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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审杨联陞赵俪生电话冲突案



作者:韩石山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在美国,抵达剑桥镇的大陆学者赵俪生与美籍中国学者杨联陞之间,在电话上有一场冲突。这是一场上辈学人之间的冲突,也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初期,大陆学者与海外中国学者之间的一场冲突。是谢泳先生把它发掘出来并赋与一种思想史上的意义。

  谢泳是个很注重历史细节的学者,有很好的直觉力。他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发表后又收入他的单本书中,周一良先生看过之后,写了篇为杨联陞辩护的文章,叫《<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在蒋力先生编的《哈佛遗墨——联陞诗文简》中,两文都作为附录收入了;该书二○○四年十二月商务印书馆出版。

  我认为这场电话冲突案,有重审的必要。

  先看是怎么回事。赵俪生是兰州大学的教授,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依照一九八七年中美学术交流计划的安排,四五两个月去美国访学。四月八日到剑桥镇住下,生活不方便,又见不上与他作学术交流的哈佛教授Kuhn先生,很是烦恼。四月九日哈佛接待人员Frye先生来了,赵说明情况,Frye表示不愿与Kuhn打交道,问他可认识杨联陞,他说认识,是清华大学前后级的同学,杨九级(一九三三年入学),他十级(一九三四年入学),不同系(杨经济系,他外文系),在校时就相识。Frye说,杨在哈佛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是哈佛学术委员会的委员,当即接通了杨的电话,让赵直接与杨通话。

  冲突由此而起。赵的《篱槿堂自叙》中有篇《游美日记》,是这样说的:

  杨用中国话说:“我听说你来了,但是我只能告诉你,第一我不能到旅馆看望你,第二我不能请你到家里或馆子里吃饭,因为美国史学年会就要开了,我的若干弟子要到波士顿来,都要来看我,我老了,接待不动,所以一律挡驾。我挡了他们的驾,怎么好单独接待你呢?”

  我告诉他,我并不要他到旅馆看望,也不要他请我吃饭,只是希望在Kuhn先生这里打开僵局。中美交流协会指定的是Kuhn,可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又不习惯吃西餐,又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情况困难,希望有所解救。

  杨发话了:“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他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简直是五雷轰顶!Frye在电话机旁也惊呆了。我冷静了一会儿,开始给杨回话。

  “杨联陞同学,‘丢人’二字,是你先出了口的,那么,下边就得容我来说了。记得芦沟桥炮响的第二天早晨,我二人在清华六院(新斋)门口碰见,还说过几句话,你说,这一来就要各分东西了。不久,我就到了太原,在山西新军打了两年日本鬼子,弹片至今还留在腿里。可是你呐,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试问,咱们二人谁丢人?!”我也在电话里声色俱厉了。

  电话那边没有回响,但明显也没有挂上。可能对方也受到震动吧。(《篱槿堂自叙》第203—20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

  谢泳在《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中的看法是,老同学在国外遇到困难求助,杨联陞这样对待确实不对,但这场冲突却不是没来由的,“看似有一定的偶然性,在这偶然中,实际隐含着他们早年在清华时就埋下的思想冲突”。赵是偏左的学生,曾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杨是胡适这一条路上的人,沉潜学术,不问政治。并举证说,一九四七年杨为胡适写的祝寿对联传出后,曾有人在左派报纸撰文攻击,“这些不可能不在杨联陞心里留下阴影,所以他对赵俪生发火,也不是没有根由的”。谢泳也批评了赵说他抗日而杨替侵华军师当军师等过头话。

  周一良的《<杨联陞为什么生气>一文质疑》,说是质疑,实则是反驳。他说杨自一九八五年起,就患上精神病——抑郁症,此后几乎每一两年都要病一次,少则三五个月,长则经年。据杨的儿子所抄的留言簿看,一九八七年一至四月全是空的,可见是在病中,不能待客。二○○四年四月,杨的孙子杨华岳赴美探亲,周一良让他到祖母那儿抄下杨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的日记。日记是这样记的:

  不知所云的某君由旅馆来电(七十一岁,可能认识蒋浮萃),不能吃外国饭,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应来三个月,已去(华岳注:英文,猜可能是地名),想退款回去,想去(华岳注:英文,可能也是地名)。认识山东大学某公(华岳注:有半句看不清),乞一女士照应不力。

  日记一侧有“爱莫能助”四字,字体、墨迹与当日所记不同,显然是过后加上去的。周一良说,杨联陞的日记,不像李慈铭的日记那样,是预备给后人看的,可信程度应该较高。于是他提出如下几种可能:首先杨似乎不知道来者就是山东大学的赵俪生(韩注:赵以前在山东大学),其次,两人那段极不愉快的对话不见于杨的日记中,这有几种可能:或者杨故意不记,或者杨因在病中,神经不健全,因而没有记,而事后追记的“爱莫能助”四字和赵俪生书所说似乎矛盾。总而言之,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吧?

  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我认为,先要看赵俪生《游美日记》的真实程度。

  谢泳认为,赵俪生说的这件事,“是记在他当天的日记中的,我们虽不能说绝对可靠,但大体上还是可信的。”谢泳这样说,是他一贯的主张,就是回忆录不一定靠得住,而日记是可信的。

  谢先生还是武断了点。回忆录可能细处不准,而日记却可能全都失真,比如重新写过。公允的看法应当是,不管是回忆录还是日记,都要看是谁写的,怎么写的。证明可信的才可信,证明不可信的就不可信。赵俪生的《游美日记》就不怎么可信。

  《篱槿堂自叙》书中,《游美日记》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五月十八日重写完毕于兰州大学,时虚龄八十二岁”。也就是说,这个日记,是在事情过后十一年“重写”的,可说是“充实”的,也可说是“改写”的。《篱槿堂自叙》一九九九年十月出版,属白屋丛书之一种。该丛书共有几种,不得而知,我是一次在书店买到五种。丛书的集稿,一般都有个不短的过程。每册前都有《编者的话》,写于一九九九年九月,这该是丛书编起的时间。丛书中有一种,是赵景深的《我与文坛》,书末有倪凡的《编后记》,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另有一种是朱雯、罗洪的合集《往事如烟》,书前有罗洪的《我与朱雯》,相当于序言,也写于一九九八年六月。还有一种是罗继祖的《蜉寄留痕》,文末有作者的《自拟小传》,落款是一九九八年一月。据此可知,这套丛书是一九九八年年初策划,截稿日期在同年五六月间。据此可知,赵俪生所以重写《游美日记》,是为了收入《篱槿堂自叙》。既是为了收入该书而重写,那么就有了两种可能,一是仅仅充实了篇幅,写得详细了,内容没变,一是为了某种考虑(比如体面)而改写了内容。

  现在杨联陞的日记出来了,可以肯定地说,赵俪生是改写了内容的。上面抄录的杨联陞四月九日日记中的那些话,比如“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想退款回去”,“认识山东大学某公,乞一女士照应不力”等语,绝非杨所能杜撰。只有赵说了,杨才能记下来。而杨补记的“爱莫能助”四字,或许是事后的反省,却最能说明杨当时的处境与心境。

  且一一寻按。

  从赵俪生《游美日记》看,赵到美国后的情形确实是很狼狈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尊过甚,老认为美国学者对他抱有敌意(不排除有人确有敌意),再是他自己的英语不行(请注意,他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的),自理能力太差,处处不方便。有钱不会花,花了又老认为人家是宰他。

  四月二日前住在领事馆,当然没这些事。三日开始访学,麻烦就来了。下面是他“重写”了的往后几天的日记摘录。

  四月三日下午:按照program(节目单),与纽约州立大学亨特学院历史系主任杰姆斯·哈利逊交谈,杰送他一本自己的著作,两点到三点请他下楼吃了“午点”,并请来一位中文名叫张格物的副教授作陪,张送他一份论文的抽印本,研究主题是光绪年间在南京及江南各地兴起的反洋人、反洋教的运动。他认为“这个选题本身就带有一股寻衅和反华的气味”。进餐的过程中,张突然问:I heard you had been Communist Agents, is it?(我听说你曾经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吗?)“这一下,我感到是蒙受了极大的侮辱,几乎要拂袖而去了。”

  四月六日: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东方图书馆时,尽管馆长彬彬有礼,拿出册子叫他题词,可是看到书库里全是台湾学者的著作,而大陆名家的著作“一本也没有”,却有关于“文化革命”的各种专辑,他很是气愤,认为这些东西为什么买得到呢?其实这里面好多是假造了骗“老外”的钱的。仍是在哥大,他在节目单之外要拜访一位老教授,有人代为联系,回话是教授老了,又很忙,没有精力接待,若有问题,可指派一名研究生辅导。赵的感慨是:好家伙!中国的教授只能接受美国教授的研究生辅导,我又一次感到蒙受了侮辱!第二天我打回电话,说我的心脏病犯了,去不成。

  四月八日:下午约三时到达波士顿,没有人来接。叫一辆招手停,到剑桥镇Quality Inn,索车费十二元,这就是“宰人”了。住504房间,每日房租七十五美元,也是“宰人”的。宰就宰吧,谁叫我们人生地不熟呢?!与我前后到达的原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民国时期大总统徐世昌的侄子),就夤缘哈佛·燕京这条线索,在哈佛校内租到学生宿舍一间,月租金与我的日租金相当。迟到傍晚,Kuhn的一个研究生才来旅馆看望并说明Kuhn本人不能来的原因。

  四月九日:发生与杨联陞的电话冲突事件。

  四月十日:哈佛大学的接待人员Frye请他明天下午到家里吃饭。晚上,“美中交流办”的高级职员刘女士打来电话,他说,我一回到华盛顿,就准备把“交流办”给我的四千多美金全部缴回去,只讨一张飞机票立即回国。刘女士以温和的声音在电话里说,那样做未免过分了,她劝我还是把program勉强执行下去为好。我说我在纽约,住的是领事馆;到华盛顿,不能住中国大使馆?她说这种事交涉过,大使馆说,它只接待特殊的中国人,不接待普通的中国人。她说,他们已经在华盛顿大学附近替我找下旅馆了。

  至此,一切都清楚了。杨联陞日记中的话,句句都有了着落。“旅馆七十五元一天太贵”,是实情。“想退款回去”,虽是第二天晚上跟华盛顿的刘女士说的,但也不排除前一天Kuhn派研究生来说明不能接待后就萌生了这个念头,跟杨联陞通话时顺口说了出来。“认识山东大学某公”,是说山东大学的同事徐绪典通过朋友关系,在哈佛校内租到一间学生宿舍。“乞一女士照应不力”,当是指“美中交流办”的刘女士,没有把他的行程安排好。

  把两人的记述综合起来,现在可以说,赵俪生给杨联陞的电话中,主要说的是,他在旅馆住着太贵,山东大学徐某在哈佛学生宿舍里找到住处,很便宜,让杨给他也联系一个这样的住处。要不,他就只有退掉美国提供的访学款子回国去了。提没提让杨为他打开与Kuhn的僵局,都值得怀疑。

  先不说杨的态度了,只说杨能不能办这样的事。我的看法是,以杨的身份,是不会办也办不了的。一,赵一九一七年出生,当时七十岁,杨一九一四年出生,当时七十三岁,确实在病中且很重,这年曾有回国讲学的计划,因为病重而取消,再过三年就去世了。二,杨是个退休教授,一九八○年退休。一九七七年六十岁前住在剑桥圣门里一号,此后住在麻州阿令屯(见杨著《国史探微》自序落款)。从这两个地名上看,杨在退休前就不住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镇了。这样具体而微的事情,绝不是他能做得了的。若赵俪生电话里要求杨指点一个五星级饭店,杨说他不知道名字,那是杨的不对。现在是要一个七十三岁的退休教授,给你找一个学生宿舍租住一个月,在中国都不是容易办到的事。

  以赵俪生日记所说,他主要是想让杨疏通一下与Kuhn教授的关系,尽快完成访学计划。这样又好像赵是从工作出发,为了中美学术交流了。怕不是这么回事。一则,赵不应当在这天提出这个问题,再则,就是提了,杨还是帮不上忙。

  Kuhn教授未去接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节目单上说了,他不去他的研究生会去。事实是他的研究生也没去,这就不对了。但也不能说多大的不对,单子上写明住宿的旅馆,赵打出租车花了十二美元就到了。他是下午将近三点到的,傍晚Kuhn教授的一位女研究生就来了。只能说来迟了,不能说人家没来。这位女学生向赵解释了他的导师不能来的原因:

  她的老师正忙得不可开交,旧任的太太在法院为离婚索赔的事打官司,Kuhn先生必须出庭;新任的太太马上就要分娩,孩子一生下来就需要父母的结婚证明,否则,教堂拒绝给孩子洗礼。用俗话说,“事情赶到一堆了”,所以他不能来。

  这样的理由,是能说得过去的。

  第二天(九日),哈佛负责接待的Frye先生来了,显然是那位女研究生回去给Kuhn教授说了,Kuhn教授想通过学校负责接待访问学者的Frye先生另作安排,或者是节目主单上写着哈佛负责接待的人员的名字,赵打了电话,Frye先生才来的。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赵说他“不习惯打美国电话”。总之不像赵在日记上写的,他给杨说的那样:“Kuhn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我困居旅馆。”以情理推断,Frye先生是上午来的,那么距赵来哈佛镇住下,还不到一天,就是下午来也才一天,说两三天显然是夸大其辞,还说人家是“躲着两三天不见踪影”,更是近乎诬蔑了。明明人家派研究生来了,作了合乎情理的解释。

  为什么说,就是真的提出疏通与Frye教授的关系,打开僵局,杨也办不了呢?《哈佛遗墨》里收有杨给缪钺先生的信(一九八一年六月十八日),信中说的是哈佛大学给四川大学赠书的事,主办人正是这位Kuhn教授。原话是:“盖开单者Kuhn君,虽亦曾从弟学,今已以费正清的继承人自居,实则学问尚不及乃师十之一。”可见两人的关系不怎么好。现在Kuhn教授已因家事不能很快接待赵,或者干脆向学校提出不接待了,他一个退休教授,怎么会强人所难呢?因此杨完全会说出“Kuhn那里,我不能打任何交道”这样的话。据此,杨在日记上批的“爱莫能助”,就有两重意思了,一是赵要他找哈佛学生宿舍住,他爱莫能助,再就是要他说服Kuhn教授接待赵,他也是爱莫能助的。

  那么杨会不会说,“至于你,又不能吃西餐,又不会打电话,我要问: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

  我认为不管杨心里是怎样想的,绝不会说出这样的话。比如“到我们美国来”这样的话,杨就不会说。杨多少年来,一直以“僭比仰山杂货铺,难为舜水异邦人”自警,虽说入了美国籍却绝不做“异邦人”,也就断然不会说出“我们美国”这样的混话。不光杨不会说,稍有良知的中国血统的美国人都不会说。这,只能说是赵先生当时颜面全无,多年之后又精心结撰的诬陷了。再就是,赵“重写”的这两句话,前后是矛盾的。若杨以美国人自居,会说出“你到我们美国来干什么”,那就不会说“像你这样到美国来,只能给中国人丢人”;若说了后一句,就不会说前一句了。同一个人不会既以美国人自居批评中国人,又以爱国者自居嫌他的同胞给丢祖国的人。赵先生重写的时候,显然没有考虑到这一层。

  日记中还有许多恶意攻击杨联陞的话,比如说杨“却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跑到美国来,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就是离了谱的。事实是杨在“二战”期间(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按照美国援助中国抗战的计划,协助赵元任先生在哈佛大学开办陆军特别训练班教中文。这怎么能说是在“中美处在极不友好的情形下”,“替侵华军师当了军师”?

  读赵俪生的《游美日记》的时候,我的一个感觉是,这不像一个学者访学的日记,倒像是专门写下,让兰州大学党委的什么人看的。看到最后,见了落款,知是出书前的重写,我一下子明白了,赵先生是要让所有看到这本书的人知道,他赵俪生是如何的热爱祖国,赤胆忠心,如何在大洋那边为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而那些解放前到了美国的学者,是如何的早年就中了殖民文化的毒,如今又如何的恃洋欺中,猪狗不如。

  还有一点让我难以理解的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见了美国那些天真活泼、无拘无束的孩子,怎么就那么反感。共两次。一次是负责接待工作的哈佛工作人员Frye先生,觉得赵先生受了委屈,主动提出请赵在他家吃饭(这绝不会是节目单上安排的),赵去了。四月十一日的日记里说:“Frye先生的房子不在哈佛校内,而在Cambridge小镇的一条小街上,房子买下已经五年了,小二楼,显得旧一点……五岁半的儿子带着一脸的阿拉伯人的神气,用盔甲把自己装扮成中古武士,拿一柄木剑到处乱砍乱刺,还在地毯上乱打滚。我心里想,“这就是美国儿童的典型模样了。”第二天杜维明请他到家里坐坐,日记中说:“夫人是美国人,新生一个儿子,另一个四五岁的儿子,也跟Frye的儿子一样‘无法无天’。”对接待他人的孩子,全无一点喜爱的表示。

  事实的考证大致就是这样。

  据此,我认为,周一良先生在为杨联陞辩护上,是过了头,他没有考虑到赵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他提出的质疑,即杨联陞当时是不是这样生气恐怕还是个问题,确是有道理的。至少赵俪生的日记是“重写”过的,就不能免除夸大乃至虚构的成分。

  至于谢泳先生,他在大的判断上没有错,但是,扯得太远了。赵俪生打电话求助,属突发事件,在那一瞬间,杨联陞只会就眼前的情况做出自己的判断,怕不会像过电影一样想起当年这些中间偏左的同学,怎样让他觉得讨厌。若赵不是这样窝囊而小气,真的是病在旅馆中,别说是清华的同学,就是任何一个中国来的学者,纵然不能亲自去解救,也会委托朋友去帮助的。

  对这件事,我们还是应当从长期隔阂之后,大陆学者与美籍中国学者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及两种文化的冲撞上去看较为正确些。最主要的是,大陆学者的那种自得自负而又愚蠢固执的态度,实在是太可怕了。一个清华外文系毕业的学生,几十年间也还在大学教书,怎么竟落到在美国寸步难行的地步?怎么人家稍示好感就乐不可支,稍有不周就闹着要回?一到美国,接待方通过领事馆给了他一个大纸包,“里面有很多通知事项,外[附]一封信,装有我旅美六十天的费用4820美元的支票一张,还有《医疗保险》一本”。这样的安排可说是够周到的了。对一个稍通英语的人来说,有了这些,在美国是可以“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但我们的赵先生却不会使用旅行支票,甚至不会打电话,也就难怪心里焦躁了。《医疗保险》也是一次都没用。说来说去,就是少了一个贴身服侍的人,凡事都给他办好,饭时领他进餐,出门领他上车。

  按说赵俪生先生也是受过大苦的人,曾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又被勒令提前退休,能去美国访学一次应当珍惜,入乡随俗,凡事将就,只求开阔眼界,增加学识就行了。结果是这样一趟不愉快的旅行,学术上可说一无所获,真是匪“夷”所思。这就要从赵先生几十年间的思想路数考虑了。赵先生虽说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心里还是一直认为自己是响当当的红色教授,看看他的主要学术成就不难明白,他是研究农民起义的,这在当年可是吃香的学问啊。到了美国,处处要显示自己不同流合污的品格,辨别是非的觉悟,凡人都要分他个敌与友,凡事都要判它个宰不宰。这样的心态,不用别人侮辱自己,自己就先把自己侮辱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怎么能这样随意篡改、编造日记呢?他没有想到杨联陞是个写日记的人,更没想到周一良会托人将杨这天的日记从美国抄了回来,更更没想到在他“重写”多少年之后,有人会对此案一审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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