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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士无双



作者:京虎子


  一九一O年,宣统二年,十二月,清王朝的最后一个冬天格外寒冷。

  社稷风雨飘摇之际,满清发祥之地关外告急,东北大规模流行鼠疫。初发于满洲里,一个月内经铁路已经传到关内。吉林黑龙江两省死亡四万人,占总人口百分之二。如此迅速的传播,使人联想起十四世纪吞噬欧洲的黑死病。俄日两列强更是借此机会要挟清庭,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企图进一步蚕食东北,甚至陈兵相向。

  疫情来势如山崩,一旦随灾民入关,将很快流行全国,后果不堪设想。防疫交与俄日,更等于交出东北主权。值此紧要关头,清廷决定从军中选派医官任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东北防疫。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的,是一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南洋归国华侨,英国剑桥大学医学博士,时任陆军军医学堂协办(副校长)伍连德。

  十三年后梁启超回顾晚清到民国五十年历史,发出这样的感慨:“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博士一人而已!”浓缩一下这段话便是:国士无双。





  一、出关

  1、有一个地方叫故土

  时间带走了生命,也带走了那些生命的痕迹,这就是我们说的尘封。那些痕迹在厚厚的历史灰尘中,安安静静地流失到永恒中去,只有很少一部分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被掸去灰尘,露出那些惊心动魄,那些可歌可泣,那些慷慨悲歌。

  一九一O年十二月的痕迹也是这样被积压在腐朽的晚清、东亚病夫甚至黑暗年代的灰尘之下,渐渐地就要化为永恒了。九十二年以后另外一场瘟疫在广东出现,次年长驱直入京城,一国之尊亲自上阵、举国抗击这个被命名为萨斯的恶魔的流行。三年以后,在回忆抗击萨斯时,在困惑中有人开始回顾历史,希望为今天从过去找到答案,于是这一段尘封被有幸地表露了。

  让时光隧道把我们带回九十五年前的北京,在那一个点上走进往日的痕迹,一九一O年十二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北京,前门火车站。

  天津来的火车进站,一个一米六个头戴眼镜的年轻人匆匆走上站台,走出拥挤的车站。同样拥挤的车站外面,一个车夫站在马车边紧张地打量出来的客人,直到看见戴眼镜的年轻人,才松了一口气。车夫走上前来,行礼:“请问您是天津来的伍协办伍大人?”

  年轻人点点头,车夫递上一张便条,年轻人打开,内容是用英文写的。看完以后,年轻人点点头,迈步登上马车:“走吧”。车在烟尘中快速向东北方向驶去,被称作伍大人的年轻人看着冬天的京城,思绪一下子回到三年多以前,回到一个到处是槟榔树的温暖的岛上。

  一九O七年初,在那个被称为东方珍珠的岛上,在马来已经小有名气的伍连德医生私人诊所里,二十七岁的伍医生看着新收到的两份信,陷入深深的思考之中。

  一封信来自宗主国大英帝国的伦敦,是他非常熟悉的地方,因为他参与组织马来抗鸦片运动,邀请他去伦敦出席国际抗鸦片会议。另外一封来自他从未涉足可是梦徊的地方,中国。这封信发自天津,一位清政府的官员邀请他出任陆军医学院的副院长。在当时他对这位官员几乎一无所知:直隶总督袁世凯。

  因为大力反对鸦片被人诬告,刚刚输了一场官司的伍连德此时心情正处在最低潮,好像殖民地的政府和人民现在没有人需要他,这两封信,一封让他心中感到宽慰,另外一封让他看到了未来。他出生在中国的夫人更是希望他能够接受中国政府的邀请,服务她的祖国。可是毕竟太突然,最后他决定先去伦敦,行医积攒下来的钱已经够太太和刚出世不久的儿子维持生活了。

  在欧洲的三个月期间,他顺便考察了英国的军事医学。回到槟榔屿后,伍连德继续开业行医,不久终于下定了去中国重新开始的决心。病人们闻讯赶来,希望他留下,也带来祝福。一九O八年五月,伍连德一家三口启程经香港去上海。

  邮轮停靠在上海港,伍连德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海关当时由外国人带管,出其意料的是,海关官员并没有检疫和提问,因为清朝的法律,不管你出生在哪里、持哪个国家的护照,只要身上流着中国的血脉,你就是中国人,从你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在那个国弱的年代,这条法律可能名存实亡,但对伍连德来说,这是他第一次被视做中国人,尽管他一句官话都不会讲。这种游子归来的感觉,让他感到温暖,让他下定了将美好年华奉献给这片土地的决心。不管它多么贫穷落后,不管有多少艰辛坎坷,不管有多少肮脏龌龊,可是有一点,它的胸怀是敞开的。

  多少年过去了,这片故土繁华了兴旺了,虽然艰辛坎坷还在,虽然肮脏龌龊依旧,可是它已经可以昂首挺胸向世界说不了。可是和晚清政府相比,现在这个强大自豪不知多少倍的政权在对待自己血脉的胸襟上,所差的岂止是包容。

  伍连德只身北上天津,受到陆军军医学堂总办徐華清和学堂同事的热烈欢迎,正当他准备进京正式接受任命的时候,发生了他来到中国以后的第一场巨变。二十四小时内光绪皇帝和慈僖太后相继驾崩,宣统继位。掌管北洋的袁世凯的失势,而他,作为袁世凯专程从南洋礼聘回来但还没有接到正式任命的海归,处境十分尴尬。由袁世凯发出的邀请看来无法兑现,伍连德报国无门。


  2、有一种东西叫血脉

  伍连德怎能料到,他归国时,正是中国历史上一段风云变幻的时刻,而他,这位在海外长大受外国教育的归国华侨,适应其时地周旋于风云人物中,成为那一段历史的见证。

  袁世凯隐居养寿园,一时间北洋军人心浮动,伍连德的事情无人过问,万般无奈,他决定自己上北京活动。

  伍连德,字星联,父亲伍祺学是广东台山人,闯南洋来到槟榔屿,经营金铺生意,事业稳定后于三十二岁那年迎娶本地同乡建筑商林道解长女,十六岁的林彩繁。两人养育了十一个子女,伍连德排行第八,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一八七九年三月十日出生于槟榔屿。十七岁获南洋英书殖民地唯一的英国女皇奖学金,入英国剑桥大学,成为继学习法律的宋旺相之后第二个入剑桥的中国人。一八九九年获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并考取圣玛丽医院奖学金,入该院听课和实习三年,成为该院的第一个中国学生。一九O二年获剑桥大学医学士学位。先后在英国利物浦热带病学院、德国哈勒大学卫生学院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进修与研究,一九O三年以有关破伤风菌的学术论文,提前两年获得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其后在新加坡从事科研研究,为殖民地首位非欧洲人科研人员,一九O四年回到槟榔屿开业。一九O五年与黄乃裳之女黄淑琼成亲。从上学到回中国以前,他一直用Gnoh Lean Tuck这个广东话音译的名字,回国后开始用Wu Lien-Teh和中文名字伍连德。

  这份履历加上去年考察欧洲军事医学的经历,足以使伍连德胜任陆军军医学堂协办的职位。可是他现在被视为袁世凯的人,刚刚来到中国,在陆军中谁也不认识。官场中要疏通,可是伍连德现在坐吃山空,加上刚刚延师学得几句官话,怎么活动得了?

  陆军之外大清还有海军,伍连德不是亲族中第一个归国报效的。伍连德母亲出生后,下面一水六个弟弟,都先后被送到福建参加了急需能说英文的水兵的中国海军。万事开头难,年纪最大的两个是双胞胎,是靠大姐也就是伍连德母亲的资助入船政学堂。

  一八九四年那场海战是中国人百年之痛,正因为这样,那些风云人物,英雄还是懦夫,活下来还是死去的,都在历史上留下引人注目的名字。兄弟五人的老三林国裕殉国,老二则是先誉后毁。伍连德的这位在他来到中国这年刚刚去世的二舅,就是在甲午海战中先为广乙舰管带,后接替方伯谦任济远舰管带的林国祥。伍连德夫人的三叔是在甲午海战中与管带邓世昌及“致远”舰全体官兵壮烈牺牲,钦赐恤银祭葬,赠武威将军的黄乃模。

  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后,林国祥被革职,不久被重新启用,一八九六年奉命前往英国监造订购的海天、海圻两艘巡洋舰,一共在英国待了三年。伍连德恰恰于一八九六年入剑桥大学,他乡遇亲,又是对自己有恩的大姐的孩子,林国祥在对伍连德关怀备至,让少年异乡求学的伍连德在伦敦过得非常愉快。林国祥的两名副手也和伍连德相交甚欢,现在这两个人都在北京。

  这两位成为伍连德好友的海军军官也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后来先后主掌中国海军,一个叫程壁光,一个叫谭学衡。

  一九O八年的北京,对伍连德来说只有一个字:冷。不仅是因为生长在南洋的他对北方的冬天不适应,更因为前途未卜。程壁光和谭学衡的热情使他顿觉温暖如春,两个开始帮他寻找门路,程壁光更是专程陪同,订做衣服、制备假辫子、游历北京。

  在两个人的帮助下,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同意面见伍连德。见面之前程壁光和伍连德反复排练如何回答。见面那天,伍连德第一次穿上官服,在程壁光的陪同下被铁良召见。

  在铁良的官邸里,第一次面见满清高官的伍连德,看着高个子的铁良既紧张又觉得有些滑稽。铁良看着裹在官服里面的小个子年轻人,也觉得有些好笑,开始客套:今年多大了?已经有些冒汗的伍连德不知如何回答,他干嘛问我有几颗牙呀?事先没有排练现在不能现数。程壁光见状连忙上前耳语,二十九岁,伍连德回答正确。铁良对这种场面很开心,开始长篇大论:你的履历我已经看过了,很好……。伍连德根据程壁光的预先指导回答:是,是。你是否愿意出任陆军军医学堂协办?是,是……。在一连串的是中伍连德如愿以偿。

  一个礼拜后,一个厚厚的信封送到伍连德所住的客栈,里面是铁良签署的正式任命。令他吃惊的是,月薪三百两,大大地超出他的意料,因为他的顶头上司,北洋医学堂毕业、在军中服役十五年的陆军军医学堂总办徐華清也不过月薪三百五十两。大喜过往的伍连德马上写信,让滞留在上海的妻儿立即北上。

  大悲大喜的伍连德觉得这一年的事情已经是奇遇了,哪里想到他的一生还有更多更大的奇遇。



  3、有一类医生叫军人

  洋务运动之初,李鸿章出洋考察,发现“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重”,于是提出“兴建西医学堂,造就人才实为当务之急”。一八八一年成立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开始为海军培养舰上医生。一八九三年医院改称天津总医院,原医学校归天津总医院管辖,一八九四年改名北洋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官办西医学校。

  一九O二年袁世凯于天津创办北洋军医学堂,任命北洋候补道徐华清为总办,日本军医平贺精次郎为总教习。学制为四年,每班四十人。附设防疫学堂,由日本人古城梅溪主持,教员以日本人为主,课本亦用日文,是一所日本式的医学校。一九O六年由陆军军医司接收,改名为陆军军医学堂。录取入学的学员,有关生活食宿均由校方无偿提供。另外每人月给纹银十五两,待遇之高,优于全国。

  袁世凯当初聘请伍连德,就是希望摆脱日本人的影响,将陆军军医学堂改成英式学校。伍连德开始工作后,试图和日本教员搞好关系,可是很快发现非常困难,日本人有自己的圈子。进一步观察他大吃一惊,这些日本人只是简单地教授一些护理常识,主要是努力培养学生成为日本在中国扩张的工具。伍连德义愤非常,这些人日本人拿着中国政府的高薪,却步调一致地培养汉奸!

  在他的主持下,陆军军医学堂迅速摆脱了日本人的影响,逐步成为现代化的医学院校。开始为中国军队培养合格的军医,学生无论是从知识上还是从体质都上接受严格的训练。将近三年里,伍连德在天津默默地耕耘着,可是他的心中依然有一种澎湃,仿佛期待着一种召唤。

  期待已久的召唤终于出现了,一九一O年十二月十八日,一封急电递到伍连德手上,电报发自外务府,签署人是外务府右丞Alfred Sze,内容是请他火速进京有要事相商。当年外务府为六部之首,联络列强,权力极大。伍连德仿佛记得这个名字,Alfred Sze,中文名字叫施肇基,其后四十年在中国外交舞台上长袖善舞。次日伍连德赶早班火车入京,从车夫手里接过施肇基邀请他来家里的便条,便坐马车前往施府。

  接近中午,马车停下,一个儒雅的绅士迎出门来用英文说:伍先生我们又见面了,知道您来了三年,本该早早拜访,可是一直在东北就职,今天才有机会。伍连德想起来了,一九O五年在槟榔屿,他被引见由端方、戴鸿慈率领了清政府宪政考察团,施肇基作为随员也在场。接着施肇基介绍他年轻的妻子,又是一个惊喜,竟然是他在天津交往甚密的唐绍仪的侄女。

  北京的冬天一下子温暖了,几人在屋里份宾主坐下后,施肇基告诉伍连德,上次见面以后对他印象极深,所以后来听说袁世凯打算聘用专家改革陆军军医学堂后,大力推荐,促成他来到中国。伍连德至此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源于上次在槟榔屿的会面。

  施肇基一生为中国外交贡献颇多,其实他最大的贡献,是公派出国考察时,不是游山玩水吃喝嫖赌,可是认真地为国家留意人才,举荐了一位奇才,一位国士。

  施肇基开门见山:最近一个月在哈尔滨,大规模急性传染病在中国人和俄国人中间流行,死亡率极高。需要细菌学专家前去调查和控制,政府将提供所需的支持和资助。现在俄国和日本都危胁说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的话,他们将派自己的专家接管,这是政府坚决不能同意的。

  接下来,施肇基非常坦率地告诉伍连德,他是第二个人选。这个任务首先选定的是美国丹佛大学医学博士、海军总医官谢天宝,可是谢天宝要求政府事先提供巨款作为安家费,因为此行极有可能有生命危险。

  危机时刻不能要求每个人都有舍生忘死的勇气,尽管是军人。谢天宝的先决条件,让施肇基又一次想起伍连德。

  现在施肇基不是在下命令,只是征求伍连德的意见。

  我接受这个为国家效力的机会。伍连德平静地说。

  施肇基二话不说,拉着伍连德立即面见当时政府第二号人物,外务府尚书那桐。伍连德被紧急任命为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施肇基连夜准备护照,信件,电报等必需文件,并答应伍连德,有事发英文电报给他,他负责翻译后办理。

  第二天一早,伍连德返回天津,直奔陆军军医学堂,召集毕业班学生,征求自愿和他一起去东北的。教室里一片沉寂,几分钟后两个学生站了出来。令伍连德吃惊的是,两个人都是广东人。尽管他祖籍广东,可是过去三年他一直欣赏北方学生,这两个广东男儿让他改变了对南方学生的印象。伍连德从中选择林家瑞作为助手。

  伍连德随后回家收拾行装,妻子闻讯后很是担忧,可是一直以效劳祖国的丈夫为荣的她相信自己的丈夫,默默地看着丈夫消失在漫天风雪中。

  火车夜宿山海关,伍连德夜不能寐。东北疫情日益严重,外加列强虎视眈眈,一旦不能调查清楚尽管控制,主事者唯有一死以谢天下了。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医者有这么大的权力,肩负这么重的担子,更何况是一位生长在化外的侨民。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

  早上,阳光照在巍峨的城楼上,伍连德想起学习中文时老师讲到林则徐的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精神一振,于是慨然登车。

  巨变前夜的中国,北风吹雁,漫天风雪,迎着逃避瘟疫的人流,一个医生,一个军人,慷慨出关。


  二、守关

  1、飘雪的地方应该唤做天涯

  二OO二年的初冬,中国中央政府在得知地处天南的广州爆发未知传染病以后,立即派遣由国家卫生部主管防疫的副部长带领的专家组,乘飞机火速前往广州。这个时候,中国经济腾飞,国力强盛。这批国内顶尖专家更是信心十倍,经过多次下广州,他们得出了是由于衣原体引起的非典型肺炎的结论,可以通过抗菌素加以完全控制,并据此申请国家大奖。然而第二年春天,萨斯流入北京,举国震撼,于是专家们引经据典,是因为前所未有因此才没有及时控制。

  是呀,我们很难要求这些天天飞来飞去、会来宴去的专家们安静下来查找一下,何况他们本来就不肯相信有人在国弱民穷的年代的所做所为。一九一O年底的中国,千疮百孔就象一个行将沉没的巨轮。经过甲午战争、义和团,国力大伤。仅从卫生上说,当时中国的卫生状况十分简陋。城市卫生方面的管理体制只是初创阶段。北京于一九O五年开始在巡警总厅下设卫生处管理城市的卫生事务,而整个北京的卫生设施,只有两家设备简陋的官医院,和七、八家规模不大的由外国人开办的医院。京城如此,其他省市的医疗卫生状况连简陋都称不上。

  当时中国通晓西医的人才极为稀少,普通的诊断技术实验设备更是无从谈起,甚至起码的验尸和解剖实验,都不为法律所允许。广大的官员和民众,缺乏科学知识,对传染病更是一无所知,更谈不上预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地处天北的哈尔滨爆发了死亡率极高的流行性传染病,而这个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和这个地区的铁路还是控制在俄国人手里。前去调查控制的卫生官员是由外务府委派,拿着护照,坐了三天火车才到达的。

  当今的中国科学家愈发象坐在中国科学界这口枯井里的一群蛤蟆,井口大的天空里有声色犬马,有功名利禄,有争权夺利,就是没有当今科学道德和科学家的责任,更没有继承历史的宝贵财产。当萨斯过后,人们重新挖掘这段历史,一个人从历史中站起来,他使这所有的国家级专家们在一瞬间变得无比的渺小。

  让时光隧道再把我们带回九十五年前的历史吧,一九一O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傍晚,哈尔滨火车站。这里一年多以前上演过一场刺杀,朝鲜人安重根行刺伊藤博文,当时在场并处理这个案子的正是前任道台施肇基。

  哈尔滨道台衙门的官员在站台上四处张望,没有注意到从前面的车厢下来两个矮个子年轻人。两人一下车就被冻得哆哆嗦嗦,此时气温是零下三十度。

  走在前面那位三十出头,右手拿着一架英国产的贝克显微镜。后面那位二十出头,吃力地拖着两个箱子,里面装满了各种实验用的瓶瓶罐罐。

  道台衙门的官员很快发现这两个与众不同的人,赶了过去:“伍大人?”

  领先的点点头:“是”。

  “于道台派我来迎接两位。”说着从年轻的手里接过行李,随便一拉就要走。年轻人急了:“慢点慢点,小心”。

  官员指挥随从们在一片混乱中从行李车上取回四大件行李,连人带行李装上马车,送到铁路旁的一家俄国饭店。热水已经备妥,从北京来的两位疲劳的客人在舒舒服服洗了热水澡以后,享受了一顿丰盛的俄式晚餐,然后躺在软绵绵的床上,在温暖的屋子里很快进入梦乡。

  中国政府东三省防鼠疫全权总医官伍连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就这样渡过了在冰天雪地的第一个晚上。对这两位广东籍人来说,这里应该唤做天涯吧?

  伍连德一觉醒来已经是早上八点,猛然想起这一天是圣诞。伍连德不是教徒,可是他夫人黄秀琼来自天主教徒家庭。他和林家瑞匆匆吃完简单的早餐,来到大街上,外面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因为中国人不庆祝圣诞,而俄国人的圣诞要到两周以后。

  两个人乘马车来到道台衙门,时间刚刚九点,在门外等了半个多小时,朝廷在哈尔滨的最高级官员道台于泗兴才睡眼惺忪地出现在大门口。

  哈尔滨道台由外务府指派,主要负责海关,现任道台是位姓于的江苏人。当时的哈尔滨有十万以上的俄国人和上千的日本人,俄日英法美都在此设领事馆。于泗兴既不会讲俄语也不会讲日语,实际上一门外语也不会。本来在哈尔滨就度日如年,大疫起来后更是走投无路,如果不是怕临阵脱逃受惩处,他早就弃官而去了,伍连德就是他的救命稻草。

  迫切希望知道疫情的伍连德发现于泗兴能够提供的情况很可怜:在哈尔滨附近有二万四千居民的傅家甸发生怪病,得病者发烧、咳嗽、出血然后死亡,皮肤几天内变成紫色。

  详细询问之下,伍连德了解到更多的情况。这种病最早出现在满洲里的以捉土拨鼠为业的山东移民中。有清一代,山东灾害频繁,几乎是无年不灾、无处不灾。加上人口增长极快,“户口渐增,百病以人多为首。”咸丰十年东北开禁放垦,到此时东北一千八百万人中约七百万至八百万人是山东人,这便是所谓的闯关东。这些捉土拨鼠的将土拨鼠处理一下,以假乱真当做水濑皮,卖给俄国商人,再转卖给西方妇女。他们捉到二十只以后,就返回满洲里,待在拥挤的土窝子里面准备出货,这种环境疾病流行很快。

  十月初开始出现病例,沿着满洲里到哈尔滨的铁路,十一月初哈尔滨出现病例,傅家甸正好处于铁路枢纽。奉天总督锡良闻讯后派遣两名北洋医学堂毕业的医生前来,所做的就是把病人送往临时医院和提供棺材。从每天死亡一两人到现在每天死亡八到十人,这是哈尔滨本地情况。

  情况介绍完以后,一直躲在衙门里的于泗兴进行了分工,他负责资金,把其他事情一股脑儿交给伍连德,包括会见俄国铁路负责人、走访中国医院和傅家甸、走访俄国医院,然后向他本人和朝廷提出建议,把疫情立即控制住。

  走出道台衙门的伍连德颇有些孤立无援、任重道远的感觉。


  2、阴暗的角落里鲜血如花

  伍连德决定先去拜访中国方面的医生和医院,马车带着他们穿过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大豆交易市场,来到傅家甸。在这里他们才发现瘟疫象魔鬼一样蔓延到人们心里,流言、恐惧、鲜血和死亡。

  奉天来的姚医生和孙医生已经恭候多时了,两个人都毕业于北洋医学堂。和陆军军医学堂相反,北洋医学堂是一个英式医学院,从香港广东福建以及天津招收会讲英文的学生,用英语授课。相传因为英国医生肯尼斯·麦克肯泽治好了李鸿章女儿的重病,为了表示感谢,李鸿章为他办了这个医学堂。不过此时北洋医学堂掌握在法国政府派来的一组医生手里。

  因为可以用英文,特别是医学方面的交流,伍连德得以深入了解情况。姚医生介绍此次流行无疑是鼠疫,到底有多少感染和死亡无法知道,因为就他们俩加上五名助手,无法检查每个尸体,完全靠当地警察处理。病人一旦发现就送往由公共浴室改建的鼠疫房,没有任何隔离措施。街上经常出现死尸,看来是家属不愿意有关人员进行消毒、晚上偷偷扔的,死尸被警察收集后安葬。处理病人的医护人员和警察要求戴口罩,可是大多数情况下没有严格执行。

  随后姚医生带伍连德去傅家甸官衙面见姓陈的地方官。伍连德平生头一次来到这种肮脏黑暗的衙门。陈一看就是个大烟鬼,叫来了警察头目,两个一再强调该做的都做了。伍连德只好要求如果出现新病例的话,能够由他检查。离开衙门,伍连德长叹,本地官员一点不知道鼠疫的危险性,这种态度会造成鼠疫进一步扩散。

  两天以后机会来了,一个嫁给中国人的日裔旅店服务员在鼠疫症状出现的当晚死亡。伍连德火速赶到现场,傅家甸贫民窟的一栋小平房。黑暗的屋子里,死人穿着粗糙的和服躺在榻榻米上。

  就是在这间贫民窟里,进行了中国第一次人体解剖,血液、肺、脾、肝被分别取出来,放入培养液中或者浸泡在福尔摩马林液体中,随后死人的皮肤被重新缝合以便下葬。当时实验室还没有建立,只好在会馆的一间平房内进行观察培养。伍连德在显微镜下从器官切片中发现鼠疫杆菌,血液培养因为没有恒温箱只好在室内放三天,鼠疫菌团出现。就是在这种现在不可想像的条件下,伍连德准确地作出了诊断。

  诊断结果上报北京,于泗兴和陈被请到这间所谓的实验室,平生第一次坐在显微镜前面。伍连德发现让这几位地方官员相信他们从那两个圆筒里看见的就是真凶比登天还难,说来说去等于对牛弹琴。虽然鼠疫杆菌已经被发现十六年了,可是这几位接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哪里有一丁点微生物学概念?

   伍连德随即发电报给施肇基,向朝廷作出九点汇报和建议。

   1,傅家甸存在肺鼠疫流行。

   2,现在鼠疫在人与人之间传播,鼠到人的传播可以排除,因此应该集中控制人群中的相互传播。

   3,与俄国政府合作对俄方管辖西伯利亚到哈尔滨的铁路加以严格控制。

   4,在路口和冰河加强巡逻予以监控。

   5,在傅家甸建立更多的医院留置病人,并建立隔离区隔离病人家属。

   6,派遣大批医护人员来哈尔滨。

   7,道台衙门提供足够的资金。

   8,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奉天的铁路,一点出现鼠疫,马上严格控制,包括建立鼠疫医院和隔离区。

   9,和日本合作监控日方管辖的大连到奉天铁路。

  九十二年后几百名中国的专家折腾了半年后,最后在北京施行的措施也不过如此。伍连德只带领一名医学院的学生,在到达现场五天内便提出了合理的建议。尤其是在病源不是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伍连德和林家瑞在傅家甸病人家中解剖、在哈尔滨普通房间里进行细菌培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而且时隔不久,这种悲剧真的发生了。

  谢天宝料的不错,此行确实是出生入死。伍连德在这时也想起了谢天宝,他想到的不是谢天宝所说的死亡危险,而是想到谢天宝失去了一个报效国家的最佳机会。这就是真正的大医,这便是真正的军人。


  3、我的话请你相信好吗?

  鼠疫菌从恒古就存在于中亚草原上,人类历史记载的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发生于公元六世纪,使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恢复古罗马帝国的雄心壮志付之一炬,包括他本人在内无数的人染上鼠疫。而公元十四世纪的黑死病吞噬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中国历史上,从明朝万历年间开始华北鼠疫多次爆发,崇祯十七年春在北京大流行,促成了李自成轻易进京,也促成了满清夺得天下。清朝自太平天国起事后,鼠疫流行进入了高潮,各地多次出现流行,其影响波及香港,甚至旧金山。一八九四年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正是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鼠疫杆菌,人类才开始了解这个恶魔的来龙去脉,并开始寻找治疗方法。到一九一O年底,还没有找到有效的治疗药物。

  不等北京答复,伍连德便开始行动。姚医生已经在傅家甸租好房屋,当时东北日本进口的化学品很便宜,可以用于消毒。在那栋楼里,伍连德意外发现有一间实验室,里面有一位年轻的日本医生。这位日本医生受日本南满铁路派遣来进行鼠疫流行调查的,他医生整天待在实验室,所做的就是请人抓耗子,然后他解剖分析。

  一场科学辩论开始了,日本人强调教科书上说鼠疫是由老鼠经跳蚤的叮咬传给人,所以他要调查本地老鼠中鼠疫流行情况。伍连德解释这型鼠疫一开始也许经过老鼠传播给人,现在则完全是从人传给人,没有老鼠或者跳蚤这个中间过程。实际上伍连德还有另外一种假设,这次鼠疫可能是西伯利亚来的俄国人传来的。日本人一点也听不进去,最后两个人在那间实验室里各干各的。一个是号称东方巴斯德的北里柴三郎的学生,一个是曾经在巴斯德研究所进修的英国医学博士,就在傅家甸的那间实验室开始了较量。

  有了确凿的诊断后,十二月三十一日,伍连德正式造访俄国铁路当局负责人霍瓦特将军。在场的还有当地俄国医院的代表伊沙恩斯基医生。傲慢的俄国人一开始居高临下心不在焉地听着,直到伍连德介绍前几天的尸体解剖、样品观察和细菌培养才放下架子,甚至向他索要样本。尽管在提供援助上没有实质性的结果,霍瓦特将军同意伍连德访问俄方医院,虽然他对中国方面能否控制这次鼠疫流行基本不抱希望。

  下午,伍连德马不停蹄地拜访各国领事,终于领略到国弱任人欺凌,俄国和日本的领事不由分说,依旧强调由本国独立负责防疫。法国的领事对此毫无兴趣,只有当他提起曾在巴斯德研究所进修时才应付几句。英国领事的态度更让他伤心,尽管他算是英国人,领事大人既不信任也不友好,完全不相信中国人有防疫流行病的能力。最后来到美国领事馆,心力交瘁的伍连德已经麻木了。

  美国驻哈尔滨领事是位哈佛大学毕业生,罗杰·格林是唯一通情达理的,尽管他也不相信中国政府控制鼠疫的能力,可是他理解目前的困境,起码能够听伍连德讲下去并愿意力所能及地提供帮助,让伍连德感到宽慰。此人后来出任汉口领事,亲历武昌起义,最后任职洛克菲勒基金会,负责建造协和医院和医学院。

  隔日伍连德来到当地俄国医院,负责人是年轻的犹太医生哈夫肯,著名医生哈夫肯的侄子。哈夫肯医生请伍连德和他一起穿上隔离服,但是没有口罩,然后一起往里走,等伍连德明白过来,他们已经来到鼠疫病房。里面有八个鼠疫患者,正在发着高烧。伍连德浑身发凉,他了解的情况这种病是通过呼吸道传播的!

  哈夫肯医生请伍连德用听诊器听肺部,伍连德尽可能侧过头去,不直接和病人面对面。在病房里面的十分钟里,伍连德紧张得能听得到自己的心跳。出来以后,哈夫肯看出伍连德的紧张,告诉他这里有他叔叔研制的杆菌疫苗,有十足把握不会被感染上的。伍连德欲说还休,他的话不会有人相信的,除非有血的事实,而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尽管铁路沿线俄国人很多,达十万之众,可是流行并不严重。伍连德认为,因为他们都是政府雇员,居住条件比较好,房间的通风也比较好。由满州里来的华人下火车后直接进入中国人居住区,很少在俄国人居住区停留。中国人的居住条件拥挤,因为气候寒冷,屋子里烧得格外暖和,屋里潮湿而且尽可能不通风,这种环境最适合鼠疫杆菌繁殖,和在人群之间传播。这种情况不仅在傅家甸,从满州里到山东,铁路沿线都是这样。而且年关将近,大批的山东人要返乡省亲。

  在一九一O年和一九一一年交接的时刻,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伍连德在异常艰苦甚至是四面楚歌的处境下为中国防守鼠疫的关隘。

  能够不守吗?

  守得住吗?

  其实人生就如同守关,不是能不能守,会不会守,而是敢不敢守,而是心中有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铁血豪情。


  三、当关

  1、三十六个小时能做什么?

  二OO三年春天,中国政府面临严峻的局势,迫使胡锦涛、温家宝、吴仪等人不得不全力以赴,共度难关。一九一一年初,清政府面临的局面要严峻十倍。

  东三省出现黑死病的消息随着电报很快传遍世界,在北京,东北的疫情每天从关外通过电报、通过逃难的人群传进来,紧张和恐惧在北京蔓延。驻华外交师团以自义和团运动以来所未见的强大的外交压力,迫使清政府尽管派遣更多的医护人员去东北。

  清政府在压力下只得全力以赴,可是当时的中国,哪里去找这么多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医护人员?清廷所能调动的只有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力量,加上直隶、山东和东北的一些医生。

  一月二日,第一批增援到了。来的只有一个人,北洋医学堂首席教授,法国人迈斯尼。望眼欲穿的伍连德喜出望外,因为两人都任职天津,过去相交不错。迈斯尼到达后,一头住进火车站对面的大饭店闭门不出,伍连德闻讯后连忙前去拜访。

  在饭店的房间里,迈斯尼脸色铁青,伍连德以为是因为旅途劳累。闲话少说,伍连德开始介绍他的发现、采取的措施。没想到迈斯尼根本就听不进去,因为他在1908年率队对唐山小规模腺鼠疫流行进行防疫,因此他认为现在还是灭鼠为主,何况在印度、香港等地都是这种情况。刚刚同日本医生辩论完的伍连德现在又得同法国医生辩论,而这个四十三岁的法国人自认为是中国的鼠疫权威。

  伍连德当时并不知道,在奉天停留时,不愿意让一个比他小十几岁的中国人指挥的迈斯尼要求东三省总督锡良任命他取代伍连德为东北防鼠疫总指挥,被锡良婉言拒绝了,请他先到哈尔滨看看再说。憋了一肚子气的迈斯尼看着这位三十岁的中国人侃侃而谈,心里的火再也按捺不住了。

  在争论中,伍连德试图用微笑缓急紧张的气氛,而迈斯尼越说越激动越走越近。突然,他双手高举摆出一副要掐死伍连德的架式,大喊:“你,你这个中国姥竟然敢嘲笑我,顶撞你的上司?”伍连德怎么也想不到两名医学专家的学术讨论发展到这个地步,他礼貌地回答:“对不起迈斯尼医生,我本来以为我们的谈话是友好的,可是现在不能进行下去了,除了报告施肇基以外我别无选择” 。

  伍连德离开迈斯尼的房间,回到自己下榻的饭店,在房间里草拟了一份发给施肇基的电文,说明了这次谈话的情况,最后请辞。

  一天过去了,北京没有回音,又过了一夜。电文发出去三十六小时后,北京来了正式电报:免去迈斯尼参与鼠疫防疫的任务,伍连德继续主持东北鼠疫防疫。

  三十六小时,难道北京不知道鼠疫前线分秒必争?每一分一秒都是生命。这三十六小时里面,北京发生了什么事?施肇基,还是施肇基,这三十六个小时是怎样渡过的?

  伍连德无从知晓,施肇基在早期回忆录里只字未提,但是,这三十六个小时一定是非常的紧张。

  一生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的施肇基毕生贡献给中国外交事业,巴黎和会时在国内五四运动的鼓舞下,和顾维钧等人毅然辞职,拒签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后来参与联合会成立,一生建树颇多,其中最不为人知也最大的就是在东北鼠疫流行期间作为伍连德的坚强后盾。

  每一个英雄的背影里面都隐藏着另外的英雄,是他们默默地支撑着英雄前进。伍连德在回忆东北防疫时,把功劳归功于施肇基,正象施肇基在回忆录里热情赞扬伍连德,只字不提自己一样。伍连德认为,如果没有施肇基这位不推卸责任,勇于担当的上司在北京做后盾,他是不可能完成这个使命的。

  担当只有两个字,可是字字千钧。是施肇基一力推荐伍连德,如果伍连德失败失误,将连累他轻则丢官重则掉脑袋。而这个时候,俄国、日本、法国的专家都认为是腺鼠疫,只有伍连德一个人坚持是肺鼠疫,这牵扯到防疫的具体措施。

  满清当年弱国无外交,东交民巷来的压力如山,伍连德和迈斯尼矛盾不可调和,牵扯到军队内部陆军和海军的关系,牵扯到外务府和军方的关系,还牵扯到清政府和洋人的关系。施肇基一个人要周旋于洋人、将军、大臣和满清王爷之间,三十六个小时,施肇基一定催生白发。他成功了。

  这种担当现在有吗?施肇基和伍连德一样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伍连德重新开始后加紧工作,此时局势更为严峻。哈尔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死亡达到五十人,在没有更多的增援的情况上,伍连德对此无能为力。恰恰在这时,被免去防疫任务的迈斯尼身染鼠疫。

  一时间哈尔滨那支小得可怜的防疫队伍军心涣散。


  2、那些死去的还有人记得吗?

  得知自己的任务被解除以后,迈斯尼马上私自跑到俄国医院,和伍连德的情况一模一样,在没带口罩的情况下在同一间病房检查了四名病人,三天以后,一月八日出现头疼发烧等症状,一夜未眠。哈夫肯医生得知后马上将他接到俄国医院,此时已经高烧不退,咳中带紫血,细菌检查发现鼠疫杆菌,抗鼠疫血清治疗无效,一月十一日去世,离访问鼠疫病房仅六天。

  事实要靠鲜血和生命来证明,伍连德的话终于令人相信了。

  因为一个知名的医生死于鼠疫,当地中文和俄文报纸进行了详细的报道,俄方对大饭店进行彻底消毒。一个中央政府派来防疫的高级专家都死于鼠疫,现在哈尔滨没有人安全了。

  伍连德一下子成了中俄日三方的唯一支柱,等他终于有时间回到实验室,那个日本医生不见了。也许是因为害怕,也许是因为伤了大和民族的自尊,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受震动最大的是这几天陆续赶到的医疗人员,包括一月四日到达的迈斯尼的两名下属、一月六日到达的协和医学院的吉布医生、和方擎率领的十名陆军军医学院学生,这些人刚刚赶到哈尔滨便发生这个悲剧。

  现在各方面唯伍连德马首是瞻,后几批援军也陆续到了。从总督巡抚到道台,要钱出钱要人出人要兵派兵,俄国方面也积极配合,伍连德现在是肩负天下兴亡。他首先稳定军心,严格制定防护规范,并开会决定实行以下措施:

   1、将傅家甸分为四个区,每区派一位高级医生,陪备足够的助理员,挨户检查。发现患者,马上送往新建的防疫医院,亲属送往隔离区,进行消毒,情况每日上报。

   2、配备警察协助挨户检查。

   3、从长春调一千一百六十名官兵协助维持秩序,严格控制人员出入。

   4、培训六百名警察协助医务人员进行鼠疫防疫。

  以上措施在紧锣密鼓中落实,后几批增援也到了。包括协和医学院的阿斯普兰德医生和斯坦豪斯医生以及三名学生、陆军军营学堂的侯医生以及十名学生、以及其他各单位派来的十四名医生,伍连德现在可以施展身手了。

  当地政府也开始十分重视,道台于泗兴提供资金和房屋,吉林巡抚陈昭常也率领省里官员前来视察,要求所有地方官员无条件听伍连德调遣。陈昭常带到哈尔滨的随员中,有一位后来鼎鼎大名:廖仲恺。

  可是局势依然越来越糟,死亡人数从每天四十,到六十,最后达到一百八十三人。伍连德和医疗人员在失望中顽强坚持。此时,他突然发现还有更危险的因素没有考虑到。

  一月底,伍连德来到坟地,眼前的情况令他目瞪口呆。由于死亡人数太多,没有足够的人手,加上天寒地冻挖土困难。大批的棺材就停放在露天,由于都是政府提供的廉价棺木,死人的肢体露在外面。他粗粗一数,足有两千个棺材。由于哈尔滨的冬天十分寒冷,鼠疫杆菌可以在室外存活好久,这个坟场就是鼠疫杆菌的天然冷藏柜。而且一旦有老鼠出没,鼠疫就可以传给老鼠,再有老鼠带到全城,他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会化为乌有。

  伍连德把当地的所有官员请到坟场,看一看这个令人吃惊的场景。他建议马上火化尸体,可是在一九一一年的中国,甚至当时的世界,人死入土为安,怎么可能焚烧?伍连德建议上报朝廷请求批准,在场的所有人一致同意。伍连德给北京发电报请朝廷下旨,同样的电报抄送陈昭常,上面有所有地方官员和名流的签名。在这个可以说是最不可能的建议上,这些官员士绅们无一退缩地和伍连德站在一起,共同承担道德上的责任,今天想起来,依然能让人热血沸腾!

  电报发出去了,大家望穿秋水。一天过去了,毫无音讯。又一天过去了,还是毫无音讯。

  伍连德他们已经绝望了。

  你有没有经历过绝望?你是否有勇气在绝望中执着?


  3、冥冥中或许是天佑中华

  第三天下午,外务府来电,圣旨,照伍连德的建议办。这时正是年三十,一月三十日。

  满清政府在这次鼠疫大流行中尊重专家建议,甚至冲破世俗偏见,所表现出的开明,在今天看来也令人钦佩。

  伍连德火速召集二百名劳工,于次日早上开始准备,每一百个棺材一堆,一共二十二堆浇上煤油。中国农历大年初一,下午两点,医疗人员和官员们被邀请来观看历史上第一次大型焚尸。焚烧一连进行了几天,一里方圆的棺材才焚烧干净。在俄国人居住区和长春也同样采用焚烧的措施。

  新年了,傅家甸两万多人生活在鼠疫的恐惧之中,整个地区毫无生气。为了振奋人心,鼓励大家,伍连德让民众大放鞭炮,爆竹声声,傅家甸一个月以来总算有些人的气息。

  而恰恰是在这焚尸的火光和爆竹声交织的正月初一,一月三十一日,鼠疫死亡数第一次下降。连伍连德本人都感觉:难得是天意?难得冥冥中天佑我中华?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医院和隔离区内进行严格消毒,包括人员进出和信件报告,四个区佩戴帮不同颜色袖标,不得相互走动,彻底杜绝了傅家甸和外界的来往。从一月三十一日起,死亡率逐日下降。一九一一年三月一日这个伍连德终生难忘的日子,哈尔滨第一次无人死于鼠疫,鼠疫的流行中心被成功控制了。

  据不完全统计,仅在哈尔滨,因公殉职的有一名医生,就是法国人迈斯尼,一名医学院学生、四名护理人员、五十三名警察和救火队员、六十九名救护人员和六十三名士兵。其中护理人员和救护人员死亡率最高,分别为百分之四十四点四和百分之四十六。两个月内,其惨烈只能用前赴后继来描述,那些捐躯的人们还有人记得吗?

  中国从来不缺少英雄,在每一个需要的时刻,都留下平凡的人们的慷慨悲歌。伍连德记下了其中几位。徐世明,二十六岁,在傅家甸新建的鼠疫医院工作。尽管很好地按规定防护,可是由于一个被感染而未发病的医院杂役给他倒茶时咳出的血溅到茶内而感染,于二月八日与这个杂役同日病故。在发病以后徐世明依然坚持工作,直到伍连德强迫他休息。

  刚从苏格兰在奉天的苏格兰长老会使团医院的医生杰克森负责在山海关和奉天之间的拥挤的三等车厢中发现病人、将他们暂时隔离在车站肮脏而空气污浊的小旅店,然后一起送回奉天的隔离病房,这期间要密切监视以防病人逃跑。杰克森于一月二十三日发病,二十五日病故。发病那天他刚刚完成遣送几百名患鼠疫的劳工到奉天鼠疫医院的任务,就在那天晚上,超过一百名患鼠疫的劳工从医院逃跑,一周以后奉天鼠疫死亡率突然暴增。这便是依旧出现在政府网站的“哈尔滨市百年大事记”里面所谓:“对工人进行所谓的身体检查,以防疫为名,迫害中国人”。

  随着居民的逃离,这种可怕的瘟疫也随之蔓延到东三省,乃至天津、北京和济南。清政府完全采纳伍连德的建议,东北至京师的沿线设立了层层防疫站,直隶保定防疫局、邮传部、步军统领衙门在保定、长辛店、通州等地也设立了防疫站,对来往车辆随时查验。在京师各关厢外设检查站,对于来自疫病发生地的步行者,勒令先在关厢住宿,待实行检验后,始准入城。

  北京城内,卫生警察队在内外城广泛地发布告示,宣传防病防疫,动员市民清扫卫生,捕捉老鼠,杜绝病源。由卫生警察队督饬清道夫役,认真扫除街道、清理垃圾,消灭老鼠,并由卫生警官随时稽察。在内外城分设临时防疫事务总分局四所,于永定门外设防疫室、隔离室、防疫出诊所。内外城官医院添置防疫药品、器具。并要求在京的外国医院改为时疫医院,接纳病人。

  北京实行疫病报告制度,凡内外城有患病者,立即报告防疫事务局,立即派医生前往检验。如果发现有嫌疑,立即将病人送往防疫病室,原住房屋封闭消毒,并将该处阻断交通,家人和邻居送往隔离室染。这期间病故者,也必须经医生检验与鼠疫有无关系。严密防止间接传染。旅店饭馆茶楼市场等场所,都令卫生警察逐日检察。

  在直隶特设临时防疫局,患病的百姓,统由卫生局办理。由绅商们设立的临时防疫会等捐资辅助。省会保定,也特设临时防疫局,专省城防范,附近各府州县遇有疫情,即由临时防疫局派医生前往处理,并要求所属防疫专局严加处理。

  经过严密的防疫措施,北京天津的疫情的情况大为好转。保定因防疫措施得当,没有发现染疫之人。由于阻断了疫区的交通,各种防疫措施处理的好,使直隶疫情不十分严重,上海基本上没有出现疫情。

  在不到四个月之内,一次死亡人数达六万之多、震惊世界的烈性传染病,竟然销声匿迹,使指挥这次防疫的伍连德名扬环球。

  和许多海归一样,伍连德也是回来做官的,应该说也是冲着高官厚禄的。但是在国家人民需要的时候,他没有退缩。国家高官高薪养士,为的就是用士一时。可惜现在我们有太多的谢天宝,太少的伍连德。与当今这些也以国士自居的学者们相比,一夫当关的伍连德所做到的就是实践了一句话:人以国士待我,必以国士报之。

  关,就在那里,刀,便在手中,就看你是否敢当。


  四、封关

  1、那桂冠闲了一千五百年

  一九一O—一九一一年的冬天惊心动魄,防疫鼠疫过程中每一个措施如果失误的话就会全盘皆输。在伍连德率领下,那支临时组建的防疫队伍在疫情中心哈尔滨傅家甸付出巨大牺牲,直接接触病人的护理和救护人员最为惨烈,将近一半人员殉职。这些无名英雄生命的代价,就是在不到两个月内完全控制了疫情中心鼠疫的流行。

  在这期间,清政府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在整个华北按伍连德的建议进行防疫,成功地控制鼠疫的扩散。俄国方面也积极配合,在阻止鼠疫在俄人居住区流行的同时,控制鼠疫经西伯利亚铁路的传播。其他各国包括日本对这次流行也十分重视,在华的外国医生和医学生,更是义无反顾志愿去疫区参与防疫工作,多人殉职。当地的中医也勇敢地主动医治鼠疫病人。这一场从西伯利亚到上海南北几年里的国际抗鼠疫行动,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成功的传染病控制行动,至今控制未知传染病的办法依然是参照伍连德的方案。

  伍连德,这个在那一刻为半个世界目光所关注的不知名的军医,因为在这几个月中沉着冷静,判断准确,领导有方,只手擎天,随着鼠疫流行的消失而名扬环球。

  一九一一年三月初,正在哈尔滨继续指挥防疫的伍连德收到施肇基电报,清政府决定在四月初奉天召开国际鼠疫会议,请伍连德立即移交工作,赴奉天筹备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学术会议。伍连德连夜召集会议,决定由此前成功主持长春的防疫工作的北洋医学堂校长全绍清接任防疫总管。

  伍连德随即赶到奉天筹备这次国际会议,不久施肇基也从北京赶来,担任会议总负责。四月二日,万国鼠疫研究会议(International Plague Conference)在奉天召开。日本、英国、美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奥地利、墨西哥和中国等十一个国家的微生物学权威参加此次会议,伍连德当选为 主席,因为发现鼠疫杆菌等致病源被称为亚洲微生物学第一人的北里柴三郎任副主席。

  除了在奉天开会以外,科学家们还带领的试验设备,实地进行研究验证。各国专家对东北抗鼠疫行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人被称为鼠疫斗士。当时全世界的鼠疫专家,包括发现鼠疫杆菌而以东方巴斯德自许的北里柴三郎,都衷心地把这个桂冠带到伍连德头上。将近一百年,再没有第二个人敢用这个称号。四十八年后,伍连德自豪而坦然地用它作为自传的名字。纵观一千五百年人类抗鼠疫历史,这个称号伍连德当之无愧。

  清政府论功行赏,伍连德功在社稷。一九一一年四月,学部奏请给医官伍连德医科进士学位:“该员在英国堪伯里志(剑桥)大学校内之意孟奴书院肄习格致医学,光绪二十五年毕业,考试取列优等,得学士学位,又往法国巴黎帕士德学校肄业,得有硕士学位,三十一复得博士学位,又赴各地研究霍乱各病症并著有医学各书等因……于研究情形极有心得,为英美医员所赞赏,声名籍甚”,奏请赏给医学进士学位,得旨依议。

  有趣的是,张冠李戴的清朝学部官员还真有特异功能,伍连德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六年两次主持防疫霍乱流行,只是那时候已经没有清王朝了。

  五月初,朝廷授伍连德陆军蓝翎军衔并在紫禁城接受时为摄政王的醇亲王的接见,而后被任命为外务府总医官。俄政府封赐他二等勋章,法政府亦给予荣誉衔。

  在北京期间,他受到负责内政的肃亲王的召见。一年前,肃亲王刚刚审理完汪精卫谋刺摄政王一案,说明摄政王对汪精卫从轻发落。曾欲慷慨歌燕市的汪兆铭,最后成了汉奸,白白辜负了少年头。

  伍连德回国时,肃王儿子在香港学习英文的老师林文庆是伍连德的连襟,曾写信请肃王关照伍连德。上次在京谋求任命时,他也拜见过肃亲王。在这次抗鼠疫行动中,肃王对伍连德支持很大。此次再见面,肃亲王希望伍连德留在北京,出任卫生署署长,负责全国的卫生和医院。

  伍连德谢绝了这个任命,当时他希望能够专心与医学研究,特别是鼠疫研究。他要重返哈尔滨,因为他知道鼠疫的关隘还没有封住,鼠疫还有卷土重来的可能,他要回去封关。


  2、那柄剑磨了十年

  一九一一年五月的第二周,伍连德以外务府总医官的身份回到哈尔滨,陆军军医学堂协办的职位依然保留。

  回到哈尔滨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和海关一起制定了建立北满洲里鼠疫防疫局的方案。总部计划设在哈尔滨,在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处设立分支。计划完成后,先上报外务府,然后由驻华外交使团批准。因为这个方案要使用海关收入,根据辛丑条约,庚子赔款要从关税及盐税中扣付,那笔巨款经过十一年还远远没有还清。

  在此期间,伍连德来到满洲里,实地考察了土拨鼠的捕获情况。走访当地的旅店,获得了宝贵第一手资料。就在他返回哈尔滨等北京回复的时候,流言四起,在俄国境内土拨鼠大批死亡。刚刚放下心来的东北又开始恐慌,伍连德又一次处于风暴中心。

  正因为这个流言,地方官员赶紧在哈尔滨到满洲里地区建立鼠疫医院,鼠疫防疫局的经费暂时解决了。伍连德火速返回满洲里,会同俄国专家一起进行调查。尽管中俄双方早就下令禁止捕捉土拨鼠,可是偷猎现在十分严重。而且为了逃避关税,走私猖獗,控制起来非常困难。伍连德随即进入俄国境内进行调查,并深入蒙古草原,风餐露宿。他发现在俄方自一九O五年起就有散发的鼠疫病例,证实了他的推断,鼠疫是从俄方传过来的,而且他认为鼠疫可能自古就存在于中亚大草原上。这次调查的结果当年八月由他在伦敦的国际医学大会上发言并发表在著名的LANCET杂志,成为伍连德第一篇重要研究论文。

  伍连德返回中国后,继续在哈尔滨抓紧鼠疫防疫局的建设。武昌的枪声响了,远在哈尔滨一心在鼠疫防疫上的伍连德没有太过关注,慢慢地京城也有动荡了,已经把家安在北京的伍连德有些担心。正在这时,朝廷下令他和驻德公使梁镇东,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组成三人代表团,赴海牙参加国际鸦片会议,签署了国际鸦片公约。就在他返回中国的途中,中华民国诞生了。伍连德一下子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他是清朝的公派人员,现在那个朝廷不在了。

  最后梁镇东掏腰包给他卖了一张西伯利亚快车的二等车票,正是在这次旅行中,他遇见了一位皮肤黝黑不会说一句中文、英文也有口音的来自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打算去中国发展的华裔律师EUGENE ACHAM。在十天的旅行中,两人成了好友。回京后,伍连德不仅向时任民国交通总长的施肇基推荐,还根据发音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这个名字后来为袁世凯所恨、为孙中山所喜、为蒋介石所嫉妒、为日本人所痛恨,曾任京报主编、孙中山英文秘书、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死于日本人的软禁、为新中国承认为烈士而归葬八宝山:陈友仁。

  民国以后,伍连德继续抓紧鼠疫防疫局的建设。这时才得知驻华外交使团否决了鼠疫防疫局的经费预算。外交部不愿接手,他自好自己活动。他走访英法美德领事,费劲口舌,最后终于获得他们的同意,鼠疫防疫局经费每年审核一次,直到一九一七年,鼠疫防疫局的长期预算才落实下来。这次的经历使伍连德深感仰人鼻息的苦痛,也是促使他力主收关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九一三年六月,伍连德终于和袁世凯见面了,距离袁邀请他出任陆军军医学校协办已经六年。袁世凯聘请他为大总统侍从医官之一,但是不必待在北京。伍连德继续在哈尔滨等待,等待着下一次鼠疫出现。几年过去了,除了一些零星的病例,没有鼠疫大的流行,人民开始松懈了,可是伍连德没有,他认定鼠疫一定会卷土重来。

  一九一七年底,山西鼠疫流行,伍连德奉命赶赴现场,负责防疫。由于有上一次的经验,这场夺去一万六千人生命的鼠疫很快被控制住。

  一九二O年底,预料中的鼠疫第二次爆发终于出现了,这对伍连德所建立的鼠疫防疫系统是个真正的考验。十年磨一剑,就在这时出鞘。和十年前流行整个东北以至华北,死亡六万人相比,这次流行仅仅限于西伯利亚和北满洲里,死亡数为六千五百人。

  几百年一次的鼠疫高峰,就这样被封住了。防疫人也付出了惨烈的代价,除了第一次抗鼠疫时的前赴后继,第二次抗鼠疫依然有牺牲。伍连德的助手之一、协和医学院毕业生、主管逐户检查的阮德毛医生于一九二一年二月殉职。伍连德也经历丧子之痛,三子伍长明六个月时在天津去世,当时他正在西伯利亚调查鼠疫。

  要想收获就得付出,每一次成功都有代价,都有默默无闻的英雄。


  3、要封的还有别的关

  鼠疫是国家规定的甲型传染病,俗称一号病。这一类传染病还有一个二号病,那就是被称作十九世纪世界病的霍乱。霍乱这个词自古有之,原来是指急性腹泻。十九世纪因为通商的缘故,霍乱弧菌引起的死亡率极高的急性肠道传染病传人中国,共计四十六次流行,其中十次大流行。从此霍乱这个词就成为这种烈性传染病的专用名词。日本侵华时候,日文根据英文音译的“虎烈拉” 更为抽象、更为恐怖。

  一九一九年八月,哈尔滨出现霍乱病例,是由去上海的人带来的。从一开始的几例,很快就扩散开来。正值夏天天气炎热,霍乱传播很快。如果在过去,疫情肯定如脱缰之马。正因为有鼠疫医院,在霍乱开始时便及时收留病人。

  哈尔滨的霍乱流行持续上升,8月15日单人死亡创新高为227人。日本方面由于在哈尔滨没有相应的医院,只好求伍连德,将部分病人送到鼠疫医院。由于鼠疫医院防护措施好,治疗及时,死亡率仅在百分之是十四,另外一家新的霍乱医院病人死亡率为百分之十八。而日本医院为百分之五十六,三家俄国医院为百分之三十三、百分之五十八和百分之六十七。如此显著的差异让俄日双方不得不虚心学习。

  这场十三万五千人染病,死亡四千五百人的霍乱,使伍连德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下两场大霍乱的防疫打下了基础。

  一九二六年,霍乱在远东大规模流行,由于建立了早期预防措施、居民和医疗人员密切合作、中日机构的合作、对病人及其家属的教育以及气候的原因,整个满洲里地区死亡一千五百人,哈尔滨死亡仅二百八十人。此次中方医院死亡率百分之十七,俄方医院分别为百分之三十五和百分之六十五,日方的病人全部送中方医院。这次霍乱的防止中病死率的再一次显著差异,显示了鼠疫防疫局的优势,使日俄彻底服输。

  一九三二年霍乱又一次大流行,全国二十四个省的二十三个、三百六十六个大城市的三百一十二个出现病例,将近十万万人发病,死亡三万一千人。此时在上海任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的伍连德负责上海 防疫。此时上海有超过三百万人,从五月底到九月底,经过四个月的不懈努力,上海的霍乱死亡率仅百分之七点四。值得一提的是,英法租界里面的外国人的病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三十。事实再一次证明,在伍连德领导下,中国方面利用现对落后的医疗设备,处理数倍甚至数十倍的病例,取得了洋人医院所不敢想象的成绩。

  这些铁的证据,使当时的中国烈性传染病防疫工作和伍连德本人站在世界的前列。这些被遗忘的历史在重新被发现的时候,不知能不能让现在那些自以为是的科学家们惭愧?

  每个人都在等待机遇,都渴望成为英雄。可是真正的英雄要敢于担当,肯踏踏实实的努力,以为祖国为人民效劳为最大的乐趣和毕生的目标。

  就传染病流行来说,每个时代都有挑战,都有要封的关。封关,不仅仅是靠着一个劲地喊狼来了,不仅仅靠先进设备、足够的资金和人力,更要靠主事者的信心、勇气和责任感。从伍连德以降,中国一代代的防疫人就是在简陋落后的条件下,靠着信心靠着勇气靠着责任感,一次又一次地慷慨封关。而这种薪火相传已经被物欲横流取代了,这才有萨斯的关封得那么艰难,那么兴师动众,倾一国之力。

  下一次封关,我们还能有另一个伍连德吗?


  五 收关

  1、奠基

  一九一六年五月,伍连德被紧急召入京,和其他大总统侍从医官一起为袁世凯治病。大总统府里乱成一团,这群医官里面只有两名西医,大多数是中医。这个说内火上升,那个说阴阳失调,第三个说肾衰,伍连德作出的尿毒症的诊断但是治疗上不用他。袁家每个夫人都能发表意见,最后袁的马夫也要说几句。各种药凉的热的包括寒食散都用上了,这样的结果只能早早给袁世凯送终。

  黎元洪继任后,伍连德依旧被任命为大总统侍从医官,主要经力还是放在东北鼠疫防疫局上。

  伍连德本人对中国的医学教育一直非常的关注,一九一三年参加早伦敦召开的国际医学大会和在水牛城召开的国际学校卫生大会后,他向民国提交“中国医学教育”建议书,其中包括建立国家医学会。经过两年的筹备,中华医学会成立,颜福庆任会长,伍连德任秘书。一九一六年举行的中华医学会第一次大会上,伍连德被选为会长。并在第二届大会上连任。

  中华医学会迄今已经二十三届了,其纯学术的性质慢慢地变成严重的官方色彩。头几任会长可以说实至名归。颜福庆是耶鲁医学院毕业的亚洲第一人,在医学届桃李满天下。伍连德之后,后面几位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部出身的沪上名医:俞凤宾、刁信德和两次为陈赓秘密治重伤、有中国医界之柱石之称的牛惠霖。然后是曾任协和院长、卫生署长、为梁启超主刀切肾的刘瑞恒,有中国生命科学之父之称的林可胜,骨科专家牛惠生,曾任人民医院首席医师的林宗扬,药理学鼻祖朱恒璧,预防医学专家、曾任卫生部长的金宝善,外科学的先驱者沈克非,公共卫生学家朱章赓等。

  一九一三年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来华考察,伍连德受外交部派遣陪同,这次考察的结果是次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派委员会来华考察了十七所医学院校和九十七家医院,随后开始协和医院的筹建。协和医院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十九日正式开张,伍连德在开幕式上做了关于满洲里鼠疫流行的报告。

  早在出任陆军医学堂协办时,伍连德就多次赴北京请求清廷拨款建立现代化医院,然而三年的努力还是白费了。直到主持东三省防疫时,伍连德才得以按自己的打算组建新式医院。先后建立的鼠疫防治医院包括哈尔滨医院、三姓医院、大黑河医院、满洲里医院、同江医院、营口医院。一九二二年受张作霖委托在奉天建东北陆军医院,此外还有齐齐哈尔市民医院。

  一九一五年开始,伍连德负责筹建北京中央医院,于一九一七年落成,是中国人自己兴建的第一所综合型大医院,芝加哥现代医院一九一七年四月刊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所医院就是现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除了医院以外,伍连德还积极建立现代化医学院校,其中在一九二六年建立的哈尔滨医学专科学校,后来和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合并为哈尔滨医科大学。

  伍连德回国伊始,就对中国医学史很有兴趣,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医学史的先驱,一九三二年他和王吉民合作的“中国医史” 出版。

  伍连德从一九一一到一九三七年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除了东三省防疫成功后获得清廷以及俄法的奖励和勋章以外,一九一五年获香港大学颁发荣誉法律博士,一九二二年获上海圣约翰大学荣誉理科博士。一九二三年作为交换教授去日本、成为在日本的首位中国人交换教授。一九二四年获洛克斐勒基金会奖学金,赴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于次年获公共卫生硕士。一九二六年以肺疫论文获日本帝国医科大学荣誉医学博士、系首位非日本人之得主。

  在那个年代里,有一批真正的中国人,脚踏实地,一砖一瓦地搭起中国现代医学的大厦。


  2、禁毒

  早在槟榔屿时,伍连德就冒着风险领导马来禁烟运动,得罪了毒品贩。殖民地当局搜查了他的诊所,硬说发现的少量病人止疼用的鸦片是毒品,伍连德据理力争,最后还是判定他无证购买鸦片,处罚一百元。这件事使身为华裔的伍连德在自己的家乡感到压抑和无助,促使他毅然接受袁世凯的聘请,报效祖国。

  祸福相依,如果没有毒品贩子的反扑,中国也就不会得到伍连德这位国士。以其说施肇基、袁世凯礼贤,不如说是天赐英才。

  一九一一和一九一二年伍连德两次发表中国出席国际禁毒大会,开始关注中国的鸦片问题。

  鸦片战争是近代中国走向衰败的开始,到二十世纪初,在全球舆论的压力下,特别是一九一一年全球禁毒公约签署以后,英国这个鸦片生产大国不再明目张胆地向中国出口鸦片,可是英国的鸦片还是源源不断地出现在中国。在有正义感的英国友人的帮助下,伍连德对此进行了调查。

  他发现,和一九一一相比,英国一九一四年鸦片出口增加了二倍半、从五吨半增加到十四吨,这其中主要是对日本的出口增加了七倍,从一九一一年的一吨半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十二吨,对其他地区的出口则下降了一倍,由一九一一年的四吨下降到一九一四年的二吨。这些鸦片经西伯利亚到达日本后,被分装并标成白粉和药物,然后经过大连、安东和台湾卖给中国人。

  伍连德在东北发现,满洲里几乎每一个日本药材商人都经营鸦片,按中国法律,贩卖鸦片处两年徒刑,可是日本人不受这个约束。每年冬天在黑龙江和吉林都能收集上千具吸毒者的尸体,监狱中的一半犯人身上有针眼。而日本商人从中获得暴利,六点二五吨鸦片的利润为八十四万英镑。与此同时,日本政府签署了全球禁毒公约,这就是我们所要效仿的东瀛。

  伍连德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动戒烟运动,在他的努力下,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中国政府宣布严禁鸦片。在正式生效期以前,在上海的犹太商人大规模囤积鸦片,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四日,中国政府花费二千四百万收购了这批鸦片。伍连德和陈遗范受命,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八日到二十七日之间在上海焚烧这批鸦片。这是继虎门销烟后的另一次大规模焚烧鸦片,显示了中央政府禁毒的决心。然而在山河破碎洋人为所欲为的年代,这些努力不过杯水车薪。

  一九一九年流入中国的鸦片比一九一一年增加五倍,这是法国、日本和瑞士政府幕后支持的结果。因为以上国家签署了全球禁毒公约,根据伍连德的结论,中国政府联合美国、荷兰、挪威等国上诉海牙国际法庭。但是,身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强国面前只能呼吁。

  无论怎么努力,鸦片交易还是蒸蒸日上。日本不仅从英国,而且从美国进口鸦片。天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港口都成了鸦片贸易中心。一九一八年流入中国的鸦片为二十二吨半,收益三千万。除极个别的以外,几乎所以的在华日本商人都在贩卖鸦片。为了掩人耳目,鸦片从伦敦到纽约,然后到旧金山,最后抵达神户。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从一九二O年开始种植鸦片。

  一九二五年十月在东京举行的第六届远东热带医学会议上,伍连德在做完关于鼠疫防治的报告后,又做了鸦片对公共健康的影响的报告,在介绍了鸦片在中国的危害以后,当着科学家的面,他质问为什么现在依旧宣传鸦片和喝酒一样危害不大或者说西方人喝酒东方人吸鸦片?他列举一次大战中国志愿者的例子驳斥了所谓禁止鸦片会造成劳动力缺乏的谎言,他指出正因为从印度到香港,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政府的主要收入是靠鸦片的利润,所以他们才大力宣扬诸如鸦片可以解除疲劳甚至鸦片虽然对西方人有害可是对 中国人有益的理论。他用自己在东三省防疫的经验说明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另外一种危害更大的毒品,海洛因已经进入中国北方。这种称为白粉的东西被加在香烟中,造成更多的瘾君子。最后伍连德提案建议与会的科学家共同努力限制毒品的流通。

  伍连德的提案获得各国科学家的支持,但是来自日本的一些科学家对此很不满意,因为正是他们的政府在大力支持对华鸦片和海洛因贸易,而这次会议恰恰是在日本举行。最后表决时日本代表退场,其他的代表一致支持,通过了伍连德的提案。

  南京政府成立后,伍连德继续努力,希望建立全国性的禁毒机构,彻底杜绝毒品在中国的流通。可是在那个年代这些努力都成了空中楼阁,直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才彻底控制了毒品的泛滥,这也是暮年的伍连德对新中国大为赞扬的一个原因。

  半个世纪过去了,一度被消灭的毒品在中华大地死灰复燃,早已成了星火燎原之势。此时回忆伍连德这位中国以至亚洲的禁毒先驱,所能的唯有叹息。


  3、定关

  一九二八年底,伍连德应召前往南京,受到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召见,两人极力劝说他出任军医署长,伍连德坚持面见冯玉祥后做最后的决定。见面时冯玉祥也力劝他放弃在东北的鼠疫防治工作,出任这个要职。但是经过官场磨炼的伍连德看出蒋冯的不和谐,他不愿意身处两极之中,于是决定返回北京,听取夫人的意见,因为二十年来夫人的忠告是最切实的。

  回到北京后,他向夫人介绍了情况。夫人强烈建议他不要接受这个职务,而且先返回哈尔滨再递交辞呈。伍连德听从夫人的建议返回哈尔滨,从那里向南京递交辞呈,二周后南京正式接受了他的辞呈,改由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出任。这是继辞去肃亲王的清廷卫生局长后,伍连德又一次辞去国家卫生系统的正职。

  伍连德的担心不是多余的,一九三O年四月开始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果然爆发大战。中原硝烟弥漫,而伍连德竟然在这个乱世出任南京政府的官职,一九三O年七月一日出任国境卫生检疫处处长。于和平时期弃署长,于乱世任处长,伍连德为何作出不循常理的举动?就是为了收关定关。

  中国的现代国境卫生检疫开始于1873年,因为霍乱从南洋传入的缘故。当时在上海和厦门建立了检疫所,制定了检疫条例,可是这些措施根本不能控制霍乱的传入。除了这两个主要港口以外,在宁波、营口、天津、汉口也建立了小型检疫站。这些检疫所归海关,因此是控制在洋人手里。东三省鼠疫防疫局建立以后,伍连德除了在中俄边境建立检疫站以外,还接收了营口和安东的口岸检疫。而在他心里有一个愿望,从他进入中国海关那一天起,就是建立全国性的检疫系统,彻底从洋人手里收回检疫权。

  一九二四年在火奴努努举行的泛太平洋食品保存会议和一九二七年在香港举行的中华医学会大会上,伍连德两次提出国境检疫的问题。南京政府建立以后,这个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国联派专家来华就此进行实地考查,在此基础上,南京政府决定在上海建立全国国境卫生检疫总部,于一九三O年七月接收上海港国境检疫,制定检疫规范,以及相继收回其他港口的检疫权。

  一九三O年六月三十日,全国国境卫生检疫总部在上海落成,次日伍连德就任国境卫生检疫处处长,这一天中国人正式收回国境卫生检疫权。作为一个中国人,伍连德平生得意者以此两件为大,东三省抗鼠疫的封关和国境卫生检疫的收关。

  中国人收了关更要定关,不仅要把住关,而且要比洋人把得更好。从全国国境卫生检疫成立的那天起,伍连德便抱有建立世界一流国境卫生检疫的雄心。上海检疫所的检疫船的名字都很响亮:木兰、赵云、伍员、蔡鄂、岳飞、张飞。可是由于战乱,原定的第一年九万元经费分文未给,检疫处和上海所硬是靠检疫收费不仅维持日常运转,而且还添置新的设备和船只,设在吴淞的检疫医院也开始修建。

  继收回上海检疫所后,国境卫生检疫检疫处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陆续收回了各个口岸的卫生检疫所。一九三二年霍乱大流行时,伍连德率领上海防疫所负责上海防霍乱,上海的霍乱病人死亡率仅百分之七点四,远远低于其他城市和租界的水平。

  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国的国境卫生检疫从零乱弱小到正规强大,在抗战之前已经达到国际水平。这次收关,伍连德毕生引以为荣。一九九五年伍连德长女伍玉玲出版的纪念画册的封面,便是伍连德身穿检疫处长官服的照片。

  以伍连德之名气和机遇,他有多次机会可以做更大的官,可是都被他拒绝了。宁愿花了七年担当卫生检疫处长这个辛苦的小官。所谓国士,以国为重。

  今天,这些关早就在中国人手里,其条件和伍连德那时白手起家相比,不知强了多少倍。可是中国的国境把守得如何?疯狂走私中一个又一个的关长落马,原卫生检疫总局局长开除党籍!

  太平洋的海风吹不散灯红酒绿肉欲横流,落得徒有其关。


  六、闭关

  1、老兵不死,只是悄悄隐去

  九·一八事变时,伍连德正在东北进行每年一度的视察。从哈尔滨到丹东,走访各个口岸检查鼠疫防疫和国境卫生检疫。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他乘火车从丹东赴沈阳,火车到达长春以后,突然上来几个日本军人,将他强行带下火车,押到当地关东军司令部。

  三名日本军官和一名翻译马上对他进行审讯,作为一个国际知名而且在日本也享有盛名的学者,伍连德对这种遭遇十分惊讶。他告诉日本军官,自己是满洲里鼠疫防疫局局长,过去二十年里,日本控制的南满铁路一直赠送他免费车票,在东北所有的日本高级官员都知道他。而那名大烟鬼翻译则劝他承认是间谍,被他严辞拒绝。

  审讯持续了几个小时,从读书到工作,从家庭生活到科研论文,几乎方方面面都被问遍了。终于审讯结束了,他被关押在一个没有暖气、没有床的小牢房里。所幸他从哈尔滨穿来的外套还在,靠着这件外套,伍连德渡过了寒夜。

  第二天清晨,伍连德被带上火车,中午抵达沈阳。被带到关东军司令部后,又饿又脏的他终于得到一杯茶和一碗面。随后审讯又开始了,程序和昨天在长春一样。伍连德建议日本人去附近的南满医学院,那里的院长和许多教授都能证明他的清白,可是日本人充耳不闻。审讯结束后,伍连德被关押在地下室的一间牢房内。

  又是一个不眠夜。凌晨伍连德听到窗外丁丁当啷的声音,发现是一个工人在打水。伍连德灵机一动,托这个人去英国领事馆求救,因为他理论上也是英国人。他火速写了一个便条,拿出两块钱,请求那位工人将便条送到英国领事馆,这位不知名的工人慨然应允。

  工人走了以后,伍连德渡过了一生最难熬的几个小时。十一点他听到楼上发生争吵,中午他被到楼上,日本人告诉他抓错了人,他可以走了,不过在离开大连回上海以前,日本领事希望见见他。

  取回被翻得底朝天的行李,去英国领事观道谢,伍连德继续行程。来到大连以后,日本领事向他表示了歉意并保证不会再发生类似事件。伍连德登船返回上海,从此再没有踏进东北。

  回到上海以后,伍连德才知道,九·一八以后日本开始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而他在这个时候来检查防疫,自然成了关东军的眼中钉。虽然他被捕一事在关内无人得知,可是在伦敦却掀起风波,因为一位在南满铁路工作的澳大利亚人肯尼正好在同一趟车上,将此事电报伦敦。伦敦的报纸报道后,引起抗议。

  从此伍连德只能负责关内的防疫,日本人夺去的是他二十年的心血、当时世界上最完善的鼠疫防治系统,和最大的鼠疫样品库。

  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上海抗战中,检疫所在吴淞的医院毁于战火。山河破碎,年届花甲的伍连德考虑何去何从。

  最后,他决定暂时离开他服务了三十年的祖国,返回家乡避难。从此,世界少了一位科学巨匠,怡保市多了一位老医生。


  2、老兵不是战死沙场,就是老死故乡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伍连德返回槟榔屿,时隔三十年在怡保市重新开业行医。去时冠剑正丁年,伍连德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奉献给祖国,当年与发妻幼儿离乡,而今儿女成群,可是发妻却于这一年辞世,一回归来的是继室及其子女。一九三七年是伍连德的悲情年华。

  一九三O年伍连德从欧洲归来,结识了后来任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的林文庆,林文庆将自己的妻妹黄淑琼介绍给他,后来还向肃亲王推荐他,林文庆的长子林可胜后来成为协和生理系主任,也曾任中华医学会会长。伍连德和黄淑琼在新加坡一见钟情,可是伍连德的竞争对手很厉害。一个是除他以外,南洋殖民地获英皇奖学金的另外一名华人,新加坡名律师宋旺相。另外一位是房地产大亨陈伍烈。论事业论财势论信仰,伍连德在三人排末位。可是南洋名侨领导次女慧眼识英雄,与当时籍籍无名的伍连德定婚。

  黄淑琼返回福州,伍连德在新加坡从事研究,两人靠鸿雁传书,不幸黄淑琼两度患肺炎,直到一九O五年两人才成亲。黄淑琼对伍连德的影响极大,就是她极力动员丈夫回国服务,在中国三十年间,两人聚少离多,黄淑琼一个人抚养儿子们,艰辛倍尝。幼子在六个月时去世时,伍连德远在西伯利亚。二儿子十六岁时患肺炎去世。在北平社交界很受欢迎黄淑琼持家之外,对伍连德的事业帮助极大。因为幼年在教会学校染上结核,黄淑琼身体一直欠佳,疗养时用英文出版了四大美女,在西方获得好评。

  原以为只是暂时避难,没想到抗战八年。一九四二年日本占领槟榔屿,伍连德和故乡父老一起,不得不在日本的统治下忍气吞声了三年。这期间,长子伍长庚于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辞世。伍长庚生于槟榔屿,自幼随父母在上海、天津、北京流离,清华毕业后赴美英留学,获得英美名校学位后回国服务,成为防疫专家,几年后主持北京霍乱免疫时染结核,返回槟榔屿后辞世。

  抗战胜利后,伍连德再次踏上祖国的土地已经是一九四七年,距他离开上海回故乡已经整整十年。十年生死两茫茫,故人相见,老泪纵横。伍连德走访了上海等地,可惜东北内战正酣,他没能重返哈尔滨。抗战胜利,可是内战开始,伍连德谢绝了各方面的聘请,返回槟榔屿继续行医。

  七十岁以后,伍连德历经数年,完成了名为“鼠疫斗士” 的自传。该书于一九五八年出版,次年八十岁的伍连德在重返故乡行医二十二年后正式退休。

  一九六O年一月二十一日,槟榔屿邹新庆律卅九号Ⅰ,一位退休医生去世。

  怡保市的居民记得这位慈祥的老医生,对穷人经常分文不取。而从新加坡到伦敦,报刊上纷纷怀念一位曾经肩负从西伯利亚到上海甚至天下安危的人,不仅仅是曾经成功地战胜了鼠疫,不仅仅是以科学成就名闻天下,更重要的是能够象一个伟大的战士,在功成名就后默默地老死故乡。

  八十一岁的伍连德走的安详走的坦然,尽管他曾经服务的祖国没有忘记他,尽管他本人对新中国充满信心、早将在北京的故居捐献给国家、供中华医学会使用,可是他宁愿以一医生终老而没有回国享受光环。伍连德长于流行病学,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尽管他在科学上的成就和对人类的贡献比许许多多诺贝尔奖获得者要高百倍,而他的人品特别是他晚年时的作为和某位大师相比天地之别。

  一九八三年,由著名的流行病学家拉斯特主编的《流行病学词典》中,惟一的中国人就是伍连德。

  一九四四年印度鼠疫流行,人们想起了伍连德。

  二OO三年中国萨斯流行,人们想起伍连德,包括一次徒劳的保护伍连德故居的行动。

  在下一次惊慌失措、在下一次找借口的时候,让我们再一次想起他吧。


  二OO五年九月


  原载《天涯社区·煮酒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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