义基础”,我怀疑这些都是仿照苏联中学的做法。几年后同苏联关系渐渐疏远,这些课程也都恢复了原状。教科书的内容,也增添了许多苏联和俄国的内容,比如物理书,除了介绍伽利略和牛顿,也介绍俄罗斯伟大的科学家罗蒙诺索夫。生物书,除了介绍达尔文,也介绍伟大的自然改造者,“向大自然索取”的米丘林。高尔基的“海燕”和“母亲”也进入了我们的语文课本。

在课程设置方面,对我们一代人日后的事业产生重大影响的,要算是外语课了。在我一九五六年进初中的时候,或许还早一两年,初中里就没有外语课了,一直要等到进高中才有外语课,这种情况只是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前后若干年的时间里,今天回想起来,显然也同当年的时代特点有关:五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正是“向苏联学习”口号最响亮的时候,也是政府在人民中大力开展清除“亲美、崇美”思想运动的时期,英语差不多就是“敌人”的语言,不能作为主要的外语了,可是“老大哥”的语言——俄语的师资还没有培养出来,于是干脆在初中不设外语课。过了几年,俄语教师多了,初中又恢复了外语课,不过是以俄语为主了。讽刺的是,这时中苏关系已经出现裂缝。可是这时英语师资缺乏和俄语师资过剩的局面已经形成,于是只能继续这种以俄语为主的中学外语教学,一直延续到文革中学校停课。记得我升高中时进了开英语课的市西中学,开始的时候很感失望,因为当时市面上能看到的译成中文的书刊,无论文艺还是科技方面,原文几乎都是俄文,我看不到学习英语有什么好处。一直到1962年进了大学,中苏的论战已经在报纸上公开,而且发现学校图书馆里的外文资料绝大多数是英文,这才意识到自己在中学学了英语真撞伤了大运,就象自己当年户口赶早迁入了上海一样。当年进入大学同一个系的六十位同学中,只有九位同学是中学学英语的,要同其他几个系的学生合起来才能凑成当时令同学们羡慕的“英语快班”。也就是说,我的同年级人中,学俄语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这大致反映了那时中国中学外语教学的状况。

再回到五十年代的上海,那时还没有电视,收音机也不普及,除了学校教育,电影是对少年儿童影响最大的渠道之一,电影院有只收几分钱的学生场,看电影成了我们当时享受得起的“高级娱乐”。我到上海的时候,美国的电影已经在上海绝迹,西方其他国家的电影,如意大利的,也是偶然举行意大利电影节时才能看到。国产的电影无论数量和质量当时都赶不上群众的需要,我们看的电影大半来自苏联。当时二次大战刚过去不久,描写苏联卫国战争的电影“攻克柏林”和“斯大林格勒大血战”等等在我们同学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加强了我们对苏联的向往和崇拜。而我们关于革命、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最早也是从许多苏联电影中的英雄形象那里获得的,比如内战时的红军将领夏伯阳、卫国战争中的青年近卫军和堵枪眼的烈士马特洛索夫等等,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不过,苏联在夸耀她的光荣革命史和伟大成就时,也夹带了他们革命前的传统,所以,我们也有机会看到宣扬帝俄时代将领如库图佐夫、苏沃洛夫的电影,有一个电影的名字就叫“海军上将乌沙科夫”。笔者在几十年后游览圣彼得堡,在冬宫博物馆里看到他们的巨幅画像,这些久违了的名字才从脑海的深处重新浮出水面——他们在中苏交恶以后五十年中几乎再也没有在脑海里出现过。

除了电影,课外书籍也对我们的少年时代留下深刻的影响。低年级的时候,看的书籍主要是“小人书”——连环画。在新出版的小人书中有关苏联的故事也占很大的比例,比如“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普希金的“渔夫和金鱼的故事”以及高尔基的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这些故事我都没有看过原著的中文译本,对它们的了解,直到今天仍然是从小人书上看来的那些内容。进入中学,我们的阅读范围就扩展到“牛虻”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一类小说了。同电影一样,革命前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也在苏联的革命文学的夹带下,成为我们的精神食粮中的一部分,如契诃夫的小说“凡卡”甚至还进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另一方面,西方的书籍也没有在社会上和学校的图书馆里绝迹,其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马克·吐温和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法国的阿尔方斯·都德的“最后一课”也很罕见地进了我们的课本。

文革中说我们在文革前十七年所受的教育统统都属于“封、资、修”,借用这种“分类法”,上面所说的苏联影响也好,还是残留的西方影响,应属于“修”和“资”的范畴,毕竟都是外来的影响。而“封建”教育,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比前二者要深广的多,确切说是一种熏陶,构成了我们文化修养的底色。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实际上从识字前就开始了。现在记得起来的最早的例子是“香烟牌子”:旧时代的香烟盒(讲究的是金属筒)里常会放一两张带有图案的小纸片,画些历史或传说中的人物,比如三国里的五虎上将,红楼里的十二钗之类,那是厂商的一种促销手段,希望顾客跟集邮似的为了凑齐一套人物或故事,而经常去买他们那种牌子的香烟。到我懂点事的时候,香烟里已经不时兴放牌子了,而是有人专门成批印刷销售同样大小的硬纸片,内容仍是历史人物和传说,“香烟牌子”这个名称却保留了下来。本人头脑里的“哪吒闹海”、“大闹天宫”,“一百零八将”这些故事,以及太乙真人、赤脚大仙、歪头申公豹、鼓上蚤时迁这些人物,最早就是从那些画片里来的。

后来读书识字,学校里语文课教的,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吾日三省吾身”讲起,按历史年代,唐诗宋词元曲,一直讲到水浒的“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全部都是封建帝王时代的作品。不过,那只是“封建教育”中较小的部分,在当时被认为是传统文化中精华的一部分。更多的“封建”教育来自流传在社会上的小人书和其他书籍。那些被列为“封建糟粕”的书籍在我的儿童时代还广为流传,比如像济公传、彭公案、施公案、七剑十三侠、七侠五义这些书籍在学校的图书馆或许已经封存,但那时店铺还没有公私合营,街上的书摊里仍然可以借到。同学在课余的时候,也常常交流欧阳德、黄三泰、窦尔敦、徐鸣皋、太仓五鼠这些人物的故事,争论御猫展昭跟锦毛鼠白玉堂哪个武艺更高强。

由于我的家地处城乡接合部,附近有许多空地,每到夏天,这里就成为民间说书艺人活动的场地。他们乘人们夜晚纳凉的机会,在一块空地上摆一条长凳,支上一盏电石灯,就算摆开了一个露天书场,人往长凳上一站,敲一面小锣招徕听众。他们的主要听众就是放了暑假的学生们。在我的记忆中,从小学到初中的那些年的暑假的夜晚,我都是在免费听这些艺人用苏州方言讲故事中度过的。就像今天看电视连续剧一样,每天吃过晚饭,洗完澡,就扛上一个板凳,拿一把赶蚊虫的蒲扇,到露天书场去了。说书人为了吸引听众,常常在开场时讲一些滑稽的小段子。今天红遍大上海的“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师承,或许可以追溯到这些被上海人称为“小热昏”的民间艺人。开场的段子讲完,固定的听众也陆续到齐了,就开讲正书。每天要讲一、二个小时,中间会停两次或三次,不是说书人要休息,而是他要赚钱:他是不收门票的,而是靠推销梨膏糖来赚钱。梨膏糖是用草药土法熬制的糖块,有清火润喉等功效,每块就值几分钱,现在到上海城隍庙游览区的店铺里还能买到。每每讲到故事的关节点,他就会停下来“且听下回分解”,向听众兜售各种配方的梨膏糖,等卖到一定的数量再接着讲。听众为了早听下回分解,买糖常常是很踊跃的。他们讲的正书,都是杨家将、说唐、说岳之类,在当时既不属于有资格进教科书的“精华”,也不属于图书馆封存的“糟粕”。直到今天,那些残留在记忆中的关于焦赞、孟良、王伯当、秦叔宝、断臂王佐,双枪陆文龙等等的人物和故事,还都是从当年的露天书场听来的。

五十年代生活便宜,我初中曾经在学校的食堂搭伙,每顿饭菜分为三挡,最贵的也不过一毛五。那些说书艺人每天卖糖赚几块钱,一个夏天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不过,每年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可以这样做,他们在其它的季节靠什么为生呢?这是我后来年纪大一点一直纳闷的问题,始终也没有得到答案。只能作如下猜想:当时的国家刚刚从战乱中走过来,许多有学问和技艺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找到他们能够发挥所长的位置,流落在民间,幸运一点的在中小学里谋得一个位置,不幸的,就只能漂泊江湖,甚至充当贩夫走卒,这其中或许就有当年那些街头说书的艺人吧?不过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几年,到我升初三的那年暑假,说书人就没有出现。不仅说书人不见了,其他走街串巷的小贩也减少了许多,因为那时已经开始“大跃进”和“大炼钢铁”了。那些在城里没有户口的人,都被赶回乡下参加人民公社的集体劳动去了;有城市户口的人,小贩都成了公有或集体所有的店铺营业员,其他“闲杂人员”和家庭妇女都被组织起来进了各种“生产组”。

那时我在复旦中学已经上了两年初中,校址是原来李鸿章的祠堂,我上学的时候校门内花园里还有一个高大光滑的石墩,据说那上边原来站着李鸿章的铜像。学校的礼堂叫做“登辉堂”,那是为了纪念复旦大学创办者之一、一个名字也叫李登辉的人。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当初就是办在这里,后来大学部迁到江湾,这里就叫复旦中学了。这个学校设施很好,有远离教室的音乐课堂,还有一个植物园和一些气象仪器。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同复旦大学没有什么关系,倒是离交通大学很近,所以学校里建小高炉炼钢铁都是请交大的师生来指导。不知什么原因,我们的物理课有一学期也是由一位西装革履、头发抹油的交大研究生来上,教我们电磁感应的右手定则、左手定则。当时规定,高中生要参加大炼钢铁,三班倒上小高炉干活。初中生不用,但是我们要下工厂劳动,以贯彻“教育与劳动生产相结合”的方针,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工厂给工人师傅做帮手,记得车间里的师傅大多是女的,因为青壮年的男劳力都被抽调到小高炉上去了。除此之外,那一年,还有许多我人生中的“第一次”:秋天的时候第一次到郊区“支援三秋”,在刚成立的人民公社食堂里吃了几个星期的大锅饭。也是第一次参加由同学主持的小组讨论会,这种事以前都是由老师或者少先队辅导员来做的。我们的班主任老师自己的孩子年纪比我们小几岁,她大概听到了什么精神,对我们说,你们这些孩子,跟从前不一样啦!今后不仅要自己召集会议,还要自己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呐。那时毛泽东的著作被看成是很高深的,只有高级干部才会去学习。

不久,班主任老师那半是赞叹、半是疑虑的预言就实现了。我们的文学课本,到初三的时候,按原来的安排是应该讲中国近代的作品,课本也发了,有叶圣陶、鲁迅等人的作品。开学后教了几篇,其他许多课文都跳过不教了,而是用另外下发的补充教材,里边就有毛泽东的“反对自由主义”一类的文章。到了高中一年级的时候,语文课本里不仅有毛泽东著作,还有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叛徒考茨基”以及恩格斯的“论权威”。那时,我已经不能在复旦中学读下去了,因为它的高中部在大跃进的高潮中改成了“上海计算技术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入学有年龄限制,我年纪太小,只能考到别的学校上高中。计算技术在那个年代绝对是新的尖端技术,如果坚持办下去,也不失为是我国的电脑科技人才的培养基地之一,可惜接下来的是“三年困难时期”,计算技术学校不久就下马了,我原来的同学中进入技校的毕业后也没有人从事与电脑有关的工作,这段短暂的变迁完全湮没在历史中了。

没有能继续在复旦中学读书,只得到离家更远的市西中学去上学,这所学校质量很好,尽管他的校舍和设施都不如复旦中学。学校的校长叫赵传家,关于他的印象是,每当学校要进行大扫除了,称作“爱国卫生运动”,那一定是由赵校长来动员的,因为他是一位市级“爱国民主人士”,其他学校的事务很少看到他参与领导。

不过那一年还有更加印象深刻的事留在我的记忆中。那就是粮食供应突然紧张起来,家里煮饭每顿都要称好限定份量的米下锅,否则到月底就可能没有米了。报纸上也开始介绍各种提高“出饭率”的煮饭方法——就是怎样用同样份量的米煮出更多的饭来填饱肚子。同时,牛奶供应也变得紧张起来。原来上海市民喝牛奶,一直沿用旧上海的老办法,向牛奶场按月订购。那个时候,家庭里都没有冰箱,人们喝的是新鲜牛奶,装在由蜡纸和火漆封口的玻璃瓶内。每天天还没有亮,牛奶场的车就将这些瓶装的牛奶放到订户的家门口,换回用户放在那里的空瓶。到了这一年,规矩变了,新的牛奶订户要有特殊情况,如家中有新生婴儿、危重病人,到居委会开证明才能订到。而且,越来越多的订户抱怨,早上开门时,放在家门口的牛奶不翼而飞了,送货的办法不得不随之改变。开始的时候,订户在大门上装一个木制“奶箱”,配上防盗的锁,每天晚上把空瓶放进去,送奶的工人送达后负责把箱子锁上。再后来,大概是奶场不胜其烦,也由于它不愁销售,就不再送奶到户,而是由订户到指定的地点去领取了。又一个旧社会留下的遗迹就这样走进历史,没有多少人记得了。

不仅是粮食和牛奶,市场上的各种物资供应似乎都约好了一样,突然紧张起来,原来好像只有到电影院买学生票要排队,现在却变得许多物品,包括每天都不能少的副食品,都要排队才能够买到。不过学校的团委书记还在继续鼓吹大跃进,说六年内就可以实现共产主义,同学们不要因为暂时的物资紧张丧失信心,不要排队抢购商品,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我们在不得不排队的时候要左顾右盼,生怕被同学老师发现,那是“对革命丧失信心”,很不好意思的。可是不久老师跟同学就达成了共识:很多生活必需品不排队根本买不到,于是排队也就成了我们生活的常态。我后来注意,比我们小几岁的人,排队时一点都没有我们那种心理障碍,因为他们的记忆中没有不需要排队购物的日子,排队是他们成长过程中心安理得的一部分。

对此,丁抒在他的文章里说:“买菜往往由爸爸包了。每天天不亮他就悄悄起床去菜市场排队买菜。荤菜、蔬菜、豆制品,如果都想要就得排三个队。没有三个人,爸爸会用破篮子、破砖头作替代物。这得跟别人搞好关系,跟卖菜的说好话。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天天如此。要是早上六点才去,那就什么都没有了。要是过节或请人吃饭,那就得几个人去买。这时我就倒霉了。黑咕隆咚地,大概只有三四点钟,我被叫着从被窝里爬起来,去参加排队。一般是六点才开始卖,这样我还可以坐小板凳上打一阵瞌睡。”这一段描写里的情景,我们这一代人都不会陌生。我上高中的第一个学期末,也就是五十年代的最后一个冬季,新年前夕,学校里给了我们一个任务,就是到学校附近的乌鲁木齐北路菜场维持秩序,为此我必须在冬天的午夜时分起床,早班的公共汽车还没有出场,只能在昏黄的路灯下冒着寒风步行五六里路,从家里走到菜市场,菜市场里已经灯火闪烁、人头攒动。我们的任务就是协助管理人员,监督顾客不要插队。平常日子里破篮子、破砖头等替代物尚可容忍,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常会引起争端,调解这类争端也是我们这些临时纠察的责任。那一年的国庆和新年,我家买到的是一只比鸽子大不了多少的冷冻鸡,那是凭票供应,而且票面上印着“小户”,因为我家里人少。

就这样,那个在宁静的乡镇小学琅琅读书的五十年代,那个高唱“毛泽东——斯大林”的五十年代,那个在梦境般的展览馆里憧憬社会主义天堂的五十年代,那个夏夜里在蚊虫的叮咬中听艺人说“岳飞枪挑小梁王”的五十年代,那个早晚时分可以听到小贩叫卖声五十年代,那个煮饭不用称份量的五十年代,那个牛奶放在门口不用担心丢失的五十年代,一去而不复返了。


□寄自美国


摘自《华夏文摘》


参见丁抒:《“盲流”“农民工”——我父母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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