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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烧书辞职的前因后果

 

作者:栾中新

一九六六年的上半年,已经七十四岁高龄的郭沫若,忽然一改往日的凝重沉着,做
出了两个令世人瞩目的异乎寻常的举动。

其一是:一月二十七日,写信给中国科学院党委书记张劲夫,提出辞去有关中国科
学院的一切职务。

其二是:四月十四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扩大会议的讨论中,作出
检讨发言,说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
值”。

当时“文革”还未真正发动,社会状态和人们的心理都远未达到后来的紧张程度。
郭沫若何必惶惶然,举止失措,失去常态,又要“辞职”,又要“烧书”?

原来一九六五年的下半年,在中国的学术界发生了一场很有影响的争鸣,这就是由
郭沫若引起的兰亭论辩。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兰亭序》文和《兰亭序》帖都
是后人伪托的。

郭沫若的观点,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当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章士钊对郭沫若的观
点持反对态度,又有南京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
对郭沫若的观点提出反驳。但高二适的文章投到报刊后未被采用。高二适就把文章
寄给了章士钊,要求向毛泽东推荐。毛泽东收到章士钊的信以后,在七月十八日给
郭沫若写了一封信,推荐高二适的文章。郭沫若遵嘱把高文推荐给《光明日报》,
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刊出,并在《文物》一九六五年第七期同时发表。

另外,毛泽东还把复章士钊的信也一起寄给了郭沫若。信中有这么一段话:“各信
及指要(柳文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
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
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
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
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
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
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

毛泽东在信中对章士钊要进行世界观的批评,且属于阶级斗争问题,出语惊人,掷
地有声,是信中最有分量的部分。毛泽东向一位党外人士打招呼,要对他进行批评,
已属鲜见。又费周折把这封信送给郭沫若看,在让郭沫若知道自己对高文看法的同
时,却又有意无意地向他透露了另外一个信息,这实在是有些微妙。

当时“文革”正在酝酿阶段。一九六五年二月,江青就秘密窜到上海,与张春桥、
姚文元密谋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了。毛泽东也在不同场合说过“如果中央出了
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之类的话。郭沫若从毛泽东复章士钊的信里得到了信息,
这给郭沫若带来的心理负担是极为沉重的。

郭沫若是有过多次政治运动的经验的,他同别人一样清楚,每次运动都要揪出几个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一场未实现的“笔墨官司”,已经
使郭沫若的神经紧绷欲断。嗣后,出现了震撼全国的对史学家吴晗及其历史剧《海
瑞罢官》的批判,紧接着《红旗》杂志又点名批判了历史学家翦伯赞。这一切,使
郭沫若那紧绷欲断的神经再也不堪重负了。

再嗣后,郭沫若就在别人尚较平静的时候,就举止失措,做出了“辞职”、“烧书”
的惶惶然异乎寻常的举动。郭辞去中国科学院的一切职务,也包括了历史研究所所
长;在作“烧书”发言时,还说了“对我来说,是有切身的感受,说沉重一点,是
有切肤之痛。因为,在一般人看来,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
历史家。”在批判“文艺黑线”时,把“什么历史家”也拉在内,是文不对题,还
是心有余悸?“历史学者”在他的心目中已经变得非常可怕,成了不祥之兆!

摘自《中华儿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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