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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传续:《古拉格群岛》中译者、出版者访谈录



作者:陈小雅


中译本《古拉格群岛》初版 一九五三年的索尔仁尼琴


二OO八年八月三日,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俄罗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与世长辞。他的离去,使曾参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中的许多人感到失去了一位导师、楷模和朋友。为了纪念这位精神巨人,我将二OO六年一月和三月搜集到的《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和出版经过的有关访问整理发表,既是对索尔仁尼琴的追念,也是对我们共同经历的那个年代的缅怀。

我与《古拉格群岛》的中文译者田大畏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是中国著名戏剧家、《国歌》作者田汉和著名歌词作家安娥的长子,本人长期从事苏联文学研究并多次出访苏联,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二OO六年一月,为搜集中国“解冻史”素材,并请教苏联五十年代“解冻”与中国八十年代“解冻”的关系,我访问了田大畏先生。


《古拉格群岛》中文版翻译经过

陈小雅(以下简称“陈”):一九七O年,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它在自己的祖国却没有获准出版。但据说,这本书的缩微胶片被带到了出去,一九七三年在法国出版。您是该书的译者,您是什么时候,怎么会想到要翻译这本书的?

田大畏(以下简称“田”): 翻译《古拉格群岛》,是群众出版社主动找人翻译的。后来于浩成说是他的想法。我和他是华北大学的同学,而且是一起出来工作的。他那时候是群众出版社的社长。他们开始是想从英文翻译,找到北图。但他们找的那位懂英文的同志建议直接从俄文翻译,于是就找到我。

陈:《古拉格群岛》的中文版是1982年出版的。距它的法文初版只有9年,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刚刚开始不久,全书五十三万余字,你们也译得够快的……

田:实际上这个工作是一九七九年完成的。我和一个好友(陈汉章)共同翻译了上、中册,另一个同志(钱诚)翻译了下册。交稿后一度被搁置。后来胡耀邦批准每年出版一批西方社会科学的书,《古拉格群岛》被列入名单。到一九八二年才出来。作为“甲类”内部书发行,就是要登记购买者。其实后来也没控制住。作协四大,也就是被认为最“自由化”的那一次,群众出版社的人蹬了个三轮到会场卖,就没什么限制了。结果一版再版……


西方文化取代苏联文化的影响和地位

陈:八十年代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个特征,就是西方文化逐步取代苏联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和地位,但在“解冻”的开始,还有一个以苏联五十年代“解冻”文学为前导的时期。当时的文坛上,出现了一大批模仿苏联“解冻”文学的作品。您能否谈谈当时苏联文学在中国的处境?以及人们期望从中汲取的思想资源?

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研究和翻译苏联文学的工作开始活跃,成立了苏联文学研究会。对苏联文学,重新产生了好感。在我国“文革”浩劫之后,更感到人道主义之可贵。但有人(后来成为很有分量的人)反对,发生争论。一九八O年在哈尔滨开会,陈冰夷讲话肯定赫鲁晓夫的贡献,与会者对苏联文学的人道主义精神都是一致称赞的,哈尔滨文学刊物(好像叫“文艺百花”?)大胆登了详细报道,结果被查封。

在这以前译载苏联当代作品还有顾忌,如王金陵翻译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世界文学》上发表时,加了一个批判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的前言,说它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宣扬战争残酷,褒扬苏修忠实奴才等等。因此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说中国译载苏联作品是搞“曲线的反苏主义”。其实他们是被自己盲目的反华主义蒙蔽,看不到在中国出现的新的风向,不懂中国文学界翻译界的苦衷……

陈:您说的这个现象很有趣。由于种种原因,外界很容易把中国想象成“铁板一块”。如果这样,中国“解冻”时代的思想洪流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但实际上,中国不仅有自己的人道主义传统,而且在中苏交恶最严峻的时期,中国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表达仍然很顽强。有一篇叫做《关连长》的短篇小说,写于1949年11月。它讲述的是解放上海时,一位连长率领战士摧毁国军据点的故事。不巧这个据点是一所学校,房间里挤满了孩子。敌人想利用这些孩子作掩护,关连长得知这一情况后,决然放弃了炮队的支援,亲自率领战士逼近围墙,炸哑了敌人的机枪,保护了楼上满屋的孩子,自己却献出了生命。作品歌颂的正是战争中的人道主义精神,以后被改编成同名电影上映。

一九五七年,巴人、钱谷融、王淑明等人还在文艺理论界掀起过一场“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巴人呼吁文学艺术恢复人道主义传统。他指出:“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总是具有最充分的人道主义的作品。”这些呼声虽然遭到了批判,但它只不过是被压到了地下,一遇机会,它又会从另外的地方冒出来。以后,又出现了象《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这类人道主义题材的作品。最有趣的是八十年代中国思想界人道主义论战的两位旗帜性人物——周扬和王若水。1963年正式批判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全民国家”和“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等囗号,王若水是被“分工”批判“人道主义”的。当时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曾联合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刘少奇建议,单写文章不够,还要写小册子,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进行系统的批判。这个任务落到了日后另一位“起义”者——周扬的肩上。我想,正是这个机会,使他们得以收集古今中外的“人道主义”资料,并进行比较和研究,为日后的“起义”奠定了基础。


“文革”前出版一千O四十一本“灰皮书”“黄皮书”

为了进行这类批判,1966年以前,中共出版了大约1,041本专供高干阅读的图书,即俗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内部读物。其内容大多是社会主义思想阵营中“异端”的作品。文革的“破四旧”活动,使大量过去只限于高干阅读的书籍流散民间,成了知识青年思想解放的精神养料……对于这些不见于正式报刊的社会现象,外界无从了解,所以难免产生误会。

田:苏联的解冻,我觉得还有几方面的资源,一是前面说过的俄罗斯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这已渗入了普通俄国人的灵魂,始终未能改变。二是西方文化的影响,俄国领土大部在亚洲,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语言中,“欧洲的”与“文明的”是同义语,而“亚洲的”代表落后、愚昧与野蛮,如他们往往说“亚洲式的残忍”,“东方式的专制”。西方古典文化从来受崇敬,上世纪五十年代后西方(包括美国)现代文化涌入苏联势如潮水。三是被压制的文艺作品和文艺家的“复活”。小说家、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普拉东诺夫《切文古尔城》),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皮利尼亚克,女诗人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以及大量的文学、戏剧、电影方面大师级的人物的恢复名誉,成为受人热爱的新的经典,我读过和翻译过其中的几部作品,感到俄罗斯的文学长河是由他们延续的。在最严酷的年代里,这条长河变成了潜流,但从未中断。四是长期流寓国外的俄侨作家(作品)的“回归”。他们的水平和影响远非离开中国大陆的文艺家们所能比……

陈:看来,一方面是俄国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一方面是中共“以俄为师”的传统,一方面是中苏弊症的同构性,这三重因素,造就了一种现象,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必然要以苏联“解冻”时期的风格作为楷模……我的朋友中,以“中国的索尔仁尼琴”、“中国的麦德维杰夫”自任者,不乏其人,可见其示范效应。而您是这个过程最早的铺路者,却很低调……


文革末期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

二OO六年三月,经田先生介绍,我就同一个问题访问了归国不久的于浩成先生。

于先生一九二五年出生于一个革命家庭,一九四二年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工作,十七岁入党,建国后,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八十年代初期任公安部所属群众出版社社长。

陈:于先生,您是怎么想起要翻译出版《古拉格群岛》的?

于浩成(以下简称“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报告给我的震动很大,我开始研究苏联问题……

陈:当时是您个人研究还是工作条件许可?

于:合法地研究。文革前,党内就有斯大林问题研讨会,各个部都有人参加,我也参加了。当时,除了公开出书外,内部也在搞研究。有一本内部刊物,叫《政情研究》。文革结束前,我们就开始组织翻译《古拉格群岛》,文革结束后才出书。

陈:文革末期?在当时的中国翻译索尔仁尼琴的这本书,能被批准吗?

于:当时有一部分人支持,一部分人反对。胡乔木批示:“编号发行”。

陈:“编号发行”是什么意思?

于:就是每个买书的人,要登记姓名、单位、住址。

陈:听说在作协“四大”的时候,这本书引起了轰动?当时的情况是怎样的?

于:我是作协“四大”的特邀代表。我们出版社把书拉到大会,作协会员可以凭证购买,立即抢购一空……巴金当时在上海没有来,给我们写信要,结果张辛欣去送给了他。巴老还来信表示感谢。


问题不是“个人崇拜”,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

陈:七十年代末期,出了一批“灰皮书”,像《新阶级》这些,对一代青年的启蒙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您能不能谈谈当时出版这批书的背景?

于:群众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大字本的《新阶级》,是彭真让搞的。我写的序言。后来,领导说我的序言不能用。这篇文章后来在张显扬他们出的一本刊物上发表了。

陈:当时中共党内的“苏联问题研究”是一种什么状况?

于:关于斯大林问题研究,我们能看到各国党的讲话。我说,铁托的讲话讲得最好,问题不是“个人崇拜”,而是产生“个人崇拜”的制度。当时是党内一批,社会上民主墙一批。我当时讲,邓小平说:毛泽东讲,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法制,在英、美、法等法治国家是不会发生的。毛泽东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没有按自己的认识去做,所以才犯了文革的错误。我说,由此看出,邓小平并不反对西方民主制度“分权制衡”的原则。后来邓小平出来澄清,明确反对“三权鼎立”……

陈:是不是因为邓看了您的讲话以后,才发生有针对性的澄清的?

于:那倒不一定。因为后来引用他的这段话的人很多了……

陈:也可能这些引用是从您开始的,因为您一开始就明确提出了法治问题……


毛泽东讲:“要人治,不要法治”

于:那倒有可能。我最早撰文区别“法制”和“法治”的概念。毛泽东曾经讲过:“要人治,不要法治”……

陈:是吗?还真讲过这样的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

于:这句话没有收入毛的公开出版的著作和语录,《人民日报》当年有传达,后来我看到有一个材料,说文革中广州有个小报也刊出了,知道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毛大概是1959年对上海梅林罐头厂的一个批示这么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

陈:人道和法治,是现代文明的两块基石。现在有人说毛的主观动机如何如何好。但没有这两块基石,就不在人类文明——“先进文化”和“先进制度”——的大道上。



二OO八年二月,作者(右)与田大畏先生(左)一同看望于浩成先生(中)。(本文照片,均为陈小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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