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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敌”一文引起的话题



作者:华新民


  查建英的“国家公敌”一文,确实是难得的好文章,只是对这个标题中的“公敌”二字,本人稍有异议。此文发表在“New Yorker”上时的标题是“Enemy of the State”。英文中的state一词虽然可译成国家,但是含有国家机器、政府的意思,而不是国土、国民的含义,因而英文的读者看了标题知道这是政府的敌人,不会误解为国民公敌。而中文的“国家”一词意义较为模糊,尤其加了“公”字,更易被误解为人民公敌或者叛国分子之类的人。其实看了内容,就知道此文的主人公并非什么“公敌”。真是“国家公敌”的话,“国家”应当让全体国民记住他,“全国共讨之”嘛,相反,“国家”巴不得人们忘记他们。这哪里像是“公敌”?充其量,他只是某个政府、执政党的“私敌”。

  记得有一次在凤凰台电视的“锵锵三人行”节目中听查建英讲她的父亲是研究宇宙有限无限这类问题的,我就想到那可能是社会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的哲学家查汝强,因为本人一直关心宇宙学方面的研究,读过一些他写的论文和翻译的科学哲学方面的著作。查建英莫非是查汝强先生的女公子?

  “国家公敌”这篇文章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做了一番网络搜查,不料搜查结果不仅证实了我原先的猜想,而且顺藤摸瓜发现了若干关于查建国及其家庭的资料,也许对理解这样一位“国家的敌人”的成长有所帮助,这里同诸位分享,算是对“国家公敌”一文的一些注解吧。

  查建英在文章中始终没有透露她和建国的父母的姓名。关于他们,她写得十分简约:“我父亲的第一次婚姻留下两个儿子,建国是长子。他七岁那年,父亲离婚,娶了我的母亲。”

  这里先说他们的父亲——查汝强。以前只知道他是一位马列主义哲学家,这次网上查到的资料显示,他其实更是一位革命家。十四岁参加了新四军,十七岁被派往苏北某县任中共县委书记,皖南事变中被捕,没有暴露中共党员的身份,由他的地主家庭保释出狱,到上海圣约翰中学读书。而后到清华大学外语系上学,被中共地下党委任命为当时清华和燕京两个大学的区委书记,是中共执政前夕北京市学运的领导人之一,那时朱熔基还只是外围分子。据萧乾夫人文洁若回忆,在清华外语系“给我印象极深的是,难得看见同班男生查汝强来上课”,可见他的身份——当时那个“国家”的敌人——在同学中已是半公开的秘密。

  共和国成立后查汝强成为北京市委宣传部干部,后来转到科学院和社会科学院,成为研究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要人物,曾任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主任等职。作为党在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领导人物,他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领域的的领导地位,守护党的意识形态的正统,领导和参与了对各种“异端”学说的批判。从五十年代对“梁思成的复古主义的建筑思想”的批判到八十年代对“宇宙有限论”的批判,他都是重要的领军人物。他主编过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注的《〈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解说和注释》一书。也许是外语专业出身的缘故,他也翻译过若干西方的科学哲学论著,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大概是卡尔·波普尔著《科学发现的逻辑》。查汝强于一九九O年去世,没有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自己曾为之奋斗创建的那个“国家”的敌人,被判刑下狱,倘若他老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会有何感想?

  文章提到了查建国的生母,被建英称为“钟阿姨”的,说她从事歌剧研究,也是一名编剧。在文章的后部又说,“钟阿姨年轻时是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九五七年,她被打成右派,失去职务,在牛棚里劳改多年。”根据笔者的网络搜查,她名为钟鸿,右派改正后编过很多剧本,获奖电视剧《曹雪芹》即出自她的手笔,另外还有京剧《黛玉葬花》等,网上还查到她的一本回忆录《风雨半支莲》,其中提到她同查汝强的结婚和离婚:“一九五O年底,十九岁的我……,和查汝强结婚了。谁知八年后,在我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查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不受我这个右派的株连,同我划清界限而离婚,他也毫不顾及给两个可爱的小儿子会带来的痛苦。”原来,查、钟二人的离婚就是同钟被打成右派相关的。

  据同钟鸿相识多年的作家王蒙说,钟鸿是因为“在《北京文艺》(即现在的《北京文学》)上,发表了一首小诗,居然引起了批判”,成了把她划成“右派”的一个理由。这是一首什么样的诗呢?它的标题是“冬小麦之歌”,只有四句:“野菊花谢了/我们生长起来了/冰雪封盖着大地/我们孕育着丰收”。王蒙在他的小说《布礼》中,就用它作为主人公的诗作。这二十六个字,给她带来了二十多年的凄风苦雨,离婚仅仅是苦难的开始。

  关于两人的离婚,据钟鸿的回忆录说,在她被打成右派以后,“老查冷静地提问:‘咱们今后怎么办?’我知道他想提出什么?反问道:‘什么怎么办?’老查说:‘你成了右派,让我怎么和别人说?怎么向于光远说?’于光远是理论界的一位权威,是老查立身理论界的依靠。我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那就离婚吧!’既然将我看作臭狗屎,我又何必贴着人家呢?”

  于光远同查汝强,一个是三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一个是四十年代的清华地下党,既是校友,又是上下级关系,但五七年时,更像一对难兄难弟——因为两人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于光远的妻子孙历生也被打成了右派,婚姻也因此告终。查汝强对自己的妻子说“怎么向于光远说?”意思也许是:你看,于光远都同右派老婆离婚了,我不能落后啊。

  说起孙历生来,她有着一段更悲惨的故事。王友琴著《文革受难者》一书载有关于孙历生的记载:“孙历生,女,一九三四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九六六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一九六八年在学校中‘隔离审查’,七月十二日自杀在校中。时年三十四岁。”王蒙的另一篇小说《蝴蝶》就是以孙历生的命运为蓝本写成的,因为孙是她的妹妹的同学。更详细的资料可参看王友琴的调查文章:“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四三期,zk0412a)

  我们再回到查家发生的事情上来。查建英在《国家公敌》一文中说:“当时离婚在中国并不常见,无疑给建国童年留下了阴影。我母亲还记得,有时候建国回家睡觉,她听见他躲在被子里抽泣。”了解了上述背景,我们有理由相信,让建国感到悲痛和压抑的不仅是父母的离异,恐怕还有这离异背后的政治原因。

  同样的原因,我们更能理解查建英在文中提到的另一件事——一九六八年,建国去内蒙古插队落户,“钟阿姨去火车站送他。火车启动,她朝儿子挥手。‘但他表现得好像我根本不在那。他只是不停的喊:毛主席再见!’”——尽管当时的青少年对毛泽东都有狂热的崇拜,但如果妈妈不是需要划清界线的对象,他大约不至于不愿同妈妈说一声再见。

  关于这件事,钟鸿的回忆录里,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话——

  “一九六八年强儿去内蒙插队,火车开动了,强儿的眼睛不看对他依依不舍的妈妈,只是激情地冲着窗外大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我用湿润的眼睛看着充满革命热情却不看妈妈一眼的儿子远去了。

  强儿,难道我在你们‘红卫兵’‘造反派’眼里是不值一顾的政治贱民?你怎么不想想,恋恋不舍去送你的妈妈,虽然是‘摘帽右派’,但她是育你、爱你的生母啊!难道你真‘革命’到六亲不认了吗?

  你当时只喊“毛主席再见,北京再见”而不理睬和你招手告别的妈妈,难道是你在恨我和你父亲离婚时,没有把你留在身边?三十年后,看了你写给你女儿的信,方知你一直因父母离婚而感到没有家。你被分给你父亲与继母一起生活,觉得是母亲不爱你,偏爱弟弟。看来你对我的怨气还不浅啊!但作为母亲,手心手背都是肉,十个指头个个连着心啊!夫妻离婚,通常是一人抚养一个孩子,后来我发现你父本人实际上不可能照顾你时,也曾托他的老同学储传亨和他商谈,还是把你都交给我抚养吧,他没有同意,我就在我每次从农村回家休息时接你到外婆家与我和你弟弟同住。”

  读者可能注意到,钟鸿在这里没有用儿子的真名,而是用了查建国出生时的小名,称之为“强儿”。事实上,在她的《风雨半支莲》一书中,尽管他提到建国的弟弟建一和妹妹建英时都用了真名,却唯独不用查建国这个真名。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这个“国家公敌”的姓名,是不能出现在国家的任何书刊上的。“强儿”这个名字,多半是作者和出版社的编辑想出来的暗渡陈仓的办法,用来“忽悠”中宣部的评审员的。

  书中有一章“强儿!听听母亲的心声”就是专门对查建国说的。出于同样的原因,书中甚至没有明白交代“强儿”的下落,细心的读者只能从片言只语去猜测“强儿”的下落——

  “咫尺天涯,虽难相见,儿幼时形影,常浮现眼前。”——看来他就在离北京不远的地方。

  “儿今五十有一,望善自珍重,时刻不忘锻炼身体,在母有生之年,得以相聚。”——不能相聚,似乎是有期限的。

  “母草于二OO二年八月十一日儿生日之际”——可以断定“强儿”生于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一日。

  “汝弟英年病逝,汝则自陷囹圄,每念及此,涕泪盈眶。……只望吾儿博览群书中,全面认识社会。”——读到这里才恍然大悟,原来儿子是在狱中。

  如果不是我们看了查建英的文章,又把查建国同“强儿”对上号,谁知道钟鸿的长子是个什么人,发生了什么事?

  中国古代的新皇帝登基,百姓的名字中有同新皇上名讳相同的字,统统都要改掉,称作“避讳”。避讳给后世研究历史的人带来无数的误会和麻烦。可以想象,未来的历史研究者一定会为我们今天的“政治避讳”头痛不已。

  ——写于二OO七年七月八日


  链接:查建英:“国家公敌: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多舛人生”

  寄自美国


  摘自《华夏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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