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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因缘——一条北京小巷的前世今生



作者:何伟


过去五年中,我一直住在紫禁城北边约一英里的地方,就在北京闹市区一条小巷的居民楼里。这条小巷没有正式的名字,它由西开始,经过三个九十度的拐弯,出口向南。在地图上,小巷的形状很好找:它看起来就如同一个问号,或者佛教“卍”字的半边。这条小巷很好找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位于北京所剩无几的老城区。跟今天大多数的中国城市一样,古都北京正急速变化着――最大的北京地图出版商每三个月要更新一次地图上的标识,否则完全跟不上城市的发展。然而我所在的这片社区,却历经了几个世纪而能大致上保持原貌。第一张详尽的北京地图绘制完成于一七五O年,当时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清朝皇帝乾隆治下,在那份文献上,我所居住的这条小巷就保持着今天这样的走向。北京一位名叫徐平芳的考古学家曾经告诉过我,这条街道的历史可以远溯至十四世纪的元朝,北京城的很多个街区都是在那个时代成形的。元朝还流传下了一个词――胡同,这个蒙古语中的词汇后来成了汉语,意思是“小巷”。本地人把我住的这条小巷叫做“小菊儿胡同”,因为它与一条叫做"菊儿胡同"的稍大的街道相通。

我所住的居民楼是一幢三层楼的现代建筑,但是周围遍布着北京胡同所特有的砖木结构的单层瓦房。这些房屋总是由青灰色的砖墙隔开,因此初见北京老城的人们会对这种分隔感留下印象:处处是墙,满眼青砖。然而胡同居民区的最显著特点正是连通与流动。十几户人家可能共用着一个进出通道,虽然这些老式民居都通自来水,但很少家庭有独用的卫生间,因而公共厕所在本地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胡同里,很多的东西是共用的,这也包括胡同本身。哪怕是冬天,居民们也会穿戴暖和坐到路边,跟街坊们闲聊。沿街小贩不时经过,因为胡同太小,往往没有超市覆盖。

胡同里车辆很少。有些胡同,比如我住的这一条,宽度不足以车辆进出,于是这里日常听到的声音与你想象中身处一千五百万人的大都市心脏地带所能听到的声音全然不同。通常,我天亮时就会醒来,从书桌这里能够听见居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向我隔壁的公共厕所,手里端着夜壶。九、十点钟的时候,小贩们出来了。他们踩着三轮车在胡同中穿行,每个人都以招牌式的吆喝通告自己的产品。卖啤酒的女人嗓门最大,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买~啤~酒~!”在上午八点,这个声音足可搅乱你的注意力,不过多年以来我已学会欣赏其中的韵味了。卖米的男人吆喝起来声调偏高,卖醋的小贩喜欢占据低音部。磨刀师傅带来的则是打击乐――金属片相互撞击发出不紧不慢的咔嗒咔嗒声。这些声音让人心安,告诉我即使从此不再踏出房门半步,生活也可以照样继续,只是不太平衡而已。我可以买到食用油和酱油,还能买到时令蔬菜和水果。冬天的时候,我能买到成串的大蒜。一个卖卫生纸的小贩每天都经过胡同。我也不会缺煤。时不时的,我还能吃到冰糖葫芦。

我甚至还可以从废品回收者那里挣到一点钱。在平时,每半个小时就有一个收废品的人骑着平板三轮车经过胡同。他们收购厚纸板、废纸、泡沫聚乙烯以及破旧电器。他们论斤买下旧书,按平方英寸收购坏掉的电视机。破旧电器可以修,或者拆成零件回收利用,纸和塑料则卖给回收站,赚取最最微薄的利润:废品的差价。不久前,我把一些没用的东西堆到门口的走道里,邀请每一位路过的废品回收者进来给它们估个价。一叠旧杂志卖了三十二美分;一根烧坏的电脑线值五美分。两盏坏掉的台灯,加在一起七美分。一双穿坏的鞋:十二美分。两台坏掉的掌上电脑:三十七美分。我把自己在写的一本书的记满标记的手稿交给一个人,他掏出一杆秤称了称,递给我十五美分。

四月末的一天,我正坐在书桌前,突然听见有人喊道:“长~头~发~!长~头~发~!”这个调子是我所陌生的,于是我走下楼去,看见一名男子把他的三轮车停在胡同里。他来自河南省,所在的工厂专门生产假发和发帘。我问他生意怎样,他把手伸进一只粗麻袋,掏出一根又黑又长的马尾辫来。他说这是刚刚从另一个胡同居民那里收来的,花了十美元。他来北京是因为天气转暖了――正是理发的季节,他希望收足一百磅的好头发之后再返回河南。他还说,这些头发大多数最后会出口到美国和日本。

正当我们谈话时,一位妇女从邻近的一所房子里匆匆走来,手上的一块紫色丝绸手帕里包着什么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揭开手帕:是两条粗辫子。

“这是我女儿的,”她解释说。她在女儿上次理发时把这两条辫子存了下来。

两条辫子每根大约八英寸长短。这名男子拿起一根来细细研究了一番,就如同经验老成的渔夫。他说:“它们太短了。”

“你是什么意思?”

“我要它们没用,”他说道。“得再长一些才行。”

这位妇女努力地想讨价还价一番,不过她实在没有讲价的筹码;最后她只好回屋去了,辫子仍然拿在手上。男子离开胡同走远了,他的吆喝声回响起来:“长~头~发~!长~头~发~!”

我搬进小菊儿胡同后不久,北京开始加紧进行奥运会的准备工作,奥林匹亚的荣光开始影响到了胡同。为了促进体育健身和一般北京居民的健康水平,政府在城市里建立了成百上千座户外健身设施。这些涂过漆的钢铁器械显然用心良苦,然而颇为古怪,仿佛是设计师在对健身房投以匆匆一瞥之后根据自己的记忆设计出来的。在这里,人们可以用手转动巨大的轮子,推举不提供任何阻力的硕大杠杆,还可以脚踩踏板荡来荡去,就像公园里的孩子。在整个大北京地区,这些设施无所不在,甚至出现在长城脚下的小村庄。在那里这些器械让农民有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可供选择:在核桃收获的季节里,当他们干完十二小时的农活之后,可以到这儿一圈圈地转动巨大的黄色轮子来保持体型。

不过,最善于利用这些健身设施的人当数胡同的居民。这些器械在老城区星罗棋布,见缝插针地深入狭窄巷弄。不论清晨还是傍晚,它们总是繁忙异常――成群的老年人在此聚会闲谈,一边在踏板上踩上几圈。在温暖的晚上,男人们悠闲地坐在器械上,抽着香烟。对于“终极胡同运动”――在街上跟邻居们聊天――而言,这些健身设施堪称绝配。

二OOO年底,在一次全城范围内的迎奥运、改进卫生设施的活动中市政府重修了菊儿胡同口的公共厕所。这次变化简直天翻地覆,就好像一束圣光从奥林匹斯山巅直接照到了胡同里,留下一座极为庄严的建筑。这幢房子有自来水,有红外线自动感应马桶,还有以中文、英文和盲文写成的标示。灰色的屋瓦与传统的胡同建筑遥相呼应。公厕守则印制在不锈钢牌上。“第三:每位使用者可以免费领取一张卫生纸(长八十厘米,宽十厘米)。”一个小房间里住着一对已婚夫妇,他们是这里的全职管理员。市政府认识到没有哪个体面的北京居民愿意到公共厕所上班,于是他们从内陆地区引进了几十对夫妻,多数来自较贫困的省份安徽。丈夫打扫男厕,妻子负责女厕。

菊儿胡同的这一对夫妻还带着他们年幼的儿子,小男孩就在公共厕所前蹒跚学步。这种景象在首都其他地方也十分常见,也许未来的一天这些孩子将成为北京版的“午夜的孩子”:整整一代在公共厕所里度过童年的儿童,奥运会过去十年后,他们长大成人,为祖国争得卫生事业的无上光荣。与此同时,菊儿胡同的居民们对新公厕门前有人值守的公共空间加以了充分利用。老杨,胡同里的修车师傅,把他的工具和多余的自行车存在那里。秋季时节,卖大白菜的小贩就睡在环绕公厕的草地上。王兆新,公厕隔壁香烟店的主人,在公厕入口附近放了几张破长椅。有人贡献了一个象棋盘。折叠椅也出现了,随后又出现了一个木制小厨柜,里面存放着啤酒杯。一段时间过后,这里的家具变得如此之多,每天晚上来这里的人也是如此之多,以致于王兆新宣布“WC俱乐部”正式成立。会员对所有人开放,不过由谁来担任主席――他们称之为“政治局常委”――还有一些争议。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加入俱乐部的级别是“少先队员”。在周末的晚上,俱乐部会在公厕门前举行烧烤。王兆新提供香烟、啤酒和白酒,而曹先生,新华通讯社的一位司机,则与大伙讨论报上说的那些事情。炭火烤架由一位姓楚的残疾人打理,由于身有残疾,他持有驾驶一辆小三轮摩托的执照,因此可以很方便地穿梭在胡同里为大家运送羊肉串。二OO二年的夏天,中国男足首次打进世界杯,WC俱乐部弄来一台电视机插到公厕里的电源上,人们在此无情地嘲笑着中国队在整个赛程里粒球未进剃了光头。

王兆新很谦虚地拒绝了主席的称号,但是他显然是不二人选:他的一生都与北京的现代化转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一年,共产党革命成功的两年后,他的父母搬进菊儿胡同。在那个时候,北京城依然完好地保留着十五世纪初的规划布局,在世界各国的都市中别具一格:这是一座不曾被现代性或战争改变的古都。

北京城里曾经有一千多座庙宇和礼拜寺,但共产党掌权之后几乎所有这些庙宇都被移作他用。在菊儿胡同曾有一座叫做圆通寺的喇嘛庙,和尚们被赶走了,几十户人家搬了进来,其中就包括王兆新的父母。与此同时,新政权也鼓励其他无产阶级成员去占据富人们的宅院。过去,这些私有的胡同民居都带有轩敞的开放式庭院,但是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大多数这类民居都挤满了棚屋和临时建筑。以前供一个家族居住的四合院可能变成了二十四户人家的住所,而整个城市也由于新流入的居民而人口激增。在接下去的二十年中,共产党拆掉了北京绝大多数的宏伟城门,以及她那极其壮观的古城墙。这座古城墙在有的部分高达四十英尺。一九六六年,王兆新六岁时,他作为小学生参加过儿童团的义务劳动,帮助拆除距离菊儿胡同不远的一段明代城墙。一九六九年,时值文化大革命,为了修建地铁,菊儿胡同附近的安定门也被拆除。到了一九七六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约五分之一的老北京已经永远消失了。

一九八七年,王兆新的弟弟得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北京的餐厅里上班。但是工作了没几个月,这位十八岁的小伙子就被面粉搅拌机卷断了右臂。这之前不久,王兆新刚刚开始做小生意,希望在新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些成功。于是他根据弟弟的残疾病情来选择产品种类。水果和蔬菜太重,他琢磨,卖衣服又需要两只手来丈量和折叠。香烟很轻,于是王家两兄弟开始卖烟。

九十年代和二十一世纪的头几 年,王家兄弟在菊儿胡同卖烟,开发商们在贩卖老北京。北京的老城区很少得到保护,部分原因是当地政府官员常常能从房地产开发中渔利。每当又一条胡同面临灭绝,胡同的建筑物上都会标出一个巨大的带圈汉字,就好像无政府主义者的涂鸦中大写的字母“A”:



拆:“摧垮,卸除。”开发商在城市各处肆意圈地,这个字成了一种咒符――北京艺术家们玩味着这个字的外形,居民们则讲起关于“拆”的笑话。在WC俱乐部,王兆新曾经说,“我们都住在‘拆哪’。”听起来仿佛是英文单词“China”,但是它的意思是“拆除哪儿?”

和我认识的很多北京人一样,王兆新是个讲求实际、有幽默感而且颇为果敢的人。他的慷慨是有名的――街坊们都昵称他作“王老善”,意思是好老王。他总是拿出比应有份额更多的东西贡献给WC俱乐部的烧烤晚会,而且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他曾说过,政府早晚有一天要拆到我们这片地区来,但是他从不多谈未来。在“拆哪”生活了四十多年之后,生活已经告诉他没有什么能恒久流传。

WC俱乐部靠近胡同口,正对着胡同口就是交道口南大街。在这条通衢大道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最近的一个十字路口是一大片新建的住宅楼群、两家超市以及一家麦当劳。交道口象征着一个边界:一旦踏上大街,你就进入了现代的北京城。

每天,大多数要上班的胡同居民都要穿越这个边界。他们要经过老杨的修车铺,老杨的打气筒和工具箱就放在奥运公厕的隔壁。在胡同里,自行车加公厕的组合构成了最为便利的人际网络,老杨因此认识胡同里的每一个人。时不时,他还会替附近的人给我捎口信。有一次,他递给我一张一个到胡同里来找我的外国人的名片。还有一次,他告诉我当地的一个媒人已经为我相中了一个对象。

“大学毕业,一米六三。”他简明扼要地说。这是他所知的全部。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一米六是一个神奇的数字――你常常能在招聘广告和征婚启事上看到这个数字,这个高度大约等于五英尺三英寸。我告诉老杨,我很感谢他的情报但是目前我还不想找个伴。

“干嘛不找?你还没结婚呢。”

“呃,我还不急。在我老家那边,人们结婚都比较晚。”

当我准备离开时,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的手机号码发给那个介绍人了。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说。“你必须跟她说我没有兴趣。”

老杨六十出头,是个刮过脸、神情肃然的高个子男人。在我表示不能接受这番安排时,他的表情比平时更加严肃了。他告诉我现在已经太晚了,事情已经这么定下来了,要是我不去见面的话他会很丢面子。在那个礼拜,媒人给我打了四次电话,她称自己为彭老师,约我星期六下午见面。我们碰头的地方在边界以外,交道口的麦当劳门前。我的约会对象会在几分钟后过来,但彭老师想先把几件事情讲清楚。

我们在麦当劳餐厅的二楼落座后,彭老师说:“这次约会可要保密。”

“为什么?”

“不能公开。我们不可以给外国人介绍对象。”

“为什么不可以?”

“政府不准,”她说。“他们怕外国人骗中国女孩。”

谈话到此出现了短暂的停顿,本来这次谈话可能由此朝很多有趣的方向之一发展下去,但是彭老师似乎很善于衔接这种尴尬的沉默,她很快地说道:“当然咯,对你我是很放心的,”她喜气洋洋地说道。“老杨说你是个好人。”

彭老师年纪约四十五六,她眼角有十分明显的笑纹――这在中国是比较少见的。她并不真的是位教师,这只是人们对媒人的一种称呼而已。在中国,职业媒人依然活跃在农村地区和小城市,但是在北京这类大城市里,她们的作用已经变得不像过去那么重要。尽管如此,我还是偶尔能看到她们的广告,尤其是在老城区。彭老师在菊儿胡同里开着一间有执照的婚姻介绍所。

在麦当劳里,我问彭老师她怎么收费,她说跟对方见面的费用一般是二百元。

“但是跟外国人见面收费更高些,”她说。“最少五百,也有一千的,甚至两千元也有。”

我尽可能巧妙地问她,要是事情成功的话,为了见我今天这位客户需要付给她多少钱。

“一千块。”这相当于一百二十美元多一点。尽管还有外国人的身价比这个数字还要翻番,但是知道自己是最低标准的两倍这一点还是让人颇觉欣慰的。

“如果仅仅只是今天见个面,她也需要付钱吗?”我问道。

“不,除非你们俩继续在一起。”

“你是说结婚?”

“不,继续约会。”

“继续约会多少次你会收费?”

“要看情况而定。”

她不肯告诉我一个明确的数字,而我则不停地提问,想弄明白整个过程是怎样运作的。最后,她凑过身来对我说:“你是想尽快结婚,还是只想找个女友打发时间?”

这个问题可实在够直接的,对于一个三十几岁单身男性的初次约会来说尤其如此。我该怎么回答呢?我不想让修车的老杨没面子。

“我真的不知道,”我有点结巴地说。“但是我要确定她不会单单为了今天来见我而付钱。” 彭老师又一次地笑了。“这个你用不着担心。” 在我初来乍到的时候,麦当劳是我的眼中钉――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代表着让老北京消失殆尽的商业势力的扩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胡同生活让我对这家连锁店产生了新的认识。其一就是,在麦当劳你不必吃这儿的快餐就能享受到店里的一切便利。在交道口的这家麦当劳餐厅,人们常常坐在桌前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是不点餐。很多人在看书看报,下午放学的孩子在店里做作业,我还见过附近公司里的经理们安静地坐在这里盘点账目,而总有很多很多很多时候,你会看到有人伏在桌上睡得正香。不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不好的方面看来,麦当劳都与胡同生活截然相反:这里夏天凉爽,冬天温暖,带有独用卫生间。

此外它还具有匿名性。这里与中餐厅不同,服务生不会桌前桌后地围着你转。快餐店的服务生从不过问顾客的私事。有好几次,我所采访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要求在麦当劳或者肯德基餐厅与我见面,因为那里更安全。

其他人显然也有此想法。一对情侣坐在窗边,互相依偎着窃窃私语。另一张桌前,两个衣着华丽的女孩像是在等待各自的男友。越过彭老师的左肩,我能看见似乎正经历某种危机的一对儿。女孩二十五岁左右,男子看上去老得多,约莫有四十多岁。他们的脸上有着不自然的红晕,那是喝过酒的中国人脸上所常有的。他们俩就这么静静地坐着,看着对方。在他们旁边,麦当劳儿童乐园里空无一人。这时彭老师的传呼机响了。

“是她。”彭老师说道,并要求借用我的手机回电。

“我在麦当劳了,”她冲着电话说。“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来了,你赶紧过来吧。” 彭老师挂断电话后,我本想说些什么,可是彭老师的语速实在太快了。“她在中学里当音乐老师,”彭老师飞快地说,“她人很好的――不然我也不会介绍你们俩认识了。好,听着,她今年二十四,长得很好看,而且身高有一米六四,大学毕业。就是她稍微有点儿瘦,不像你们意大利的女人那么丰满――我想这不会成问题吧。”

要处理的信息实在太多――至少有一样,我的约会对象看来又长高了点儿――不等我开口,彭老师接着说:“好,听着,你有份不错的工作,而且你会讲中文。此外,你还当过老师,这样你俩就有共同语言了。”

终于,她停了下来。我说:“我不是意大利人。”

“什么?”

“我是美国人。我不是意大利人。”

“那老杨干吗说你是意大利人?”

“我不知道,”我说。“我奶奶是意大利人,但是我觉得老杨应该不知道这个。”

彭老师完全被弄糊涂了。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我开始解释,随即决定还是就此闭嘴为好。

彭老师很快恢复了镇定。“没问题,”她说,又一次露出了微笑。“美国是个好国家。你是美国人,这没问题。”

那位女士来了。她戴着耳机,时髦的夹克上装饰着日文字符,还穿着紧身牛仔裤。她的头发染成了深褐色。彭老师为我们作了介绍,眼角最后一次绽放出笑纹,随后便很老练地告辞了。这位女士慢慢地,一个一个地摘下随身听耳机。她看上去相当年轻,CD机摆在我们两人中间。

我说:“你在听什么?”

“王菲。”――一位女流行歌手和演员。

“好听吗?”

“不错。”

我问她想不想吃点东西,她摇了摇头。我尊重这个决定――毕竟,为什么要让快餐破坏这么一次麦当劳里的约会呢?她告诉我她跟父母一起住在鼓楼一带,她所任教的学校就在附近。她问我是不是住在这一片。

“我住在菊儿胡同。”

“我不知道原来有外国人住在那儿,”她说。“你每个月房租多少?”

这就是中国,于是我告诉了她。

“你被宰了,”她说。“你为什么出这么多钱?”

“我也不知道。我想他们总能多收外国人钱吧。”

“你当过老师,是吗?”

我告诉她我曾经在四川省的一个小城市里教过英语。

“那一定很无聊吧,”她说。“现在你在哪儿工作?”

我告诉她我是个作家,就在家里工作。

“那更无聊了,”她说。“要是我得在家工作,非疯了不可。”

在她身后,那醉酒的一对开始大声争吵起来。女孩突然站起身来,挥起一份报纸扇了男子一耳光,然后愤然离开,经过儿童乐园走下楼去。男子一声不响地在桌上环抱双臂,低下头去趴在桌上开始睡觉。过了一会儿,那位音乐老师问我:“你经常回你的意大利吗?”

在接下去的一周,媒人彭老师又打来电话看是否有可能安排第二次约会,不过她并不很坚持。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女人――精明到足以看出我的稀里糊涂能够被更好地加以利用,而不仅限于促成更多麦当劳里的约会。我第二次在胡同里遇见她时,她问我想不想投资经营一个卡拉OK小店。自那以后,我每次都尽量绕过她的婚介所。

后来我问起老杨关于意大利人的误会,他耸了耸肩说我有次曾提起我的奶奶是意大利人。我完全不记得那次对话,不过这事给我的胡同生活上了宝贵的一课:绝不要低估了修车师傅的见闻。

好老王对于“拆哪”的看法是正确的。这么多年来,他一直预言拆迁的到来,终于,二OO五年九月,政府将他的住宅楼纳入拆迁范围。他顺从地搬走了。香烟店已经转让了,因为赚不到什么钱。谁是真正的俱乐部主席现在已不言而喻,因为自从他搬走之后,WC俱乐部就散了伙。

在那时,四分之三的老北京城已经拆光了。剩下的四分之一主要是几个公园和紫禁城。这些年来发生过一些关于拆迁的抗议和诉讼,不过这些争端往往只是局部现象:人们抱怨腐败的政府官员截留拆迁补偿款,以及不愿搬到远离市区的郊外去住。一般很少听到普通的北京居民对城市所发生的整体变化表示关注。很少有人说起建筑保护,这可能是因为中国文化中“过去”的概念并不像西方那样与建筑紧密相关。中国人建造房屋时极少用到石料,而是每几十年更换一下屋中易朽的材料。

胡同的精髓更多地存在于它的精神而不是结构之中,每当社区与一些现代元素相遇时――一座奥运公厕,一家麦当劳等等――这种精神往往表现得最为显著。实用主义和机智变通早已深深地根植于好老王这样的胡同居民身上,因为他们的环境常常是流动不居的。胡同生活的根本特点已为它自己的消亡做好了准备。

二OO五年,北京市政府终于发布了一条新计划来保护分散在北部和西部城区的老式民居,其中也包括菊儿胡同。这些胡同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上市任由开发商随意摆布。该计划声称首要任务是要“保护旧城的生活方式”,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十人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以就重大保护项目向它咨询。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建筑师、考古学家和城市规划师,其中有些人曾经公开批评过北京的旧城区拆迁。一位委员告诉我,基本上一切已为时已晚,但是这个新计划至少可以保护一下目前仅存的胡同的基本布局。但是即使在这种布局之下,旧城区的中产阶级化也无可避免――胡同已是如此稀有,它们已经在新经济的浪潮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在我所住的胡同里,变化已经开始了。二OO四年,酒吧、咖啡馆和流行小店开始进入与菊儿胡同交叉的一条安静的街道,那里的居民乐于把旧居换个好价钱。这些店铺依然保持了传统的建筑风格,但是它们给老城区带来了新的复杂感觉。如今,假如我足不出胡同,我可以享受到Wi-Fi网络,各种手工艺品,还能喝到每一种你想像得出的混合饮料。胡同里开了一家美甲沙龙。还有人开了一间纹身坊。走街串巷的小贩和废品回收者依然活跃,不过在他们之外胡同里又出现了“三轮车的士”的大军――他们专做“胡同游”。很多游客是中国人。

最近的一个周末,好老王回到胡同来看看。我们把菊儿胡同转了一遍。他指给我看他出生的地方。“我们以前就住在那里,”他说,手指着金菊园宾馆那现代感十足的院子。“那就是圆通寺原来所在的位置。我父母搬进去的时候,庙里还住着一个喇嘛。”

我们继续向东,经过一扇嵌在胡同墙上的悬空的老木门,离地面有三英尺高。“这儿以前是有楼梯的,”他解释说,“我小的时候,这儿是个使馆。”

十九世纪时,这个院子属于一位满族亲王;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蒋介石将它作为自己在北京的办公室;革命过后,这个院子换了新主人――董必武,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到了六十年代,它成了南斯拉夫大使馆。如今,所有这些人都不见了――满族人,国民党,革命家,南斯拉夫人――院子有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新名字,友谊旅社。

这就是胡同因缘――诸多屋宇历经生生世世,权贵终化黔首。几个街区之外,清朝最后一位君主的皇后婉容的家族居第变成了一家糖尿病诊所。在菊儿胡同里,晚清权倾一时的军事将领荣禄那美丽的西式官邸,在一度成为阿富汗使馆之后,而今换上新颜:童趣出版有限公司。一幅巨大的米老鼠像高悬在大门上。

好老王经过奥运公厕(“这儿不像我在的时候那么乱了,”他评论说),然后我们来到一幢没有特点的三层楼房前,这就是他一九六九年之后一直居住的地方。这幢楼不是历史建筑,所以政府批准了它的拆迁。水和电已经切断了,我们走上楼去,走进一个空无一人的走廊。“当初我结婚时就是在这个房间,”他在一扇门前停下说道。“一九八七年。”那一年他的弟弟失去了一条胳膊。我们顺着走廊继续前行,来到他刚搬离的那套他和他妻子、女儿、父亲和弟弟一起住过的房子。小女孩的画仍然贴在墙上:一幅马的素描,边上有一句英文的“圣诞快乐”。“这里原来放着电视机,”他说。“我父亲睡在那里。我弟弟睡这儿。”

这一家人已经分开了,他父亲和他弟弟现在住在北边的一条胡同里;好老王跟他的妻子和女儿现在借住在一个人在外地的亲戚家里。作为拆迁补偿,好老王在鼓楼附近的一幢老房子里分到了一角。他打算开春后把它装修好。

出来后,我问他在胡同里住了近半个世纪之后,离开这里是否感到难过。他想了一会儿说道:“你知道,我住在这里期间发生了很多事。也许伤心事比喜事更多些。”

在出来的路上,我们经过一幅广告,北京盛大千禧贸易有限公司。那天晚些时候,在我回家的路上,一长串三轮的士经过我的身边。中国游客们在寒风中穿得暖暖和和的,手拿相机,沿着古老的胡同渐行渐远。


原载《纽约客》杂志,翻译:五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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