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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河无情人有情——我国著名水利学家黄万里教授生平

作者:黄且圆


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专家,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1911年8月20日生于上海南市施家弄,2001年8月27日卒于北京清华园,享年90岁。祖籍江苏省川沙县,即现今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其父为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母王纠思。

童年时代,因极顽皮,母亲将其长期寄宿于学校,寒暑假也托至亲代管。1921年至1924年为浦东中学附属小学校长王则行、班主任王燮钧先生所看重,严加培养,课业加速进步,小学时以第一名毕业,从此中学大学皆以最优生毕业。

青少年时代家教极严,万里先生临终那一年曾写下了这样的回忆文字:

我父对我教育甚严甚深,拮及其要点凡三:(一)必须尊重农民。我两次闻其教育下属曰:我国自有历史以来,劳动的农民从来没有对不起他们的统治阶级。这实际上指出为社会效力应持的立场。(二)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道德的根基,所谓“真善美”实皆包含在“爱”中。爱之甚且及于一切动物。故我家中父不准杀生,父自己则茹素,但父食蛋饮奶,却从未闻其劝人学他也茹素。(三)父曾多次戒我骄傲,父曾多次垂训:古人云“虽有周公孔子之德之能而骄者,则其人决不能称贤”。戒骄不是仅求戒在言行,乃是要求从内心出发。自己纵有所得,乃必然之事,不足骄也,如此乃能彻底去掉傲气。他内心颇赞我的才能,特别是诗文,但终其生未赞我一词。父尝与其老友背后朗读我的诗句,事传到我的老师、父的后辈学生,我才知父背后赞我。

最后他沉痛地反思自己:我尊父命力自戒骄,而终未能做到“从内心出发”。我在成人后所犯错误,要皆出此,悲哉!

黄万里小学毕业时,适逢留美博士刘湛恩先生回国就任上海沪江大学校长,其博士论文为“从孩子在学习中最有兴趣的科目考察其日后应长期从事的专业”。黄炎培即请刘博士以其子为实例,考查他自己的学说。结果刘博士得出宜专习文学的结论。其时黄炎培正创办和提倡职业教育,因万里门门功课均列榜首,遂商定并取得刘博士同意,以桥梁工程为其今后学习的专业。

1924年黄万里进入无锡实业学校,1927年进入唐山交通大学。中学及大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1932年毕业。曾发表论文三篇:《钢筋混凝土拱桥二次应力设计法》、《铆钉接头中各铆钉应力推算法》、《混凝土砂石配合最大容重决定强度论》,由茅以升审定作序,唐山交大出版。

1933年任杭江铁路见习工程师,参加建造江山江铁桥。他一心勤于工作,亲手制作桥墩的沉箱,并亲自打气桩,曾连续驻守工地27小时。又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村出来做工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为众工人、工程师所爱戴。当年考取公费留学美国时,工人们依依不舍,纷纷到车站送行。

1934年元旦赴美留学。适逢1931年汉江发大水,一夜间没城淹死7万人;1933年黄河又决口十几处,损失无算。这激发黄万里立志改学水利,以拯救农民为己任。经其父黄炎培介绍,得到前辈,曾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许心武先生指点。许先生告诉他,江河大水后调查全国人才,搞水利的,竟皆长于土木工程之设计施工,没有一人懂得水文学,水文学是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而不通水文学等于未入水利之门。于是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习水利。他广求名师于美国著名大学,从天文、地质、气象、气候等基础科学学起。1935年在康奈尔大学取得硕士学位,硕士以气象学为副科,论文以暴雨统计为专题。后在爱荷华大学学习水文学及水工实验。1937年在依利诺伊大学获工程博士学位,并以地理学为第一副科,数学为第二副科,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创造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半经验半理论方法,成为该校的第一个中国人工程博士。其后,受聘为美国田纳西流域治理工程专区(TVA)诺利斯坝工务员。他在美国驾车四万五千英里,看遍了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在该河乘船参观直达出海口。由于学习过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此时他眼界顿开,认识到水利工程建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的态势,从而造成河床的演变,仅仅学习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治理洪水问题。留美期间,他还不忘在就读的大学内演讲中国诗文的精湛。

1937年春,黄万里在归国途中邂逅了由日本横滨登轮归国度假的丁玉隽小姐,二人一见钟情。丁玉隽小姐是国民党元老、山东同盟会创建人丁惟汾之幼女。半年之后,她也因中日间局势紧张由日本东京女子医专退学回国。当黄万里第一次造访丁家时,丁惟汾先生因其为上海青年而不予接纳。后由其父央媒说亲,二老人遂得相见,且大喜成好友。1937年7月7日,日军大举进攻中国。1937年11月,两个年轻人在逃难途中,于江西庐山成婚。从此风雨同舟、白头偕老,育有三子三女。黄万里在自己的诗中,自豪地称之为“各出名门天赐姻”。黄万里在回到祖国之后,婉谢了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的邀请,没有去该校任教授、系主任。他要考察中国的河山,取得实践的经验,为治理江河、消除水患打下基础。为此他出任了全国经济委员会水利技正。抗战爆发后,黄万里赴四川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公司经理等职。他曾在长江支流修建小型水利灌溉工程、航道工程和架设桥梁。抗战时期,民生维艰,他总是注意发挥技术的效能以提高工速、降低成本,取得尽可能高的工程效益。他曾在极艰难的条件下,步行三千多公里,六次勘测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等长江上游支流。这期间培训了40多名工程师。虽然当时地貌学尚未形成,但通过实地考察,他已在自己的头脑里开始建立起水文地貌的观点,对于治河问题有了一定的认识。在紧张工作之余,他发挥自己的文史之长,写文章介绍所到之处的风土民情,向民众阐述水利工程之要义,例如“金沙江道上”、“四川之农田水利问题”、“四川的水力发电问题”等。他的文章屡见报端,深受读者的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回到南京任水利部视察工程师,兼全国善后救济总署技正。1947年至1949年4月任甘肃省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他到达兰州后,广聘各方人才,迅速组建了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后改为工程队),由他拟定的该省水利事业的方针为:先改善旧渠,次动新工;勘测全部河西走廊的水资源,以拟定通盘建设计划。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他整修水渠、水库多处;他曾四下河西走廊,向西直达玉门、安西、敦煌。他和局内同事一起,坐骡车、骑马到达沙漠边缘的不毛之地民勤、红柳园,勘察地质、水文,直至遇匪警方才折回。经实地考察,发现该地盐碱化、砂化的症结在于,直接分流河水灌溉农田,抬高了河床,而使地下碱水无出路,导致地力大损。他提出另开灌渠或打井浇田,而保留原河流作为天然排水道的改建方案。至此,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经形成:首先要弄清河流的特性,流域的地质地理状况,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地开发水利,为我服务。一条河流,既有给水的作用,复有排水的作用,端看人类怎样合理地利用它了。在后来治理黄河的争论中,他称黄河“是一条好河”,初听起来惊世骇俗,从尊重自然规律的思想出发,就没有什么可以奇怪的了。在河西考察途中他赋诗道:

禾除田空柳蘖黄,荒村日落倍凄凉。
远看满地银般碱,疑是昨宵陌上霜。
马背轻身奔牧野,胸生奇策授锦囊。
怀才到处好献技,独爱苏山君子乡。
归来后他又写文章“伟大的民勤人民”,赞颂当地的民风,投稿报社。可见他对黄河及黄河两岸人民的深情。当时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新西兰人路易·艾黎正在甘肃山丹办培黎学校。黄万里对艾黎的政治身份并不知情,但他深为艾黎在中国贫穷地区办学的精神感动,数次去山丹,帮助当地开发地下水资源。向省府筹粮供给培黎师生,并在该校向学生讲演。

结合工程实际向技术人员传授知识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他自编讲义讲授了《水工学总论》、《论工程经济》、《水力学》、《水文学》、《地下水工程》等。且要求十分严格,听课者须做题、参加考试。与此同时,为水利工程建设他还需向四方筹集资金,包括向银行、水利部筹款甚至申请美援。当时内战正烈,他很为建设资金短缺、民生之艰难而浩叹。

他曾向局内同仁讲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向其上司甘肃省府的官员宣讲计划经济。这是由于他留学美国的三十年代,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之后,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受到知识界的普遍关注。加上他自己的工作性质,大的水利工程需要地区乃至全国的统筹规划,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有所认同。他一贯地同情民众,痛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这或许就是他接受新社会的思想基础。

他到任仅半年,就因不愿处理局内的行政事务,不善官场应对,要求辞去水利局长职务,只任总工程师,他宁愿多发挥自己在工程技术方面特长。他还因经常缺席省务会议,引起省主席的不满。这是由于受到长兄哲学家黄方刚的影响,他不愿参加任何党派,也不愿过问政治之故。

1949年3月,黄万里奉父招自兰州到香港。当时,其父黄炎培已因受蒋介石政治迫害先期抵港。经父亲的介绍,他见到了共产党驻港代表潘汉年。潘要其游说兰州西北驻军副司令兼甘肃省主席郭寄硚起义。他回到兰州与郭谈后,郭仅笑答:朱德等以前是相识的。郭反告黄,黄在兰州已处险境。

1949年4月黄万里将妻儿迁往上海,5月辞去兰州职务,经广州到香港。在港期间,其兄黄竞武在上海遭国民党特务逮捕。黄万里及其妻均利用社会关系多方设法营救,但终告无效,黄竞武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特务残害于上海南市。1949年6月他搭乘上海解放后由港至沪的第一艘邮轮回到祖国。在上海受到陈毅等领导人的接见。他没有接受上海等地一些大学的邀请,留下来任教授,而是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应当时东北行政委员会赴沪招聘团之聘,携全家到沈阳工作。8月15日离沪,17日到北京。在京受到董必武等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均嘱其留在北京工作。黄万里因已应聘东北,没有留京。

1949年9月到达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他曾为局内培训技术人员,讲授过“水工学”、“工程经济核算问题”等。在短短的八个月里,到营口、齐齐哈尔等地区视察水利灌溉工程。每到一地,都对该处的工程技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向当地的技术人员做报告,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写出提案或报告。这类报告计有:“东辽河水利工程的意见”、“东北灌溉工程的经济考查”、“对盘山农场的意见”、“对于查哈阳农场的意见述要”、“对于哈尔滨天理灌区工程的意见”以及“东北稻田用水量可否减低?”等。对于每一项工程他都十分注重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东北水利总局顾问是黄万里解放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命,虽然他的父亲在信中语重心长地嘱咐过,要他“靠拢群众、靠拢党”,虽然他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终因未能妥善处理局内的人事关系,导致他辞职另就。

1950年6月黄万里回到母校唐山交通大学任教。由于他兼备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讲课深受同学的欢迎。他还采用新法,开卷考试。他前后教过的三届学生,毕业后都成为水利工程的技术骨干或高等学校的教师。在全国仅有的六名水利工程设计大师中,就有两人是他的学生,他为此十分骄傲。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唐山交通大学里,还有他求学时代十分尊敬的老师在任教,还有他学生时代的工友在值勤,这里的同事有些成为他终生的好友,他和这里的师生员工亲如一家人。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虽然在以批判亲美(国)、崇美、恐美为中心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又首当其冲地成了批判的重点,但他诚挚热情的性格没有丝毫改变。在他调职即将离校的前夕,认真地写下了“对于本院改革教学以提高质量问题的意见”(该校改名为唐山铁道学院)呈送校方。此意见书实事求是,其中的许多真知灼见对现今的教学也不无裨益。

1953年因全国院系调整,他奉调至清华大学任教,在清华工作了近五十年,直至去世。在1953至1957的近四年时间里,他完成并出版了学术专著《洪流估算》、《工程水文学》,这两部专著被认为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水文科学十分重要的代表著作。

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初,正值新中国第一次制定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大力推动经济发展的时期,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而近代其下游却屡屡泛滥成灾,治理黄河就必然成为新中国建设的重点,也成为当权者政绩考核的亮点。当年中国政府曾请苏联专家为治理黄河拟定计划轮廓,特别是在黄河下游兴修水利工程的计划。1955年水利部召集一些学者和水利工程师讨论此计划时,黄万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1957年,黄河三门峡水利工程工地已开始筹建施工设备,陕州也改建制为三门峡市。当时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刚刚提出,水利部在北京就黄河三门峡水利规划召开了十天会议,征求意见。黄万里参加了七天,争辩了七天。他在会上的发言未见公开,但从他发表于《中国水利》1957年第8期的文章《对于黄河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该文系1956年5月作者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的,在《中国水利》上被作为批判的靶子),以及1957年5月发表于《新清华》第182期的短文《花丛小语》中可以看出,他对黄河三门峡水库规划意见的要点为:

1. 水库的规划违背了水流必然趋向夹带一定泥沙的自然原理。既使上游水土保持良好,清水在各级支流里仍将冲刷河床而变成混水,最后仍将泥沙淤积在水库的上游边缘。在坝下游,出库的清水又会加大冲刷河岸的力度,使下游的防护发生困难。因此,黄河的水不可能变清,也没有必要变清。

2. 筑坝的有利方面是调节水流,有害方面是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在库上游边缘附近,由于泥沙淤淀下来而不前进,那里的洪水位将提高。可以想见,毋须等到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将在上游出现。

3. 河流坡面上的水土应设法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他们继续顺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限制利用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认识了必须让河槽内泥沙向下运行的自然规律,如果修了水库,设法刷沙出库就必然成为河沙问题的研究方向。而无论采取什么措施刷沙出库,均要求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以免它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底开洞。

黄万里从泥沙运行的原理说明修建三门峡水库的弊端,他这一科学分析和预见,从三门峡水库建成之日起,便被一一验证了。三门峡水库1960年9月建成,从第二年起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水壅高后横向冲击,使两岸倒塌农田八十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中国作家》1996年第二期冷梦的文章《黄河大移民》中叙述了三门峡坝修成后黄河干流淤没了几十万亩耕地,四万农民被迁往宁夏缺水高地,来回迁移十几次,痛苦万分的情状。水力发电工程学会七位专家前往视察后叹息不已,国务院派去高级官员看了也落泪,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同时,水库内泥沙也开始淤积。到1966年,库内淤积泥沙已达34亿立方米,占库容44.4%。三门峡水库已成死库,不得不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冲刷泥沙。实际上,黄万里在他的切勿修坝的意见被否决后,又提出勿将江底六个施工泄水洞堵死,得到与会者的同意及国务院的批准,但现场施工时仍按苏联专家原设计将泄水洞全部堵死。此后这六洞又以每洞一千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1972年水库壅水末端向上游延伸至临潼,流沙距西安市仅13.6公里,严重威胁古城西安。

黄万里的《改修黄河三门峡的原理与方法》一文,1964年9月由水利部印发,但未得采纳。虽然如此,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也不得不从1965年动工改建,1973年底改建工程才完成。但是,黄万里认为,改建工程未能纠正建坝时的错误设计思想,他力主必须让泥沙排出水库以挽救渭河两岸,而建坝者则认为须拦沙上游,以防止下游河床淤高。他指出,建坝以后,由于泥沙淤积在水库内,人们只得将坝下部的泄水洞逐年一一打开,似乎排出许多沙来,实际上排出的只是潼关以下库内历年的积沙,而每年随水流冲下的泥沙仍淤积在潼关以上的黄河与渭河里。1973年初,他为此再次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说明必须外加能量,把泥沙排出坝外,才能挽救秦川于陆沉。事实再次验证了黄万里的科学论断,改建工程未能解决建坝给上游带来的灾难。2002年春,曾长期负责我国水利工作的前水利部门的某高官带领大批专家考察三门峡及其以上的黄、渭流域时,见到历史上陕西省农业最发达的渭河流域,泥沙淤积、土地盐碱化、生态环境所遭破坏已目不忍睹时,也不得不承认:三门峡水库已到决定存废的时刻了。

无情的自然规律打破了人们期望黄河变清的美梦,但是认识这一规律,并向人们大声疾呼的黄万里却被定成了右派。与苏联专家的设计意见相左本来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就被视为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毛泽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感召下,黄万里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在“什么话”的黑字标题下发表了这篇文章。这是毛泽东亲自点名批判的大毒草,“什么话”三字就引自毛泽东批判它时用过的原话,其后沿用下来,作为《人民日报》刊登供批判的右派文章的专栏题目。在校党委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处分决定时,他的回答是:伽利略虽被投进监狱,但地球仍在绕着太阳转!

《花丛小语》仅仅是一篇三千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不正是当今政治改革的部分内容吗?黄万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四十六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利。他子女的升学受到影响,这正是他最感痛心的事情。他被下放工地劳动,接受几乎是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违心的检讨书。

196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毛泽东发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动员令。作为五类(地、富、反、坏、右)分子之一的右派分子自然也在横扫之列。黄万里被驱赶到校园劳动、受鞭打至出血、被剃成阴阳头;他的家也被抄数次,一些颇有价值的字画、文稿、照片都被撕为碎片。不久,他又被赶出家门,三代同堂住进清华园最简陋的集体宿舍里;他的工资被扣,每月只发20元的生活费;他还被勒令每天打扫水利系馆内外,无论春夏与秋冬。但是,他从不自怜自艾,因为他懂得,现况非关个人,这情势关系着人民的安危。他也从不自外于人民,扫地之余,仍秉灯苦读,也热心地看大字报。他常对子女们说:文化大革命以后,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他的诗《国子监教授拥彗吟》更表达了他诚挚坦荡的胸怀:

国子先生且耆艾,苍颜华发临风前。/折腰拥彗挥尘舞,小语花丛累十年。/长彗长彗圆木柄,三载相持亦夙缘。/扫来满地琉璃滑,先生莞尔望云天。/这边行者过,讶见先生深叹息;/那边学子过,掉头疾去语窃窃;/亦有员工过,强抑笑容喜形色。/ 但见先生神韵逸,飘然乘化悠然得。/昔年剥削有余愆,而今无给心安谧。/先生有道出资封,先生有才仗工农;/斯道斯文堪扫地,斯技斯才要纳忠。/阅历江河如指掌,青灯埋首忆艰工。/辄从扬子谋江利,忍对黄河哭禹功!/有策犯鳞何足忌,临危献璞平生志,/此生哪值五羖皮,倘济苍生秦豫冀。/欲趋彤庭奉拾遗,书生一得容生计,/非关傲世玩才智,总是挈情忧国泪。

1969年他随清华大学员工下放江西鄱阳湖畔劳动。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他又被指为特务。此时,已年届六十的他,白天仍头顶烈日劳作于稻田,夜里又连续遭批斗不得安眠,曾多次因中暑晕倒在田边。1972年清华员工撤回北京后,他又被送往三门峡继续劳动改造,并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他曾就三门峡改建方案致信当时的总理周恩来,1973年初,被准许在监督下进入当时的“三线”潼关以上地区,考察黄河、渭河的地貌与河势。1974年初,“批林(彪)批孔(子)”时,他虽因坦陈自己自幼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又被揪回清华批斗。但在1973年至1976年间,地方上相对稳定,校方在三门峡的领导对黄万里的研究工作也给予了一定的照顾和支持。他便在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也写出了大量的诗篇。他自认为,这些工作乃其平生最大之收获。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在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黄万里为此感到欢欣鼓舞,他由衷地拥护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978年2月,他的右派分子帽子终被摘掉,虽然依时间顺序名列清华大学右派分子之末;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通知他:“黄万里同志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经中共北京市委批准予以改正,恢复政治名誉,恢复高教二级教授的工资待遇。”这一纸决定终使其政治及工资待遇恢复到二十多年前。此后,他还担任过北京市第六、第七届政协委员。

1980年以后,黄万里已达七十高龄,但他仍孜孜不倦地研究治理江河的策略以及中国水资源利用的问题。写出或发表了《论分流淤灌策治理黄河》、《论黄河断流及其对策》、《论黄淮海河的治理与华北平原的整体开发》、《我看“黄河治理开发纲要”》、《论江河淮海综合治理》等文,直到1999年10月他还在水利部召开的《黄河的重大问题及其对策》讨论会上发表自己的见解。

黄万里提出的分流淤灌治理黄河的方略立足于对河流生成及地貌演变的自然规律的认识,同时也立足于对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实践中经验教训的总结。

近半个世纪来,大多数学者把水土保持作为正本清源,根治黄河的基本方略。其理论简单明了:泥沙留在原地不下来,河就清了,下游就不会淤、决 、徙了,河自然就治好了。但黄万里指出,水土保持可以更好地利用土地,以维护当地的农林畜牧业,因此是完全必要的,但却不能据以治理黄河。他科学地论证了工程措施的水土保持违背自然界上游切割,下游造陆的必然过程。全面拦住泥沙不入河是根本做不到的;即使在源头拦住泥沙后,出来的清水仍将沿程冲起河槽中的积沙,把它带到下游来。从地质演变历史来来看,河北、河南、和山东平原乃是黄河的冲积锥体,无数泥沙构成这一庞大三角洲,而且仍在淤积之中,自然界这一伟大的造陆运动是不可抗拒的。况且就在这块快速淤成的土地上,发扬了我国古代的固有文化,引起了汉满蒙三族的中原逐鹿与文化融合。因此,黄河是一条好河。他谆谆告诫我们:黄河从黄土高原夹带泥沙下行,不仅是自然现象,而且遵从着客观规律。而凡切实可行的治河方略,只能依据客观规律来制定。

黄万里进一步指出,黄河夹沙过大陆架入海,陆续造成了由郑州桃花峪开始的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冲积平原,它在平面上是一个三角形,从立体看是一个隆突的圆锥体。在这个三角洲上,除大汶河从泰山出来以外,没有支流汇入黄河,洲上的降雨径流只能沿许多流派辐射出海,组成一个二十五万平方公里的流派而不是流域。在三角洲地貌演变的过程中,长期的总结果一定是全面沿河程淤积延伸的。唯淤积使河口延伸;唯延伸壅水,使洲面淤高,两者相互影响地进行着。人类定居黄河两岸,筑堤护岸,又使淤积集于两堤岸之内,延伸集于一条流程的河口,于是淤积和修复堤岸加速,形成目前的悬河。在水沙向下运动的过程中发生的蒸发、渗漏、沿程坡减与沙口延伸合起来均会使任何三角洲上、任何悬河中,在长期内必然发生淤积。任何一种整治河道的方法,除挖河淘沙出堤外,都不能使三角洲或悬河不淤。当然水库拦沙可使下游减少淤积,但泥沙淤积仍会从下游转向水库的上游,三门峡水库建造的后果便是一例。因此,企图把上游下来的泥沙通过集流全部输送出海是违背力学原理的,是不可能成功的。

既然上游拦沙,下游集流输沙出海违背了自然的规律,那么怎样解决黄河下游的淤、决、徙问题呢?黄万里认为分流输沙是唯一可行的治河策略。分流即是从桃花峪开始,在河底打开一二十个堤口,把河水悬沙连同底沙一起排向原有低洼的流路,辗转出海。分流中沿途仍不免淤积,但这淤积是沿二十多条流派将泥沙疏散到广泛的滩地上,一场大洪水分摊到大平原上就只剩下微量的淤灌了。他指出,世界上治理三角洲均采用分流淤沙,唯有黄河例外,这是因为人们没有认识到黄河冲击三角洲的顶点是在郑州的桃花峪,而误以为在利津近海处之故。他认为在三角洲上分流排水,正是顺水之性,因势利导,而束堤悬河、集流出海,乃是违背自然形势的。

黄河自1972年出现断流,且断流频率越来越高,断流河段越来越长,断流天数也越来越多。黄万里认为这是上中游造坝、水库以及水土保持工程造成的。这些措施对于当地的经济开发是有利的,但对治理中下游黄河在策略上是无效的,且招来缺水断流的灾难。如今沿河已修成八个大坝,上中游水土保持已完成40%的面积,虽非得计,但这些事实已不容改变,唯一挽救方法是引长江水入黄河。他指出,东线调水所需抽水功率太大,极不经济,且沿途拦截用水,因而是不可行的。中线调用丹江口的水是合理可行的,但不宜加高丹江口大坝以增蓄水。否则会扩大汉水卵石沉积造成的灾害。他建议先调嘉陵江水入汉水,再导入黄河或黄淮之间的耕地,这样工程较简便。他还认为,从西线调长江及其支流等江水入黄河上游是最合理的长远计划。

八十年代长江三峡建坝计划提出以来,黄万里便写文章、演讲、多次致信国家最高领导人(共六次,三峡建坝开始前、后各三次),他奔走呼号:长江三峡高坝永不可修!黄万里提出的理由主要有三个方面:

三峡高坝对流域的自然地理和生态环境有诸多不利影响。长江出三峡,从四川夹带了大量的泥沙并冲刷了河底的卵石到中下游,在地质史上建立了两湖三江冲积平原,而且仍在不断建立着苏北和上海浦东的滩涂,合计江苏东疆每年造地十万亩,这个莫大的财富是长江从四川等地搬来的。在三峡大坝拦沙后,这些财富将不会增长,甚至受海流冲击,海岸线可能退缩。在中游当江水高涨,洞庭、云梦、鄱阳、太湖等湖泊起调节作用时,上游带下的有机肥泥普遍施给了各省洼地,维持着良性的生态平衡。筑坝后这些效用将告失去,不利于农业和渔业的发展。更为致命的问题在于,卵石和粗沙是长江在四川的干支流的造床质料,这些卵石终年下移,形成流动的河床。建坝之后,卵石部分将不能过坝排出,而沉积在水库末端,这淤积将从重庆逐年向上游漫延,穿过北碚、泸州,再向各支流延伸。终将抬高诸川洪水位,淹没四川坝田,而不得不拆除大坝。关于这一点,黄万里曾在《水力发电学报》上发表文章,从理论和技术上作了详尽的分析。

其次,三峡大坝的经济核算问题。不仅应将其长期收获的多种效益对比工程投资作经济核算,而且必须计入水坝对于上下游生态环境造成的各种损失才算合理。而且,大坝的经济核算及格,仅仅是其修建的必要条件。在经济规划中应首先实施的是经济效益最优的方案,三峡大坝主要为发电,而多方面的经济比较显示,三峡电站的效益比分散在云贵川湘鄂赣诸省山区的许多大中型电站要差得多。

从国防观点看,三峡大坝无疑自动制造一个弱点资敌。若大坝被炸毁,则两湖三江人民皆沦为鱼鳖矣。

黄万里的治黄策略及对于三峡工程的意见虽未被决策者采纳,但他从江河及其流域地貌生成的历史和特性出发,全面、整体地把握江河的运动态势;他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把因势利导作为治河策略的指导思想;他新颖、独树一帜的见地,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除科学研究外,他也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为青年教师讲课并指导他们的科学研究。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以后,他倍感焦虑,自责过去教学方面的缺陷,要求重上讲台,讲授治河原理。他的讲稿集成长文《水经论丛·治水原理》。1987年他还曾赴美国多所大学讲学,母校依利诺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

黄万里自幼喜爱文史,着力于古诗词的创作。在他生活的各个时期,无论荣辱,都留下了真挚的诗篇。他以诗言志,以诗抒情,诗歌成就了他艺术的人生。他将这些诗编成了小书《治水吟草》,金克木先生读后,为其题诗曰:

昔有南冠今右冠,/书生报国本来难。/大堤蚁穴谁先见,/太息泥沙塞巨川。/

就在黄万里殚精虑竭地思考治江治河的大计之时,病魔也偷偷向他袭来。1987年他做了第一次癌症手术。为治疗癌症及其他重症,他先后做过四次大的手术治疗,但每次又都顽强地站立起来,与疾病斗争了整整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他仍醉心于江河的研究,发表文章,给学生讲课,向有关方面提出自己的意见。他在病重时曾对自己的学生说:知识分子,特别是决策者的错误认知是最大的祸国殃民。我们受之于民的太多了,要竭尽自己的知能报效国家,我对兴建三峡工程的意见,屡屡上书中央,先后六次屡挫屡上,我要求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问题讲清楚,可惜无此机会。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还能看见,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2001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还在学习使用计算机,对新鲜事物象年轻人一样充满热情。就在这一年,当他最后一次走上讲台时,他穿上了自己最喜爱的白西装,但回到家中时已经站立不住了。在病重住院的最后日子里,他仍十分兴奋地准备迎接自己九十岁的生日。8月8日,当预感到将不久于人世时,他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只言片语,却用颤抖的手,向看望他的学生写下了这样的遗嘱: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完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8-8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离开了他魂萦梦绕的祖国江河大地。他走过了辛亥革命后的整个二十世纪,他远非淡薄名利、更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完人。但是,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菁英一样,永远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正如黄万里诗中所说“临危献璞平生志”,临危献璞是他们的宿命。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他们活得太艰难了,可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2002年6月12日

2003年10月16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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